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精神——诗意的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野论文,诗意论文,限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阐述1976年以后在当代小说中存在的自然倾向及其审美动机。本文认为：向自然回归的历程，就其本质来看，是生命觉醒的历程。《九月寓言》对自然的抒写达到了诗美的极致，重现了“山野精神”的魅力。但是，文本在寓言向度的规定上削弱了文本的张力。美感和思想，或者美和真善并不总是和谐的。对日益技术化的人类来说，神话时代才是健康的生命之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关键词 生命意识 家园 自然派 山野精神
The Naturalistic Spirit of Returning to Mountains and Plains：An Extreme Limit of Poetic Creation
Feng Sh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re investigated the naturalistic tendencies and the esthetic motive thereof.The author is of opinion that the course of returning to nature is in essencea course of life a wakening.The description of Mother Nature in September Fables has reached the uppermost extremity of poetic beauty by reproducing the charm of the wilderness of mountains and plains.Nevertheless,the dimension of fable defined by the author of the book weakens its tension.Artistic feeling and thought are not always in harmony witheach other,nor are the true and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with one another.It is the age of mythology that is theinexhaustible source of the fire of healthy life for human beings living in a hi—tech society.
Key words life consciousness homestead naturalist schoolnaturalistic spirit of returning to mountains and plains.
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是一部纯粹的艺术精品。它叙述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村庄的故事，故事中荡漾着生命诸相，这些生命诸相在九月的金色山野中诗意盎然。小说以独具一格的隐喻形式重现了东方生命的真正源泉——山野，它是这部巨制的主要角色或真正英雄，并被赋予了精灵般的“道”样生命。文本接受者在此真切感悟到山野精神之于东方艺术有如古代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之于西方艺术一样，是各自的艺术产生诗意的唯一秘密。《九月寓言》的作者在其作品后记中指出这部作品与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与古典小说的历时关系。接受者也许已经辨别出“山野精神”不仅仅是《九月寓言》作者的灵感的结晶，而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艺术的升华。不止于此，它已经攀升到神话学中所谓的原型的高度。对这一原型在文学中的历时性关系的完整评论当然是审美领域的一个重大论题，但不是这一篇或几篇短文所能成就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将把对这一论题的阐释严格限制在世纪末的文学之内，追述它在此时期文学中的发生过程，尤其是它在《九月寓言》中的完整表现。文学阐释的意义不仅仅是滞留于对文本互文性的透析，以增加文史知识的快乐，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文本艺术的批评。在肯定《九月寓言》对“山野精神”给予诗意表现的意义时，我们也将试图指出笼罩在文学批评原型理论上的主要雾障：一切原型均具诗意发生的无限性的承诺，特别提出“山野精神”在当代诗意发生的限度。
