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前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追问
徐良梅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揭秘人类社会何以存续的关键，但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追问却是一个哲学难题。在西方，这一追问发端于古希腊，之后持续进行，但直到马克思开创性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此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希腊的美德动力论实质上只是空想出一种可能的理想化的社会形态，其社会秩序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缺少进步的和历史的观点；中世纪的神学动力论以及近代的主观意识动力论和唯理主义动力论，分别用上帝、主观意识、目的、理性、理念、精神等客观精神实体把社会发展动力神化、幻化和抽象化了。
关键词： 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美德；恶德；神性；理性；精神；主观意识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指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物质生产方式，[1]我们习惯于将其表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其实，在西方，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追问早在古希腊就已发端，在至马克思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哲人们见仁见智，给出了堪称精彩纷呈的解释。虽然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它们有失科学性、合理性，但站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它们不乏研究价值。即便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它们依然是有价值的参照系，没有它们的不科学，就无法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无论如何，对马克思之前哲学家们形形色色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作一番历时性考察是有意义的。
一、美德动力论
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追问始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他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是包括正义、尊敬、友谊、和好等要素的美德。[2]对此，稍后的德谟克利特的有关见解构成了一定的补充，比如，财产私有权作为一种动力会催生更多的经济活动。[3]但是，对财富的追求必须有节制，因为“让自己完全受财富支配的人是永不能合乎正义的”[4]，“荣誉和财富，若没有聪明才智，是很不牢靠的财产”[5]。明智且正义之举在于维护公共的善，同时，人应追求灵魂的善，它是“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6]，“因此应该仅只安排一个中等的财富，并且把巨大的努力限制在严格地必须的东西上”[7]。这种美德动力论在被誉为“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以一种理智接力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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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产生“两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造成的，是我国30多年来高速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怪胎”。我们曾经过于注重GDP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规模，忽视了环保、资源利用，也忽视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这并不是哪一届政府所造成的，而是各届政府都应该承担的责任。［7］由于“两童”没有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应有的教育和关爱，加之他们本身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辨别、控制能力，所以无论孩子做错什么，甚至违法犯罪，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一方承担责任。
苏格拉底视美德为人类的最高追求，倡导清心寡欲，因为这属于神性。[8]柏拉图深信此道，尽管他承认贫穷、不健康和邪恶均是恶德，并倡导消除它们，但认为私有财产是恶德的一个主要根源。[9]因此，在他设想的最完美的城邦即理想国中，他禁止具有最高灵魂的统治者既拥有一般性的私人财产，也拥有特殊性的金币和银币。[10]因为私有财产会让作统治者的哲学王和武士利欲熏心，从而成为他们治理城邦和推动城邦发展的藩篱；但如若他们不沾染私有财产，情形就截然不同了：他们能够身正垂范，缔造城邦的整体正义或美德，这是城邦个体正义或美德的标准、指南、源泉，[11]也是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更是城邦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对此，柏拉图在其后期代表作《法律篇》中提到，一个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于以正确的方式赋予其成员光荣的标志：“把灵魂之善放在首要的、最荣耀的位置上……把身体的利益和善放在第二位，把城邦之善，我们称之为财富，放在第三位”[12]。如若不然，形成的即为耻辱的标志。光荣的标志昭示着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希望，而耻辱的标志意味着社会发展的阻力与无望。
对于柏拉图的美德动力论，亚里士多德从根本精神上予以恪守，尽管在个别细节上批判了柏拉图。比如，他认为，柏拉图不应当否定私有财产的意义，它是实现生活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应当通过破坏国家成员的生活的多样性来完善国家统一体，即不应当通过废除家庭，把国家本身还原为一个家庭，继而再把国家从一个家庭还原为一个个体，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13]一个城邦如若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在本性上是一致的，则柏拉图所谓的城邦的至善实际上不过是使城邦毁灭而已。[14]但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如若市民社会成员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野心和对私人利益的一味追逐，势必会造成国家的衰败。“一个统一体所由以构成的元素在种类上是不同的。互惠原则，……之所以是城邦生存的基础，原因就在于此。”[15]即便如此，财富的工具实质永不可变，它绝不应变成目的。财富的确切数量是由目的决定的，而财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出于本性的财富并非是无限的，而是在任何特殊情形下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度：财富不应当超出它能够确保一个人实现他首要的生活目的的程度。[16]这个首要的生活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各种能力，而人最高的理想是过哲学家的生活，第二好的生活是体现完美德性的生活。[17]这无异于说哲思求真是至善，德性培养是次善，此为人间正道。据此可断，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与柏拉图一致，坚持的是社会发展美德动力论，物质财富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为践行美德和完善人的能力提供了支撑与空间，但私有物质财富必须以严格标准管控。否则，一个人手中物质财富的递增会营造一种恶而不是一种善，任何事物只要超越生活必需这个限度即被视为对恶的趋向；生活必需品不能与美德需求同样增加。
