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军参干运动研究——以北京市青年学生和工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五十年代论文,青年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受限于现代化军事人才之不足，军队急需一批具备一定文化程度或技术能力的青年。为此，从1950年底到1951年7月，中共连续三次动员青年报考军队院校，在全国发起参军参干运动。运动的初衷是解决各军事院校的招生问题，主要面向大、中学校的学生，工人参与者则较少，因而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青年学生的携笔从戎行为。参军参干运动为军队储备了一支人才队伍，既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更对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学界对这一运动尚缺乏专题分析，只在抗美援朝运动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相关研究中略有涉及。现有研究成果有两个倾向：第一，将该运动归入抗美援朝运动之中，而没有看到其独立之处。例如，有学者将其视为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军、支前的一部分；有学者虽然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对青年参军的促进作用，但没有分析青年报名参军的多种动机。第二，对该运动在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积极意义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例如，有学者详细总结了抗美援朝期间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但未深入分析参军的知识青年对军队建设的贡献。① 以学生为主的青年人报考军队院校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它既受抗美援朝背景下保家卫国的国家意识激励，特别是受到当时爱国主义热潮的推动；也受新中国初建之时青年个人理想因素的影响，折射出青年人在携笔从戎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此项工作成绩显著，仅1950年就有3507名青年学生和工人被军校录取②。本文依据中共中央及北京市两级文献、《人民日报》相关新闻报道、北京市档案馆资料，从微观角度构建参军参干运动的历史图景。 一、双重背景：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抗美援朝运动 20世纪50年代初，青年人报名参加军队院校，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军校招生工作的紧迫性，是催生此次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在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运动又受益于全国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努力探索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的途径，以建设强大国防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③虽然“现代化”的标准在当时尚未被界定，但有知识、懂技术无疑是现代军事人才的基本素质。当时解放军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东南沿海的岛屿争夺时，“部队缺乏基本的潮汐气象知识，给作战造成极大的危险”④，从一个侧面暴露出解放军现代化军事人才的严重不足。为此，建立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0年7月20日，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提出“改造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要新建一大批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⑤。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批转《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决定建立一批军校。 为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各类军政大学、干部学校、军政大学分校的基础上，各类新式军事院校相继成立。1951年1月，全军第一所综合性高级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中央军委要求其“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朱德也为其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⑥。这表达出中共在军队建设方面的新思路。到当年7月，“共办有各级步兵学校24所，其中，高级步兵学校5所，步兵学校19所”；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化学兵等专业学校相继建立；海军方面，早在1949年8月便成立了大连海校，新中国成立之初，南京海校，快艇学校，海岸炮兵学校，第一、第二航空学校先后成立；空军建立了7所航校。⑦军校建立后，自然带来了一个从何处招收学员的问题。 吸收地方有知识、有技术的青年参军，以提高部队人员素质，中共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自建军以来，中共一直重视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各地的革命大学，均是中共在军队人才培养方面的有益探索。随着军事斗争水平的提升，中共对军队人员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为此，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文件，要求军队人员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大量吸收他们。1949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的指示》，要求华北局和北平、天津两地积极吸收知识青年进入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等学校学习。这均为参军参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历史参照。 号召青年从军，尤其是动员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青年参军，既是上述历史经验使然，更符合新兵种建设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军、空军、装甲兵、炮兵、防空部队、工程兵等新的兵种、军种相继建立，他们对知识青年的需求量较大。