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食盐论文,宋代论文,政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宋代食盐的生产、仓贮、运销、盐利分配、私盐等诸方面的基本情况，我们以往曾作过一些讨论。其中约略涉及当时盐业体制与政策的重大变迁。鉴于宋盐的产销无不依具体的区划而各行其盐法，这里拟就各盐区政策的变迁脉络，略加梳理。为了节省篇幅并避免重复，这里的叙述将尽可能简扼和概括。
一、池井土石盐区的鹾法
1.范祥变法与解盐政策易弦
包括六盘山以东，泰山以西，北跨黄河流域，南抵汉江流域的广阔地带，北宋时大都属于解州池盐销区。宋代解盐体制及官府有关政策的变迁，不妨作如下的概括：在生产方面，从全部劳役制逐渐转向劳役制与国家雇佣制并行；在流通方面，从官府包办运销逐渐转向官府与商人兼理运销——主要是局部或全部允许商人代运代销。这种变迁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初至天圣八年（1030年）以前。这一时期的解盐区政策，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东路解盐区，被列为只许官卖的“禁法地分”；二是南路盐区基本上开放折博交引商盐——仅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至雍熙初（公元984年）例外；三是西路解盐区，时而开放，时而复禁。这时解盐政策的主调，仍为榷禁。
第二阶段，从天圣八年（1030年）至庆历八年（1048年）。这时的解盐政策，改以通商放盐为主，榷禁为辅。尤其是天圣八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间，包括东路在内，第一次全面“罢榷”。当年运城盐池湖畔的《全皇放商盐颂碑》，就是为纪念章献刘太后与仁宗这一重大决策而树立的（注：参阅古钟：《狸猫换太子与章献刘后之谜——宋代宫廷与盐商茗贾》，台北《历史月刊》60期。）。东、西两路的通商，后来虽一度取缔， 支持“放商盐”的呼声，却已在朝野形成强大的舆论。
第三阶段，是庆历八年（1048年）至熙宁四年（1071年）。这是范祥在解盐区全面推行钞法，以及薛向继行其志的时期；也是解池全部劳役制渐被放弃，国家雇佣制开始与劳役制兼行的时期。“钞法”以商人用现钱购买钞券，而后支盐转销为特征。这种政策，曾遭到“榷禁”派和实物折盐旧法维护者的反对，经包拯等人实地调查和力争，范祥钞法才得以推行，并确立为此后宋代盐业政策的基调。
第四阶段，熙宁五年（1072年）至元丰末（1085年）。这一阶段，神宗与王安石正实行变法。解盐西路和东路的许多地区，又由张景温等人改行官卖；西路的钞法，则由皮公弼和沈括试加调整。
第五阶段，元祐初（1086年）至绍圣初（1094年）。这一时期，随着熙丰新法被否定，取缔了张景温官卖，仍行钞法。
第六阶段，绍圣初（1094年）至元符元年（1098年）。这时期重新肯定熙丰政策，东、西路解盐区的官卖再度恢复。
第七阶段，元符元年（1098年）于崇宁四年（1105年）。这时解池蒙灾，基本停产。附近小池盐与土盐，临时通商。川峡井盐与东北海盐也涌入解盐区。
第八阶段，崇宁四年（1105年）至靖康元年（1126年）。这是蔡京钞法推行和变幻的时期。该法与范祥法之主要区别，特别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范祥钞法注重商人在边地输纳实钱，以助军储；蔡京钞法，则注重商人在京师纳钱，扩大朝廷收益。其二，范祥钞法，是在确保钞值和商利的情况下增加官方盐钞收益；蔡京钞法，则先以优惠政策引诱商人买钞，而后人为地促使旧钞贬值，并迫使商人反复贴纳。正因为如此，蔡京钞法下朝廷所获之巨额盐钱，最终以损害商人和亏蚀边储为代价。
2.筒井风波与赵开的四川引法
宋代四川地区的盐法变迁，包括小口盐井从秘密创凿和屡遭填闭，转为合法存在；西川依靠外盐补足的局面，转为食盐基本自给；盐井官营劳役制和扑买经营方式之外，一度发展出纯粹贸易关系的民间雇佣制；相当多官井的占有和经营权，逐渐转向私有；以官卖为主体的运销方式，最终为商销引盐所取代；等等。即使在整个中国盐业史和经济史上，这些变迁也颇具特色而意味深长。
蜀井盐业政策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平蜀至仁宗庆历中（1044年）。第二阶段， 是庆历皇祐与至和间（1045—1056年）。第三阶段，是嘉祐初至元祐三年（1057—1088年）。第四阶段，是元祐四年（1089年）至绍兴二年（1132年）。第五阶段，是绍兴二年至元军占领四川（1132—1279年）。
宋初的井盐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大口大井由官府设监，直接经营；大口小井，或役民“煎输”盐课，或募人包纳课利；与两蜀相连的峡州盐井，则一概榷禁。二是官井与民井盐的销售，均不得越界；川外之盐亦不得入蜀。三是盐务由漕司掌管。由于当时尚未创凿小口盐井，私人开凿之大口盐井难于隐蔽。加以禁法森严，私贩不易。西川等处，常有缺盐之患（注：参阅郭正忠：《宋代四川食盐危机考析》：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林文勋：《北宋解盐入蜀考析》。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西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除禁后， 商贩成都附近崖盐及蜀外青白盐亦许流通。王小波起义之后，又开放了夔州大宁监等官井的折博贸易。此后政策虽略有反复，但折博商盐的存在已打破井盐尽榷的局面。