一、神在民间和叩问自然
极左政治权威被清除之后，社会解放的浪潮汹涌而来，文学对此推波助澜。1977—1983年的文学唤醒了国人久被压抑的社会政治意识，对此无论给予如何积极评价都不过分。与这一潮流相一致，一股生命的潜流也开始滋生漫长。就文学本身来说，尤其是对本世纪的文学来说，生命意识使文学深度加强并且保证其健康发展。生命的觉醒，它往往表现为欲望的冲动。显然，生命觉醒的强烈表现并不都是健康的和值得赞扬的。它可能发展到一种过度的要求——本能的恣肆和泛滥，走向挥霍一切的毁灭快感的高峰体验。结果总是如此，生命的狂欢迅速被置换为生命的死寂，生命的一切可能的意义被其自身消解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某些作品就暗含着这种倾向。文学的初衷并不是要自取灭亡，总是想与时间一试高低，即使表现的是人生人世难在的狂欢极境也想使文学征服时间占有时间，而不是宁愿厕身于时间的牢房。因此，伤痕反思的大潮还没有消歇，一种既追求生命的享乐，又想使其精神持久的小说产生出来了，并很快影响到文学的方方面面。这些小说的意义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它们刚刚露脸就被批评家和作家们异口同声地称之为“文化寻根派”〔1〕。
不难发现，这派小说的诗意中心是生命诸相，是生命的饱满形式。为了强调那些地域血脉的纯种，该派小说的众多作品不惜尽力淡化文本内容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使文本艺术效能的弹射始终局限于阅读的空间经验：一方水土一方人文的别具魅力往往呈现出一个相对闭锁远离时间标示的桃花之园。应该区别的是，虽然这些小说中的地域风情和人物故事具有隐喻或象征的修辞功能，但引申和对照的意义指向并不是商业社会物欲横流和伪善无耻，而是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命的萎顿和精神的贫乏。黑子、天狗、额吉、肖疙瘩、捞渣、渔佬儿和仁宝等艺术角色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而不管命运是如何准备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问题不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物自己追求生命的完整意义时始终昭示着生命的丰盈和旺盛的性质。这些人物概莫能外地来自社会底层，很少得到什么文明和社会的系统教育，得到的熏陶基本是源于“地下的”或民间的。这些人物本身也是被喧嚣的社会所漠视的凡人，更有甚者，是社会的“排泄物”。正是这些游离社会之外或社会所放逐者在其生命的完成过程中奏出了生命的雅歌之律。
文本接受者已经看到，寻根文学以走向文化的深处始，却以回到民间止。这些小说无意之间在主流文化的边缘部分遭遇了生命的完美形态，民间的原始文化才是这些小说表现的核心所在。文学史上创造者的动机和艺术效果的背离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文学表现的形式化有其内在的规范，不是不可通融的理性铁律完全可以规约和主宰。也许是由于五四文学影响过于强大造成了偏执偏信，也许是对50年代开始的文学的发展主要依赖民间和古典文学的号召（源于官方）的怀疑和反抗，作家更愿意将他们的文本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批评家干脆把这派小说的意蕴与历史的纵向深度勾连起来。作家和批评家携手一致将这些作品内部的民间文化的原始情调掩盖了起来，而执意要向中国文化的原始高攀，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这批文学建设者的深刻。