例如，1950年8月，海军召开第一次建军会议，在制定其建军路线时，决定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同时，鉴于解放军官兵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中央军委曾于同月下发《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但此举不能迅速填补军队人才缺口。12月，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克就化学兵学校生源问题请示中央，建议吸收地方青年知识分子入校⑧。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这一提议，认为从地方招收有知识、懂技术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是快速完成军校招生和推动新兵种建设的可行方式。 正当我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步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适时激发了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但在抗美援朝运动前期，中共并未把动员群众参军作为硬性要求，也没有动员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军。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应强调动员群众参军，尤其不应勉强群众参军。”⑨为此，新闻总署、新华社也要求各地媒体对“各地人民要求参加志愿部队，或到朝鲜战地参战”等情况，“除接近朝鲜的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各地目前不必多所报道”⑩。 虽然政府在动员学生参军方面保持谨慎，但学生自发参军的热情十分高涨。档案资料表明，学生中志愿参军者，以党、团员为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主动要求“以志愿军的名义到朝鲜去打美帝国主义”(11)。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北京、天津共有63名学生参加海军，且“有六十人系光荣的青年团员”(12)。此时学生志愿参军主要是想直接奔赴朝鲜前线参加军事斗争，而尚未考虑进入国内军校学习。但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部署学生参加军事学校一事，表示“中央准备在年底(指1950年——引者注)以前动员政治纯洁的二万五千到三万大中学生到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各军事学校去”，并要求各地已经报名参军的学生等候上级指示(13)。 二、动员：密集宣传下的青年心态 参军参干运动是一项波及全国的政治任务，全国上下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统一青年人的思想，引导其报考各类军队院校。但在新政权初立之时，青年人的心态比较复杂，因此中共发动自身宣传网络，自上而下开展了密集的宣传工作。 1950年底，即运动开始之时，毛泽东忙于指挥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工作由周恩来负责。11月18日，周恩来召集总政治部、人事部等部门负责人研究参军参干工作，决定“拟于今明两年分两批选送九万余名学生和青年工人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并责成安子文负责拟定具体实施方案(14)。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向广大青年发出从军号召，明确招收条件、工作原则等。随后，中央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及时、广泛地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2日，青年团中央发表《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向青年宣传参军报国的意义；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告全国青年工人书》，强调工人对国防建设的价值等；在此前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爱国青年的光荣岗位》等社论，各大媒体开始对运动进行跟踪报道。 同时，中共中央和各部委明确相关细则，推动工作开展。1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投考军事干部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成立“招生委员会”，并“以团委负责实际工作”；规定“一切地方性的动员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包括军区和地方的各种动员)，均应一律停止，统一在这次全国性的动员计划中”(15)。随后，总政治部于12月8日发出通告，规定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生条件；9日，教育部发出《争取迅速完成军事干校招生计划的指示》，明确招生标准和保障措施等。第一期报名完成后，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下发《关于动员青年投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1951年6月22日，又下发《关于第三期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继续鼓励知识青年参加军队院校。 中央的上述文件出台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宣传工作。当时，宣传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青年人对军队的刻板印象，甚至存在某种质疑、抵触心理。例如，有的人认为“加强国防建设会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影响经济建设”(16)。1950年12月初，在“一二·九”“一二·一”联合纪念大会上，青年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根据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历史，指出国防强大对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性，他强调：“国家命运所系的近代化国防建设，必须依靠这些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技术的优秀青年来掌握。”(17)但因种种原因，报告在部分学校未能很好传达，各学校“对政府为什么要加速增强国防力量等问题却很少进行教育”(18)，未重视参军参干对国防建设的意义。 在此形势下，北京市组织了丰富的宣传动员活动。一方面，以讲座、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密集宣传。团市委以校为单位举办讲座，“大学共十二处，中学共七十三处”(19)。同时，邀请军队人员在大、中学校和部分工厂举办讲座和座谈会，“在四十个中学和两个大学举行，解放军同志有一百六十多人参加，同学有一万七千人参加”(20)。此举使青年人进一步了解军队，纠正了人们因国民党旧军队形象而对解放军存在的误解。另一方面，发挥群众性组织的作用。