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幾個問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建论文,國學學论文,幾個問題论文,設面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國學”作爲一個現代高等教育學科，形成與20世紀20-30年代。當時北大國學門、清華的國學研究院、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無錫國專等紛紛成立。此後，由於中國傳統學術在“文史哲藝”諸學科分別發展，整體性的國學研究勢力漸微。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學術呈現出明顯的交叉、融合趨勢，本來就强調義理、經世、考據、辭章並重，文史哲藝融通的“國學”研究與教學出現了新的熱潮。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崛起,也使社會各界對傳統文化由漠視轉向推崇，這也爲新一輪的高校國學學科復興創造了較好的外部環境。近十年來，武漢大學、厦門大學等學校相繼挂靠哲學等一級學科辦起了國學本科、碩士、博士專業，中國人民大學則成立了招收本科、碩士生(連讀)的國學院，還有數十所高校成立了國學研究院或者國學院，對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以及學術思想進行綜合研究。隨著高等學校國學熱的興起，國學一級學科建設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筆者認爲，“國學”要成爲一個正式的現代高等教育學科，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一、中國學科建設體制對“國學”等古典學科、交叉學科發展形成障礙
1.我國的兩套學科分類體系
我國的學科分類有《中國學科分類國家標準》與《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兩大體系。前者由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後者由國務院學位辦和國家教育部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2009年5月頒布了修訂版，標準號是“GB/T 13745-2009”，《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將學科定義爲一、二、三級。《標準》導言中指出：“一級學科之上可歸屬到科技統計使用的門類，門類不在標準中出現。”《標準》在科技統計中分爲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五個門類。人文與社會科學門類包含馬克思主義、哲學、宗教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歷史學、考古學等19個一級學科。
由國務院學位辦與國家教育部發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包括《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録》以及《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目前使用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爲1997年版，分爲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等12個學科門類，88個一級學科，381個二級學科。2005年12月，國務院學位辦又決定增設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暫設置於“法學”門類內，下設五個二級學科。《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録》最新的版本由教育部在2004年頒布。分爲學科門類、專業類、專業三個等級，本科目録的學科門類與《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的學科門類相同，“專業類”與《博士、碩士目録》的一級學科相同，專業數量則比《博士、碩士目録》中的二級學科減少很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與《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差异較大，這個標準淡化了學科門類的概念，兩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一級學科數量、分類上都有所不同，比如哲學、宗教學在《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同屬一級學科，而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中宗教學屬於哲學一級學科下面的二級學科。
2.《學科目録》是一個與集權式教育管理體制相適應、妨礙交叉新興學科發展的學科體制