神在民间，这就是文化寻根小说的承诺。这尊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生命典范的象征，它已远离尘嚣隐遁到深山野岭边塞草原之中。中国文学中回归自然的冲动初露端倪，山水田野的拯救魔力已经显示出来。只是在文化寻根小说中的这些山水田野并没有以独立的价值出现，它们还只是一类生命活动背景的道具，有如汉魏时期人物画象背后的山水摆设，还没有获得自己独有的生命灵气。即便如此，文化寻根小说已经大致表达了这样的倾向，生命的黄金世界还仍然存在，它在现代文明的外面。这一倾向明显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对人类群体本能的有限性的认知，这一点将为接受者感受自然回味生命荡开一条新的通道。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首要意义和最大影响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有人看来是家的无情以及面对家园耗散生命的无奈。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等对家的痛苦记忆和幻灭，高觉新等人物挣扎的无益和努力的徒劳一并反映出家的意识和义务对生命个体的束缚和虐杀。这些文学形象使家的神圣性被动摇了，家除了孕育生命维护生命的伟大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可怕之处，即它对生命的索取和掠夺。家园的诗情画意在现代理性之光的照射之下涣散了飘逝了。一直寄托着东方精神的最终期待的家园裸露出了深藏沉埋的冰冷和残忍的面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文学的主题类型在相当的时期内被人们遗忘了，至少是被小说遗忘了。这种小说即使从压抑下解放出来，面对民族的个人的苦痛也缺少一种悲剧的表现力。原因在于大多数小说试图以世俗人情的动情之处来抚慰心灵的深痛巨创。我在这里指的是伤痕反思文学大潮。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将艺术力量设置在人之伦常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当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些小说将人之伦常减缩为家庭的天伦关系，并且把这一关系的和谐作为文学追求的崇高境界。这就难怪当时的异域读者认为这些小说难以卒读〔2〕。 即使当时积极置身于这一文学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若干年后也不无讥意的戏称那一时期的小说为“作文水平”〔3〕。
文学并不要一味的消解，至少对一个富于创新时代的文学是这样。就在这些尽力颠覆家的神圣性的小说世界中，隐藏着文本对自然山水认同的意向。因为这些小说中或深或浅飘动着自然山水的影姿。《红高梁家族》中，那片殷红的高梁地在叙述过程中几度浮现，在艺术上最终具有了象征功能。对东北高密乡来说，红高梁是其生命的图腾，有之，这片土地才能孕育希望，毁之，这片土地只能等待死亡。《古船》的小说世界虽然没有自然风景可以让读者尽情分享其诗情画意，像那片红高梁地一样，但是与洼狸镇的存亡恰成对照的关连物仍然存在，这一关连物就是几经变迁时枯时荣的芦青河。本世纪初期，河水丰盈，小镇生活欣欣向荣。后半世纪，河水渐少，小镇杀气腾腾。80年代，小镇劫后余生，很快就人财两旺。此时人们发现芦青河床下的地下河水正汹涌着奔向大地。原来不动声色的芦青河与仇爱澎湃的洼狸镇具有一种神秘的同构关系。
众所周知，张承志是当代小说中表现自然灵性的圣手。黄土地、大草原上的一草一花、一风一雪和一虫一畜均被赋予了生命的性灵。我们不妨把这一点视为“神话思维的一体化”风格的凯旋。不仅如此，张承志小说中的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以自然为根底的。对此人们也许会争辩说，张承志笔下的人物一致地回到了神的怀抱，宗教情绪的神秘诗意才是他的文本的最后秘密。张承志自己也多次声言他对终极关怀表达的热情。就他笔下的人物的结果来看，的确如此。但是促成这些结果的是另外的动力——原始自然，它才是张承志笔下众多人物成长的唯一灵泉。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没有被他们自己的悲剧和黑骏马古歌击垮正是由于善解人意的钢嘎，哈拉和草浪喃语的原野支撑着，抚慰着。那个“准研究生”从连续的挫折中成熟起来是仰仗了北方数条大河的指引和启示。那个访问学者被都市文明伤害之后是广阔的草原恢复了他的元气和信心。在张承志的小说世界，不是宗教情绪孕育了辽阔灵动的自然，而是后者催生了前者。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东方生命意识中的自然信仰一直将深邃的宗教情绪消融其间，文学史上是如此，今天仍是这样。无论张承志的宗教情绪多么强烈，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他仍然是中国文学精神在当代的执薪传火之人。关于这一点，笔者得赶紧作点说明，张承志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文学看门人，而是一个开创者。他在倾诉对大自然的一往深情时并没有走上归隐山林的贤士之路，而是将伊斯兰教强烈的生命意识化入了对大自然的圆满体悟。仅就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张承志完全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大家。