二、恶德动力论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之后，更多哲学家选择的属于从正向对发端于古希腊的美德论的秉承。比如，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对美德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采取了一种堪称照单全收的赞美态度，这归因于美德论与基督教教义在基本精神上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略解。形而上之维关涉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自然”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有“目的”“理性”“上帝”等别称。自然在本体论或存在论上是亚里士多德用以解释宇宙本原和最初原因的最高存在、第一动因和最高形式；这种本原性的自然被基督教哲学家限称为上帝，但他们依然保留自然概念，只不过他们所谓的自然较之亚里士多德的已经降为上帝的造物，上帝是宇宙包括人类社会的缔造者，是唯一的动力；即便是造物的法则与规则也是首先存在于上帝那里，只是上帝在创造万物时，才把这些法则与规则嵌入到它们中去的。[24]
我们所谓的形而下之维体现在经院哲学家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私有财产观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方面。早期基督教教义认为公共财产符合自然法，私有财产则不然；宗教与道德应该成为人类理智和心灵关注的核心。然而，中世纪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大有把人类的关注核心由宗教与道德转向物质享乐主义的趋势，这引起了教会和经院哲学家的担忧。其中，托马斯·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及其分配的不平等，视其为对自然法的补充，但必须由国家制定私有财产规则。至于市场交换，如若以营利与获益为目的则是罪恶行为。“如果商人打算把获得的利润用于自给自足，用于慈善或者贡献给公共福利，并且如果他的价格是公正的，使得买者与卖者都能获益，那么，商人的做法就是正当的。”[25]当然，这一切属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迫使阿奎那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做出的无奈之举；如若可能，他们应该更青睐柏拉图的美德论，因为“对那些坚定投身于宗教的人来说，短缺与公共生活是一种理想状态，原因在于公共生活能够使他们将最多的精力专门用于宗教活动”[26]。
一晃又是几年，文字让我深受知识的洗礼，对情感的把控也越来越细腻，但更让我惊叹的是，我已无数次地不由自主与书产生了共鸣。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岑参远眺好友而去的失落孤寂带你回到了当年你的诀别；人力车夫，无情社会，祥子坠入黑暗深渊忆起你对贫苦邻居的互助；外星入侵，人类灭亡，地球文明走向毁灭让你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体会了人性丑恶与真美……一份共鸣，便能引起我心中如此感慨的震撼。
亚里士多德把第一推动力界定为“最初的、永恒的、唯一的、不被运动的运动者”[32]，这极易被人质疑为矛盾的：既然它本身不被运动，那么它作为第一推动者这样的运动者，它的力量源自何方？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注定相应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不完备的、难以令人信服的。黑格尔应该对这个问题及其影响有着高度的警觉，所以，他通过把理念设定为自在自为的予以消解：“理念就是……一个自在自为的范畴”[33]，即它本身构成自己存在和运动的根源，并且它处于绝对运动状态。它也 “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万物的无限的内容，……万物的精华和真相”[34]。因此，一方面，它以“自己的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它活动的对象”[35]。不可否认，黑格尔凭借他自在自为的理念构造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动力学说，同时弥补了美德动力论自古希腊以降一直存在的关于理论自身逻辑论证的重大缺陷。
见微知著，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大概如是。由古希腊经中世纪至近代，哲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追问呈现出一种拱形结构或波浪式结构，左侧或前侧拱底或波谷是古希腊的美德论，拱顶或波峰是中世纪的上帝动力论和近代唯理主义的超验动力论，右侧或后侧拱底或波谷是近代经验主义的动力论。由表及里，经验主义动力论属于唯物主义，其他动力论均可定性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动力论属于理性主义，而唯物主义动力论则既有洛克、休谟引领的归属理性主义的美德论，也有曼德维尔代表的归属非理性主义的恶德论；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恶德论是一种个体主义，而其美德论则呈现出一种由个体主义向整体主义运动的趋势。尤其是，人民概念的提出为社会发展动力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着力点，对社会何以存在以及社会发展何以可能这些社会本体论或存在论问题的解答作出了重大创新，使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追问愈来愈趋向于现实和实践的维度。实事求是地探究品质使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美德论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动力的真谛。相较于唯心主义动力论，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唯心主义动力论，尤其是近代唯理主义动力论则一步一步地把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引向神坛和幻化：无论它们的目的、理性还是理念，均堪称与上帝无异的虚幻之物和神圣之物，神圣之物“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予了人类，这就已经是对她所布置的目标的最明显不过的宣示了”[55]，人类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印证；人民群众只不过是被精神驱赶走进自然设立的目标之圈的群氓，他们毫无自主性、创造性和超越性。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幻化解答由此可见一斑，它充其量是一种可贵的思辨，唯一可能的有益之处在于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然而，这些品质并非唯心主义动力论的专利，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动力论同样可以具有。
