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两种认同理论：整合抑或分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两种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5-0092-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与“认同”一词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认同”概念的热度之高在学界难有匹敌者。认同概念的过度流行以致泛滥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化”概念曾经有过的境遇：外延急速地过度扩展导致了概念本身的意义超载，以至于不附加说明就难以让人明确概念本身之所指。故而，对认同概念及其理论源流的梳理与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作为认同理论源头的社会心理学来说尤为急迫。
在基于社会学传统的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中，S·史泰克、P·伯克、G·麦考克、R·西蒙思等人创建了不同研究取向的认同理论。[1]284-297[2]本文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具有典型代表的史泰克和伯克的认同研究。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当代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家，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都在印第安纳大学共事了近20年。印第安纳大学是美国符号互动论的研究重镇之一，尤其是其结构符号互动论在学界享有盛誉。在其创始人库恩之后，结构符号互动论在史泰克和伯克的理论研究中主要落实为他们自称的“认同理论”。
2000年，史泰克和伯克应邀联名在《社会心理学季刊》杂志上发表了《认同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该文认为，两种分别以两位作者本人为代表的认同理论的主要差别在于，史泰克的认同理论聚焦于社会结构与认同的联系，而伯克的认同理论则关注认同的自我确证的内部化过程。两种认同理论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各自为对方提供了语境：社会结构与认同的关系影响认同的自我确认过程，同时，认同的自我确认过程再造或维持了社会结构。[1]284-297史泰克和伯克的论文试图勾画出一个整体的认同理论的潜在运用领域及其所面临的挑战。鉴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各自为战、理论纷呈的局面由来已久，该文释放了一种理论整合的积极信号，对于关注符号互动论研究发展动态的学界人士，眼前也因之浮现出了通过局部的切近理论之统合而形成合力，进而再现符号互动论中兴的愿景。
然而10年过去了，史泰克已从印第安纳大学退休，伯克先也从印第安纳大学移任华盛顿州立大学，后来又到达加州大学，但是，两种认同理论并没有展示出比之10年前更进一步整合的态势。究竟是何缘故？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史泰克与伯克的各自认同理论的事实关系，以“局外人”的眼光搜寻“内部人”的视角盲点或他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细节。
二、史泰克的“结构化的认同理论”：聚焦社会结构与认同的联系
史泰克的认同理论源自美国符号互动论宗师乔治·赫伯特·米德的思想，特别是受到其《心灵、自我和社会》一书的启发。史泰克的早期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就是结构符号互动论。与传统的符号互动论相比，结构符号互动论更加关注社会互动发生于其中的宏观或微观的社会结构背景。其目的是从中形成可验证的理论以解释社会心理学的问题。[3]因此，史泰克的认同理论就是从结构符号互动论中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史泰克的结构化符号互动论包括对社会的概念化和对自我的概念化，是对传统符号互动论的精致或改进。在说明人类社会行为时，史泰克更加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强调具体化的社会互动过程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关联的具体方式。史泰克对传统符号互动论的改进始于对社会概念的批判。他认为，传统的符号互动论将社会视为单一的、相对未分化的整体，特定社会中普遍化的共享意义之演化几乎没有内部障碍，同时社会又是不稳定、不断变化的互动模式的反映，因而也是变换不定的。以此观点来看待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成为说明社会行为的有效因素，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外在的社会关系和互动的社会制约力量，因此，在理论上也就缺乏将社会互动的动态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的具体途径。史泰克采纳了当代社会学的社会观，主张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和不断再生产的持续性特征，并且认为当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有组织的互动关系体系。社会是由各类群体、社区、组织、机构和社会分层构成的复杂的马赛克，各个组成部分时而相对独立、时而相对依存、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以多元而重叠的方式组合在一起。[4]1083-1089
史泰克的结构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与其社会观密切相关。鉴于当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且有组织的特点，他反对单独统一的自我观和多种不同的自我观，试图以自我认同理论来折衷这一两极观点。[5]35-38他的认同理论主张，自我是认同的集合，其中每一种认同都是基于个体在社会中所占据特定的角色。[6]558-559认同可以界定为对“我是谁”的问题的回答，[7]199-200由于答案通常与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相联系，因此认同也被称为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有多个不同的社会位置，充当多种不同的角色，对应于复杂而分化的社会结构，个体的多种认同就会出现等次分化或个别认同的显要性特别突出的结果。个体的自我因此是依据角色认同的显要性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层级结构。
