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原理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论文,原理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2-0024-10
一、问题的缘起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各个时期的著作中。让我们作一简要回顾。
马克思在1844年4—8月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在其异化劳动理论中 ，论述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 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 配。”[1](P121)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11月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不去认识“某一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2](P191)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两位导师更加清晰地论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并对这个原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了具体分析。他们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 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两位作者强调指出：“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充分注意上述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P79)
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和恩格斯到此为止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及这些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概括，其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为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防止人们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马 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原理，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 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P32、33)。
恩格斯在1876年5月至1878年7月写作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的“引论”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他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 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5](P365)这段话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 决定作用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致于感到过分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5](P704—705)这段话同样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所使用的方法，概括为“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两个划分”是指：“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原始的关系。”“两个 划分”说的是经济领域决定社会的其他领域，生产关系决定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两个 归结”是指：“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并认 为这样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P6、8)即认为社 会发展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两个归结”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都是 被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又是被生产力决定的，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社会发展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而且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重要思想作了必要的论证。然而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这一思想却不断遭遇质疑乃至否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 因：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这一思想有必要的论证，但这些论证是分别在不同的 论著中作出的，显得有些零乱，不够系统，而且发挥不够充分，后人也没有把他们的思 想系统化并加以充分发挥，这些都妨碍了人们对他们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和掌握。第二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虽然有些思想家，如普列汉诺夫，曾经对某些人对这个重 要思想的质疑提出有力的反驳，但这种反驳没有引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足够重视， 他们提出的有启发性的宝贵思想没有得到弘扬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与发挥。第三，20世 纪中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方兴未艾，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 力，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在我国也初露端倪，知识智力因素在社会生活和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是否仍然起决 定作用的问题，确实需要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得有些人怀疑这一原理的现实有效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 面就从这三个方面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辩护。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过不少论证。尽管这些论证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且未充分发挥，但只要我们把这些论证加以梳理，使之系统化，再加以必要的发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证是相当深刻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论证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有内在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决定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论述，我们先引证以下几段，然后作些发挥。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 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P43)
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8](P532)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的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 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8](P532)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585)
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创造历史的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超历史的、想象的、抽象的人。每一代人在社会上开始生活时，所遇到的都是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每一代人在社会上开 始生活时，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前人留给他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前人 活动的终点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每一代人遇到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能自 由地选择的，是不依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仅如此，这些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还作为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活动，预先规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 活动方式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 性和意志的自由创造物，相反，人们的理性和意志，包括人们的聪明智慧，首先是被已 有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二，“合力论”思想
