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新进展——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最新进展论文,当代论文,理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是伴随着社会科学自主性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从知识谱系和社会图景变化的互动角度看，政治科学与现代社会整体演进存在着一种高度相关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是在19世纪出现的。诚如《开放的社会科学》所指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科学出现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产物，并且体现出知识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从其产生过程来看，政治科学就包含着一种自主性的倾向。但是学科领域的专业化和研究组织的独立性并不能确保其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学科成熟的判断标准大体上有：专门的研究对象、专业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学科知识史的形成、学科内部进一步分化。总的来说，学术活动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内进行的。按照这个标准，19世纪的政治科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拥有自我再生产的知识体系，更多地是依赖已经有自主性知识倾向的法学、哲学和历史学，或成为它们的一个部分。政治科学的这种状况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的发展方向是不一致。
提升学科的自主化程度便成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科学发展的一个目标。在20世纪初，以梅内姆(Merriam)为首的“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欧洲的学者孔德、托克维尔、马克思、斯宾塞、韦伯、帕累多、米歇尔斯、莫斯卡、布赖斯等所从事的学说活动大体上是属于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范围。梅内姆在“政治学研究的目前现状”一文中指出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是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并要充分运用量化分析的工具。梅内姆和其学生哈罗德·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对1923年的芝加哥的市长选举进行民意调查。他们选取了六千个芝加哥选民进行访谈，调查这些人对待选举的态度。这种调查方法是以前政治科学研究所没有的，所以具有开创意义。把芝加哥学派推向一个高峰的来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02-78)的努力。拉斯维尔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心理学和政治》、《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等。此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的芝加哥学派阵营中，既有梅内姆、擅长国际关系研究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公共行政学家L.D怀特(L.D.White)又有戈斯内尔和拉斯维尔等年轻新秀。芝加哥学派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后来许多学者在撰写政治科学发展史都对芝加哥学派评价甚高。比如说，在政治科学界颇有盛名的由佛莱德·I.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和尼尔森·W.波尔斯比(Nelson W.Polsby)主编的197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手册》中，学者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价是：在梅内姆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强调政治学方面的“科学”，受到瞩目。毫无疑问，30年代重要的工作中有不相称的数量是由“芝加哥学派”完成的，而且以后行为主义相当多的领导人30年代曾在那里接受过训练。在由罗伯特E.古丁(Robert E.Goodin)等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rbriel A.Almond)在“政治科学：学科的历史”中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价是：在20世纪政治科学发展中有三次上涨的曲线。第一次是1920-1940之间的芝加哥学派运动，引入了有组织的经验研究计划，强调政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并展现出定量研究的价值。第二次是行为主义革命。第三次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为主义无法实现最初的宏伟“抱负”和该学派固有的缺陷，再加上政治哲学的兴起，这些因素导致了行为主义革命高潮的逐步减退，政治科学步入到“后行为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科学在克服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但沿着科学化方向的努力却在继续。行为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成为政治科学专业训练方法之一。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势头日益强盛的一股理论流派，它在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制度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快速的发展。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义、构成、起源、变迁，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题），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理论广泛地运用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领域。从近几年国际政治科学主流文献来看，新制度主义成为当下政治科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简要地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主要有三个理论流派组成：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
一、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是沿着芝加哥学派的路线发展出来的。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此时，它变成了一统天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界出现的原因，美国学者达尔(Dahl)在1961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论：抗议运动取得胜利的纪念碑上的墓志铭》一文，做了全面的总结。达尔认为除了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求实精神以及相信科学之外，刺激了行为主义的发展其他因素有：以梅内姆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推动，使芝加哥大学成为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并培养了后来领衔美国政治科学的许多学者，比如有拉斯维尔、阿尔蒙德等人；在欧洲学界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的建议下，通过知识输入、人员培训以及直接参与等推动了行为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政治学者积极参与政府实践活动，为从事政治现实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各类学术组织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也有意地扶持行为主义的研究。
