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心理：从疾病分类体系的演进看躯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躯体论文,体系论文,疾病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疾病观总与一定的身体观相匹配，因而也无法回避心身关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正是从西方身心分离的二元论基点出发，才有了西方疾病分类体系中躯体疾病与心理疾病的分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求诊者的心理访求日渐被视为一种无关疾病本质的干扰变量而日趋边缘化。这就为病人的自感体验与医学诊断标准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躯体形式障碍和躯体化病人这些独特的精神疾病分类诊断名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从疾病分类体系的演进过程探讨躯体化问题，可以为身心关系在医学体系中的演变提供一个微观的例证。
一、从合一到分离：西方疾病观中的身心关系
疾病观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虽然相关的解释已有不少，但至今仍没有得出清晰满意的答案。早期的西方社会在不断探索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也在尝试思考疾病的本原问题。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以古希腊哲学中的世界四根说(万物由水火土气四元素化生)和人体构成的四根说(血液是火根，呼吸是气根，液体部分是水根，固体部分是土根)为基础提出人体的四体液(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说，认为人的疾病即由于四体液的比例失调而引起。四体液理论是一种具有原始整体观的医学理念，疾病是由于机体内部体液的整体平衡被打破，或者是在某个特殊部位体液的自然平衡遭破坏所致。
此后，古罗马医学的代表人物盖仑继承了四体液说，并认为不同的体液混合所形成的体质，既能影响躯体，也能影响心灵。在盖仑的综合下，体液论和体质论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并与占星术相联，使其理论几乎能解释人类健康、疾病以及相关的任何问题，体现出西方早期医学的整体论特征。体液论虽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但它将人类疾病和健康同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为当时的医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疾病起源和治疗方式的解释框架，使得医学得以独立于巫术，具有时代进步的意义。四体液病理理论后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补，成为西方古典医学的核心理论，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启蒙时代，身心也由此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医学处理。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西方近代哲学的代表人物笛卡尔秉持身心二元的观点研究解剖学，并认为生物体只不过是精密的机器零件，有机体一切复杂运动都可化归为物理化学变化，甚至连思维活动也被认为是一种机械运动。人体犹如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而疾病则是人体这架大机器的某部分故障失灵，从而需要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已。这种医学观也因此被称为机械论医学观。
在这一医学观的影响下，随着实验科学方法主导下的生理学的发展，医学知识的研究方式和实践方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17世纪的医生逐渐开始摆脱体液论的思辨式论证，转而使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干尼根据600多个解剖病例提出了病灶说，把疾病看作是机体的局部器官损伤，并认为每一种疾病在某个器官内有它相应的病变部位，从而提出疾病的器官定位学说，为疾病的本体论找到了解剖学基础。这就突破了传统体液学说的理论，重新定义了“疾病”的概念：疾病总有一个病灶，治疗就是寻找和根治病灶的过程；器官是疾病的位置，临床出现的症状，就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器官发生了病变。
莫尔干尼的病灶思想开启了西方医学对疾病认识的新时代。此后的西方医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不断寻找病灶的过程。随着生理学中对组织、细胞、细菌的研究和发现，病灶的定位从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和微生物，最终确认了疾病由宏观形态到微细物质的基础，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这些研究都充分体现出当时实验科学的还原论特征，如器官病理学认为每种疾病都有与它相应的器官损害；细胞病理学认为每种疾病都有与它相适应的细胞损害。其分析方法重视对疾病的分类、结构改变、病因、病理的研究，把医学问题拆解成最简单的问题，通过分析局部、静止的问题，得出关于复杂疾病现象的结论，这种思想成为西方医学主要的指导思想。这种机械还原论的思想在医学分支上具体体现就是人体解剖学，它把机械分析思想深深根植于西方医学：重视把握疾病的位置和原因，却在很大程度上把局部的病变同整个人体分裂开来，孤立地研究局部，不自觉地割断人体内原本存在的复杂多样的联系，使得西方医学在处理很多实际问题时常常面临困境。