庆历皇祐间蜀民创凿了小口“卓筒”私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川盐少的矛盾。在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卓筒井，在生产和经营方式上也带来了新经济关系的萌芽（注：关于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见解，首创于已故历史学家柯昌基的专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2 期）。两年后，王方中以《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一文，展开争论（《历史研究》1959年2 期）。1964年，吴天颖发表《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一文，继续展开批评。由于学术争鸣被扩大为单向的批判运动，柯昌基晚至1983年才以《再论宋代的雇佣劳动》为题，进行答辩。八十年代，支持柯氏者如郭正忠发表了《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6期，1985年3期）；又如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一书，亦持类似见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等）。 吴天颖近著《井盐史探微》则仍持原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版）。）。
民间擅行“凿井既众，出盐滋多”，势必侵挤官井盐利。嘉祐、治平、熙宁、元丰间，成都府等路多次下令“不许”“开造”，并欲“尽行闭塞”私井。闭井“不下千百家”，竟至盐荒；乃由官府外运解盐以补足。然而，卓筒井并未止绝，倒是一些大口官井经营不利，被迫召人“扑买”。这场围绕卓筒井而起的轩然大波——“闭井”和反闭井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元祐四年（1089年），才以朝廷正式承认卓筒井的合法存在而告一段落（注：参阅郭正忠：《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未定稿），1981年第33期；《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72页。）。北宋末南宋初，蜀中官私盐井注册者4900余口，较宋初增加约七倍！
绍兴二年（1132年）以后，四川总领赵开“尽榷”三路私井，并仿大观钞法，行“合同场引法”，控制商人与井户交易而收取“土产税”和“引息”。包括夔州大宁监盐在内，亦皆许引商贩运；甚至一度许其贩出至荆湖北路和京西路的某些缺盐地区。这种引法，一方面打击了民间私井私贩；另一方面，也告别了传统的官般官卖体制。在四川井盐运销政策的发展中，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赵开引法虽为四川驻军谋取了丰厚的盐息，官府对井户的控制却也弊端丛生。譬如官定的井户课额，多高于实际产量（注：参阅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月额不敷”者往往破产逃亡。无主私井遂转为“没官之井”。与此同时，民户又在官榷之外“多凿私井”，与商人私相交易。绍熙三年（1192年），总领杨辅锐意整顿，重罚私贩；在核去井户“虚额”的同时，竟“栈闭卓筒二千有奇”（注：参阅郭正忠：《杨辅闭废井具相考》，《文史》第12辑，1981年版。）。但在此前后，召民承煎的官井，已在同民井的竞争中趋于衰敝。官府不得不放弃其占有权，从募人“承煎”转为“召人投买”。
宋代官府曾多次推行榷法，并妄图将一切私井官营化。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恰恰相反，蜀中的官井，竟呈现出私有化的趋势。
3.河东券商及土盐销地的独占
讨论宋代河东盐法，须先注意区别几个概念：如河东路与今日山西省辖境之异，河东路盐区与土盐销区之别，河东盐区与解盐区之不同，等等。宋代的河东路，虽包括今日晋北和晋中，却不辖绛州以南诸处——运城盐池及其附近地区，宋时皆隶于陕西路。而除了晋中、晋北之外，宋河东路还包括今山西境外的麟、府、丰州，即今陕西、内蒙若干地区。
宋代河东路所食之盐，包括土盐和解州池盐。司马光说：“河东食土盐”，是就河东路大部分地区而论；并非确断。河东路西南部的晋、绛、慈、隰四州，即被划入解盐销区。所谓河东路土盐区，实指并、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丰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在该路州军总数中，约占4／5以上。
就河东路土盐区的盐法而论，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居民“煮碱为盐”，其碱地比较分散，不象畦户、井户的生产那样集中。二是河东地近辽、夏，边境私盐不时涌入；其土盐运销政策不免受边地私盐法影响。三是边防要塞密布，驻军粮草时缺，其河东盐钱常“应副本路收粮草”。当地较早开放折博盐法，与此有关。