综上所述，一些有影响的小说作家已经开始和世俗家园的故情挥手道别，毅然向大自然的深处走去。
二、山野精神——生命的诗意
人们每每发现文学史上的一个共同现象，当一个民族发生历史性剧变时期，众多生灵往往孤苦无告进退维谷。此时的文学几无例外地把情与思的向度引到久被遗忘的自然。浪漫主义文学之父让·维克·卢梭毕其一生在为他的烦噪不安的同胞寻找一方清静的福地。他的成熟的结论是，那声福地既不在飘忽不定的心灵，也不在严格的理性，而在宁静和谐的自然之间。在他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其众多的诗篇中抒写了对这一境界的新经验。在《序曲》（Prelude）和《丁登寺旁》（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华兹华斯更将这一境界的表现升华到美的极致：有生命的或无 生命的，人类的和自然的和谐的共在一个整体之中，其间运行着流动不息的“宇宙精神”（I felt the sentiment of Being spread/O'erall that moves and all that seemeth still.）〔4〕。卢梭和华兹 华斯依靠他们发现的美境或美神拒绝并超越了他们敌视的理性时代或文明之邦。作家们对自然的情投意合和对社会的回绝的情形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而且具有更悠久的时间和更细腻的风格。这里指的是庄周、陶潜、王维、李白和苏轼等人。东方自然派的文人们坚持认为自然才是生命的根本，对异化的社会来说，山水田野深蕴着召唤生命的道原之力，生命的诗意只能从这一灵泉中获取。不仅如此，自然派文人们逐渐发展出一种以感化造物的静虚之法去沉迷自然的精致技艺。这里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类现象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注脚，这一现象就是自然山水意象随时出入小说世界，并且随时准备以主人的姿态来向这个世界讲话。这一点在伤痕反思文学和文化寻根文学中会不时看到。
问题在于，所谓的新时期以降的小说在对自然作诗意表现时往往浅尝辄止，使艺术的营造仅止于画面的可视性和自然性，使视觉效果代替了诗意召唤。这时的作家对自然的感悟和表达仅具一般水平：“象物宜以拟衷曲，虽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也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5〕
《九月寓言》的问世，标志着山水自然不再是当代小说的实用“器具”而具有了完满的生命意识，并且显示出完全独立的精神力量。这点首先表现在自然与人类共舞。赶鹦们月野出游并在月光下狂欢：
千层菊花没有开，可是年轻人已经闻见它的气味了。就在一道自然形成的大沙岗的漫坡上，在夏季的最后一天，火一样的千层菊会同时开放。这是一只神奇的大手播下的种子啊。千奇百怪的动物在花地里狂欢、嘶叫、奔跑，互不伤害地咬架。这会儿风长的茅草把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月光如水，浇泼着这漫坡草地，让你听得见咝咝的渗水声。
他们伫立在沙岗上遥望。荒滩上的一切都在这会儿获得了生命，活得诗意盎然。有什么在前方笛笛叫唤，赶鹦将拇指食指含到嘴里与它应答。满天的星星在口哨声里溅出了火花。〔6〕
大自然心有灵犀，启示着生命，激励着生命。
将自然精神和人类诗意融为一体的描写在小说中并不罕见，也许有关露筋和闪婆章节更为震撼人心。露筋临终有段独白，“日月星辰见过他们幸福交欢，树木生灵目睹他们亲亲热热。泥土的腥气给了两个肉体勃勃生机，雷声隆隆，他们并不躲闪，在瓢泼大雨中东跑西颠，哈哈大笑。奇怪的是那会儿并没有落下什么病，离开田野住进小屋了，老天爷才让他的腰弓了腿硬了，真是老账新账一起算了。”在这段独白里，人们不难发现，自然有隐秘的深意，是生命的渊源，任何与他有意无意的疏离都会导致生命的萎缩和死灭。露筋的死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已昭示了这一天条的威力：“露筋死了。小村里失去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个流浪汉、一个懒惰的天才。剩下只是天才的影子，小屋里的闪婆。她身上有他永不消逝的气息，内在的嘲弄一切的气质。”自然使生命意识和个体力量突进到自在自为的存在之域。