人们虽然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能力，并不是说人的选择在历史发展中不起任何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既坚持历史决定论，又承认主体选择的作用，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上的决定论。它既不同于机械决定论，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决定论，而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揭示，正是为探寻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以更自由、更充分的发挥，从而能以日益合乎规律的活动，更加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需要，去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劳动者为了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必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进原有的生产工具，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必然不断生产出质量更高、功能更全、花样更新的产品；人们为了弥补天然劳动对象的不足，发展了材料工业，制造出多种多样的新材料，充作劳动对象，大大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了劳动对象的质量；人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然不断采用新的机器设备和工艺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人们为了更合理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必然要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人们为了更合理地分配劳动产品，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或调整分配形式和交换形式。但是，人们这种根据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需要所从事的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活动，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是意识不到的。他们的目的和愿望有的能基本实现，有的只能部分实现，有的根本就不能实现。有些目的和愿望暂时实现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又招致了更大的损失，离自己的目的反而更远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是由从事历史活动的各个个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合力论”。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 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8]( P697)
这就是说，所谓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是说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而是说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即“总的合力”，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样就把人的活动的有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的有规律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第三，“交互作用论”思想
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只是说物质生产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丝毫不否认其他社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物质生产“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充分估计到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9](P460—461)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建立起各种社会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的原理。这个原理把系统论思想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从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因素的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揭示出人类社会这个巨系统的整体功能和发展规律。没有物质生产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就没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没有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原理，物质生产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就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变成了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从哲学上看，“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原理与“交互作用”的原理的结合与统一，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结合与统一。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原理与“交互作用”的原理的结合与统一，实际上就是单义决定论(确定的决定论)与或然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线性相互作用与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合与统一。
“合力论”与“交互作用论”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各种动力的相互作用上考察社会的发展。同时，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合力论”是从历 史主体方面考察社会的发展，把历史结果看作是各个个人、各种社会群体相互作用所产 生的“合力”造成的。“交互作用论”是从历史客体方面考察社会的发展，把历史结果 看作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有些学者对“合力论”和“交互作用论”不作严 格的区分，把“交互作用论”也称作“合力论”，这样就把从历史主体方面考察社会发 展和从历史客体方面考察社会发展混为一谈了。
第四，追寻精神动力背后的物质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力量(目的、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在于是把精神力量还是把物质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历史唯心主义仅停留在人的思想动机上，把人的思想动机看作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出了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更深刻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8](P248)。恩格斯所说的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动因，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
如何发现这个精神动力后面的动力、动因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个人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群众的活动。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 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惟一途径。”[8](P249)恩格 斯接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和思想动机之间的联 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当时要发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联系已经 变得非常简单，使人们有可能发现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英、法两国的历史充分证明，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近代 历史的动力。这些阶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于 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立，所以彼此之间必然进 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样就说明了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说 明了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普列汉诺夫对质疑的回答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可是，生产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就不能坚持到底，甚至可能被颠覆、被驳倒。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相反的回答。如果认为生产力是由神或人的意志和智慧等精神因素决定的，那无疑又回到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如果认为生产力也是某种物质力量决定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物质力量，那就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众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发难的人中间， 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无法否认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极力宣扬生产力是人的智慧的产物，并以此为根据，说明人的智慧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智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否定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否认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米海洛夫斯基的逻辑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又是依靠人的智慧创造出来并使用的，所以人的智慧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4月发表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转述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上述观点。他说：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会争辩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是劳动工具是为人所发明和人所使用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人们使用劳动工具需要比较高的智慧的发展。在劳动工具改进上的每一个新步骤要求人的智慧的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这个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这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就是说，那些断言世界为意见(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们是正确的。”[10](P 679)