宋代河东土盐法的变迁，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宋初至熙宁八年（公元979—1075年）间，在各州实施官卖外， 西北缘边地带又开放折博券盐。第二阶段，熙宁八年至元丰初（1075—1078年），取缔一切通商，改行青一色的官卖。第三阶段，元丰初至元丰末（1078 —1085年），恢复边地券盐法，同时扩大土盐新产区的盐课， 实行铺户摊派代销。第四阶段，元祐初至绍圣初（1086—1094年），取消新产区盐课和报配铺户代销法。第五阶段， 绍圣初至建中靖国年间（1094—1101年），再次废止券商盐法，复行青一色官卖。第六阶段， 崇宁初至北宋末（1102—1126年），由官卖转向钞法，包括个别时期允许商人贩运东北钞盐入境。
宋初河东路的盐务管理机构，主要是“河东榷盐院”——正如解州两池设置“两池榷盐院”或“解州榷盐院”那样。咸平四年（1101年），以并州为中心设置永利监，取代了“河东榷盐院”。此后的土盐政策，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铛户”的控制，特别是统购其全部盐产；另一方面是鼓励商人向河西边塞地带入纳钱粮买“券”，于永利监“请盐”运销，“令商人自占所卖地”。如前所述，这种券商独占销区之制——亦即后世所谓“引岸”制，大约是首次见诸文献记载。
与各州军官卖并行的券盐法，显然曾有助于边地的防卫和繁盛，同时也多少抵制了辽夏私盐入侵，并促进了本地土盐的生产。原仅设于并州的永利监，至仁宗朝又囊括了汾州在内，扩充为东西两监。其盐产之增收堆积，一度不得不“停产三年”或相当一段时期。铛户终身盐役制，也改为酌情轮代制。
不过，土盐券商法本质上是包括实物折盐在内的折博制，与现钱交易的钞引法不同。当券商与盐吏勾结，虚抬实物价格时，官府的盐利就会蒙受巨大损失。熙宁中章惇任三司使，废弃券法，改行“青一色官卖”法，即官吏扮演券商角色“和雇车乘，辇赴本路州县镇鬻之。”（注：《长编》卷二六九。）“使人人自赴官场收买”食盐（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四之十二。）。此制遭到太原知府韩绛等人批评后，元丰初漕臣陈安石又恢复券法，同时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作分数抑卖与铺户”；又在“人不愿买”“夹硝味苦”盐的情况下，“枷锢铺户前来买盐”（注：《栾城集·后集》卷三十七。）。熙丰河东盐利陡增，盖出于此。元祐、绍圣间两度反复，无非是第一阶段或二、三两阶段政策的简单重演罢了。至蔡京推广钞法，京东、河北海盐涌入河东，本路土盐的官卖也趋于衰微。
宋代的土盐或“小盐”，不仅见于河东路。诸如陕西、京西、河北路等处，均有碱地“煮卤”之盐。土盐之外，阶、文州县、永康军（今四川灌县）等地，还有石盐，或称崖盐。这些土石盐虽多由民户自行制取，在“榷法”下却被视为私盐。尤其是熙丰变法或绍圣之际，往往由官府征购——“置场榷买，定价出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四之二；三十六之三十三。）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当地缺盐或边境外盐入侵的情况下，也开放土石盐通商。端拱间永康崖盐流通，元祐间阶州土盐开放，元符初解池蒙灾时陕西同华等州土盐销行于解盐区，建炎二年（1128年）陕西土盐推行帖引税法而流通，都是例证。至于河北路土盐一度自由流通，后面还要另述。
二、海盐区的盐法变迁
1.宋祖优恤与河北沧盐变法
地处边境的宋代河北路盐法，面临着如下三种特殊情况：其一，它与辽国毗邻。北界的廉价辽盐，常迫使河北盐法不宜过峻，以便本路盐维持低价，同辽盐竞争，从而避免用行政手段干预北盐涌入——这类干预，有可能影响两国关系（注：吉田寅著有《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一文，载《东洋史学论集》3 卷1954年；河原由郎著有《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一文，刊于《史学杂志》73卷9期。近见河原一文， 幸由顾南、 顾学稼译载于《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可资参阅。）。其二，本路不仅有沧、滨二州海盐产区；而且，深、冀、邢、洺等十数州“地多碱卤”，“民唯以煮小盐为业，衣食赋税皆仰于此。”（注：张方平：《上仁宗论河北榷盐》，见《宋名臣奏议》卷一○八。）这些漫散零落和时有时无的土盐，亦难于进行有效的榷禁。其三，从五代末和宋初以来，本路就以居民纳两税盐钱作为代价，开放了商税盐通商。这种历史性的传统政策，也为后来的改法带来困难。
鉴于以上特殊情况，宋代河北盐法也呈现出截然不同于南方海盐和解盐的一些特点：在盐民私有制和自煎制基础上的商税食盐自由流通法，在这里长期盛行；间或可见券引或交钞法推行；榷禁官卖法，为期较短。
河北盐法的变迁， 经历了如下一些曲折反复：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的基本榷禁和局部通商， 可视为第一阶段。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至皇祐中（1052 年）的八十年间，长期实行纳税通商法，为第二阶段。 皇祐中至熙宁八年（1075年），在普遍通商同时，沧滨海盐试行官囊税券法，为第三阶段。熙宁八年六月至次年八月首次官运官卖，为第四阶段（注：关于这次官卖，《宋史·食货志》称“将施行焉，文彦博论其不便，乃诏仍旧”，似未必实行，而《长编》载录其议“从之”，又曰明年八月“上批：河北盐法可速依旧”。）。熙宁九年（1076年）八月至元丰四年（1081年）恢复通商囊券法，为第五阶段。元丰四年至八年（1085年）推行“买卖盐场”法，亦即某种变相的官运官卖，为第六阶段。元祐元年（1086年）至绍圣三年（1096年）再度恢复通商，并由大场批发，是第七阶段。绍圣四年（1097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再次实行官卖，为第八阶段。崇宁元年（1102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推行钞法并一度越界外销，为第九阶段。