政治行为主义是在对传统政治学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批判主要有：
1.传统的政治哲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歪曲了科学的要求。政治行为主义倾向于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或者至少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进行分离。他们寻求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从充满价值的意识形态中划分出来。
2.传统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太正式和法律化了，几乎专门关注正式制度的运行和宪政的程序。它们忽略了对非正式政治行为的研究，几乎从未涉足对选举行为、压力集团活动、政治派别的活动、精英的个人作用、政治文化和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研究。政治的“基本素材”被研究者忽略了。这些非正式的政治行为变得很重要，因为在福利国家中，大众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都在提高，而政府也不断地加强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传统政治学研究被认为是描述性和一种静态的研究。新的政治学，如果是科学的话，不仅能对政治世界描述而且还能解释，也许还能预测。解释需要像自然法则一样对经验的概括进行检验和公式化。政治事实和材料的储备能够得到整理并且在可检验理论的帮助下运用到解释中去。这些理论还可以用来指导将来收集相关重要的政治事实和材料。
3.为了使政治学变成为真正的一门科学，有必要吸收已取得明显进步的自然科学方法。政治科学应当从与之有共同基础的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一些政治行为主义者认为不仅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是一体的，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一体的。政治科学应当利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上新的成果，特别是吸收收集资料的先进方法，运用计算机来储备和处理资料，运用统计技术来测量和分析资料。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力图在解释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提供政治经验的概括，对政治行为进行预测。
行为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大伞，把各种各样对传统政治学不满，又想提倡科学化研究的人结合在一起。行为主义关注的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以此种方式行事？其理论的核心是可观察的行为，不管是在个体层次上还是在社会层次上都应当是分析的中心；对行为的解释应当能够从经验上得到检验。换言之，行为主义方法论试图使政治学中的经验主义部分更加科学化，其“目的是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行为主义要求研究方法的完善，观察和证实问题，给政治概念以切实可行的意义，确定命题和进行实验，消除无益的变化不定的干扰因素，注意材料的来源。
在行为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政治调查。最主要的研究主题是分析民主国家中大众参与的主要形式——选举。英国学者希思(Heath)对当代英国的选举进行了研究，1991年发表了《理解政治变迁：1964-1987年的英国选举》，1994年主编了《工党的最后一次机会？：1992年大选》。对其他的参与形式，诸如罢工、游行示威甚至暴乱等也进行调查。在精英层次上，行为主义分析了领导行为，特别强调领导人的世界观和其行动之间的关联。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金(King)的《英国内阁大臣》，桑德尔斯(Sanders,D.)的《失落的帝国，寻找一个角色：1945年以来的英国外交政策》等。在社会层次，行为主义分析的对象主要有利益集团和政党。在国际层次，行为主义分析了民族国家和诸如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欧盟、联合国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行为。
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主要有：第一，科学哲学作为政治科学的理论基础是不充分的，把社会科学和人类行为建立在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模型上都是错误的。第二，它一直未能找到研究政治的一套科学方法。四十年多年来，它在政治行为的经验概括和验证上一直毫无建树。在失败面前当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学者归结于缺乏更好的科学方法，因此，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变革，理性选择理论被认为是沿着这个方向上前进。有的学者则认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通常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革命高潮逐渐退去，也不像50、60年代那样人人都自称是行为主义者；但是它在西方政治科学界也不是国内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没有任何地位或被抛弃了。英国学者戴维·马修(David Marsh)在谈到行为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遗产时，说到：“在90年代，行为主义者的工作仍然被广泛地接受。理论分析必须从经验研究出发已成为政洽科学界的共识。”罗伯特·古丁(Robert E.Goodin)等人在“政治科学：一门学科”一文中，把行为主义革命与理性选择的革命看作是当代政治科学两次比较明显的进步。根据他对当代西方主流学术研究中所引用的文献率来评估当前政治科学的著作，其中被认为是经典的名著共有14部，而行为主义的代表著作就有4部（参见表1）。
表1 当前政治科学经常被引用的著作（理论流派为作者所加）
（来源：古丁等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第32页）
二、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在古丁和阿尔蒙德等人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具有替代行为主义的潜能。古丁把它称之为是“理性选择革命”(the rational choice revolution)，阿尔蒙德则把它看作是政治科学发展的第三个上升曲线。美国学者瞻姆斯·西瑟(James W.Ceaser)十分清晰地描绘出理性选择理论在当今美国政治科学界的地位。他说：“美国政治的研究在过去10里决定性地转向了……构建一些能从阐明的前提（假设有前提）中导出明确而无争议的推断的模型。如果人们掌握了这种模型，那么就能用实际的行为来检查这些推断。这种一般的方法称之为理性选择。今天，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受到偏爱的方法正在侵占行为主义的地盘，甚至大有取而代之的态势。”根据古丁的调查，当前在政治科学界最出名的著作大都来自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这些著作有：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等。
理性选择是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到政治过程中的产物。从学术发展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政治科学当作是包容广泛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部分，比如经济学被认为是对市场的研究，政治科学被认为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社会学被认为是对社会过程的研究（社会学家科尔曼坚持这个主张）；另一个是在经济学国家理论背景下，为对政治制度（政治安排）的规范评判提供一个合理性的基础。理性选择学派又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上进行区分。广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包括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流派在内；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学领域。
