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克隆技术与未来道德问题——兼论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分子论文,未来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将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并对粮食、能源、疾病、污染等全球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则使这一预言进一步向现实迈进。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及其现实表现——克隆技术对人类道德的影响。
一
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技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把知识与道德放在等同的位置。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虽不等同于科学知识,但包括科学知识。他认为,一切恶都来自愚昧无知。所以,人如果有了知识,就会变得聪明、理智,就会有美德。苏格拉底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是,拥有知识并不是促进道德进步的充分条件,将知识等同于美德,未免有失偏颇。
苏格拉底之后,对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提出了独到见解。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把科学和道德对立起来,将科学研究视为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认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这种观点在当代西方仍有一定市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在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反对中世纪神学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后来法国化学家贝特洛则更进一步,把未来科学当作是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保证。这种科学决定论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英国近代经验论的最后代表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不相干的东西,把伦理学搁置于科学之外。这种科学与道德无关论得到了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巴特勒等人的继承,巴特勒认为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有科学的根据。此外,还有人认为道德决定一切,科学无权干涉应有的事物与未来的领域。这种道德决定论的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科学与道德是一对处于共构状态的矛盾,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共构,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状态下,构成矛盾的双方不是处在激烈的相互对抗之中,其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双方及矛盾统一体的发展上。也就是说,矛盾双方和矛盾统一体发展的结果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或二者同归于尽,而是二者在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长期共存并相互促进,矛盾双方不仅以各自的发展为对方提供发展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也因自身发展的要求对对方的发展提出要求,表现出对对方发展的依赖性,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矛盾统一体的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科学和道德就是这样一对矛盾,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弱小走向强盛。在这个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中,科学和道德相互促进,科学为道德充实真理因子并开辟新的道路,道德则为科学提供价值定向和精神动力。
回顾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与进展,必然会给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会在道德领域产生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一些旧的道德观念的持续或改变,也往往会对科学的进步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和道德进步对科技的推动作用则更为明显。其中核科学和核技术的发展最具典型意义。它所预示的战争的毁灭性结局唤醒了人们对全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这一道德觉醒又使核科学和核技术走向了战争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而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或许较之以往的所有科技上的突破都更深远。
二
分子克隆技术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也叫DNA体外重组技术, 指通过无性繁殖从同一个祖先衍生出一群细胞或生物体,这些细胞和生物体的基因相同。20世纪在科学上有两大发现,一是原子能, 二是重组DNA。前者是能量的解放,后者则是生命力的解放。它的意义可能和原子能一样,是科学史上的又一转折。
基因研究始自本世纪50年代,DNA 双螺旋模板学说揭示了作为主要遗传物质的生物大分子DNA的结构及其自我复制模式, 以及基因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都受遗传基因的控制。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的操纵子学说扩大了基因的概念,揭示出专门起调节和控制蛋白质合成作用的调节基因。这一发现使人们产生了基因调控思想。70年代以后,DNA限制性内切酶等的发现以及DNA和蛋白质顺序测定、基因体外快速突变、DNA 人工合成等方法的出现使基因调控的预想成为现实。利用内切酶可以专一性地把DNA 切割成特定的粘性末端的特点,能够把来源不同但具有相同粘性未端的DNA 片断重新连续或组合起来。 这就是DNA体外重组技术,即分子克隆技术的由来。这一崭新的技术使人们能够在试管里直接操作基因并使其传递打破种属的界限,将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本身不同种属和不同来源之间的基因进行拼接和传递,这预示着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80年代初,由蛋白质晶体学、计算机技术与基因工程手段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二代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又是一个新的飞跃。它使科学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按照人类意志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不同功能和性能的蛋白质——真正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得到了实现。克隆羊“多利”诞生后,虽然出现了不少争论,但其科学反响无可置疑。1998年1 月19 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又宣布他们使用与克隆绵羊“多利”相同的方法成功地把不同哺乳动物的基因移植到牛的卵细胞并使其发育成初期胚胎。这一技术进步已深入到对生命基本结构的分子设计或重新设计,这样的科学高度不仅预示着人类社会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且预示着新的生命形态总有一天会被设计和创造出来。
三
