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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什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的第一个本能就是要问：它的过去是什么，这种过去对今天的形势和未来的可能性有些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方法似乎有些道理，因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其术语、概念、计划和各种实现方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客观数据，而是源自人类的思想结构。我们用它们作为名词、模式和标签，去理解人类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革命时代以来所面临的形势，我们用它们来描述人类改善和改造社会的某些尝试。
最初，社会主义一词既没有政治性，也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特定方式。它与“共产主义”一词不同，后者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以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为基础，并且按照公有制的方式管理的社会，而且自巴贝夫之后不久，它还指实现这种社会的运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只是“社会的”一词的派生物，它仅仅指人的本性是社会的和合群的。它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才有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在那时，它成了社会和政治语汇的一部分，从英国和法国向外传播。当然，这些改善和改造社会的尝试过去已经在别的名词下存在了，虽然时间不太长，在英国，人们叫它“合作”（cooperation）或“合作社”（cooperative），在法国，人们则称它为“集体”（collective & collectism）， 后来又变成了“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 并以“互助制”（mutualism）一类的名词闻名于世。
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反资本主义性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从逻辑上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个人主义社会的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是合作和团结。这就使社会主义有了各种可能性，从为了社会利益而对自由放任经济做些许修正，到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可以归之于社会主义。在英国，这种初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含义直到19世纪末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出现之前仍处于核心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费边社成员认为他们可以不用做特别说明，就可以使工党转向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最初并没有政治含义，在这里，它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再次体现出来。它既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任何有效的权威来建立，但它最可能由自愿共同体来建立。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当人们提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说的是由自愿协会、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互助的和集体的行动建立的社会主义。后来，工人运动遵循雅各宾派的民主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集体的政治行动道路，直到这时，社会主义才与夺取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自然而然，国家也就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但要记住一点，这些社会主义实践的目标主要并不是建立一种特别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组织形式。按19世纪80年代一位反社会主义的智者约翰·雷（John Rae）的话说，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要求社会正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与那些建立乌托邦的自愿组织不同，在一战后实际掌握政权前，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极少设计他们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行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享有拒绝设想未来的美德。考茨基说的一番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社会主义政党只能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出积极的设想，超出这一切的建议与事实无涉，它们大多源自想象，因而都是些幻想和梦想。”在1917—1918年以前，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就是将资本主义颠倒过来，那样一来，坏的东西就会变好，具体的细节无关紧要。即使是为未来操心的人，如费边分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社会化的经济实际将怎样运转。它一定会比资本主义更有效，这是符合理性的。
事有凑巧，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本身似乎也在证明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从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它经历了两次战争、两轮民主和社会革命，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而消亡，人类社会的三分之一脱离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政治体制——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到处被推翻，到1940—1941年间，只有美洲、澳洲和欧洲的边缘地区仍保存着这种制度。犹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这样看来，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要优越于它。今天，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对我们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但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国家倍受折磨的大衰退。
社会主义者是被迫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含义进行探索的，因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而且从1918年起，一些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也上了台或参加了联合政府，社会主义者必须制定实际政策。但是，他们没有对他们想要做的事进行过系统考虑，更不用说回答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面对具体而紧迫的实际问题，在压力下，他们只能从眼前来考虑问题。一句话，他们是对特定的环境做出反应。社会主义今天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源自于此， 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为应付1914 —1950年间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和崩溃所制定的政策，已不再适应20世纪末的社会现状了。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区分过，在社会主义政策中，哪些是受时间限制的或过时了的，哪些不是。
我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单数，但自1917年后，我们必须提到至少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分支，即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中一种现在正在崩溃或已经崩溃。苏联是唯一声称完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和政府无论多么激进或执政多么长久，都没有做过这样的申明。即便是苏联也只是到了1936年才做如此宣布，也许他们应该等的更久一些。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完全是由十月革命后的形势决定的，一个特别贫穷落后的国家，唯一的政治传统就是专制和独裁，缺乏一切人所共知的社会主义条件，而且完全孤立，不断受到外部的威胁。显然，高速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也就是说，带有巨大危险的工业化，成了革命后的首要目标，布尔什维主义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要在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中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里，它相当成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经济样板，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对其残酷无情的专制反感的国家。从本质上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像一种战时经济，其中的一些目标如同要赢得战争一样是既定的，成本不在考虑之列，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总的目标。尽管这种中央命令式经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简便粗糙的发展手段，并且造成了巨大浪费，但它仍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成就。在资本主义处于衰退之时，这些成就看上去比实际状况更加突出。但当资本主义在50年代后重新高速发展后，苏联经济就无法跟上其步伐了。就普通人的生活而言，这种经济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食物、住房和衣服，以及非常低水平的休闲，超出这一切的就做不到了。从另一方面说，在满足大众教育上， 它比资本主义做的好， 在70—80年代陷入停滞之前，在提供健康和福利方面，它也比第三世界好得多。
把苏联式的经济比做战时经济，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实行的唯一实际政策就是战时经济政策，不仅布尔什维克如此，西方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由于战时经济要求计划和对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实行公共管理，这使得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集中行动的偏爱更加深了，列宁的计划思想就受到了德国战时经济的特别启发。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一想到社会主义，他们脑海里出现的就是国家计划和市场孰为优先之争。
