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编码VS社会控制：尼尔#183;波兹曼的信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论论文,媒介论文,尼尔论文,社会论文,波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1)05-0090-06
经典信息论研究通信过程，大致把通信过程视为：
按照此模型，媒介主要属于信道。通信的基本任务是尽量精确地在接收端重现消息，而不对消息做任何语义处理与判断。相比较而言，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理解的媒介远比经典信息论的信道复杂，其媒介反思主要集中于语义、语用层面，而非技术或语法层面。以新的媒介概念为基础，媒介生态学对信息传播过程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息理论。其中，尼尔·波兹曼的信息论自成一体，尤为突出。
麦克卢汉之后，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在他看来，媒介生态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息控制，“它所关注的是技术和传播工具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布和方向，以及信息的结构和偏向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态度。”[1]186从信息的角度看，波兹曼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关于信息传播及其控制的理论，特别是对当代媒介信息失控的分析，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区别于通信的经典模式，波兹曼对信息传播总体模式的理解可以总结如下：
这里没有“噪声”，并非波兹曼认为传播过程中没有噪声问题，而是他不关注传统的噪声问题。在传播过程中，他主要关注媒介编码和社会控制两个环节，提出了某种形式的二级控制理论。在他看来，媒介不仅是纯粹的信道，而且具有编码控制功能；而社会控制信息不仅不会威胁自由，而且是帮助人们摆脱信息失控的必要手段。显然，在问题域与应答域两方面，波兹曼的信息论与经典观点都大相径庭。
1 媒介是具有编码和控制功能的信道
在波兹曼看来，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要对信息进行重构。可以称这种重构称为“编码”。但是，媒介编码过程不是将消息转换成（电）信号，而是根据自身的信息结构重构信息，同时传达媒介偏好或倾向。因此，媒介编码不再属于经典信息论所讨论的语法问题，而主要是语义编码和语用编码。
1、信息与知识、智慧
通过与知识和智慧进行比较，波兹曼对信息进行了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信息是对事实的陈述，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因而信息有真伪之分。而知识是“有组织的信息，嵌入了某种语境的信息”，“有某种目的的信息，引导我们为了理解世界的某一部分而寻找进一步的信息”[2]。组织化的知识能够指导人们理解信息、把握世界，进而指导生活。智慧则是指一种能力，“知道可以在什么知识中，找到重大问题的解答”[3]106。可以说，三个概念是在信息处理深度上逐阶递进的：信息经过一阶处理得到知识，对知识进行二阶处理得到智慧。①按照经典信息论，信息就是通信的内容。波兹曼的信息概念扩展了信息的内容，即无论是否进入通信活动，任何关于世界的事实陈述都属于信息的范畴。
2、信息不等于媒介信息
经典信息论认为，信道中混有各种噪声，通信的目标就是要减噪。在波兹曼的理论中，媒介不仅是带有噪声的信道，更是重构，信息的某种结构。他指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4]11换言之；媒介并非简单地传播信息，而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或模式来编码信息。进入信道的信息不再是原初信息，而是被重构之后的媒介信息。因此，媒介不是影响而是决定了信息传播。按照波兹曼的逻辑，媒介通信过程中的噪声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干扰信号，更重要的是媒介自身固有的结构性“噪声”，它根本不可能消除，进入信道即意味着重构，干扰是媒介编码不可避免的，减少噪声只能是相对媒介信息而言，而非相对原初信息而言的。总之，媒介信息必定不等于原初信息。
3、作为编码基础的信息结构
既然噪声无法消除，媒介研究的目标不再是保真，而是试图理解媒介如何编码信息的。如果把媒介编码看做信息达到信宿途中所遇到的第一级控制，波兹曼媒介编码研究建构了一种媒介信息控制理论。第一级控制是媒介逻辑、偏好和倾向强制规范、重组和形塑信息流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使原初信息成为媒介信息。