分子克隆技术对人类未来将会造成的影响,是本世纪末科学技术留给21世纪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份最直接的考卷。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和控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生命道德方面,最突出的是人的本质和人的权利问题。人是什么?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几千年来,尽管对此见解各异,但对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思维属性的动物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从社会属性方面讲,所谓人,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的一个群体。既然是多种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与人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就是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以前,这种关系相对于其它社会关系而言,可以说还处于自然构成状态。一旦这种关系变成是由人决定的,即变成一种人为构成的关系,人伦关系将会发生错位,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在内容上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从自然属性和思维属性这方面讲,人是个人基因的偶然产物,单个人之间在基因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这从自然性方面决定了人类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创造性,不像一般的昆虫那样是一种单色调的群落。也正因有差别、有创造性,人类才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但是,如果人也可以像机械配件一样被有目的地按照预先设计的模式成批复制,人类不仅有可能在生理上和思维方式上变得同一化和单一化,对环境的适应性和思维的创造性被削弱,从而面临一旦遭受自然环境的变化或疾病的侵袭就有可能发生种族灭绝性的危险,并且有可能因转录了其它生物的基因而制造出与“人”的属性有很大差别的“非人”来。从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说,一旦无性繁殖在人身上获得成功,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不仅可以复制出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政治家、体育运动员,而且可以把不同来源的基因加以拼接和组合,创造出在体力和智力上均胜过常人的最“优秀”的人。然后,这些最优秀的人又可以进行再复制,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优生问题。现代医学在器官移植上的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供体不足,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生命的价值,战争中伤亡人数成为军事决策的一项重要指标,那么,能否“复制”出一些“人”来专门为本真的人提供器官,或专门充当战争中的牺牲品?这些被“复制”出来的人还有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还有没有生命的意义和权利?此外,人的“复制”很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倾向,即寻求所谓人种的优化,使未来社会的人都能兼有爱因斯坦的智慧和成吉思汗的英勇,从而有可能造成对所谓“劣质”的人的繁殖权利的限制。这种担忧决非毫无道理,分子克隆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未来道德领域的重要课题。这实际上也是人口道德问题。
在环境道德方面,主要是自然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总体。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自然环境。当代社会,随着工农业生产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环境危机日益突现。动植物基因工程的发展,一方面为环境的监测与净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给未来的环境利用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知道,自然界是一个包含诸多对立面的动态平衡系统,有其自身的生物链。森林遭到破坏、江河湖海及地貌的改变会带来气候的变化,某些动植物物种的灭绝,也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当前已鉴定和克隆化的植物基因有100多个,涉及抗除草剂作物、抗昆虫作物、抗真菌作物、 抗重金属镉作物、抗病毒作物以及改良蛋白质储存的种子和被改良的药用植物等。这对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动物基因工程方面最突出的技术进步是转基因动物及其发展,据预测,到2000年,转基因动物的市场将超过12亿美元,这将对家畜品种改良产生重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些基因工程的研究被广泛应用,我们这个地球村落的物种和生态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是灾是福,还不能妄加论断。尤其是转基因动物技术,因其有盲目性的缺点,外源DNA 在引入受体细胞后可以随机地插入受体细胞基因组织中的任意位置,这就很容易导致内源有利基因结构的破坏和失活,或激活有害基因(如癌基因)。因此,如果在转基因过程中制造出意想不到的威胁人类生存的新物种或新病毒,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人类毕竟是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只要充分认识到基因工程对未来社会的深远影响,自觉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控制,就能够趋利避害,充分享受基因工程带来的种种便利。
在科研道德方面,主要是政府理性和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问题。科学和技术在当代成为第一生产力,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和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展和突破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和越来越深的层面上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在有些人高声称颂科技之伟大的同时,也有人对人类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认为现代科技已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继上帝之后的又一个从人的本质中异化出来的东西。二者的根本分歧实际上在于对政府理性和科研人员道德的不同评价。对分子克隆技术来说,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是问题的基本点。这项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就有可能成为他们获取和满足个人私利的手段。此外,政府理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否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对未来社会也非常关键。政府理性的作用如果发挥得好,不仅能有效控制分子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而且能使之造福于人类;相反,如果使之处于失控状态,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或集团(如一个种族或组织)丧失了理性和道德,不顾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用分子克隆技术进行种族灭绝及其它一些非人道的活动,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此,对政府理性能力和科研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研究,是分子克隆技术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问题,人类社会和人类道德也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中前进的。分子克隆技术给20世纪的科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也给21世纪的哲学打开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我们相信,凭着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凭着人类的道德和良心,凭着人类对自己生命本质的关注和对生存意义的千年沉思,凭着人类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生存能力和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村落的责任,人类终将实现分子克隆技术与未来道德的协调发展。我们可以预言,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21世纪也是人类道德实现新的飞跃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