社会借其共享的语言、符号、意义使得其成员能够扮演他人的角色，投入社会互动，将自身作为客体进行反思；相应地，自我通过个体的社会互动，即在其他自我存在其间的社会脉络中的活动生成各类群体、组织、关系网络和机构，并藉此影响社会。史泰克站在结构符号互动论的立场，主张社会是稳定的、持续的，这体现在大多数的人类行为是模式化的观点上。他认为，主观界定的理论学说消解了社会结构，把情境界定视为在可能性上没有定向的、完全开放的、无视不同倾向的差异。如果依此逻辑去推论自我反映社会，那么，这种自我必定是未分化的、无组织的、不稳定的和短暂的。[3]27
在厘清了社会结构、自我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之后，史泰克展开了其认同理论的建构，其重点在于概念的操作化，并提出了一系列可验证的经验化命题，以具体命题阐述自我、认同、角色和社会的关系。[6]559-561史泰克认为，在各种社会情境中个体选择符合自己与该社会情境的角色，这种现象就是角色认同。认同理论的原型性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周末下午带自己的孩子去动物园，而另一个人却选择和朋友去高尔夫球场？”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角色选择，个体理解各种角色所包含和需要满足的角色期待，依据不同的社会情境，采取适当有利的角色行为。角色选择是多种认同等次分化的结果，进而言之，是概化自我的具体化。他将认同界定为内化的角色，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认同丛(identities，复数认同)具有认同显要性的等级结构，其中，不同的认同对个体的意义是不同的。
角色认同的显要性程度会影响个体行为的选择。史泰克用承诺予以具体说明。[6]角色承诺可以解释为个体所认同的角色意义在自我概念中的地位或程度。个体经由社会互动而形成角色的认同，而角色认同的程度是受个体对该角色的承诺所影响，承诺的程度是因个体以该角色与社会互动的次数和强度所决定。承诺程度越高则角色认同的显要性就越高，而角色认同的显要性越高就越经常表现出与该角色相关的行为。[7]202
三、伯克的“认同控制论”：关注认同之自我确证的内部化过程
伯克的早期研究比较关注符号互动论中的意义问题。他认为，认同和行为之间联系的中介是共同的意义体系。[8]18-29为了预测个体如何行动，就必须了解角色认同对个体的意义。角色认同包含一系列多元的意义。其中一种情形是某种角色认同对不同个体来说具有多种意义，例如，男性角色认同对某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独立、竞争性和自信等多种意义。另一种情形是不同个体对同一种角色认同的意义具有不同的领会。
伯克在奥斯古德(C.E.Osgood)、舒茨(G.Suci)等人的意义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测量角色认同的自我意义的方法。[9]881-897他认为，个体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习得角色认同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如果他人指向个体的行为确认并肯定了个体具有与他们的角色行为相宜的某种认同，那么，个体的角色认同就通过他人的回应而获得意义。个体获取角色认同的意义过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伯克用互动的协商过程来说明个体对角色认同意义的理解可能与他人有所差异。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伯克进一步将其认同理论加以具体化，提出了认同控制理论或认同过程的控制论模式。认同控制理论主张，每一个认同都是带有四个组成部分的控制体系，由认同标准、输入、比较器和输出四个主件构成。[10]认同标准界定了个体在一个特定情境中“作为谁”的意义。认同标准存贮着与社会角色相关的自我意义，这些意义也表明了特定情境的目标或运作方式。如果人们在情境中通过行动确认了他们的认同，并由此构筑了领会到的意义与他们已有的认同标准相互协调一致的情境，那么这一过程就进一步强化了认同标准。输入是一种认知，指在特定情境中个体如何看待自身的意义。这些自我意义通常来源于“他人眼中的我”。比较器的作用是将输入的意义与认同标准中的意义进行比较并记录两者的差异，换句话说，是把感知到的意义与认同标准中的意义进行比对。输出关注的是认知与认同标准之间的差值。如果人们发现他们在一个情境中的意义与认同标准的一致，即差值为零，人们就会继续他们的行动；如果差值不是零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以消除不一致，使得差值趋于零。因此，认同控制理论认为，每一个认同都是一个控制系统，通过不断地控制情境中的认知使之与认同标准协调一致。
伯克的认同控制理论揭示了认同的确认过程事实上具有维持或再造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当然社会结构并不是固定的和静态的，伯克借用特纳的角色制造概念来说明社会关系结构的流变性。角色制造强调互动的情境性以及共同意义的协商性质，这些共同意义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可以重塑、再诠释。但是伯克也看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弹性。有些社会结构更加开放并能容纳角色制造、协商或改变，而有些社会结构则比较封闭。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中，通过互动过程的协商，其名称、类别以及互动的可能性都可能被修改；而在封闭的结构中，这样的修改则困难重重。
伯克的这些观点体现在他对于认同控制理论中的认同变迁的说明。他指出，认知到的角色认同之意义与认同标准所具有的意义之间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消解认知中不协调的行动，令其与认同标准一致，这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认同控制理论也承认更不显而易见的结果：认同标准朝着情境化意义的方向缓慢地变化，即认同变迁。两种结果同时发生但速率大有差异。如果干扰性的情境意义很快被修复，认同标准的变化就可能被忽略；另一种情况是个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改变情境意义，那么，认同标准就可能逐渐缓慢地变化以消除两者之间的不一致。但后一种情况通常耗时长久并且多数人可能无法忍受变化而逃离此类情境。在伯克看来，囚徒、狂热迷信者、被绑架者，这些失去权利的人不能通过改变在情境中认知到的意义来确认他们原有的认同，而只能逐渐改变认同标准以匹配认知。[10]
四、和而不同：两种认同理论的关系