运动期间，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些组织，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李大钊战斗队”、男四中“青年营”、回民学院“张志坚战斗队”等。这些组织以体验军事生活为主，但有时为保持自身“纯洁性”而不吸收普通群众，造成党、团员与群众的隔阂。此外，北京市宣传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偏差，有时造成群众热情过于高涨，有时宣传活动又过于频繁，甚至引起部分群众的反感。为此，市委书记彭真向中央建议：“在工人、学生中，除参加各种军事干校外，应引导他们向加紧生产、加紧学习和经常的业务中去”，以不影响正常教学和生产(21)。 然而，在宣传动员之下，青年的心态并非高度一致。积极拥护者有之，犹豫不决者有之，消极抵制者亦有之。一方面，受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社会运动的影响，在爱国主义热情推动之下，许多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例如，有的“逢人就问是否参加，如不参加，就‘你不是中国人’”(22)；有的开始锻炼身体，学习游泳等。一方面，有些学生和家长出现思想顾虑。例如，有的认为参军是“大材小用”；有的顾虑个人生死；有的家长阻挠孩子参军，宣称“大家要去保家卫国我很赞成，但他(指其儿子——引者注)要去，就是倾家卫国”(23)。另一方面，少数人态度消极，甚至恶意抵制。例如，回民学院有人说，“你们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就组织蒋介石思想战斗队”，有人“在黑板上写下‘打倒参军’”(24)；辅仁大学一些学生认为，“两个月来，党团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大家不能好好念书”(25)。青年人上述复杂的心态，反映出不同的理想和追求，说明他们对参军参干运动并非一致拥护。因此，在贯彻个人自愿的原则下，为尽可能招收一批高素质优秀人才，政府需要在后续的报名和录取工作中灵活地制定相关政策。 三、实施：按军校类别分期招生，大、中学生是主体 从1950年底到1951年7月，参军参干运动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1950年12月初开始，12月下旬结束；之后迅速开展第二期招生工作，并于12月底完成；第三期于1951年6月底7月初开展。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参军参干每一期都按照各军校类别，即其归属于军事干部学校，还是军医后勤院校，合理地确定招生人数、专业设置等。因此，中共在每一期报名和录取工作中都各有侧重点。通过报名和录取结果来看，虽然此次运动面向青年学生和工人，但学生的积极性、参与度远高于工人，各大、中学校成为参军参干的主要组织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保送委员会的要求，各级职能机构逐步建立，为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1950年12月9日，北京市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副市长吴晗任主任。随后，各学校、工厂纷纷成立军事干部学校学生保送委员会。在职能方面，两个委员会各有侧重。招生委员会是指导整个运动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录取工作，并与部队对接；保送委员会负责开展宣传动员和报名工作，核实文化水平、年龄，组织身体检查。虽然由于较多倚重党、团组织工作，轻视行政力量(如校长、厂长)的作用，保送委员会的工作效果并不如预期，但在这些机构的组织下，参军参干工作得以按照既定步骤而有序进展，且在每一期各有侧重和调整。 第一期报名和录取，以参加空、海、坦克、炮兵、防空等军事干部学校为主。1950年12月5日，为保留理工科人才参加社会建设，周恩来指出：“在大学生中，应该多动员文学院的学生，少动员工、农学院的学生，医学院和医专的学生一般不动员，青工也要少调技术熟练的，以免削弱建设人才”(26)。根据北京市在运动前夕草拟的相关方案，该市第一期领到的任务数是“大学450，中学1500，青工100人”(27)，随后北京市团委专门制定了一份《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的计划(草案)》。报名从12月13日开始；各大学、工厂、中学于24日、25日、27日分别宣布录取名单。根据北京市档案，该市第一期录取2183人。其中，工人143人、大学生405人、中学生1635人；党、团员共1129人，占51.7％；女生共366人，占16.8％。(28) 第一期工作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偏差。第一，大学理工科报名者比例过高，多达67％。405名被录取大学生中，文科生仅有146人，理工科多达258人，不符合中共关于多动员文科生、少召集理工科生的初衷。第二，体检工作因总政治部未及时明确各兵种身体检查具体标准，一度造成混乱。例如，“各地虽按总政在报纸上公布的标准体检(视力听力正常，无传染病等)。但空军又提出，录取大学生都要上飞机，要求招生委员会重新检查学生身体。给群众情绪带来更大波动”(29)。第三，动员声势大，但报名者多而录取名额有限，使得报名与录取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影响了部分学生和单位的热情。一些学校认为动员人数过多会影响教学开展，一些工厂顾虑技术骨干的流失会影响正常生产，一些学生则又担心不被录取。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在第二期动员时做了调整。 在第一期报名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顺势开展第二期报名工作。12月16日下发的《补充通知》决定，第二期招生以军医、俄文、通讯、卫生、后勤等类学校为主。为照顾经济建设和学校、工厂发展，中共中央要求“多动员中学生，少动员三、四年级的大学生，特别是三、四年级的理工农学院的学生应尽量少动员或不动员”。同时，明确第二期各兵种招收女生的具体数量，规定以通讯、卫生、后勤等校为主，具体名额是：通讯类750人，卫生类1600名，后勤类500名，机要类200名。(30)为响应《补充通知》精神，12月26日，总政发出通告，明确各学校招生条件。这一期的报名基本在12月27日一天进行，录取工作于31日完成。 北京市1950年底的两期参军参干工作成绩显著。根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关于工厂、大中学学生参军参干录取人数统计表》，在完成第一期录取工作之后，北京市在第二期又有124名大学生和1144名中学生报考军医等学校。在1950年，该市共有3507名青年学生和工人被录取。被录取者以学生为主，工人只有123人(主要是男工，有20名女工未被统计)；另有少数学生被志愿军文工团接收，具体数额未见统计(31)。但此两期招收名额，并没有完全满足军校生源需求，因此，参军参干运动在1951年继续进行。当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期动员的《指示》。 第三期在招生人群上有所变化。一方面，以初中生为重点。前两期运动在明确招生对象时，规定初二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均可报名。此举虽扩大了动员面，但从实际报名情况来看，中学生较大学生更为积极，部分中学教学班次甚至因此受到影响。为此，这一期明确招收对象“以今年暑假的初中毕业学生为主”，大一、大二学生可以报名，但“大学三、四年级及医科学生不在招收之列”(32)。另一方面，重视社会青年报名。中央政府虽未对此统一安排，但授权各大行政区自行处理社会青年参军问题。