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特征有：对演绎方法的偏爱，从一些合理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出利益（反对本能和直觉）的假设；关注均衡分析；方法论上坚持个人主义；个体理性的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具体地说，理性选择理论承认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行为是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标准是为了有效地达成既定目的。这就是理性选择的过程。理性选择理论最鲜明的特征是，尽管承认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但为了分析和假设的需要，它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也就是利益人的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一致）。由此可以推导出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论应当以个体为分析单位。个体是有充分的理性能力，在选择行动的最佳路线的过程中不受时间和情感的因素以及各种复杂条件的影响。行动和结果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个体能够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比较。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运用最多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论(the game theory)，它是一种战略均衡理论。正是博弈论的运用提高了政治科学的科学化的程度，各类分析模型才得以建立起来。像“囚犯困境”、“公共地悲剧”等分析工具运用得非常广泛。
有必要在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作出区分。两者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行为主义注重观察人类行为，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对行为作定量的、类似一种规律的概括，这些概括反过来又处理实际的人类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人类行为的特征，这样它就满足建立模型和运用博弈论的需要。第二，行为主义对政治行为产生的讨论是从现代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的。影响政治行为的产生的因素，既有各类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化在内）又有各类无意识和潜意识因素，像广告宣传等。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产生来自工具理性，理性是所有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两者的区别，诚如西瑟所说：“政治学家从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的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从弗洛伊德到边沁，或从心理学到经济学的变化。”
理性选择理论在当前西方政治科学界处于一个强势地位与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唐斯最早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选举行为和政党竞争。选民向某个政党投票的主要目的是这些政党如果上台的话，他们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最多的利益。而政党的唯一动机就是上台，通过不断变革其竞选纲领来赢得选民的支持。公共地悲剧、环境污染、集体行动的困境是理性选择理论运用比较成功的事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都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名著。
从西方知识史的角度看，理性选择理论直接来源于战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从更长远的知识渊源来看，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甚至还可以溯及到亚当·斯密、洛克、霍布斯那里。简单地说，理性选择理论与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在学科研究中的表现。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批判有：
(1)决策理论的批判，主要来自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马奇和奥尔森的“垃圾筒理论”。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人类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是充分理性的。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时间因素等作用，使决策并非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相反，各种随机性、偶然的因素等都能改变决策过程。
(2)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它主要关注行为的产生和来源。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是一种结构和文化的产物。结构性的行动意味着分析单位应当是组织之类的集体，而并非个人。文化理论更是强烈地反对人类行为是理性算计的产物。
(3)心理学的批判主张人类的动机在一般意义上并非都是按照理性行事，有着更为复杂的来源，比如说来自情感或自我实现等。
三、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20世纪80年代，在对行为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在受到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制度研究重视的影响下，政治科学界再度关注政治制度。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传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终于在此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瞻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在1984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开始日益成熟。有的学者把新制度主义在当代政治学发展概括为一场类似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对行为主义的偏好假设提出疑问。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个体的“真正”偏好不可能直接“查明”，必须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能揭示出来。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体的“表达出来”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之间是有区分的。其次，行为主义者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经过有效的利益聚集机制能带来最佳效果。制度主义者对聚集概念的本身提出疑问，认为政治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体偏好集聚的基础上，而是决策规则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果；同样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指出：比如在选民的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规则制定出来的。
从制度入手，在政治学中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它们为何又表明自己是“新制度主义”呢？它们与老制度主义有何区别和联系呢？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之前的制度主义研究主要太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对制度的研究过于注重描述性，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