現在國學界所談論的一級學科申報，基本上是針對國務院學位辦與教育部發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其中重點針對《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中的一級學科。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對於全國重點學科、科學基金申請等缺乏影響，所以，學界對此不太重視。我國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是與政府部門主導高等教育、政府部門評估高等教育相適應的一個體制，也是“國學”等傳統、新興交叉學科極力争取進入的一個學科體系。衹有進入這個體系，纔能更加方便地享受到集權式教育管理體制所分配的各種經濟利益、社會名譽。由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全國及省市級重點學科，各級重點研究基地、碩士博士授予權，全國和地方各類縱向基金的評審，政府各級學術獎的設立等等，都需要以《學科目録》來作爲基本的分類標準。在現有體制下，如果一個學科不能進入《學科目録》，就很難獲得“重點學科、政府獎勵、科學基金”等待遇，這個學科在國內就很難發展，這是國學等古典綜合學科以及現代新興交叉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所碰到的瓶頸。
鄭永流教授曾在《審批與等級——學術自由的敵人》一文中詳細地列舉了中國各級教育、科技主管部門所掌握和控制的審批計劃，他指出：“今天，在中國，學術自由的敵人主要不是高壓、專制，而是與官僚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審批學術、等級學術……請看各類項目、工程、計劃、獎勵掌握在誰手中——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其中又分爲重點項目、一般項目、青年項目、一般自選項目、青年自選項目。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人文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教育部跨世紀人才項目；教育部重點項目；高校青年教師獎；優秀青年教師獎勵計劃；高校骨幹教師資助計劃；高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教育部名師等。還有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東教育基金、曾憲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項目、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科技部：……人事部：博士後流動站；留學回國人員各類資助計劃；專業人員資助計劃，如跨世紀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原“百千萬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貼共四大類。除各部外，各省、區、市也有許多名目繁多的項目、工程、計劃、獎勵，直至各級各類協會、學會、大學、院系，層層設立，級級評審，形成審批網絡。”①學術本是基於自由的創造性活動，無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都與各種計劃、激勵制度無關。中國的審批學術已經成爲學術發展的桎梏，而《學科目録》就是集權管理、審批學術的制度保證。中國的集權教育管理體制決定了，我國的學科目録體系需要有嚴格的邊界、需要保持長期的穩定性，衹有這樣纔便於操作，便於管理。但是，這必然對於交叉學科的發展、對於學術創造力的提升帶來阻礙。
3.中國《學科目録》還不具備增設“交叉學科門類”的條件，“國學”缺乏最佳的門類歸屬之地
國際學術界一直把傳統古典學科與現代新興學科都作爲交叉學科看待，美國等發達國家就一直把與“國學”相關的“東方學、漢學”納入交叉學科大類。美國的分類教學計劃(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簡稱CIP)相當於中國的學科專業目録，該計劃由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研制，美國教育部發布，目前使用的是2002年4月頒布的2000年的最新版。CIP-2000把“交叉學科”列爲第一學科大類，下設交叉學科、文理綜合兩個學科群。在交叉學科群中有21個學科類，文理綜合學科群的1個學科類。古典文化產生於學術分科研究之前，每一個古代文明體系都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大百科全書。美國CIP-2000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將“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古代、古典、東方研究”作爲交叉學科來對待，充分尊重歐洲古典文化和東方古典文明的整體性。也就是說，與中國國學非常接近的漢學、東方學、古典學在美國的學科目録中有著非常合適的“戶口”。許多大學設有古典學系、東方學系、漢學系、印度學系，對於東方文明和中國文明作整理研究。
CIP-2000還專門爲新興的交叉學科預留了“其他交叉學科”目録，讓傳統學科之外生長出來的新學科有“戶口”，這種安排對於學術創新、學科生長具有極大的好處，這也爲美國保持科學技術的領先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證。