随着19世纪下半叶细胞、细菌的发现和20世纪基因的发现，医学的还原分析水平越来越深入、病灶的定位越来越精细，疾病的生物学属性也就得到了越来越高的强调，疾病的病理学也面临着重建。例如，随着细胞作为生命基本单位已经得到认可，那么它也必然是疾病的根源。如此一来，生命就可理解为细胞内部和细胞之间的交互过程，疾病则成为这些物理、化学过程的特殊形式。那么，那种“粗糙”的器官水平的解剖学就不足以解释病因，新的病理学必将建立在实验生理学的发现之上，临床诊断变为对身体进行一系列化学检测以便识别出病变生理过程的行为，医学实践逐渐成为实验的附属物。这时的医学也就进入到了实验医学或称生物医学的时代。
生物医学疾病观的基本特征如下：(1)人体的任何疾病都能够用可以测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量加以说明；(2)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生物实验进行检查，找到器官、组织、细胞和大分子形态结构或者生化代谢上的特点变化；(3)任何疾病都可以确定其生物或者物理化学上的特定原因①。在这种医学范式下，作为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这些有形之物的“宿主”的躯体，也就成为了定义疾病的唯一空间。未能找到躯体病理解释的“病变”，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成为“疾病”的可能，因为它们缺少病灶。
与此同时，病人对自感症状的陈述，再也无法成为医生诊断的核心。在医生眼里，病人只是一个生物的人，一切治疗措施都是围绕着纠正生物异常而进行的，疾病研究成为器官系统组织和功能研究的一部分。疾病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实体，超越于病人本身而被视为医学的研究对象，躯体也只不过是表达疾病状态一个生物化躯壳而已。在探索疾病的过程中，认识的主体是医生，认识的客体是疾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医患关系才会作为一种突兀的现象和重要的课题被研究——当医生的标准化任务是治疗客观的“疾病”而不是解救带有主观意图的“病人”时，医患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治疗过程之外的附属；只是由于它可能促进或妨碍医学治疗的效果，因此不得不予以必要的重视。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治疗的实质与这种人际关系有着本质性的关联。
生物医学模式的建立，使医学研究者能够将疾病独立于病人成为客观物体加以分析，疾病被理解为一种生物化学过程，按照自然科学不可变更的法则加以解释。机械论的医学已经消解了作为整体的人而将之分离为一堆器官的综合体，而生物医学则通过关注器官的基本构成元素，进一步将病人从医学发展中消除。而当躯体独自占据了疾病的表现空间后，单纯表现为心理和行为上的异常却又找不到躯体病灶的“病症”到底归属何方，就成为一种现实而棘手的问题。此时，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再一次体现出其强大的思维惯性：让躯体的归于躯体，让心理的归于心理，一个崭新的名词——心理疾病，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躯体的突显与心理的退隐：西方疾病分类体系的演进
处于早期整体论模式医学中的疾病类型，往往由其外在症状和人的主观推测判断，而非其内在的“本质性”因素。而致病因素广泛存在于整个人体系统而非某一特殊器官或组织里。另外，除了躯体特质外，情感和精神因素也是可能的致病源。由于早期的西方医学提倡朴素的整体观，对躯体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划分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心理疾病一开始与躯体疾病处于一个大致平等或者相互渗透的地位。当然，受认知水平的影响，中世纪时期的西方人们往往认为灵魂出现疾病的病因是因魔鬼附身所致，精神、行为异常者被认为是魔鬼附体的“疯人”，往往受到比普通疾病者更加残酷的对待。但总体上看，疾病的诊断以病患自述病因为基础而形成，从而使得医学行为呈现出较强的个性化特征，没有出现对躯体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刻意划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启蒙时期。
18世纪开始，受机械论思潮的影响，人类疾病分类学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但此时的疾病分类学主要基于患者的症状表现而不是内在病因，分类者往往忽略不同理论对某一特定内容的分歧，而是根据自身偏好的某一原则，收集相关病症表现，确定其病理学名称②。这一状况直到莫尔干尼创立器官病理学后才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此时的疾病分类有了全新的依据和准绳：器官病理学将局部损伤视为疾病的本质特征，疼痛本身不再是作为一种疾病，而只是一种病理变化，可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引导医生判断疾病所产生的器官。
疾病分类学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疾病在医学研究中获得相对独立的实体地位。在19世纪的疾病分类中，疾病成为存在于不被病人所意识到的组织中，但能又被精确认识、客观识别的事物；病理分析已经从对整个身体系统的研究，转变为对特定解剖结构的分析；疾病的临床表现曾经是病症的基本判断标准，现在其作用下滑到第二位；病人对预诊和治疗的兴趣，逐步让位于临床医生对诊断和病理学的关注；个人病例的独特特点淹没于大量的统计调查中。简而言之，病人不再是具有主观意义感受的独特整体，而是被当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疾病的媒介。医学治疗过程逐步系统化和程序化，而个体化的行医风格则日渐不容于这种系统的程序。病人被划归于疾病分类学体系中的一个子范畴，以适合疾病的治疗。