北京市军校招生委员会向社会发布《社会青年报名办法》。与学生按所属学校报名、录取与否受学校名额限制不同，北京市对社会青年没有划定报名区域，也未设定具体名额。 与前两期分别侧重于军事干部学校和军医后勤学校相比，第三期时对这两类学校同时兼顾。以当时北京市第四区为例，该区报名342人，录取202人(初中生167人，高中生35人)；去向方面偏重于军事类学校，人数为125人，后勤军医类学校则有57人报考(33)。此外，由于朝鲜战争局势有所缓和，加之时值高考等因素，青年人的参军愿望没有前两期强烈。第三期被录取者与报名者的比例基本为1∶2，远大于前两期，这也说明学生参军的热情已经下降。因此，该期录取工作方法更加灵活。例如，年龄限制不甚苛刻，体格标准更为宽松等。 此外，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社会各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慰问活动。一方面，开展生活慰问。教育部要求各地招生委员会负责被录取学生奔赴集结地的生活费和交通费；各地“给报名学生拆洗棉被，补衣袜，织毛裤”等。另一方面，进行精神鼓励。例如，各个学校“每天有许多写给报名学生表示慰问和敬意的信”，并举办欢送会、茶话会，佩戴大红花等。(34)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工人家属大多支持知识青年的参军选择。 四、平衡：谨慎使用组织力量，兼顾军队与地方发展 参军参干运动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而其顺利开展既需要一定的推动力量，却又不能影响国家其他方面的建设，需要把握一种“平衡”。一方面，中共需要发挥党、团组织的力量，以带动青年人作出选择，同时保证党、团组织自身的建设；另一方面，地方发展与军队建设在人才分配上需要相互协调，以便不影响国家建设的整体成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团组织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党、团员是各项运动的先锋。但在参军参干工作中，由于学校的党、团组织尚在建设中，其力量的发挥需要慎重把握。一方面，对于各地初建的党、团组织来说，如果大批党、团骨干参加军校，易造成组织“真空”；而部分党、团员又具有盲目的“先锋主义”倾向，如果不主动动员群众，也会脱离群众，影响运动开展。另一方面，如果党、团员报名人数太少，则将很难发挥示范作用，不利于调动群众热情。因此，党、团力量是重在“四两拨千斤”，还是直接“包干”，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为此，中共中央的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党、团员报名比例，到明确要求不能削弱党、团组织的变化。1950年12月5日《通知》强调，“党、团员与普通群众之间，党、团员之投考军事学校者与继续留校学习者之间，均应有适当的比例”(35)；但1950年第一期报名时，党、团员数量仍偏多。例如，北京市该期共录取2183人，党、团员共1129人，占录取总数52％(36)。因此，1950年底《补充通知》进一步强调，“党团员应带动群众报名，并与群众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约占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且要求“党团员在参加军校的学生中应占的百分比，可在开始动员时，就向群众公开解释清楚”，以避免群众误会(37)。但在当时环境下，党、团员为带动群众热情，仍保持较高的报名和录取比例，这实际上影响到党、团组织的自身发展。为此，1951年6月第三期运动时，中共中央《指示》明确要求，不能因报考军校而使学生中的党、团员等领导骨干过于削弱。 北京市在运动中一直注意慎重使用党、团力量。运动初期，为将党、团员报名者的比重限制在半数以下，北京市核准了一些被基层党、团支部视为“落后”的群众，以调动更多的普通群众报名。同时，团市委注意到第一、二期录取的学生很多都是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如再动员，将影响学校工作的开展。因而，根据中共中央《补充通知》，北京市规定，“党、团员报名先须经党、团支部批准，决定去参军的才可以在群众中积极起带头作用”，并要“防止少数党、团员的先锋主义与关门主义的作法”(38)。为保持党、团力量不受影响，在第三期运动中，北京市有意不组织或少组织党、团员报名。当时大学生报名总人数为877人，录取191人，报名者中只有16名党员、337名团员。被录取者则仅有2名党员和100名团员，其中党、团骨干被录取的仅12名。(39)这个数字远少于前两期。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甚至没有党员报名或被录取。 中共在参军参干运动中的慎重态度，也体现在平衡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形势，国家既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国防与经济一度没有清晰明确的孰主孰次之分。1950年9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40)随着全国各项建设的开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如前所述，周恩来曾强调少动员理工科学生，以免削弱社会建设人才。而1951年的全国毕业生情况也表明，大学毕业生“远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同时，“高中毕业生则不敷大学招收新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全国的初中毕业生则比较多，除了满足高中招收新生的需要外，尚可有不少余额”，可以满足军校招生需要。(41) 因此，为平衡地方与军队人才需求，第一、二期对理工科学生报名做了限制，第三期则不鼓励即将毕业的大三、大四学生和医科学生报名。1951年6月后，随着抗美援朝战事日趋缓和，军队对人才的需求相对减少，国家也需要加快培养经济建设人才。为此，第三期运动进行之时，中共中央规定，“无论军区或地方，在此期间及以后，一概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另行动员在校学生”；要求“今后如要动员大、中学生，必须经各中央局报请中央特别批准，方为有效”(42)。为引导青年认真对待参军与否的问题，《中国青年报》发表专题社论，强调国防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密切联系着的(43)。这体现出中共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探索，其精神在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得到了更完整的阐释。 在上述宣传动员、分期组织和多方保障之下，参军参干运动得以在短期内取得丰硕的成绩。自1950年12月到1951年7月，共约58万青年报名，其中9万余名被录取(44)。这批生源极大解决了各军队院校的招生问题。例如，大连海校二分校“第2、第3期学员分别于1951年夏、秋入学。他们都是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一至四年级学生”(45)。又如，空军各预科总队将参军参干的学员在学习内容上区别于直接从部队入学的学员。部队学员因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教育的比例定为文化教育70％，政治教育20％，军事教育10％”。而参军参干的学员“教育的比例是政治教育70％，军事训练30％”。