多年來，很多教育學學者、自然科學學者、社會科學學者根據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呼籲設立交叉學科門類，給新興學科合適的發展空間。許爲民在《我國研究生教育專業目録的“學科門類”設置質疑》一文中指出：“現有的學科專業目録没有設置專門的交叉學科門類，也没有在目録名稱中爲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留出發展空間，實際上造成了學科交叉的壁壘和屏障，無法適應人才培養尤其是跨學科研究生培養的需要。對此，許多學者從增加學科門類的角度提出了建議……希望突破學科分割的藩籬，爲交叉學科提供比較廣闊的發展空間。”③劉仲林、程妍在《“交叉學科”學科門類設置研究》一文中指出：“學位點的設置，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著交叉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因爲學科專業目録是項目申報、科研經費申請、人才培養、成果鑒定、職稱評定的法定依據，没有學科設置，就意味著被邊緣化、業餘化的不利地位。例如，等離子體研究一半屬於物理學，中國科學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余增亮研究院將等離子體研究與生物學、醫藥學、農學等領域交叉，開闢了輻射生物學的新領域——低能重離子生物學，興起了一個新的技術學科——離子束生物工程學。這一新領域由於其大跨度的交叉性，多年來在課題申報、成果鑒定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經歷了種種困難，放在物理學學科，卻被以爲是研究生物育種的，放在農學學科，卻被以爲是研究等離子物理等方面的，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學科專業之家。”④
許爲民、劉仲林、程妍等學者呼籲建立“交叉學科門類”，但是這些建議與呼籲很難落實。其核心問題在於以《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爲代表的“中國學科建設體制”是一個與集權式教育管理體制相適應的體制，其背後所隱藏的管理理念是“管理者本位、官僚體制優先”，而不是“學術發展優先”。如果設立“交叉學科門類”，面對不斷涌現的“新興學科”，有關“重點學科、科學基金”的評審組織如何確立，政府的權威如何體現？有關部門如何深入地介入、管理头等學校的學科建設？如何爲自己掌握學科建設資金分配權、各高校學術地位評審權找到依據？
若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以學科管理優先於學科發展，那麽學科的邊界越清晰、交叉學科越少越方便管理。但若從學科的角度來考慮，學科體制爲交叉學科留下的空間越大，越有利於學科的發展和創新。美國的CPI-2000學科入選的標準是全國高等學校的具體開設情況，衹要開設這一學科的高校達到一定的數量，就應該把這一學科納入《目録》，而中國的《學科目録》是自上而下的，高等學校衹有申報權，不管有多少高校開設這一學科，衹要主管部門不批准，就没有“戶口”。
我們應該清楚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管理萬能、學術管理優先於學術發展的思路不改變，《學科目録》的制定原則及其相應的審批、申報、評估體制就不能也不會改變，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就永遠是一句空話。國學等古典學科、新型交叉學科的發展就衹能是步履維艱，創新型國家建設與中華文化復興等就衹能停留在藍圖的階段。
清末學者陳澹然在《遷都建藩議》一文中指出：“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站在全國學科建設的角度，“國學”學科發展是一個小問題，但是宏觀體制若没有變化，“國學”縱使擠進《學科目録》，在文、史、哲門類之下尋求一個棲身之所，也會被不斷的評估、申報所异化，變成一個內部分科明晰，便於行政管理的“現代學科”，也就失去了我們振興國學的本懷。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爲這些問題放棄在現有體制下申辦國學一級學科的努力，我們還是應該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某種妥協，争取進入一級學科目録，獲得體制內的發展空間，同時又要防止當前學科體制給學科發展帶來的弊端。
二、“國學”之名被商業氣息所沾染，此名稱也不適應國際學術交流
近一段時間，與一些社會上的朋友初次見面，當談及“國學”之時，往往會有幾種說法，其一：“現在國學的名聲可不太好，大師滿天飛。”其二：“搞國學的？給我算一卦，看個相吧。”當“國學”在高等學校學科發展中舉步維艱的時候，在部份商人、學者，乃至宗教人士、民間愛好者的聯手推動下，商業化的國學培訓已經如火如茶。這種現象對於傳播民族傳統文化有一定的好處，但也有把國學粗淺化、功利化的危險。中國佛教本來博大精深，但部份民間寺院卻淪爲求籤打卦、燒紙錢的場所，民國時期的太虛法師就曾經痛斥這種“功利化、鬼神化”的佛教，提出建設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新理念。“國學”也面臨著功利化、粗淺化、巫術化、鬼神化的危險，自前不久的重慶“縉雲山國學院”事件已經可見一斑。