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媒介信息控制的关键点在于媒介的信息结构。从信息的角度看，媒介具有复杂的、有机的、整体的结构，即信息结构。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信息结构，媒介是在一定的信息结构的基础上传播信息的，信息结构决定了在其中传播的信息流的基本形态。波兹曼指出，至少可以从4个参数来辨识不同的信息结构，即传播的信息之形式、数量、速度以及可获得性。首先，不同媒介产生的信息形式不同。信息产生于特定的编码系统，不同的编码系统按照不同的信息模式来产生不同形式的信息（比如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编码系统，赋予信息不同的面貌。其次，不同媒介产生的信息数量不同，电子媒介提供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文字媒介、口语媒介。信息量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信息缺乏导致社会缺乏生机，信息过载让社会陷入狂乱。再次，不同媒介传播信息的速度不同。在电子信息环境中，信息传播速度是光速。信息速度影响对信息的关注，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最后，不同媒介的信息可获得性不同。比如，网络媒体可获得性很高，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大量的网络信息，尤其是来自其他国家、民族的网络信息。
4、信息结构决定媒介偏好
进一步而言，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不同的媒介偏好，从而在基础上控制着信息流。波兹曼指出，信息编码的形式不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智力和感情偏好；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传播速度不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政治偏向；存在的物理形式不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感觉偏向；人们参与媒介的状态和关注点不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社会偏向；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内容偏向。[1]193以信息形式的智力和情感偏好为例。比较文字与口语，口语时代强调记忆力的重要性，人们通过参与对话来学习，各种观点具有很强的私人性，而文字时代重要的不再是记忆力而是论证，学习实际就是重复论证过程，思想对所有读者公开。比较图像与文字，图像要求人们诉诸感情而非理智，诉诸感觉而非思考；图像是具体的，不能提供观点和概念；图像没有句法和逻辑，无法进行对世界的反思；图像记录感受的方式不同于文字；词语有同义词，图像没有，因而无法翻译，等等。总之，信息结构对于社会的基本信息环境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2 以社会信息控制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
按照经典信息论，信号离开信道，经过解码成为消息，就达到信宿了。波兹曼指出，在媒介传播过程中，经过了社会中某些机构或非机构的规范、重组和形塑之后，媒介信息才到达受众。社会对媒介信息的控制是信息到达信宿途中所遇到的第二级控制。按照波兹曼的理解，信息的社会控制是为了消除媒介对信息重构导致影响，以免社会思想、文化因信息革命的冲击而陷入困境。
1、信息结构变革具有革命性影响
波兹曼指出，信息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信息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的组织、制度、认识论、意识结构、智力倾向等会相应变化。并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是由信息结构的突变所引发的。”[1]45因此，信息（结构）变革导致社会变革，“最有力的革命者是那些发明了新沟通方法的人，虽然他们一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5]进一步地，波兹曼认为，信息结构变革改变了社会话语结构，因而就决定论社会文化形态。他甚至主张：“每个社会都是被某种传播模式和方法整合在一起的，传播模式和方法决定社会之所是。”[1]29总之，波兹曼把信息结构变革看做某种信息革命。
2、电子信息环境是信息革命的产物
波兹曼提出了信息革命的五阶段论。[6]37～41信息革命始于印刷术的发明。在印刷机面前，整个西方文明为了适应它而进行了重组。信息革命的第二阶段是电报技术促成的。电报把信息变成了商品，信息与其意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摄影术的发明是第三阶段。摄影术让图片在信息传播中地位猛增，引发了“图像革命”。广播的出现推动信息革命进入第四阶段。广播的巨大网络和远程传播能力，赋予媒介威力。第五阶段是以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为标志的。从此，人们进入了海量信息的社会。随着信息革命不断地推进，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形式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可获得性越来越好，到计算机时代达到了巅峰。