由于新制度主义有庞杂的来源，其内部也造成相当程度的“分化”。众多学者都认为新制度主义内部有许多流派。最著名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osemary C.R.Taylor)在1996年的英国《政治研究》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尽管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批判或划分出更多的流派，但这种划分还是被学界基本认可。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历史制度主义在早期主要是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批判多元主义的个体偏好经过转化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团体、政党等形式表达出来，并进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观点。他们认为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工具理性，手段——目的的算计）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主要在于为行动者提供明确的信息，与相关的行动者之间构成了战略互动。行动者受到其个体世界观的制约。各种非正式规则、惯例和风俗等为个体提供“认知模板”。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结合，其主要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理论。它主要受到威廉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思的制度发展理论、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普拉特(Pratt)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论等影响。它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制度。它把制度定义为规则，规则指导着行为；制度约束行动者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制度是互动个体之间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设置。行动者的战略互动在解决集体困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制度是行动者互动的基础。制度不仅约束着行动者的决策和行为，而且还给其他行动者提供选择的信息。如同下棋一样，棋手要遵循下棋的规则，规则约束着棋手的行动，棋手的每一步棋同时受制于对手的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的创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也就是制度承载着一定的功能。简单地说，理性选择理论是以工具逻辑(logic of instrumentality)为基础。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组织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流派大体上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对传统的组织和文化之间区分提出挑战。传统的组织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效率是组织建立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体现了手段——目的逻辑。而文化与组织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是与特定情形适宜，即符合一定规范。社会学制度主义挑战这种区分，认为现代组织所使用的规则、规范、程序是特定文化的一种实践形态。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制度与文化是一对同义词。因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这些就是指导行动的意义系统。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成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它们为行动提供认知模板。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个体社会化过程来实现的，把个体塑造成为制度内的一个角色，文化内化于角色中。制度为个体提供一个认知向度，即制度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战略算计、偏好。当个体面临一种境况时，他们从制度中寻找认知规范。制度与个体之间又是高度互动的，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强化了这种制度认知。个体行动的逻辑是与制度所规定的规范相适宜，而不是建立在手段——目的或功利最大化基础上的。换言之，它是以“社会适宜逻辑”(logic of social appropriateness)为基础。
简单的说，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和不同学科的基础上，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到宏观的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文化理论。正因为如此，对新制度主义的批判首先集中在其内部各流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比如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逻辑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社会适宜逻辑的两种假设之间就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给新制度主义进行理论整合和方法论的统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既然这些流派冠之以“制度主义”，其共同点在于它们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如规则和程序、组织结构、规范、文化认知等）塑造了政治偏好的表达和聚集、带来了权力的分配并制约其行使，因而对政治结果造成了影响。在这一点上，新制度主义受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仅仅关注到政治生活中稳定和有序的一面，对政治变革缺乏解释力。新制度主义在解释变革时，典型的方式是“无限回溯”：为了解释目前的变革，我们必须假设前一个稳定系统的一个因素或多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因果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可这个因果链条有时拉得太长了，以致于我们不能清晰地解释最终导致目前变革的因素到底在哪里？有的政治学者，如谢里·伯曼(Sheri Berman)和罗伯特·C·利伯曼(Robert C.Lieberman)等人则主张用观念(ideas)分析来弥补制度分析的缺陷。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在当代西方不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学科危机和身份危机。但是，从学术研究来看，政治科学遇到了许多的挑战，无论是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新制度主义，在科学性的要求下，过于定量化、专业化，使政治科学处于“自我隔离”状态，削弱它的社会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政治科学开始进行反思，像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3年就创办具有一定通俗性的《透视政治》(Perspectives on Politics)杂志。杂志在发刊词中说到：编辑希望作者和读者群主要由政治科学家、记者、政策分析家、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等人组成。它要求所刊登的文章对那些有一般政治知识的人和没有这些知识的人都有启发意义。这种努力是否代表了对过于专业化的政治科学一种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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