(46)这些学生，成为军队中的新鲜血液，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五、结语 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举措之一，参军参干运动在我国人才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军队储备了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影响十分深远。同时，参军参干运动采取自愿的方式，是在新政权初立的情况下，对中共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制的继承，并推动我国兵役制度转变。其所带来的全民动员之声势，以及对国防建设、军队面貌所进行的广泛宣传，对帮助人民摈弃旧社会“好男不当兵”“吃粮当兵”等旧的兵役观念、提升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有着比较突出的意义。此后，志愿兵制虽继续得以实行，但国家已开始考虑向义务兵役制过渡，并启动《兵役法》的起草和建设兵役局等工作。社会各界对《兵役法》草案、修正草案均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义务兵役制逐渐认同和拥护。1955年7月，在吸收社会意见基础上，新中国首部《兵役法》颁布并实施，义务兵役制得以确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包括参军参干运动在内的从属于志愿兵制的参军行为逐渐减少，一定意义上使得参军参干成为一种临时性、过渡性举措。 参军参干虽是一场成功的政治动员运动，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但其归根结底是军事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且学界多将参军参干从属于抗美援朝，主流媒体也认同这一划分。正如学者对此运动的描述，“十万学生兵，披上新戎装，跨进军干校，掌握新武器，打击野心狼，卫国保家乡”(47)。《人民日报》当时也报道说，“各地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行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扩大与深入发展的一个生动的表现”(48)。笔者对此亦不否认。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常在分析抗美援朝运动时，多强调支前、参军等一些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成绩，却较少分析其背后的多重“推力”。参军参干固然符合抗美援朝运动的要求，但其实更受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推动。解决军校生源问题一直是催生参军参干运动的直接因素。而且中共原本就没有明确提出以参军参干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只是借助抗美援朝之声势来推动参军参干工作。因此，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参军参干之从属于抗美援朝，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巧合。 然而，受军内认识不统一、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参军参干却没有被长期坚持下来。三期工作过后，国内基本未再大规模组织地方青年报考军校。实际上，当时军队内部对参军参干并未高度重视。相较于从地方招收青年进入军校，军队更倾向于将素质优秀的干部、士兵送入军校进修。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在讨论军校生源时认为：“步兵学校学员在最近三五年内主要是由部队选考(不能少于85％)，酌量收一部分青年学生；各兵种学校学员在最近四五年中，主要由部队选考(不能少于70％)，四五年后各校可增加青年学生比例。”(49)由此可见，在参军参干运动之前，军队对处理军校生源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路，只是在部队官兵文化素质不能在短时间内满足军校要求的情况下，才将招收地方学生、工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此后，军内对自身干部培养之思路日益清晰，对工农兵战士逐渐重视，对吸收地方青年则比较谨慎。1957年1月，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吸收学生直接培养军官，不能当作军官的主要来源，应当把义务兵中的优秀分子作军官的主要来源”；是年6月，他在讨论1957年军队所需毕业大学生人数时强调，“军队中需要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军的干部路线是要从工农战斗骨干中进行培养”(50)。这种认识，既有继承军队优良传统的考虑，同时也是根据国情变化而进行的灵活调整。一方面，受义务兵役制影响，地方青年进入部队服役有了更多、更制度化的机会；另一方面，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方面考虑，在全面建设新国家的背景下，军队也不能过多占用地方人才。因此，参军参干没有被长期坚持下来。 尽管如此，参军参干运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学生、工人从此远离部队建设。随着新中国各项工作日益走上正轨，他们在投身社会各项建设的同时，仍不忘履行国防职责。相较于参军参干时期完全依照个人志愿的方式，《兵役法》颁布之后，地方青年国防义务的继续履行，逐渐有了制度依托和法律、政策依据。例如，《兵役法》规定高中以上学生在征兵工作中，一方面可以被缓征或不征，一方面有参加军训、预备役义务，以后备力量形式参与国防建设。这既是对参军参干的继承，也体现出我国兵役制度的灵活性和国防动员工作的变化。 注释： ①参见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国防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曲爱国：《抗美援朝战争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张树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方针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军事历史》2007年第6期；胡长水：《建国以来军队建设的思路转换及其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等。其他成果还可参见周鸿：《论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②《团北京市委就青年学生工人参军参干运动给团中央、北京市党委的报告》(1951年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该档案缺乏1951年北京市第三期参军参干运动的汇总数据。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页。 ④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67页。 ⑦此外，1952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军事学校命令》，将全军院校调整为94所，具体包括：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步兵学校12所，海军学校9所，空军学校19所，通信学校4所，炮兵学校9所，装甲兵学校6所，工兵学校2所，防空学校2所，军械学校3所，机要学校2所，后勤学校6所，汽车学校5所，军医大学7所，其他类别6所。