五代、北宋时期的河北路，其上市之盐曾达五种：即滨、沧州海盐，深、冀等州土（小）盐，河东路土盐，解州池盐，以及北界辽盐。解盐主要在怀州及漳河以南的澶州诸县官售，并且不准商盐在那里流通。“沧、滨煮海，号东北盐”，有时也逸出本路。如京东榷禁时期运至青、齐、淄州官卖，解池蒙灾及蔡京钞法推广时期商运于京师、京东，甚至偶尔运入河东、陕西乃至川峡诸州军。
北宋河北路“北部缘边商人，多与北客贸易禁物。”（注：《长编》卷一八二。）契丹方面，亦“纵人渔界河，又数通盐舟”（注：《宋史》卷三一二《曾公亮传》。）。宋恐“边事因循不止”，“吏不敢禁”，或“设重赏以禁绝之”（注：《长编》卷一八二。）。开宝三年（公元970 年），赵匡胤对北汉和契丹作战之后，曾答应河朔父老罢榷盐法，由当地百姓另纳一笔“两税盐钱”，补足政府原来的官卖盐课。宋辽关系正常化以后，历届财臣屡欲复榷。庆历六年（1046年）三司使王拱辰几乎“悉榷滨沧盐”，张方平提醒仁宗说：河北“未榷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也，则盐贵，敌盐益售”，“非用兵不能禁”。仁宗亟降手诏罢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墨勅”手诏，焚香礼谢，“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地方官还将该手诏刻石立碑于北京园亭之上。其后父老过此，必稽首流涕（注：《长编》卷一五九：《龙川略志》卷三等。刻石者，一说贾昌朝，一说夏竦。）。
沧、滨二州官盐务场，大约在宋初即已设立。《通考》说“旧滨棣二州禁榷，雍熙二年令通商”，或许反映了开宝三年“悉除诸州盐禁”后，太宗初另有一次复榷。实际上，雍熙北伐之际的通商令，还包括鼓励河北商人在沿边入中“钱银粮草”，折给南方茶盐香药象牙等交引；或给“见钱钞”券，至京师加饶偿钱。这种按不同比例折给三、四种引券的制度，即所谓“三税”（说）法、“四税”法、或“见钱法”。庆历八年（1048年）的河北四税法，“盐居其一”。皇祐二、三年薛向改行“见钱法”时规定，其持四税券引者，亦须另输见钱，方始兑给原值榷货。当时称为“对贴”。后来蔡京钞法中反复使用的“对带”，“贴纳”法，无非是河北旧法的发挥而已。
沧、滨海盐官囊税券法，是皇祐中由王伯瑜倡议和提出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官府统购和批发的政策。这同他在元丰初改河北“盐产为市易盐务，官买于灶户以售商人”的方案是一致的。而元丰三至六年（1080—1083年）河北京东的“买卖盐场”，不仅由“海盐场”收“尽灶户所煮盐”，而且还“般至沿河场务，和雇陆运至县镇出卖”。实际上，这种“买卖盐场”法已比“市易盐务”更接近于官运官卖。
宋代河北路正式推行官运官卖，前后两次，为期约六年多些，加上元丰间四年的“买卖盐场”法，也不过十年多些。推动官卖的主要人物，是章惇及其婿窦讷等人。激烈反对官卖者，如文彦博、苏轼、王岩叟、上官均等人。这几次官卖虽为朝廷略增盐利，却因背弃“祖宗优恤”政策及信义而失掉了民心，在密迩辽、金之地，“寇盗”纷起，后果极其严重。
徽宗朝的河北盐，究竟几时放弃官卖而改行钞法，《宋史》失载。今考崇宁元年八月，韩敦立被任命为河北路提举措置盐事。次年九月，“讲议司劄子”称：“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权行新法东北盐，十月九日客人入状纳算请，至今年九月二日终，收到缗钱”164 万贯有奇。韩等讲议司官各受旌奖（注：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原文有残缺，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二补正。）。可见当地推行钞法，在崇宁元年九月十七日（注：戴裔煊先生在其《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曾推测：“蔡京之变钞法，吾人可以假定最须在崇宁元年八月以后。”今检史料，果然不出其所料。）。这比东南六路始行钞法之令，还要早半个月。
所谓“新法东北盐”，即可以越界销入京畿解盐区的河北钞法盐。这种河北钞盐法，也称新“沧盐法”。它一方面为徽宗带来了厚利，另一方面也使解盐课利蒙损。尽管陕西路42州军遍置“都大巡捉私盐”官兵，西北缘边军备却同河北缘边粮草一样，却因改法而失去盐利资助。
2.京东福星与齐鲁之间大骚
宋代京东路，包括今日山东省，以及河南、江苏与山东毗邻的若干地区。该路食盐供应，被划分为海盐与解盐两大销区。除西南部分的南京及七州军属解盐销区外（注：这七州军是曹、濮、济、兖、单、郓州和广济军。），其余海盐区又分为三个分区：即南部之徐州、淮军为淮盐分区，西北近河北路之齐、淄、青州为河北盐销区，东北部密、登、莱及潍、沂等州，为本地海盐销区。
如此琐细的销区划分，注定了京东盐法具有综合而复杂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由解盐、河北盐、淮盐及本路盐的政策组合构成的。尤其是河北海盐政策和解盐东路政策，同京东盐法关系至深。