史泰克和伯克都接受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设：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关键是由对行动和互动情境的诠释或界定的；从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共享的意义又是对行动和社会活动的诠释或界定的基础；人们所得之意义或人们之自我概念对产生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自我也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4]1083-1084后两个基本假设可以简要表述为社会形塑自我，自我形塑社会行为。这一命题表明了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可逆性：社会行为能够影响自我和社会，而自我也能够影响社会，但自我对社会的影响之力度并不对等于社会对自我的影响。史泰克的结构符号互动论优先考虑的是前者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制约性[11]90-92。
在伯克理论体系中，认同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对变化之抗拒与社会结构之稳定性、持续性是相互映射的。但如果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他的认同控制理论本身，认同标准的稳定性在逻辑上可能蕴含多种理论前设。从心理上可以解释为作为认同标准变化之可能后果的认知失调或消极情感的反向控制，也可以解释为埃里克森式个体同一性的获取与维护的结果。而从社会性的变项方面也可以找到社会文化作为依据而非一定要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尽管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维持或变迁有联系，但在时空及其变化的速率上也可能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文化堕距的现象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来不缺乏的事实依据，特别是在外缘式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时常出现。此外，认同标准作为沉淀在个体内心或者说内部化的意义丛，在逻辑上更难以撇清与社会文化的相互纠结关系。因此，认同控制理论从逻辑上并不一定需要社会结构的或多或少的刚性作为支撑，反过来说，认同控制理论中的认同标准并不必然和史泰克一再主张的社会结构之稳定性、持续性的论点相互呼应。
史泰克一直以来都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结构符号互动论的立场，明确将结构符号互动论作为他的认同理论来源的母理论。这样坚定的立场必须与符号互动论在学界的遭遇联系起来才能彰显其意义。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对符号互动论的批评日益增长，至70年代达到极致，使符号互动论陷入低谷。这些批评概括起来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主流的符号互动论完全无视科学所要求的可编码、可分类、可计算等要求，没有实施实证研究工作。其次，符号互动论者经常使用定性的术语，某些概念难以操作化，从而无法进行定量的研究，其相关命题也无法用定量的方法来检验。再次，符号互动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约束，而过于强调个人的能动性。
作为库恩符号互动论之后的领袖人物之一，史泰克的结构符号互动论以及作为其亚理论的认同理论，是他面对这些批评的一种主动回应之结果。他的理论建构旨趣及方向与他本人明确的理论立场是一致的。他在1987年发表的《认同理论：发展与开拓》一文中指出，认同理论是对传统符号互动论的发展，其途径有三，一是经由引入承诺、认同、角色行为等概念，以生成一种与其理论前设协调的关于互动结构的切实可行的理论构架；二是设法将宏观社会结构对互动结构影响的具体方式进行概念化并使其与传统理论的前设相协调；三是寻求能够进行严格验证的具体理论命题。史泰克认为，这样的一种发展途径可以使符号互动论沿着理论发展的潮流继续发展。[11]89-103
伯克在对传统符号互动论的理解方面与史泰克非常接近，但他并未像史泰克那样明显地以结构化的立场来诠释传统理论资源，更没有一再声称自己是结构化符号互动论者。值得注意的巧合是，史泰克和伯克都分别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透露了他们各自学术生涯的早年经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他们与符号互动论的渊源关系。史泰克的60多年学术生涯始终活动在符号互动论的范围内，并且一直在印第安纳大学任职，印第安纳大学是继爱荷华大学之后结构主义取向的符号互动论的最重要阵营，史泰克在库恩之后成为这一学派的中流砥柱。史泰克在大学期间主修社会学并辅修心理学，对当时盛行的符号互动论特别是米德的著述极有兴趣，社会学的训练使他采用宏观的结构化的视角诠释米德等人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他的结构符号互动论，为后来提出更具体的认同理论奠定了基础。与史泰克在大学本科期间就深受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不同，伯克自称是到印第安纳大学任职之后才有机会深入接触符号互动论，后来他离开印第安纳大学转到加州大学。他的理论旨趣不在于具体化社会结构如何规约自我，他采取了一种与结构主义取向和而不同的立场，致力于深化自我的内部动态理论，也就是说他更倾向于把结构主义的观点视为理论建构之前设，而非其论题展开之核心。
在研究方法上，史泰克的主要贡献在于方法论原则的探讨和确认，以他结构化的立场对认同理论中关键概念进行操作化，以演绎的方式提出一系列启发性的命题。而伯克则更致力于发展具体的技术方法，提出了认同的测量方法的具体方案。在认同理论的运用研究领域，史泰克在后期开始关注社会运动等群体现象，[12]这与他社会学取向是一致的。而伯克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角色、工作角色、性别角色等，展现其个体化的心理学特点。
五、两种认同理论的整合难题