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乍一看来，似乎是颇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劳动工具确实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创造和使用也确实是同人的智慧的发展分不开的。但是，他 们把智慧说成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和断言“意见支 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普列汉诺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从人类和人类智慧的产生来看。普列汉诺夫指出：人类的祖先，正如一切其他动物一样，是完全屈从于自然界的。他们在生存斗争中完全通过自然淘汰而适应周围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这曾经是“生理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亦即“意识的曙光”、“自由的曙光”尚未点亮的时代。然而生理的必然性却引导人类祖先缓慢地从其余的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演化成了“制造工具的动物”。自此以后，人类便结束了“生理必然性的阴暗统治”，开始了征服改造自然界的历史行程。这说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祖先的前后肢分工。普列汉诺夫十分赞赏达尔文的一句话：“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异常听他意志指挥的工具，人永远也不会在宇宙间达到统治地位。”[10](P680)可是人的双手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人类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呢?普列汉诺夫回 答说：“大约，他们由于某种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的，这种环境使得前肢和后肢之间的 肢体分工成为有利的。”[10](P680)而人的理性和智慧的产生以及成功，则是这个分工 的“辽远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推动了人类祖先的前后肢 分工，形成了人的双手，开始了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征服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人类 的智慧则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伴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 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指出：“自然界本身， 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11](P227)普列汉诺 夫把特定的地理环境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人类祖先的前后肢分工，以及由此而开始的制 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劳动，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或曰历史发展的最 根本的动力，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智慧”之类的精神因素说成是 生产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第二，从智慧赖以发挥作用的条件来看。普列汉诺夫认为，智慧不能直接引起生产工 具的改进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智慧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首先， 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以改进工具所加工的劳动对象的存在为前提。没有 必需的劳动对象作为材料，再聪明的智慧也不能直接使工具得到改造。例如，在没有金 属的地方，人类永远也走不出“磨石时期”；如果没有一定的植物和动物，人类永远也 不会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智慧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赖 于处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们互相交换产品。其次，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不仅要以改进 工具所加工的劳动对象为前提，而且需要以必要的工具的业已存在为前提，因为智慧自 身不能直接制造和改进工具；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双手赤手空拳地去制造和改进工具，而 是要用一种工具去制造和改进另一种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人在作用于他之外的自 然时，改进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 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 。”因为“劳动工具既然成为生产的对象，那末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 大小，完全取决于用以制造的劳动工具。”[12](P114)除去原始人使用的天然的石块和 木棒，是自然界直接恩赐、人的双手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工具使用之外，稍微复杂一些的 工具，都是用另一种工具制造出来的，即使是打制的石器，也是通过不同石块的撞击和 磨擦制造出来的。要制造出当代的复杂而精密的机器体系，更需要利用先进的工具了。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讲过这种思想。他 在论述大工业的发展时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 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 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 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海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 器才产生出来。”[13](P421—422)如果说普列汉诺夫讲的是适用于一切生产工具的制 造的普遍规律的话，那么马克思讲的则是适用于大机器工具的制造的特殊规律。而在当 代，则要研究适合于智能工具制造的具体规律。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都清楚地说 明：劳动者能否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以及发明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虽然离不 开人的智慧的努力，但归根结底是由原有的生产工具决定的。
第三，从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所使用的方法来看。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人的智慧的作用。智慧的发展推动了新的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智慧的提高，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经常变换的。而且，人的智慧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智慧与劳动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无疑是存在的，对说明工具的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如果只从简单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上去观察这个过程，那将是错误的”[10](P680)。唯物辩证法不仅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要在承认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对相互作用的双方分出轻重主次。前面两点讲的就是普列汉诺夫认为的，在智慧和工具的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智慧决定于工具的发展。这丝毫不意味着轻视智慧的作用，只是为智慧的作用找出原因。他指出：“无疑地，在我们遇见发现与发明的一切地方我们亦就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与发明是不可能的，正如它们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时是不可能的一样。我们所叙述的学说并没有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力图说明，为什么理性在特定的时期内是这样地动作，而不是另外一样；它并不是蔑视理性的成功，而只是力图给它找出充分的原因来。”[12](P116)
四、对“知识经济”的分析
20世纪中期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方兴未艾，知识的数量迅猛增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智力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人类历史已经或正在由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是否仍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力是否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些问题自然会以尖锐的形式重新向人们提出来。对于这些 问题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坚持者有之，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者有之，动摇者有之，否 定者亦有之。
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就根据人的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事实，无限夸大思维的作用，认为“创造性思维”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按信息选择的方式进行的。无论文化信息的生产还是实物资料的 生产，实际上都是受到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信息选择的控制和调节。对信息进行选择的过程即是人类的大脑做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因此，本质上可以说，社会进化最原始的动力，是人脑对信息(特别是文化信息)进行选择、处理的能力。可以认为，人的本质即人的脑在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信息结构(社会关系)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创造力”(《百科知识》，1985年第6期)。这种观点，除去加进一些“信息”、“控制”这些现代科学的新概念之外，与我们在上面分析的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如出一辙，完全是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对于这种观点，我早已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作了剖析。[14](P118—125)
再如，也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就根据科学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主导作用和超前作用，否定物质生产对科学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是在古代和近代，才是物质生产决定科学，到了现代，特别是当代，就变成了科学决定物质生产。他们认为，在古代，生产是科学之母；在现代和当代，科学则是生产之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科 学对物质生产的主导作用和超前作用，当成了科学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对物质生产起着 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事实上，科学对物质生产的主导作用和超前作用，并不否定物质 生产对科学的基础作用，不否认归根结底仍然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科学的发展。我的 这种看法在1987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15](P118—125)，这里不 再赘述。