按照波兹曼的描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电子信息时代，媒介信息环境呈现出无意义化、商品化和娱乐化的基本特征。在电子信息环境中，交通和通讯分离，空间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障碍，信息可以光速、海量地传播。在印刷机时代，文字信息被视为意义的载体，因为传达意义而产生，信息传播目的是指导人类行动或思考，要符合某种价值观。电报和摄影术出现，信息观念逐渐被改变；媒介信息逐渐脱离存在的语境，成为用途与意义无关的商品。从商品的角度看，电子媒介只管传播信息，不管收集、解释和分析信息，新奇、有趣的信息有商业价值，至于是否指导人们的生活或行动则毫不关心。比如，报纸不再关注新闻的质量和用途，而是关注新闻来源的遥远程度和获取速度，能否吸引社会的关注。无意义信息的商业价值根源于其惟一的功能即娱乐，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在电子时代，“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4]121，娱乐成为媒介信息惟一的呈现方式。
3、当代社会对信息的控制
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冲击，社会必然会有反馈与控制机制，以应对信息结构的转型，以免在信息革命中崩溃。波兹曼认为，当代社会对于媒介信息的传播并非放任自流的，而是借助法庭、学校、政党、宗教、国家以及《圣经》等来进行控制的。除了《圣经》之外，其他均为某种形式的信息控制机构。
波兹曼并没有对社会控制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进行分析，只是强调社会对信息的控制是为了摆脱信息结构对思想、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比如，他指出教育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监视和调整周围的信息环境，以便它固有的偏见和倾向无法控制我们年轻一代的智力和性格”[1]31～32。换言之，对信息的第二级控制（即社会控制）目标是抵制或消除第一层控制（即媒介控制）的影响。他认为，学校传授的知识并不是媒介信息的简单传达，而是按照一定目的对媒介信息进行再组织、再提炼、再思考，以期通过媒介信息达到真相和真理。学校设置的课程，就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的努力。“学校……使一些信息留待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6]37波兹曼对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心有芥蒂，极力支持对媒介信息进行社会控制。
3 当代社会的信息失控与对策
波兹曼的信息二级控制是某种紧张的对抗模式。在其中，媒介控制与社会控制不断在角力。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文明以来，媒介信息一直都处于社会控制之下，但是随着电子信息革命的兴起，社会已经出现媒介信息失控的局面。
1、当代社会信息失控的表现与后果
媒介信息在当代已经失去控制，表现为信息过剩、泛滥以及信息等级制度的崩溃。电子媒介能以多种形式传播信息，数量、速度惊人，可获得性远远超出传统媒体。在电子媒介面前，以往将某些信息限制在某些人群的分级做法很难再实施了。比如，儿童和成人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导致了“成人化儿童”的出现。
在波兹曼看来，信息失控的结果是文化混乱。波兹曼将这种混乱称之为文化的“艾滋病”(AIDS)，即“抗信息缺损综合症”(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将其视为某种“诅咒”[7]。首先，信息泛滥导致思想混乱。泛滥的信息不能回答人类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实际上是某种无意义的垃圾。人们忙于适应新技术创造的电子信息环境，无法思考和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波兹曼认为，大量无结果的“伪信息”出现，不仅不能指导行动，相反让人产生误解和错觉，这本身就成为了问题。[2]其次，信息泛滥导致行为混乱。电子信息时代，信息与行动的疏离，信息—行动比失去平衡。同时，面对大量的信息，人们却丧失了社会和政治的活动能力——每个人有很多想法，制造更多新闻和信息，却不能导致相应的行动，产生了强烈的无力感。最后，信息泛滥威胁人们的精神生活。信息失控之后，生活的宁静、意义、记忆和憧憬都受到威胁，陷入了茫然无措的混乱之中。
2、当代社会信息失控的原因
归纳他散见各处的议论，当代媒介信息之所以失控，波兹曼提到了三个原因。首先，当代信息观念有问题。社会普遍认为，信息越多越好，可以给人更多自由、创造性和幸福。在这种信息观念的指导之下，人们关注如何增加信息，却不知如何减少信息，信息泛滥成为必然。其次，媒介信息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以学校控制为例。计算机技术对学校教育冲击很大，传统教育观念正在被技术所摧毁。学校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放弃了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难似提供一种与流行的价值偏向相对立的价值观。并且，电子媒介改变了传统的学习、理解和思考的模式，转移了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因此，学校已经无力完成媒介信息控制的任务。最后，过于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媒介信息。波兹曼对基本技术手段即官僚主义、专家控制和某些“软技术”控制信息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6]47～52