劉小楓教授在《爲什麽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一文中指出：“我們應該建立中國的古典學，以取代五四以來流行的‘國學’。‘國學’這個名稱其實很難對外溝通：日本、韓國高校都有龐大、扎實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學人，日本稱‘支那學’，韓國稱‘中國學’，西方則稱‘漢學’——如果以‘古典學’來命名中國的傳統學術，不僅可避免名稱上溝通的困難，更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得以從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⑤劉教授建議設立“古典學”一級學科，“建立中國的‘古典學’(ClasicalStudies)，絕不可與西方主流大學的古典學專業接軌，而是要立足中國古典文明自立以傳授古典文明爲學業、消弭文史哲分割的本科建制。就我們的教育體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爲一級學科的古典學——從名稱上講，當然最好名爲‘古典文明系’(簡稱古典系)，因爲，如尼采所說，古典學的使命就是保養古典文明。在這一學科建制中，中國古典文明(所謂‘國學’)與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爲二級學科，儘管各校可以有所側重”。⑥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區隔於商業化國學的角度，還是從國際學術交流的角度，“國學”都應該有一個更文雅、更學理化的名稱。但是，國學能否等同於“中國古典學”,學者們也有不同的看法。章太炎曾將“國學”定義爲“中國學術”，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英文名稱也源於此。厦門大學劉釗、陳家寧也將“國學”理解爲清代以前的中國學術，認爲中國古典學是國學的一個分支，專門研究漢代以前的國學。“古典學”(Classics)本來是西方的一個學科概念，它的範圍很寬泛，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科名稱，而主要是指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學問，是古典語文學、古代史、古代哲學等若干相鄰學科的總稱。古典學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傳統，直到今日，它在許多國際著名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的學科設置中還具有重要地位。有的學者借用這一概念，並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中國古典學”來指代研究中國上古時期語言學、歷史學及哲學等相關諸多學科的總稱，即主要研究先秦秦漢時期中國古代文明的學問。這種認識與上文闡釋的“古典”含義是相對應的……“國學”指稱中國學術這一說法，已經基本得到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學就是研究清代以前(包括清代)中國古代文明的學問。因此，中國古典學可以被看作是國學的一個分支，即“研究漢代以前(包括漢代)中國古代文明的學問”。⑦
歐洲和美國的大學，尤其在文理學院裏，幾乎都有古典學專業。哲學家尼采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就成爲巴塞爾大學的古典學教授，1938年生於英國倫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安東尼·萊格特教授本科階段在牛津大學學習古典學，獲得文學學士，而後又獲得物理學學士和博士學位，成爲量子物理學領域的權威。柏林大學古典學教授維拉莫維茨在《古典學術史》的開篇對古典學的性質和任務作出了如下的定義：“古典學術的對象是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本質及其存在的每一個方面。該學科的任務是用學術的方法來復活那個已逝的世界。”⑧由於古羅馬、古希臘文明在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古典學在歐美學界有著崇高的地位。
中國的“國學”强調文史哲藝的貫通，義理、經世、考據、辭章的一體，這一點與歐洲古典學有著异曲同工之妙。張巍指出：“19世紀的德國古典學漸漸分成兩個陣營。一方面是赫爾曼、里奇爾、拉赫曼等人所代表的以語言文字爲研究重心的語言派，另一方面是伯克、繆勒、雅恩等人所代表的以文化爲研究重心的文化派。到了19世紀後半葉出現了德國古典研究的集大成者維拉莫維茨，試圖重新聯合這兩個陣營，恢復古典學研究的整體性。”⑨依筆者的淺見，語言派類似於中國國學考據、辭章的層面，而文化派則更接近於國學的“義理”層面。維拉莫維茨之後的對古典學研究整體性傳統的恢復又與義理、考據、辭章並重的國學傳統相當。
中國國學一嚮强調“經世濟民”的現實關切，强調其“民族精神家園”的現實作用。同樣，西方古典學也不缺乏“經世”的緯度。劉小楓認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所說的西方文明，實際指的是現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後冒出來的若干强勢國家所代表的‘技術文明’，但這些現代國家的經典作家無不受古希臘—羅馬文明經典的滋養，迄今爲止，這些國家的招牌大學中的古典學系實際起著共同的文明紐帶作用。不僅如此，當今的强勢西方民族國家有意無意高標自己纔是西方文明大傳統的擔綱者，國家在政治上的强勢與該國大學中古典學的强勢往往同步(請看美國的例子)……”⑩張巍也指出，在古典學正式誕生之先聲的18世紀後半葉的德國新古典主義，“以古希臘爲典範，對古希臘的理想化成爲後起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建構自身的重要手段，以便與當時以法蘭西爲代表的拉丁文化相抗衡”。(11)