本次院校调整虽发生在本文所论述的参军参干运动之后，但多个专业学校的建立，反映出这一阶段军队对现代化人才的需求。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69-72、318、319页。 ⑧《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71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 ⑩《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11)《北京大学等校大学生申请抗美援朝的志愿书》(1950年11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9-00146。 (12)《京津大学生六十余人参加人民海军海军政治部集会热烈欢迎》，《人民日报》1950年12月6日。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第291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第322-323页。 (16)《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的计划(草案)》(1950年1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17)《关于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几个问题——青年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在北京学生“一二·九”“一二·一”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北京市参军参干运动简报(第6号)》(1950年12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19)《团市委动员青年参加军校讲座计划(草案)》(1950年12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0)《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干学校所办讲座及座谈会的初步总结》(1951年1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1)《彭真年谱(1902-1997)》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22)《北京市参军参干运动简报(第1号)》(1950年12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3)《北京市参军参干运动简报(第4号)》(1950年1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4)《北京市参军参干运动简报(第5号)》(1950年12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5)《北京市参军参干运动简报(第14号)》(1950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03页。 (27)《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的计划(草案)》(1950年11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45。 (28)《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9-00143。 (29)《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9-00143。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第387、389页。 (31)《关于工厂、大中学学生参军参干录取人数统计表》(1951年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11。 (3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各种军事于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 (33)《关于工厂、大中学学生参军参干录取人数统计表》(1951年7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11。 (34)《把荣誉给热爱祖国的人们!首都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学生受到各方面的热情赞扬与尊敬》，《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1日。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第324页。 (36)《北京市动员青年参加军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9-00143。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第387页。 (38)《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538页。 (39)《关于工厂、大中学学生参军参干录取人数统计表》(1951年7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003-00011。 (4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41)《关于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几个问题与答复》，《人民日报》1951年7月7日。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6册，第238页。 (43)参见《关于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几个问题》，《中国青年报》1951年6月29日。 (44)张静如总主编，庞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1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海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47)《我军历史上三次知识青年从军潮》，《解放军报》2014年5月6日。 (48)《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全国各地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情况综合报道》，《人民日报》1951年1月7日。 (4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62页。 (5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8、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