3、以教育对抗媒介信息失控
波兹曼早期就是从教育研究逐渐切入媒介生态学的，因而一直关注教育问题。面对媒介信息失控的局面，波兹曼的对策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方面。总的来说，他提出教育改革观点包括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三个层面。
在教育理念上，波兹曼提出教育要回归传统、要平衡以及要重建叙事。首先，学校应该恢复印刷时代的教育理念。印刷时代的学校教育不仅交给学生知识，更注重教导学生保护自己的自由，对抗独裁的社会秩序。其次，学校教育应该在口语、书写、读图等诸种信息偏向中保持平衡。口语教育、书写教育与读图教育等的信息偏向是不同，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影响和智力要求也是不同的。
最后，应该在学校恢复大叙事的权威。波兹曼把叙事看作某种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能为过去提供意义，为未来提供指引，从而帮助社会培养理念，并为其行动提供权威支持。在电子信息时代，技术叙事一支独大，其他传统叙事严重衰落，尤其缺乏超验性的大叙事。波兹曼提出应该在学校教育中恢复大叙事，并尝试着提出了五种有关学校与教育的大叙事。[7]实际上，他是把教育理念、大叙事看做学校信息环境中总体的信息控制工具。
在课程设置上，波兹曼提出要重视媒介教育和技术教育。媒介教育主要培养和训练学生解读媒介的能力，让他们在媒介面前保持独立性。媒介教育不是教授如何使用媒介，而是研究、反思和批判媒介。波兹曼认为媒介生态学可以给各个阶段的学生提供这种媒介教育。同样，波兹曼的技术教育的目标不是学习技术，而是反思技术，即反思计算机、电视和其他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文化。技术教育主要包括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技术教育，学生养成“对新技术提问”的习惯，即在接受新技术之前思考它可能造成各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波兹曼主要是从技术的视角理解媒介，技术教育是提醒学生反思技术对社会信息环境及其塑成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培养目标上，波兹曼提出要培养“充满爱心的斗士”[6]109。所谓“斗士”，是指与媒介、技术进行对抗。所谓“充满爱心”是指认真对待大叙事。具体来说，“爱心斗士”反对信息至上、科技至上和效率至上，怀疑进步观点，不迷信民意测验、统计数字和社会科学，尊重传统和老人，认真对待宗教和道德事务。
4 信息论传统中的波兹曼
20世纪40年代，信息论滥觞于申农的两篇论文。申农的信息论只考虑信息的形式，忽略信息的意义，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信息进行定量研究。之后，韦弗等人提出信息论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即技术问题或语法问题、语义学问题、有效性问题或语用问题。从此，信息科学开始从狭义走向广义。经过60多年的发展，语法、语用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语义的科学研究则一直停滞不前。从整体上看，广义信息论至今还远未成熟。
另一方面，申农的影响一开始就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是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思想，信息论逐渐影响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诸多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信息属于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基本确立。到21世纪之交，通过归纳总结各个学科中的信息论思想，对信息的哲学探讨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哲学。从总体上看，信息哲学研究形成了批判与建设两种不同的取向或传统。前者站在人文主义的视角，反思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冲击，主要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社会认识论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信息论。后者站在工程技术的视角，沿着信息科学研究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比如，维纳提出的信息本质问题，图灵提出的人工智能问题，以及最近出现量子信息问题，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等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甚至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也得到信息科学家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显然，包括波兹曼在内的媒介生态学派均属于信息论的人文主义者和批判主义者。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信息是什么，信息如何才能保真，而是信息对人意味着什么，人应该如何在当代信息环境中生存。换言之，人类的福祉是波兹曼信息论的根本诉求。鉴于对当代媒介巨大威力的清醒认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媒介的批评甚至敌视的态度。