如果《九月寓言》对自然力量的刻划仅止于此，它只不过重复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罢了，即使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宇宙精神”的境界，或中国自然派超万物泯生死的逍遥之地。这部小说对自然的理解向前进了一大步，即还自然以独立完备的形态，使其既和人类相一致又和人类相分离，它不再被人类所主宰。换句话说，自然不仅具有伦理的积极意义——启迪、警醒、和激励人类，而且具有理性无法规约的另一种力量即消极性毁灭性力量。这是一种反人文反伦理的力量。从另一方面看，《九月寓言》对自然的理解是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它还原着自然的原始之力，使其像幽灵一般出没于人间，任性任情地捉弄、调戏、诱惑、折磨和毁灭人类，而无视人间世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别。更有甚者，恰恰是真善美饱尝着无边无际的苦难，往往走向了清明的理性彻底崩溃的深渊。至此，我们看到自然之神在文本中尽情舞蹈，对那群人们说来它就是所谓的“山野精神”。
工程师的儿子、来自工区的文明人挺芳终于堵住了肥——一个山野孤女，他恳求肥承接他的情爱，而肥却惊恐万状，虽然在理智上肥多么希望随他远走高飞。“这儿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外号：廷鲅。那是一种毒鱼，当地人从海里打上来，都要惊慌地扔掉。如果误食，就会惨死。你不怕廷鲅，你的胆子好大啊，你这个工区的浪荡子！你不知道在这个夜晚里，还有以后的千千万万个夜晚里，都有一对沉沉的眼睛在盯着你。他藏在你永远无法知晓的地方，代表这整个村庄，保护他的女儿平安无事。他有一把镢头，他要杀掉所有敢向我伸手的人。他是一条真正的廷鲅！是这个村庄里的土人，是砂子和土粒，是到最后把所有人埋掉的那种黑土……”。肥所恐惧的不是村子里的哪一位首领或族长，也不是哪一尊神或图腾，而是在山野意识中对个人有限性的残酷意识。当然，这一残酷意识与对道德的绝对律令的敬畏是紧密相连的，重要的是它已从历时的漫长经验中被置换成了在空间上弥漫的神秘力量，而辽远和沉默的山野就是它的性格。在同代人中，肥最早感到个人的幸福所在，也正是她最强烈地意识到那个山野精神为此在追逐她、威胁她、折磨她。正因为如此，“我往那里走”的浩叹伴其生命的始末。即使她有幸逃离了山野，奔向了城市，但是十几年后，她又宿命地回到已经化为废墟的故乡，在此她要寻觅一条精神自救之路。否则，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漂泊者，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永远的乞儿。
不仅爱情无法穿越山野精神的影子，那些具有英雄品格的人物也无法感动它而得到它的庇护。相反，它往往置所谓的英雄于命定的深悲巨痛之中。《九月寓言》中的庆余金祥夫妇，是为小村带来福音的先知，但是，庆余的不幸应该说已至女人可能忍受的极限，因为面对生活和命运，她已无话可说，默默地迎来送往，在她的面上人们再也读不到悲喜的分别。金祥的南山取经，对小村说来是划时代的，但他得到的是惩罚。金祥临死有关生命动力学的无意识的幻觉可以看作是他们两人对“山野精神”的共同彻悟。因为“黑煞”法力无边，山野中那个流浪汉手边的小猪的一瞥也意味深长，与山野抗争之后还得祈求它的怜悯，“真累啊，他老了，他被追赶得好苦，他的告饶声震动山野！我不跑了，我不跑了！我求求求……”
其实整个小村都为山野的精神所镇压。“心智”部分叙述了整个小村反叛的激情和冲破山野控制的伟大冲动。但结局却是悲剧性的献祭和牺牲的大典。鼓动和组织这次起义的正是山野精神：“那个秋天，红色的地瓜一堆堆掘出，摆在泥土上，谁都能看出它们像熊熊燃着的炭火。人们像要溶化成一条火烫的河流，冲撞涤荡到很远很远。”山野拥有一股神秘的驱力，“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从sub specie aeterni（永恒观点）来直观世界，就是把它当作有限的整体来直观。把世界当作有限的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感觉”〔7〕。 从神秘之力的震憾到付诸行动并不存在微妙玄思和精警智慧的周彻运作过程。山野的神秘启示正是要消弥这一过程。因为它窒息了生命力量，使其在长久的思虑之中耗尽行动的激情。《九月寓言》中，山野直接和生命对话，召唤生命的行动，而无论结局如何。至此，文本使山野具有完整的生命形态，并展示了山野深邃而无限的诗意的光芒。