京东盐法同河北盐法的关联，首先反映在京东海盐销区的商税盐法上。登、莱二州盐，从宋初即放行通商。庆历元年（1041年）以后，其余食海盐州军亦以输纳租钱的方式，换取了商税盐自由流通权。其密、登二州产盐区，官不立课；其他州军，亦“官不贮盐”。这与河北民户输纳“两税盐钱”而通行商税盐，颇为相似。
其次，京东、河北盐法之关联，也由北宋中期设置的“盐税司”机构反映出来。以“盐税”为特殊职能的提举盐司，似乎仅见于京东与河北；而且，有时候两路还合置一司。第三，所谓“买卖盐场”法，是首先由李察创行于京东海盐区，旋即又“面授”与河北漕臣去推广。第四，崇宁以后，京东、河北路一起推行钞法。
京东盐法同解盐政策的关联，在北宋前期和中期尤为明显。从宋初至崇宁元年（1102年）前，京东路曹、濮等食解盐地区的盐法，也就是解盐东路销区的盐法。解盐区许多重大政策的变迁——诸如天圣放盐、庆历复榷、范祥钞法、张景温提举卖盐等等，无不包括京东路这些地区在内。
京东路盐法的历史变迁，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九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宋初至天圣末。这是该路大部分海盐和解盐区实行榷禁的时期；只有登、莱等少数海盐区放行商盐（注：除登莱二州外，天圣中密州亦一度“弛其盐禁”。见欧阳修《居士集》卷三十八。）。第二阶段，是天圣末至庆历初。这时的京东解盐销区，一度开放交引商盐；其余大多数海盐区则仍旧榷禁。第三阶段，是庆历元年至庆历末（1041—1048年）。这是张观等人推动京东海盐区全面放行商税盐的时期；其解盐区的商榷，则反复不定。第四阶段，是庆历末至熙宁九年（1048—1076年）。这是京东路全部开放通商的时期，也是其解盐区推行范祥、薛向钞法的时期。第五阶段，是熙宁九年至元丰三年（1076—1080年）。这时的海盐区继续通商，解盐区则由张景温提举官卖。
第六阶段，是元丰三年至元丰八年（1080—1085年）。这是京东路推行官卖的时期，也是李察在海盐区实行“买卖盐场”法的时期。第七阶段，是元丰末至绍圣初（1085—1094年）。这时的盐法，与第四阶段大略相同，即实行全面通商。该路漕臣鲜于侁奏罢海盐官卖法，被誉为“一路福星”。第八阶段，是绍圣二年至崇宁初（1095—1102年）。这时的盐法，与第六阶段相近，即包括“买卖盐场”法在内，基本上实行官卖。第九阶段，是崇宁初至建炎初（1102—1128年）。这是京东路推行钞法的阶段。大观四年至政和元年（1110—1111年）间，张商英曾企图循复熙丰盐法。但在实际上，钞法并未停废，只是东北盐的销区略有收缩而已。建炎初赵构在济州临时“印卖东北盐钞”，不足一月时间，“商人入纳至百余万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
京东盐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沈括载述熙丰间该路解盐区官府配卖食盐，使“民间骚怨”，“齐鲁之间大骚”（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五；沈括：《梦溪笔谈》卷十。）。苏轼为反对官卖，曾三番五次上书朝廷。据苏轼在元丰八年时说，“旧日京东贩盐小客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注：《苏轼文集》卷二十六〈乞罢登莱榷盐状〉。）。北宋的覆亡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京东、河北盐法所引起的骚乱亦在其中。
3.宋代以销售淮浙海盐为主的东南六路——淮南、两浙、江南东西与荆湖南北路，其盐法呈现出反复多变和花样迭出的特征。由这里创行的新的制度，如灶甲制、盐团制、催煎制、火伏法、簿历制。
4.闽盐官卖与试行钞法
宋代的福建路，建置八个州军。其中濒海的福、泉、漳州和兴化军，即所谓“下四州军”，“系产盐之处”。内陆的建、南剑、汀州和邵武军，即所谓“上四州军”，“系出卖之所”。福建路盐法，可以概括为榷禁与通商并举，官运官卖与交钞之盐交错而行（注：较早论述宋代福建盐政者，如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4卷5期，1936年。1964年河上光一发表了《宋代福建盐政小论》，《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92年梁庚尧发表了《南宋福建钞盐法的推动及其失败》，《中国文化大学第二届国际华学会议论文集》台北版；《南宋福建的盐政》，《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7期。拙著《宋代东南诸路盐产考辨》与《宋代东南海盐课利岁收考察》（《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宋盐管窥》第336页至370页）及《宋代盐业经济史》亦曾述及。）。在多数情况下，本路盐与外界较少往来。导致福建盐法变迁更迭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是盐利收入的归属；其二是本路盐与外界盐的关系；其三是上四州军与下四州军间的运输方式；其四是销售方式中的抑配问题。
两宋的福建盐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至八年（公元983年），即福、漳、泉等州归附于宋的头几年；这是官运官卖阶段——包括某些州军官运一部分浙盐和潮州盐在内。第二阶段是太平兴国八年至宣和末（1125年），即北宋绝大部分时期内，是通商与官卖并举时期——其通商之中，包括折博与交钞盐法（注：南宋学者陈傅良，曾误断宋代福建商盐算请，为“始景祐二年”。实应在兴国八年。）。第三阶段，是靖康至建炎三年（1126—1129），即北宋末至南宋初，这是第二次专行官卖时期。