综上所述，波兹曼的信息论与经典信息论主要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电子通信理论，前者是媒介通讯理论；后者是技术、形式和语法研究，前者主要是语义、语用研究，并且这种其语义、语用研究也不同于广义信息论，广义信息论目标是用数学方法、技术方法处理语义、语用；后者的主旨是控制通信以免信息传输错误，关注降噪和保真，前者的主旨是控制媒介以免技术威胁文化，关注媒介解码及其社会控制；后者主要关注信道及其编码，前者关注整个通信环节，等等。总之，以不同于经典信息论的全新视角，波兹曼的信息论提出于新的信息传播二级控制模式，以及诸多被经典信息论忽视的问题，对于理解人与信息的关系、人类信息环境的历史演变以及如何应对海量信息环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波兹曼的信息论夸大了媒介对于通信过程的作用，陷入了极端的媒介决定论。他甚至还认为，“人类事务是在符号和媒介的统治下行动的，它们的形式控制了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内容”[5]，“像基因一样，信息模式用一种神秘的方式，决定了文化的一般特征”[1]43～44。显然，他把信息结构看做了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他多次引用一句谚语：对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实际上，这句话正好用来评价其信息论。在波兹曼眼中，媒介不再是工具，而是凌驾于人、文化和社会之上的某种本体。人不能控制媒介，相反媒介通过塑成文化来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人成为媒介的人，媒介是人的主人。显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无论媒介如何发展，它是人的创造物。波兹曼了低估人的主体性力量，尤其是解码过程中的主体性，把人置于其创造物的附属位置上。
以媒介决定为基础信息论注定是矛盾、悲观甚至无望的理论。按照波兹曼的逻辑，信息进入媒介就不可避免被编码，结构性重构根本是无法消除的，只有用社会控制来加以消除。如果把社会控制看出某种解码，就是用解码来对抗编码。然后，历史地看，波兹曼提到的当代社会信息控制机制同样是某种信息结构的控制下塑成的，而不是凭空而来的中立性力量。换言之，解码对抗编码，实际是用次生力量来对抗本体力量，因而注定是要失败。按照媒介决定一切的逻辑，包括社会控制在内的任何措施都不可能对抗本体。波兹曼的信息论关注媒介中的人，但带给人的最终只有绝望。
波兹曼的信息论精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为信息的社会控制辩解，有威胁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舆论自由的嫌疑。他把公众看做没有免疫力和分辨力、被媒介摆布的人群，只有借助对媒介信息的社会控制才能挽救社会文化。谁来运作社会控制机构？言下之意就是像他一样的精英。为摆脱媒介编码的控制，支持信息的社会分级、封锁和控制，迎合了某些控制思想、新闻和舆论的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乃至独裁主义者的主张。显然，波兹曼信息论有反民主的危险倾向。
在理论论证方面，波兹曼信息论也存在缺陷。首先，以偏概全。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缺少对其他国家的证据支持。实际上，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往往不适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如，在中国网络信息无疑是进步的力量，尤其对于启发民智、推进民主而言。实际上；波兹曼主要关注电视，不了解网络。其次，论证不充分。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当代，对历史的简单描述都是为批评当下服务的，因而结论显得很武断。对于某些重要问题，比如不同媒介的信息结构特征，他的分析太过简单。总之，他过多地依赖其直觉与激情来阐述其信息论，论证相对较弱。
不否认问题电子信息环境的确存在某些问题，但是波兹曼完全忽视了当代信息革命的积极意义，这是非常片面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电子信息的出现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如，很多人认为，网络中出现的“电子民主”破除了现实中的权利不平等，必将加速人类的民主化进程。尼葛洛庞帝就认为，在电脑面前，“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昨日黄花”[8]270。因此，应该以更客观、更全面的立场来审视当代的社会信息环境。
收稿日期：2010-10-15
注释：
①相应地，波兹曼还把媒介也分成信息媒介、知识媒介和智慧媒介。相比较而言，报纸是知识媒介，并且应该也可以成为智慧媒介，而网络、电视主要是信息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