如果说，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是由落后国家要不惜代价尽可能快地发展经济这一绝对命令所决定的，那么，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由另一种特定的历史局势所决定的，这就是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大衰退和资本主义的危机，确切地说，也就是由大众失业所决定的。当然，他们也受到其他考虑的影响，除去战时经济的影响外，他们还视选举民主为理所当然，正是这种选举民主使社会主义发展成群众运动，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有时还是民主的主要设计者，如在瑞典、比利时和奥地利，他们通过长期的鼓励和总罢工赢得了民主。奇怪的是，尽管社会民主党1945年后对“福利国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他们并非是其首创者，福利国家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未占多大位置。在英国，它主要是由自由党人提出的，在法国，是社会天主党，在德国，则是具有社会意识的官僚。社会主义因素进入到福利国家的发展中，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在那里，左翼人士即便在存在反左翼的全国政府下也能执政，如在维也纳和伦敦，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市议会极为强调公共住房建设。就像在俄国那样，非社会主义的经验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模式。在战后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中，大众失业是核心问题，凯恩斯式和新政式资本主义的政策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其政策的绝对命令就是“充分就业”。
实际上，即便不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上看，从重建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改良了的具有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的角度上看，这一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巨大成功使得充分就业这一政策本身在70—80年代陷入困境。这使得改良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共识和一致崩溃了。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和对福利国家的批评获得了支持，尽管它只在一两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取消或大量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发现，社会政策不如黄金时代（1945—1973年）那么有效了，除了凯恩斯和国有化，他们没有别的良方，密特朗在80年代的痛苦经验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总结。
所以，到了70—80年代，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发现，他们不能再靠着一战后多少有些临时拼凑的政策度日了，在过去，他们从没对这些政策做过认真思考。历史给了他们一段令人难忘的成功时日，现在这一辉煌时期届满了，社会主义者头一次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做彻底思考了。
20世纪下半叶，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时期，教给了我们什么？1950年时，人类的大多数是靠农业为生，即便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今天，这一人数大为减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者去重新思考有关社会主义的假设和预期。显然，它们当中有许多部分不能再保持下去了。
第一，需要社会主义来消除饥饿和贫穷这一论点不再有说服力了，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丰裕物质和服务超出了我们父辈的期望，福利国家使得穷人获得了更多的生活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大众失业的观点也不再有效了，西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了一代人的充分就业，尽管现在欧洲又处于大规模失业时期，但它不再像30年代那样不可忍受，大多数人也不再相信只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才能消除失业。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物质论已经被削弱了。
第二，从30年代起，许多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典型组成部分的东西，如计划经济和产业及服务的国有制和公有制，已经被非社会主义制度所借鉴，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大搞非国有化表明这一进程有多远，从结构的角度说，彻底地回到过去已不可能。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1987年，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数不过十四起。简而言之，二战后形成的并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其中有大量的公有成分和公共计划。当然，这并不能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它使得人们很难说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与非社会主义的结构性区别在哪里。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结构标准已经弱化了。
第三，从60年代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为它缺乏经济合理性标准，也就是比较成本，简而言之，它缺乏市场因素。所有改革这一制度的尝试都旨在引进这种因素，这表明，当资本主义经济战后引进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因素时，社会主义也在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方面，西方比东方做的成功，但非此即彼的制度差别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四，有一点没有变，市场作为经济效率的先导是一回事，作为分配经济资源的唯一机制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资本主义的极端思想家所竭力主张的，它就像烧油会产生空气污染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平等。正如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的那样，有些东西市场是生产不了的，这主要是公共物品，因为人们从中挣不到钱，或者不如干其他事挣的多。在受凯恩斯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经济政策中，这种不平等倾向受到了遏制，但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极端自由主义时代，不平等加剧了。
的确，在一些人道化的混合经济中，这种不平等现象受到了制约，它们不是在资本主义中加了一些社会基督教因素（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加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如斯堪地那维亚和奥地利）。我同意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即，寻找一种把市场动力和社会动力结合起来的最佳制度。从这一点上说，一种产业或服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这并不重要。市场的恶果在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中受到了遏制，这是事实，但我们不应忘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至少有三种后果逃脱了控制，这是我们在人道化的资本主义以外，考虑社会主义在21世纪议程的基础因素。
第一个是生态。今天，人类已到了能毁灭生物圈的阶段，或者说，至少正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趋向恶化，这是经济无限增长的结果。诚然，社会主义实践也带来过污染，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无限增长，而社会主义则不是。要解决污染问题，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发展，这种可持续性发展不能通过市场来实现，只能靠控制它来实现。也就是说，靠计划而不是靠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来实现。
第二，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00年，发达世界的人口比例为人类的1／3，今天则在15%—20%之间。190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不发达国家的3倍，到80年代中期，已达到了12.5倍。 如果不采取体制行动的话，这种爆炸局势将变得更加危险。
第三，由于资本主义使人类屈从于经济，它腐蚀了人类关系，破坏了社会基础，产生了道德真空，在那里，除了个人的欲望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价值。人类不适应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求没完没了地提高生产率，机器和产品可以变得越来越便宜，但人类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当效率的提高导致失业时，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他们只能靠福利和犯罪生存。社会主义者就是要提醒世界，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是人而不是生产。不能为了经济目的而牺牲任何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正是社会主义所主张和关心的。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需求尽管在某些方面与过去不太一样，但依然是那么巨大。资本主义也仍然在产生着它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着不平等和非人道，前者能通过温和改良得以缓和，后者则不能。这些事实正是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基础。世界的问题既无法靠社会民主主义，也无法靠社会市场经济来加以解决，它需要由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系统的和有计划的行动，需要对消费性市场经济进行限制。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比过去更好的社会，而是像社会主义者一贯坚持的那样，需要的是一个与现状不同的社会，这一社会不仅能使人性从不受控制的生产制度中得到拯救，还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不仅舒适，还有尊严。
[王列译自罗宾·布莱克博恩（Robin Blackburn ）主编的《倒塌之后》（After thd Fall）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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