又如，我国理论界有人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论断，得出了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结论，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说，是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不同层次的发展动力的区别，把在人类社会某一层次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成了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对这种观点，我已经从历史发展动力层次划分的角度作了剖析。
从社会发展动力层次划分的角度来看，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就生产力内部各要素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的，而不 是就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而言的，更不能因此把它跃升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就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既是物质生产发展的 根本动力，也是构成物质生产的一个方面的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整个人类社会而 言，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各 因素的交互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不仅科学技术推动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而且其他社 会因素也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作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极其复杂 的情况，不能把它简单化和绝对化。[16](P76—89)
下面着重剖析一下用“知识经济”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否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一些论点。
总部设在巴黎、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在国际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的内涵作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我国学者对“知识经济”概念的使用，大都出自这个界定。在我看来，这个界定，抽象地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具体地分析起来，却又显得模糊不清，含义不明。
对“知识经济”的界定，大致可以从两个主要角度来考虑。一是从横向静态的角度考虑，二是从纵向动态的角度考虑。
所谓从横向静态的角度考虑，就是从把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不同部门的角度来考虑。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都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部门；在改革开放以后，又采用了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把国民经济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这个角度考虑，“知识经济”就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它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各自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部门相类似。它与其他经济部门同时存在，而不是取代其他经济部门。这就是说，“知识经济”不是整个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态。
所谓从纵向动态的角度考虑，就是把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划分为若干依次更替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经济形态。如我们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的不同，把从古至今的经济形态分为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四大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相当于信息经济。应该着重说明的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虽然是以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为标准划分的，但后面的较高的经济形态，并不否定前面的较低的经济形态中的其他产业的存在和发展，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把它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之与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相适应。例如，在农业经济阶段，并不排斥渔猎产业，而是把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在工业经济阶段，并不排斥渔猎产业和农业产业，而是把它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在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阶段，并不排斥渔猎产业、农业产业、工业产业，而是通过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把它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种看法，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又符合经济发展的现状。
简言之，从横向静态角度划分的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部门的“知识经济”，并不否定其他经济部门的存在，它不能取代其他经济部门；从纵向动态角度划分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态的“知识经济”，并不否定其他产业的存在，不去用知识产业取代其他产业。OECD对“知识经济”的界定，并没有指明是从哪个角度作出的。但这两种划分法告诉我们，无论采取其中哪一种划分法，“知识经济”的概念和理论，都与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矛盾。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理论界都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对“知识经济”概念的错误理解，来否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例如，有人把有史以来的经济形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物质资源经济，第二类是知识资源经济。他们认为，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经济取代了物质资源经济，知识资源取代了物质资源。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首先，这种划分法是不科学的。按照这种划分法，似乎在物质资源经济中，知识资源 就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而在知识资源经济中，似乎又不需要任何物质资源。事实上，在 经济发展的任何形态或任何阶段中，在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中，都必须既有物质资源， 又有知识资源；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相应的物质产品或知识产品(精神产 品)。
其次，知识资源根本无法取代物质资源。这里说的物质资源，指的是自然资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无论知识资源丰富到什么程度，没有自然资源做基础，人类也无法从事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讲过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1](P92)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工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能力，也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2](P5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界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他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3](P56—57)列宁在针对俄国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用人力资源代替自然资源的荒谬观点时指出：“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正如俄尺不能代替普特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作用，借助机器和工业等减少利用的困难。”[17](P90)
再次，要从绝对量与相对量两个方面，正确认识物质生产成果与知识生产成果之间的关系。从相对量来说，随着知识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人们生产的物质成果的比重在降低，知识成果的比重在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绝对量上说，物质生产成果和知识生产成果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知识生产成果绝对量的增加，物质生产成果的绝对量也在增长。否则，人类的物质文明就不能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事实也证明，在当代，知识资源富有的国家，物质财富也丰裕；而知识资源贫困的国家，物质财富也匮乏。
最后，随着知识资源的增加和有效利用，人们在生产中可以转换对自然资源中不同因 素的利用，改变被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的构成，但绝对不会减少对自然资源总量的利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进入生产过程。要在绝对量上生产出更 多的物质财富，就必须以更多的自然资源为动力和劳动对象。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占有知 识资源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消耗自然资源最多的国家。它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仅高 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在 知识经济时代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大降低”，甚至会造成“自然资源的闲置”的观 点，只不过是良好的主观愿望和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在自然资源已经匮乏和短缺的条 件下，宣扬这种观点，是无助于节约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
收稿日期：200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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