三、神性动力论
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充实的美德动力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世纪和近代哲人追问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参照系，虽然参照的结果呈现出正向态和负向态的二元对立。对于负向态的一元，我们称之为恶德动力论。它主张邪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恶德论的倡导者首推曼德维尔，他认为，邪恶不仅是政治发展的开端，而且是政治发展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经济发展永远处于“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这样一种悖论态，即个人追逐私利，包括一切奢侈品是十分有害的，但对于公共福利而言却是十分有利的。换言之，它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但在经济上是正确的。[18]因为，“贪婪，这个衍生出邪恶的根基，这该诅咒的劣根的天生恶德，……却在推动着产业的车轮前进”[19]。相反，私人美德只会导致经济衰退。所以如此，最深刻根源在于，“人天生在意他自己的幸福远胜于在意他人的幸福，……因此，所有公德心或爱国心，所有喜爱公益甚于私利的行为，……只不过是对世人的一种欺骗”[20]。曼德维尔对美德论的直接针对由此可见一斑。滥觞于古希腊的美德论在他那里简直成了灭绝人天性的禁欲主义，基于它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与发展，因此利己主义才会带来社会收益，社会与文明只能以牺牲美德为代价才有进步可言。
四、理性与目的动力论
在近代，随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基督教高压统治的祛魅或启蒙运动的开展，哲人们或从唯理论，或从经验论角度对发端于古希腊的美德动力论予以正向发挥。其中，唯理论者采用超验的进路，而经验论者采用后验的进路。唯理论者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经验论者以洛克、卢梭、休谟等人为代表。
康德能够从美德动力论汲取的首要营养源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因为康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尽管“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相互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每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27]。不过，康德对美德论和曼德维尔代表的恶德论存在着折中倾向：一方面，他秉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而具有善与恶、正与邪、智与愚等特性一样，认为人是集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为一体的自然造物；而另一方面，他虽然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即目的是至善那样，认为人的本质乃为自然赋予人的理性，甚至他也像柏拉图一样承认旨在满足私欲和自私心的恶德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源泉，但他同时又承认恶德是 “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的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28]。也就是说，当人深切感受到并深恶痛绝于因恶造成的社会发展障碍时，人得自于自然的理性便会被唤起，经由理智反思，人便会自觉地努力摆脱野蛮、愚昧无知、非道德的状态，营造文明、科学、道德的环境，实现社会的进步发展。
比如，根据霍布斯的理解，“私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37]。私人利益、个人的生命、欲求等均属人的自然权利，属于“每个人所具有的按自己的意愿应用自身能力的自由”[38]。这些自由符合由理性发现的作为普遍规则的自然法，“根据自然法，一个人不能做有损于自身生命的事情，不能自弃保生的手段，禁止祛除他认为最需保留的东西”[39]。而且，这些自由获得了上帝的终极辩护：“人的每一意志活动，每一欲望和爱好都出自某种原因，而原因又有其原因，处于连续的原因链条中，这个链条的最初一环掌握在上帝手中，此乃一切原因之原因。由此可见，人类的行动最终出自必然。”[40]尽管有上帝的终极辩护，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却难以避免这样的逻辑后承，即无政府主义和一种野蛮的原始态：每个人为了一己私利皆渴望变成尼采笔下能够肆意张扬自己的本能并能主导他人乃至一切的超人，其后果必然会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在。果真如此，霍布斯的理性动力论实质上就是以理性粉饰的曼德维尔的恶德论了。所以，洛克警示说，人的自然状态和权利虽应是 “平等”“自由”等，但人的自由“却不是放任的状态”[41]，相反，自由须由理性规约，而不是像在霍布斯那里理性为自由辩护，私人利益才是真正有保障的。此诚如休谟之所言：“人类的贪心和偏私如果不受某种一般的、不变的原则所约束，就会立刻使世界混乱起来。”[42]所以，人类即便是出于繁衍人种而生生不息这样自然且功利的考量，也要遵从理性的原则而行为。理性原则的内容应该包括社会美德、社会利益等。社会美德的价值在于对人类和社会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关注，它要求“公正的考量和对更大幸福的稳定倾向”[43]。只有以理性原则为限，私人利益才是可追逐的。毕竟，就正义而言，有用性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对于其他美德来说，有用性是价值的首要源泉。[44]因此，在遵循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为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实现有用性的最大化，“需要用贪婪和勤劳的精神、追求技艺和奢华的精神来刺激他们”[45]。这样，公众和个人就都变成受益者了。
黑格尔应该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目的动力论的直接启迪，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合理念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必然与自由辩证统一的过程；其中，必然与理念对应，自由与目的对应。“‘理念’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念’和在‘理念’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29]①，因此，“‘理念’是世界的主宰”[30]。这样的理念也是一种精神，并且，“我们……把‘自由的理念’当作是‘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31]。黑格尔的理念动力论或精神动力论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美德论或目的论的重大超越。