第四阶段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三、四月，即金军南下淮浙，江湖一带暂时不通淮盐之际，高宗朝廷在越州发卖或兑给商人福建盐钞，令其贩运闽盐于江浙荆湖地区；进而又开放福建路上四州钞盐（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上周侍御劄子〉称：“自绍兴三年住罢客钞漕司认钱十五万贯。”郭按，“住罢客钞”，在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当时岁认钞钱20万贯，至绍兴三年减为15万贯。见郭著：《宋盐管窥》第351 页。）。这大约是福建官盐首次被准许越界路外销售，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路外销售。第五阶段，是建炎四年四月下旬至乾道八年（1172年），即南宋前期福建路推行官卖的阶段。本阶段中，绍兴四年（1134年）冬似曾还一度有过“陈麟条画卖钞”之事，但“令下未几”又亟寝罢（注：参阅梁庚尧：《南宋福建钞盐法的推动及其失败》。）。第六阶段是乾道八年五月至次年正月。这是南宋再度开放钞法的阶段。第七阶段，是乾道九年（1173年）至南宋灭亡（1279年），即南宋中后期推行官卖盐法的阶段——包括汀州等处再度官般官卖潮盐。
以上七个阶段中，官卖与通商虽然屡见反复，但其实际情况却颇多差异。譬如太平兴国八年开放的通商，是于福、建、剑、汀州、兴化、邵武军“官为置场，听商旅以金银钱帛博买”漳泉盐货贩运，既可免官运之“溪险散失”，又“可省般盐脚钱”（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三之二十一。）。而商旅入纳之钱物，则归本路漕司而非归于中央。这与北宋中后期以来——特别是与南宋时期利归朝廷的通商钞盐截然不同。宋初这类折博通商法得以长期维持，同它有助于地方漕计而不是有损于地方漕计有直接关联。
北宋中期以来的交钞盐法虽然利归朝廷，其盐钞之息却不曾将福建盐利全部占尽——“景祐元年才十万贯也；元丰二年始增六万贯。然三分之二，则容（客）人入纳于榷货务而兴贩者也；一分，则漕司般卖以充上四州岁计者也。”（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上周侍御劄子〉。）正因为如此，即令在熙丰新法扩大官卖的狂潮中，福建路钞盐“交印”照旧发行。元符初，钞盐额外增收之钱，还可以有一半拨归本路漕司（注：《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
熙丰年间福建路令铺户持券分销官盐，大幅度增收官卖盐钱，是由蹇周辅、贾青、王子京等人主持的。官卖中这一部分新的“增剩盐利钱”，也象江西、湖南等处一样“封桩”，作为包括“便籴司”“籴本”在内的中央收益。为增收盐利而采取的措施，还有王子京创行的“纲运法”和下四州军“产盐法”等。
南宋福建盐法虽始终以官卖为主，这种官卖却与宋初利归地方有所不同。其官卖盐钱中，必须“抱认”一大笔“钞盐钱”来补偿“罢客钞”带给中央的损失。建炎四年（1130年）“罢客钞”时认纳“赴行在”之“岁发钞盐钱”是20万贯，绍兴十二年（1142年）添为30万贯，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后减为22万贯，乾道四年（1168年）减为7万贯。 官卖盐法中屡次出现所谓“钞纲盐”，即指这类专为上缴“钞盐钱”而运销的盐。
南宋福建路的钞法，其方案大都精心策划；而一旦推行，便遇到重重阻力。即令某些钞法中明令“掯留”一笔钱“拨还”漕司，其实施亦为期短促。这些钞法之所以短命，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与结局，差不多都仅有利于朝廷而有损于本路州郡。
福建路是否设置过提举盐事司，这是引起争议的问题（注：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的《中国盐政实录》等书，据《福建盐法志》等指出宋代福建曾建置“茶盐提举于办诸司”。1936年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据《舆地纪胜》、《宋史》等载录认为“宋代并无置提举茶盐司于福建”。）。实际上，福建路确曾设置过提举盐事专司，也在漳州设置过提举茶盐司。但这些机构都为期不长。该路长期主持盐事者，仍为转运司。即令在熙丰东南六路宪臣兼任提举盐事的情况下，福建盐务亦归漕司。南宋中期以后，更是如此——除“越职营利”外，福建提举司“主常平茶事，而盐不预”。究其原因，亦与当地财计仰赖盐利有关。
福建地方财政特别仰赖盐利，前已述及。盐利稍亏，州郡“僚吏俸给，至累月不支”。该漕司专擅盐权，多方设法纲运卖盐，乃至随处可见的计口配售等现象，无不根源于此。
5.广东客钞与广西榷禁
宋代的广南，置东西两路。广东路，分产盐区四州——广、潮、惠、南恩州，和非产盐区十州。广西路，分产盐区五州——廉、雷、高、化、钦州，海外四州——琼、崖、儋、万安州，和非产盐区十六州。大体上说，广盐政策主要表现为官卖与客贩的反复交替和同时并举；而官卖时期，不乏岁认钞钱，客贩之际，亦时见抑配和加征。不论官卖或客钞，既有越出岭南之运销，亦有不出本界之近售。东西两路之间，或者合并盐司，通行客贩，或例盐漕分理，各行其事。即令是同在一路，也有官客、并卖之异制（注：参阅戴著《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351至365页；拙著《宋盐管窥》第268至282页，371至422页；及《宋代广南岁收盐钱及其帐簿考辨》，《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