由于躯体在病理呈现中的压倒性地位，在19世纪的疾病分类中，躯体疾病首先得到了强调。医生更多关注器官或组织的病变研究，逐渐出现了按照病灶进行的分类，出现了按照器官系统的疾病命名法。这种命名方式一直持续至今。与此同时，有关精神、心理方面的病症则慢慢被归为相对独立的一类。实际上，自生理学的地位日渐突出和器官病理学的兴起后，心理疾病就一直处于一个较为被动和边缘的地位。正如美国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所总结的，“(由于笛卡儿式身心二元观的影响)在过去的3个世纪(17、18、19世纪)里，生物学研究和医学的目的都是为了理解有关身体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而心理则被排除在外，主要留作宗教和哲学关注的对象”③。到了19世纪初，心理疾病已经开始从一般的医学分类中分离出来，与此相匹配的是，治疗精神病人的机构—精神病院，也逐渐独立于一般的综合医院。
1792年，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内尔一改传统将精神病患者简单关入疯人院进行集中管理而不是医学治疗的做法，把“疯人院”变成了医院，对每一个病人都进行严格观察和分析，研究病人的行为及活动状况，将大量的临床资料进行分类。心理疾病不再与邪恶的魔鬼或神灵有关，而是被看作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而受病灶观的影响，此后的精神病学家开始着力研究心理现象和大脑的解剖结构关系，强调心理疾病的器质性基础，认为心理疾患只能在神经系统物理改变的基础上得到解释。通过种种办法来找到和发现其决定作用的、隐藏在心理障碍后面的生理障碍，遂成为精神科大夫的重要职责。
沿着这一思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德国医生克雷佩林形成了典型的生物医学化的精神病学思想：心理疾病本质上是一个生物过程，每一类精神疾病都具有独特的病因、精神症状和体征，以及典型的病程和病理解剖改变。既然心理疾病是一个生物学过程，是由身体某部位的病变所导致的，那么精神疾病也必定存在纯粹的器质性基础。他将一定的临床表现与病人的体征病程和结局相互印证并进行系统记录，然后根据生物学规律进行分类。这实质上就是生物医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和心理疾病观，试图用当时流行的医学模式来解释心理或行为上的异常，并希望通过改变其生理结构来治疗疾病。这一时期，心理疾病已经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医学上的疾病。精神病学家尝试用医学的思维去理解和解释精神和行为异常，治疗方法也是在医学观点指导下的治疗探索和实践。虽然从当下的角度看，其治疗方式与管理方式仍然过于粗糙乃至粗暴，但仍是当时的人类对心理疾患试图做出科学解释和治疗的代表性尝试。
尽管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异常确实有一部分是由于脑或者神经系统的损伤或器质性的病变造成，但大量的心理和行为的异常却无法找到脑或神经系统的损伤和器质性的病变，如恐惧、焦虑、抑郁等。这些表现无法归结具体的器质性病变，虽然不断有精神病学家力图对各种心理障碍做出生物学化的解释，但就当时的医学水平而言，这种“生物精神病医学”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因此，一般的医生对于它们是否应当归入“疾病”而踌躇不已，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干脆尝试脱离躯体疾病的定义，直接将心理疾病定义为一种功能性的异常而非实体性的异常。直至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彻底摆脱了心理和行为异常必定与某种生理上的病变相关的思考方式，系统地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心理疾病进行解释和治疗，精神疾病由原来被认为是生理性的、结构性的疾病转变为功能性的、精神性的疾病。这种定义模式也一直持续至今。相应地，治疗方法也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来处理心理疾病。他开创的心理分析疗法对后来整个心理治疗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心理治疗也正式成为一种职业而被世人认可。
由此可见，心理疾病作为一种疾病的“独立”地位，实际上是相对而言的。与其他诸多得到归类的躯体疾病不同，在生物医学模式中，许多心理疾病其实是没有对应实体的疾病，是一种功能性而非器质性的异常，是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有了生物医学模式对躯体病灶的情有独钟和对心理异常的放逐，才有了心理疾病及其分类的被迫独立，也才有了当下西方疾病中躯体化与心理化的分殊。在身心二元论的医学化投影中，躯体的支配地位与心理的从属地位，恰好与哲学领域中重灵魂轻肉体的理论旨趣迥然相异，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三、躯体化：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及其文化心理学反思