曼德维尔的恶德论难以博得什么拥趸，原因很简单，根据绝大多数哲人的理解，美德不可抛弃。亚当·斯密站在亚里士多德立场对曼德维尔的批判即为代表：一方面，美德并不意味着对激情麻木不仁，或者缺少激情，而是对它有所控限，以免它伤害它的行为主体或者整个社会；[21]另一方面，美德并不绝对排斥财富，文明社会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数量就少。[22]因此，曼德维尔的“想法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错的”，但他不乏幽默活泼的文笔与夸张的手法 “给他的理论抹上了一层像真理或可能真实的迷彩，很容易哄骗脑筋糊涂的人”[23]。同时，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批判证明休谟的美德观实质上只是对曼德维尔恶德论的粉饰。
然而，堪称唯心主义动力论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动力论也有它的问题所在，即它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外而不是之内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设定理性或精神的绝对特性和至高地位，结果绝对理性超越于人类社会之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精神落地的具体化，人只不过是受绝对理念主宰的被动的、低级的存在。黑格尔的理念动力学把由苏格拉底降到地面的哲学进路再度拉升至天上，使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追问成了不折不扣的超验玄学；它一定会遭到经验主义者的发难。尽管经验论在反对神学上与唯理论具有同样的启蒙意义，②二者均反对从神学引申出关于社会与国家的自然法，但经验论同样反对从唯理论的目的或理念出发，而是主张从理性和经验出发引申出社会或国家的自然法，[36]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取决于人们各自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避免因彼此间的不良竞争和倾轧而回归野蛮状态。当然，在动力观的具体内容上，每位经验论者却又见仁见智。
(1)虽然动物园进行了驱虎，但是效果不如人意。动物园缺乏有力有效的驱除老虎的能力，巡逻车驱除老虎的办法仅仅只是鸣笛、轰油门，对平台上正在撕咬“猎物”的老虎并不构成威胁，根本无法起到及时救人的效果。而在事发时，在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后方行驶的游客也进行了紧急鸣笛，动物园方与游客相比较应当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做出更为有效的行为。并且根据调查，动物园内没有配备麻醉枪等强有力的应急工具。
实质上，洛克、休谟所谓的理性，不再单纯意指“那种构成思想之链和推论证明的理解能力，而是意指某些产生了各种美德以及确当形成道德规范所必需的任何条件的明确的行动原则”[46]；道德原则是人类心灵中最自然的原则。[47]市民关系、社会和国家都是自然的，它们均为人性必然的结果。尤其是，休谟将他的理性原则与功利主义牢牢绑定，使得他从现实的层面注意到了人民的力量：“人民 （the people）的认同应该构成政府的根基”[48]。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虽不是不可能，但那样的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快乐和财产。换言之，没有政府，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发展和利益实现，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因为，个体并非始终能对他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佳的判断，更不必说对公共利益了；即使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行为也无法做到始终遵从这一判断。[49]如以个人品行来支配行为规则，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很快就瓦解掉。这一切的一切都呼唤人民或人民的意志充当美德的标准、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休谟的人民观应该在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扬，尽管曾为密友的两人后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在卢梭看来，私有财产不仅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而且由于它，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50]既然如此，仅以私人利益为社会驱动力，人类就是在不断堕落，社会就是在不断退步而不是发展。所以，只有公共利益才是建立社会的基石，对此，人们必须建立和恪守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原则。也就是，立法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所立之法才是正确、伟大、有权威的，[51]因此，立法者必须排除私人的感情因素，否则，立法“受到他的感情所支配，便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而他个人的意见之有害于他自己的事业的神圣性，也就只能是永远不可避免”[52]。政府为政的目标必须是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只有这样政府才有活力，国家才会因此获得可靠的基础而长治久安；[53]同时，只有社会公民人人毫无例外地敬畏法律和遵守社会契约，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个人的自由、财产和人身安全才有保障。
卢梭在社会发展动力论上与休谟的分歧在于，他不赞同休谟的人性论及其衍生的自然观，更明确地说，他虽然会承认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他应该不会像休谟那样认为政府、国家、社会等因与人性相关而是自然的；相反，它们应该是自由的人民协议的产物。换言之，人性在一定意义上需要改变，尤其是“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54]。然而，人性改变在现实中经常会遭遇困难，因此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在极端的情形下只能采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人民战争。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传来的消息令他更加沮丧，昨日起，北面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攻陷寿昌后，正与第一一六师团一部连接，部分已经渡过兰溪江，和东面绕过金兰防线的日军二十二、十五师团形成东北夹击固守龙游十六师的态势，这意味着原本正面抵抗日军的金兰防线现已胸背同时受敌，不但失去拱卫衢州的战略意义，还成了一支随时可能被吃掉的孤军。
五、主观意识动力论