宋代两广盐法的变迁，不妨概括为如下六个阶段：一是开宝四年至景祐二年（公元971—1035年）， 即宋初广盐在本路和邻路州郡官运官卖的阶段。二是景祐二年至靖康元年（1035—1125年），即在官卖为主情况下开放少量广盐通商的阶段。三是靖康元年至建炎三年（1125—1129年），即两宋之交广盐全部官卖阶段。四是建炎四年至绍兴三年（1130—1133年），即广南钞盐销往江湖而本路仍行官卖之际。五是绍兴三年至七年（1133—1137年），即广东非产盐区推行钞法，其产盐区及广西路官卖之际。广东钞盐，至绍兴五年十月不许销出本路以外。六是绍兴八年至南宋末（1138—1279年），即广东全路推行钞法，广东非产盐区几度开放客钞，又几度恢复官卖的阶段。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前，广南“本道无盐禁”（注：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三之十八、十九。）。从开宝四年宋军平岭南起，才开始榷盐：一方面统购民盐，不给盐本而“与免役或折税”；另一方面官运官卖——包括潮盐入汀，或“大段般广州盐垛积于大庾县”，“卖与虔吉袁洪等州百姓”（注：《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六。）。景祐初开放商旅“算请”。尔后，民间私贩广盐入赣亦日趋滋盛。于是，乃禁广盐入江湖，江西专卖淮盐。江湖销区禁限广盐的政策，后来成为反复争议的课题。元丰间江湖在官卖淮盐之外，又另运一批广盐增销（注：参阅《宋代盐业经济史》第758至761页，第789至791页。）。
北宋中期以来的广东客贩盐，大约在崇宁以后也卷入海盐钞法的大潮之中，直至“靖康之后始行官般官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七之三十。）。广东提举盐事黄昌衡，在靖康元年（1126年）罢职；但该路盐司，却从北宋延续到南宋。只有广西盐茶司几度废罢，其职任或由漕司主管，或由宪司代理；或者，广东西合置一个提举盐司，“互相措置”盐事。
建炎四年正月以后，高宗又命虔州、吉州先后“印卖”广盐钞，由商人贩广盐至“江湖诸路”销售。这是南宋广东钞盐首次销往岭外。而两广本路，则仍行榷卖。以往论及这次通商，既未强调它限于路外，又以为其“未几复止”（注：戴著《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351页， 据《杂记》推断广盐南宋初罢止通商“与福建钞法同时”——即建炎四年四月。）。其实，广南盐钞的印卖一直继续下去；只是吉州务卖钞，后来改为广州卖钞库卖钞。其销往路外的广东钞盐，至绍兴五年（1135年）以后改为销于本路（注：《要录》卷五十云：“自军兴……通广盐于江湖诸路，而二年半入纳才七十万缗。”自建炎四年正月起“二年半”，当为绍兴二年六月。而《要录》卷六十载绍兴二年十一月诏，吉州仍卖广钞。）。
广东大部分海盐“即本路通商”的诏令，《要录》系于绍兴五年十月（注：《要录》卷九十四。）。前人论述广东二分钞盐法，也皆断为绍兴五年始。然而实际上，该路至迟从绍兴三年初至四年间，已经“推行钞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六之八。）。当时“取广东漕司盐改为钞盐”，即绍兴五年诏所说的“二分”盐，“余一分官卖充漕计”。钞盐与官卖盐这种比例，至绍兴八年底和几年改变——先改为八分钞盐二分官卖，继变为九分钞法一分官卖；终于又宣布“全行客钞”。其钞钱用作军费（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六之二十六。）。
南宋广西海盐局部开放通商，自绍兴八年（1038年）六月六日始。商人在静江府卖钞库买钞。钞盐总额占全部广西盐8／10。 另“二分”盐，在产盐区各州内官卖。官卖盐利，漕司占6／10，诸州占4／10。这一政策推行至孝宗初年，“自乾道四年再行官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七之二十四。）。此后“广西盐法更变不常”：如乾道四年六月、六年四月、九年十二月，淳熙十六年十一月等，几度宣布榷禁；又如乾道六年二月、八年正月，淳熙九年十二月、十年正月等，宣布再行钞法。
广西盐法的特殊性，首先反映了当地盐产及交通环境与广东不同。“广东盐味咸厚，故易售；广西盐味淡薄，故难售。”“东路之盐往西路者，乘大水，无碛之陆，其势甚易。广西之盐场出止是小水，又多滩碛，其势甚艰。”每次开放两路“通行客钞”，东盐必倾销于西路，西盐壅积，“遂至住煎”（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七之二十四。）。于是，乃令西倾者纳“通货钱”，补助西路岁课，或“抑勒东客带买西钞”。终因西路积压钞引无客算请，遂复官般官卖。广东西两盐司之合并与分立，也正是“通行钞法”必然导致的现象。
广西钞法“屡更不常”，还反映了朝廷与本地围绕盐利的矛盾关系。漕郡财计“全赖榷盐”的广西，即令在改行钞法之际，朝廷也须措置弥补其岁计。措施之一，是每年向商人征收40万贯的“通货钱”和增盐斤钱。措施之二，是由户部、广西帅司、湖广总领所等机构捐借钱财给广西漕司。措施之三，是将一部分钞盐息钱转拨本路。钞法收益并不尽归中央，这是广西钞法的一大特点。