在史泰克和伯克于2000年合作论述他们的理论之时，明确地指出了各自主张的两股认同理论之间具有互补的关系，表明了他们关于认同理论可以朝向一个更为完善的整体发展的愿望。这种愿望与主张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不鲜见。亨廷顿也曾在对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进行评述时指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的关系。然而，这种对互补的强调并不能将两种理论密切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中，并不能阻止两种理论事实仍然要沿着各自的传统继续深化、发展。当然，就以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符号互动论的总体框架而言，从外往里观看，史泰克和伯克的理论的关系远比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并且，拥有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上位框架，即“符号互动论”作为整合的可能平台。但是，从里往外看，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反而都有共同所指的社会事实层面，而史泰克与伯克感兴趣的是自我和社会关系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如果分别以“结构化的认同理论”、“认同控制论”加以命名，则更能把握其理论的具体内涵。
导致史泰克和伯克两种理论未能整合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两种理论各自生成的生长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史泰克的理论关注认同的安排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伯克的理论则着力阐释的是各个认同发生作用的内部动力。这种在理论生成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不同，根本性地决定了两种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分化、研究旨趣的分野以及应用领域的差异。即便他们可以共享核心概念及部分理论前设，但是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却各有所指。这或许也正是理论对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的有力表达：理论的多样化存在就是要帮助我们从多元的视角去认识我们多元化的世界。如果合二为一，其各自鲜明的宗旨与分别所具有的解释力都将受到冲击。
其次，就两种理论的核心概念“认同”一词而言，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所充当的角色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概而言之，在史泰克的结构化认同理论体系中，“认同”更适合充当解释性的变项，用以说明社会结构的力量；而伯克关注的是认同作用的内部机制，“认同”更多地充当需要被剖析、被解释的问题。因此，“认同”只是两种理论的交汇处或接口，“认同理论”只是一个权宜或者他们自称的标签，而难以成为两种理论整合的平台。这一点可以通过比对伯克的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的关系得以进一步确证。伯克认为，人们确认认同的行为构筑了当下意义与内在认同标准之间相互协调一致的情境，在此意义上，他的认同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是相通的。如果这一认同是角色认同，那么，其导致情境意义与认同标准协调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角色行为；如果是群体或类别化认同，其确认认同的行为就是维持群体界线和社会类别的行为。无论对于何种认同，认同的确认过程事实上都具有维持或再造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作用。[10]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认同”一词意义超载的状况，“认同理论”事实上也难以成为史泰克和伯克理论的被广为接受的专属指称。
最后，就史泰克和伯克的主观意愿而言，符号互动论也不是合适的统合两种认同论的标签，尽管史泰克和伯克常常都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史泰克坚持结构化符号互动论立场以使自己的理论区别于传统符号互动论，他甚至认为传统符号互动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指出，如果将社会心理学理论限定为社会心理现象的可验证性解释，那么体现于詹姆斯、米德、杜威等人思想内的“符号互动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并非社会心理学理论本身，而更应当被看作是为特定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提供了想象力和概念之源泉。[13]
伯克在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网页上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本人是认同理论的始创者之一。本人的研究是立基于复杂理论、人工智能、电脑模拟来理解：(1)带有独特认同的个体能动者如何通过互动形成更大的集合体、群体、组织与社会；(2)这些社会结构如何约束和限制个体所采取的行动类型”。他在网页上所申明的研究兴趣包括认同和角色、社会互动过程、小群体的社会过程三个方面，也没有提到符号互动论。显然，符号互动论在伯克的认同层级中并不处于高阶位置。
符号互动论的发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达其阶段性的顶峰，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加里·法因(Gary Fine)所指出的，这个领域已经碎片化，形成多元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样态，在吸收其他理论观点之后，其论域已越出了自我和社会、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界限，与此同时，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也被许多非符号互动论者的研究者所采用。[14]61-87尽管1990年代以来符号互动论的活力有所恢复，但迄今为止，其总体上仍未达到有足够的向心力以统括相关研究的状态。为此，我们可以预期，史泰克和伯克的两股认同理论还将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并延续它们之间的分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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