所以，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动力论，尤其是它的人民概念及其坚持的现实之维才是对马克思真正有益的借鉴。原本，这项殊荣最应落到被誉为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的费尔巴哈头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费尔巴哈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上却坚持唯心主义；他只是用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甚至宗教来理解历史上的伟大变革，社会历史的绵延在他看来仅是个人的“独立”发展，人的意识或心理因素成了支配历史的决定力量；更有甚者，他只承认人在本质上是自然生物，而不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生物。因此，“艺术、宗教、哲学仅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象和启示，人，完美的、真正的人只是具有美学的或艺术的、宗教的或道德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感觉者——人就是没有将人性本质排除者”[56]。自然视域的唯物主义与社会视域的唯心主义，矛盾的双方汇聚费尔巴哈一身，使他给人一种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的形象。
六、结论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早在古希腊既已成为哲学家追问的对象。在马克思之前，哲人们众说纷纭，比如，有道德动力论，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美德动力论和曼德维尔代表的恶德动力论；有目的动力论，包括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康德的理性目的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目的论等；有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的意识或心理因素动力论；有以格劳秀斯、休谟、卢梭为代表的“人民”动力论；等等。这些解释各有其问题，比如，美德动力论实质上只是空想出一种可能的理想化的社会形态，其社会秩序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缺少进步的和历史的观点；恶德动力论则无限放大了人的贪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中世纪的神学动力论、近代的唯理主义目的动力论和主观意识论把社会发展动力神化、幻化和抽象化了。此诚如列宁曾经批判指出的那样，“旧的社会历史观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只局限于考察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不到人们活动的物质动因；二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57]尽管近代卢梭、休谟等人难能可贵地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人民”观却具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总之，缺乏科学性和正确性的马克思之前的哲人们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就像一面面镜子，分别映照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如何是科学的、正确的。
4.制定标准的审批程序，对于科研项目费用支出发生变化等问题一定要严格按照流程审批，科研项目费用支出变化原因一定要清楚合理，经过领导签字方可批准，避免以各种不正当理由挪用科研经费用在其他项目上。
注释：
①王造时把黑格尔的“Idee”译作“理性”，我们根据贺麟和王太庆的译法，把王造时的翻译改译为“理念”，下同。
②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启蒙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初期，难免有哲学家的思想中杂揉些许宗教元素。
在选型策略中，首要考虑的是价格目标。方案1的价格最低，但由于方案1中电容串联的个数过多，可靠性较差；方案2价格与方案1相差并不多，且耗电量相对较低，重量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综合考虑，确定方案2为最佳选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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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Inquiries into Dynam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fore Marx
XU Liangmei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dynamic of human society is the key to explain how human society can exist and develop,but what is the developmental dynamic of human society is a philosophical difficulty.In the west,philosophers tri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since Ancient Greece,it was not until Marx put forwar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the question what is developmental dynamic of human society started to get scientific answer.Ancient Greek dynamic theory of virtue that Plato and Aristotle proposed before is substantially fantasy about a possible idealized society form,whose order is ossified and changeless,without progressive and historic viewpoints；Mediaeval dynamic theory of theology and modern ones of subjective idealism and rationalism deified,imaged and understood in a abstract form the dynamic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objective spiritual or mental entities such as god,subjective consciousness,purpose,reason or spirit,and so on.
Key words: human society；developmental dynamic；virtue；evil；divinity；reason；spirit；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6-0060-08
收稿日期： 2019-10-12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六个‘为什么’融入‘纲要’课教学”（2011A20）。
作者简介： 徐良梅，女，安徽淮南人，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杨 捷]
标签：人类社会论文; 发展动力论文; 美德论文; 恶德论文; 神性论文; 理性论文; 精神论文; 主观意识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