躯体化正式成为一个西方心理疾病的诊断名词是在1980年。当年，在心理治疗界影响巨大、被誉为当代精神医学“圣经”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开始将其归入精神疾病目录，统称为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s)。在这之前，躯体化一词已有数十年的正式使用史，意指藉由躯体症状表达心理不适的一种临床现象，但并未成为诊断名词。一经DSM这一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认可”，躯体化一词便迅速被各种同类型的疾病分类手册广泛承认，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和我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均以“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为名收录此诊断名词，并可进一步细分亚型，两个分类手册的分类标准基本相同。
以CCMD－3为例，躯体形式障碍细分为四个主要亚型：躯体化障碍、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疑病症和持续性躯体形式的疼痛障碍。其中，对躯体化障碍的描述为：“是一种以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躯体症状为主的神经症。症状可涉及身体的任何系统或器官……体检和实验室检查不能发现躯体障碍的证据，能对症状的严重性、变异性、持续性或继发的社会功能损害做出合理解释；对上述症状的优势观念使病人痛苦，不断求诊，或要求进行各种检查，但检查结果阴性和医生的合理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④这种描述与ICD－10中的描述大同小异，体现出西方医学对中国精神病学界的明显影响。同时，一般意义上的“躯体化”(以躯体而非心理方式进行应激应对)则被称为一种“描述性的临床名称”而不是一种“诊断名词”，并要求严格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分。从这些描述中，不难发现躯体性病理对于疾病定义的本质性作用：正因为现有医学检查发现不了躯体上的病变，因此理论上躯体就不应当存在所谓的症状；而一旦患者主动地、反复地报告出这些“症状”，就只能说明症状的来源并非躯体，而是一种精神障碍或者错误的应激反应方式。在这种躯体疾病与心理疾病的两分模式中，躯体疾病的强势地位仍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在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主导下，病人已经丧失了作为有情感和意义感的个体存在，而仅仅被当作一具生物化学意义上的疾病载体。生物医学模式的精髓在于笃信任何身体局部的疼痛或不适不可能没有局部的病灶，但倘若不能指出其病灶，其直接可能结果就是否认疾病的真正存在。不仅如此，疾病标准的规训力量实际上是双重的：它既针对医生，也针对病人。这种医学模式和疾病分类模式，不仅要求医生本人严格遵守其标准，也间接地要求病人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报告其症状和患病体验。正如医学人类学家汉所说：“病人们总要被期望如实地讲出自己的患病经验然后才好进行治疗。如果他们没有做到，医生就会说病人‘辜负’了生病的人这个角色……而治疗者们则被期望要通过取得资格的培训和考试，要照医学界的规矩行事。要是有人没做到的话，这人一般就会被称为‘庸医’；那些没有达到标准的人会被说成犯罪或渎职。”⑤
在这种力量的合围下，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生将此类症状看作是病人的种种伪装，并冠以躯体化障碍或躯体形式障碍的标签，认为这种疾病是病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将这类病人视为行为“不正常的”、“适应不良的”个体，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当病人的症状无法由躯体病灶解释时，那些所谓的“躯体化障碍”患者，就成了“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⑥，对躯体疾病的合理关注让位于对潜在心理因素的关注，并将分析这些症状的任务推给了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而躯体化障碍，也就是成为一种污名化的心理疾病，成为浪费医疗资源、恶化医患关系的一大来源。而这又反过来构成了促成当下医学界着力解决躯体化问题的一大动力：解决了这一问题，就可以节省出有限的医学资源解决“真正的”医学问题，并且改善由于病人反复求诊和换医造成的医患紧张问题。而这也成为躯体化患者不得不面临的双重尴尬：躯体“症状”无法消除，同时又不得不遭受正统医学的各种歧视性关注。
但值得反思的是，生物医学模式并非是唯一存在的医学模式，更不是唯一正式正确的医学模式。历史地看，生物医学模式不过是西方医学发展到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模式，身心分离的主张，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才成为医学治疗的前提假设；而在此之前，西方社会同样拥有长久的身心合一医学理念与实践方式。同时，从世界范围内和跨文化的视角看。生物医学模式更不是唯一实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医学模式，不同模式对什么是疾病的本质的理解并不相同，而且会各自衍生出在其视角上认为是正当和合理的诊断模式和求诊模式。
例如，在中医传统中，身心关系一直处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⑦的互补关系中，并且整个身体也处在天地社会人事不断循环的大系统中，人体与其疾病，都在这种一气化生万物、阴阳互相推演、五行相克相生、万象不断更迭的演化与联系中，作为一种关系形态而不是实体而存在。在这种医学模式中，重要的不是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本质、谁是谁的表象，而始终强调因与果、本质与表象的相互性和循环性。个体的躯体状态与心理状态、躯体体验与心理体验都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两者相互渗透而不可分离。心理疾病并不必然通过躯体病变来定义，躯体病变也不必然排斥心理成分，相反，它们之间总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和渗透性的关联。