广西钞盐的收益，主要用于朝廷和湖广总领所的军费——包括鄂州大军和边陲买马等等。鉴于这笔经费无处筹措，即令在广西罢废钞法之际，本路亦须在官卖盐钱中拨付一笔“钞钱”。譬如乾道四年复榷，认纳岁额钞钱21万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七之二十四。）。淳熙元年复榷，同样认纳钞钱。地方官卖盐息并不尽归地方，而包括一部分名为“钞钱”的朝廷盐利，这是南宋广西官卖盐法的一大特点。
钞法与官卖法下采取的互补措施，并未能彻底调和中央与本路的盐利矛盾。而本路内部的盐利矛盾，却日趋尖锐起来。钞法对本路漕计的侵夺，很快就转嫁到各州郡头上。乾道复榷之后，广西漕司与州郡的官卖盐钱分配比例，已从6∶4改为8∶2。“州军窘匮”，也会转而到县邑百姓间弥补——“作名色科取于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八之三，二十八之十）。漕、州乏匮呼吁着官卖，而当计口抑配式的官卖又“诚为民害”时，人们又呼吁罢榷改法。如此循环往复，“屡更不常”。其钞法，后来也背离了初衷。
南宋中后期的广西钞法，多是官司“诡作客名算钞回易；或截留客盐自卖，不还价钱；或虽与客住卖而邀阻诛求，以助公帑；或行钞之初，隐藏合封桩盐，公然官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八之三，二十八之十）淳熙间孝宗给广南盐司连降金字牌，敕行钞法。但几年后他接到报告说：“今钞以客为名，实无客商，乃强税差之家，使之承认，至于破产而后止。”“孝宗闻之震怒”，执事者或“忧死”，或“抵罪”（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广西盐法〉；《攻媿集》卷九十九等。）。
《宋史·食货志》叙广盐法，仅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史·本纪》载录淳熙末广盐事，则误称“复二广官般官卖法”。事实上，淳熙十六年所“复”者，主要是广西的官卖。至于广东则仍行钞法。这一点，从光宗绍熙间广东屡降钞引和代销广西遗留盐钞等资料，都不难看出。
三、两宋盐法变迁总述
从上述各盐区情况看，两宋三百年间的盐法变迁，颇为芜杂。若概略而论，宋代盐法的总体发展可以划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宋统一之初，包括宋太祖朝和太宗初年。这一时期的盐法，以官卖为主体。仅少数地区——如南部解盐区、某些江南淮盐区、河北海盐区及河东沿边土盐区等处，放行局部“通商”；四川小井则推行“扑买”政策。除河北海盐系商税贸易法外，其余局部“通商”者多属折博交引法。
第二阶段，北宋前期，即自太宗朝，至真宗朝中期。这一阶段的盐法，是从较大范围的榷禁，曲折反复地转向或扩大通商；日内私盐法日渐宽弛，原由官府直接控制的封闭式产销体制也开始突破——譬如西北边地和中心城市都开放了商人入中、折中、折博交引盐。
第三阶段，北宋中前期，即真宗末年至神宗初年。这一阶段朝议盐法的争论焦点，由是否开放通商转为如何开放通商。天禧初，全部淮浙销区开放了折博商盐。天圣末，全部解盐销区也一度开放商盐。庆历年间，淮、解盐区推行了钞法。嘉祐间，江浙扑买盛行。这一时期在生产运销环节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四川盐民创凿小口深井及其机械汲卤技术，解池单一劳役制向兼用国家雇佣制的转化，河东铛户终身盐役法向定期轮役法的过渡，票盐商人独占销地制的实施，等等。
第四阶段，北宋中期，即神宗熙丰变法时期。这一阶段盐法的总体特征，是加强官购、官运和官卖，推行宪臣治盐法、火伏簿历与计厂输盐法、亭户灶甲法、官吏盐课评比殿最法、元丰盐息分红赏格等一系列“熙丰盐法”：重禁私刮煎盐、私凿盐井、私运贩盐。包括河北等某些传统的通商区域也被纳入榷法地分。钞引商盐的地位，明显下降。
第五阶段，北宋后期，即哲宗元祐至绍圣时期。这一阶段的盐法，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反复。首先，元祐间否定了“熙丰盐法”放弃了某些加强官卖的措置——其中，两浙计丁输盐法一度废罢，四川卓筒井被承认合法等特别值得注意。其次，绍圣间又大致恢复了“熙丰盐法”。
第六阶段，北宋末期，即徽宗和钦宗时期。这一阶段的盐法，以推广钞引盐法为时代潮流。其间，大观末和靖康中曾略有两次短期反复——试图恢复官卖盐法的主体地位；但未造成重大影响。蔡京等人为扩大朝廷盐息收入，不止一次地加封解池盐神，亭户与盐商，也一度颇受优惠。与此同时，商贩钞盐程式臻于严密，钞盐贴现率不断提高，地方盐利受到压缩。这些措施，一方面使中央盐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地方官司与一般商贩的收益。官吏亲属贩盐合法化以后，官商声势陡涨，成为南宋盐法中一大敝窦。
第七阶段，南宋前期，即高、孝、光、宁四朝及理宗初年。河北、京东、河东及解盐区，大都失陷于金邪。南宋盐产，仅剩江浙闽广海盐、川井盐和少量土盐，这时的盐法，东南六路大致延续前一阶段——淮浙盐行钞法；四川则改为引法；闽广盐，钞法与官卖兼行或交错反复。高、孝两朝，曾在改善盐民与盐商待遇方面作出成绩。打击不法官商和私贩的斗争，也一度声色俱厉。南宋前期盐利的增长，多得力于此。
第八阶段，南宋后期，即理宗嘉熙以后至蒙军灭宋。这一阶段盐法的特点，是钞法与各种形式的官卖并举。钞盐因官卖和私贩的冲击而往往滞销，并开始蜕化为变相的官卖。官吏贪赃腐败，盐民与盐商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