由此可見，中國國學確實與西方古典學有著較大的可比性。劉釗、陳家寧以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時代爲主，來劃分中國古典學的時代，將其定位漢代以前的國學，有些削足適履。比之於內涵寬泛、不够學理化的“中國學術”這個概念，筆者更加認可劉小楓教授的觀點，可以將中國古典學作爲國學——清代以前的中國學術的代名詞。但是，鑒於高等學校國學學科在已經運用了近百年時間，從上世紀90年代的高校國學學科復興至今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筆者也不贊成一下子换掉國學的名字，可以用“中國古典學(國學)”或者“國學(中國古典學)”這個概念，在一定的時期內，將學名與俗名並列使用。高校的教學研究機構還是保留“國學院、所”的名稱，在學科專業上，可以較多的使用“中國古典學”的名稱。這樣，既可以用之區別於民間商業化的國學，也可以與國際古典學界接軌。
但是，在現有體制下，筆者也不贊成劉小楓教授提出的將中國古典學(國學)與西方古典學、印度古典學都設爲古典學的二級學科。歐美國家高校古典學要重於東方學、漢學的研究，作爲本國之學的“中國古典學(國學)”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之中的地位自然應該重於西方古典學，可以單獨申請一級學科。從具體的情況看，國學學科在國內多所高校的辦學實踐已有多年，一級學科申報工作已經啓動，還是應該儘可能在歷史學或者哲學門類下面先行設置“中國古典學(國學)”或者“國學(中國古典學)”一級學科，同時積極支持西方古典學的學科發展，將來争取在同一學科門類下再設置“外國古典學”一級學科。如“文學門類”下面設有“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兩個一級學科，可資參考。
三、其他問題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在當前的學科申報過程中，國學的一級學科的門類歸屬於二級學科名目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争議。依前所述，筆者認爲國學最恰當的門類歸屬是“交叉學科門類”，但是中國的集權教育管理體制不允許設置交叉學科門類，國學衹能在“文、史、哲”門類下面尋找歸宿。從現在的情況看，歸屬於歷史門類與哲學門類的呼聲較高。其實，中國的各類學術評審都是以一、二級學科爲基本單位來進行的，就像“新聞學”與“中國語言文學”都屬於“文學”門類，但是兩者井水不犯河水，學科門類衹適用於學位證書的發放。所以，從學科建設的角度，門類歸屬問題不重要，重多數人的意見即可。
國學雖然强調整體性、貫通性，但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面對龐雜的古典文明，進行適當的分科還是有必要的。中國古典學術從內容上分一般有“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個向度，而從形式上的分類大都參照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分類法。“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分類法具有較大的兼容性與開放性，漢民族之外的中華各民族文化都可以分類納入，有效地解決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漢族本位、儒學本位之問題，體現中國國學的多民族、多學派、兼容並包的屬性。但是，這一體系也具有明顯的劣勢，就是分科過於細緻，用此方法很難避免文史哲分割所帶來的削足適履的弊端。當前，中國大陸高校的國學學科建設都是以四庫分類法爲基礎而進行增删而成。人民大學在國學下設立“經學與子學、國史、國文、國學基礎、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區文化研究”等二級學科，武漢大學目前在國學博士點下設立“經學研究、子學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與道教研究”五個研究方嚮，都是對四部分類法的沿用與增益。
四部分類法偏重於形式，對於學術的實質差异很難涉及。從這一體系出發，很難達成一個公認的結論。比如：人大將小學從經學分出，武漢大學將“佛教與道教(道家)”從子學分出，都各有道理。如果將子部儒學拉出來，併入經學，成“經學與儒學”二級學科，似乎也可以。集部中既有文學的內容，但裏面包括的王安石、蘇東坡、朱熹等人的文集則囊括了經學、子學、史學的詮釋。人大據此不設集部，改設“國文”方嚮；武大將“集部研究”作爲方嚮，既强調了“國文”研究，又强調了對於歷代思想家進行文史哲藝的全面綜合研究，也有其優勢。筆者認爲，能用科學解決的問題就用科學，科學解決不了的問題就用民主。在學理上各持己見、難有定論的情況下，應該基於尊重各校國學學科建設實踐的基礎上，相互協商，達成相對一致意見，爲國學學科建設掃除一些不必要的障礙。
注释：
①鄭永流：《審批與等級——學術自由的敵人》，《法律與生活》，2003年9月18日。
②轉引自許爲民：《我國研究生教育專業目録的“學科門類”設置質疑》，《科學學研究》2004年第6期。
③同上。
④劉仲林、程妍：《“交叉學科”學科門類設置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8年6期。
⑤劉小楓：《爲什麽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見於《公法評論網——劉小楓文集》。
⑥同上。
⑦劉釗、陳家寧：《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厦門大學學報》2007年1期。
⑧轉引自張巍：《古典學的基本研究範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3日。
⑨同上。
⑩《爲什麽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
(11)同注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