因此，中医认为五脏六腑的变化会引发情志的相关变化，因而情志的扰动也同样会诱发五脏六腑的病变，所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在这种天地人、身心气大循环的医学图谱中，究竟谁是谁的本质、谁需要通过谁来定义，是一个极其次要的问题。所以，中医的疾病分类虽然也注重躯体病变部分的不同而进行划分，但总的划分原则却不是着眼于局部病变的病灶，而是整体性的病因与病机，从而形成了中医辨证的疾病分类传统。所谓“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⑧。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构成了中医辨证的八纲，其中又以阴阳为总纲(两人纲)，寒、热、虚、实、表、里为六种基本功能形态(六要)，两纲六要交互分类构成十六目，如表虚寒证、表寒实证等，构成庞大的病症分类网络。
在这种疾病分类体系中，躯体和心理的分野在阴阳的交汇、表里的传变、虚实的转换和寒热的交替间，已经消弭不见了，代之以功能性态上而非结构形态上的共存与互补。由此产生的望闻问切传统四诊中，医家可以“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司外揣内、以象测藏，形成了丰富的中医诊疗技巧。同时，医家更应广博于世事、敏锐于人情，理想化的治疗过程应是“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书，以明经道，贵贱贪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素问·疏五过论》)。在这种开放性、整体性的医学知识体系中，病人的自陈体验不仅不需要医学标准的强行界定，反而是医家推演病因病机的重要起点，依据阴阳五行的变化原理，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在这里，也没有心理医生与普通医生的区别，而只有一个负责整体病变的医者扮演治病疗心的综合性角色。
当然，我们很难认为，中医的这种辨证方式就一定是正确的疾病治疗方式，但它毫无疑问是传统非常悠久、现实中又非常普遍的诊疗方式。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这样长达数千年的医学实践时，我们同样很难想象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能够脱离其影响。因此，中国病人在求诊抑郁症、神经衰弱时的病情陈述中，出现许多研究中发现的高躯体化报告率⑨，就不难理解了。在面对这种求诊现象时，究竟是采用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使用躯体形式障碍或躯体化来描述这些病人，然后将之推给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还是使用传统的医学模式，望闻问切地进行诊疗更加合理呢？对于这一问题，或许很难有标准化的答案。但作为一个现存的争议性话题，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干预，而不是采用一定之规进行强制性的定性和“治疗”，仍是值得鼓励的一种尝试。
总之，在西方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在界定什么是真正的疾病、谁是真正的病人时，总会隐藏着某些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和文化前提——一如我们文化中的疾病观和诊疗观也总存在着相应的文化假设一样。当中西医学的目光交汇于同一个具体的医学问题时，正是厘清中西方医学哲学背后的文化脉络与价值假定的良好契机，而这也正是当下精神病医学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一大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13-03-25
注释：
①邱鸿钟：《医学哲学探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②甄橙：《病与证的对峙——反思18世纪的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风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④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页。
⑤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7页。
⑥J.I.Escobar,"Transcultural Aspects of Dissociative and Somatoform Disorder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Vol.18,1995,pp.555-569.
⑦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⑧程国彭：《医学心悟》，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⑨曾文星：《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9年；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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