对山野精神诗意的自觉，也带来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变革或尝试（因为这一变革在《九月寓言》的修订本中被取消了）。这一变革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放弃文本叙事过程中对时间序列清晰呈现的规范。现代叙述学告诉我们，近两世纪小说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对故事和情节区分意识的强化，使时间不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也是叙述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九月寓言》漠视情节完整统一的逻辑规约，有意突出叙述单元间的非线性的共生关系。具体说来，这部小说共有七个单元，但文本并不讲究各单元间的先后左右的秩序，而是突出每一单元的完整独立特征。例如，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并不在每一单元前标明一、二、三……等序列揭示数码。2.单元之间在内容上也不保持前后的因果关系。各个单元叙写一个共同的时间即秋天的九月或九月的秋天。单元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松散，以至于将它们之间调换一下位置也不会妨碍整部作品艺术功能的生成。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变革，使经典的结构力量涣散了，文本接受者不能再滞留于从稳定的结构中去演绎文意，而只有在七个单元的共同的诗意召唤中去经验诗意缤纷的幻想世界——秋天的九月。这种非结构的叙述方法自然让人们联想到它与弗兰茨，卡夫卡的《诉讼》（长篇小说）在结构上表现出的异曲同工之妙〔8〕。 如果我们更大胆地把这一结构方法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理论连在一起，会承认这种非结构的叙述方式正是向小说诗性的回归。
三、结语：诗意的限度
80年代后的小说家们一直在自然的诗情画意间徘徊，但把他们的文人之心诗人之梦作了完美表达，并且使之与中国文学的原型之一——山野精神连在一起的作品在我看来只有《九月寓言》。它对中国文学的山野情结的抒写又一次达到诗意的极致。但这部作品并不止于诗意的炫耀，还有明示的寓意在，如其题目“九月寓言”所示，唯有金色山野才是生命的源泉。但疑问和寓意一同发生：逃离工区，逃离城市而与自然的精灵共舞就不再孤独、不再流浪、生命的诗意就能永葆常新，像庄周、陶潜、李白、王维、苏轼、卢梭和华兹华斯一般？时间之矢一往无前，现代科技在地球村内对自然世界正夜以继日地拆解和重装，自然领域已悲哀地沉沦为人类工具的一部分。在此状况下，自然本身已经失魂落魄，遑论它能为人类召魂并使其达致生命诗意的高度？对此人们满怀疑虑也是理所当然。对20世纪的人类精神来说，将生命的诗意重新导向自然田园或乡村野地，并且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之路显得特别的矫情。在准备进入后工业文明或者信息时代的人类，并不需要和农业文明重叙旧情，更不需要文学来作它们中间的红娘。因此，卢梭回归自然重建精神的深情呼唤和华兹华斯创造的“宇宙精神”的圣境对本世纪的西洋文学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绝响和一座斑驳的古迹。
在本世纪的西洋文学中，那些对人性人情满怀伤逝之情的文学大家，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向自然求救，同样又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方向去开辟逼近生命之源的新途径。乔哀斯（J·Joyce）在其大作《尤里西斯》（Ulysses）中以史诗时代的英雄品格来讽喻现代都市生命的贫弱和萎缩。爱略特（T.S.Eliot）在其叙事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中以传说的亚瑟王寻找圣杯的壮举来烛照现代文明中生命的堕落和绝育。卡夫卡（F.Kafka）在其未完的长篇《诉讼》（Der Prozess）中以对《圣经·约伯记》的现代改写预言了当代生命受难而终究不被拯救的宿命。还有福克纳（W.Faulkner）在其巨制《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巧妙的时间并置对照了人类纪元初的辉煌与现代人类疯狂的巨大反差。在这些作家看来，对20世纪的人类来说，生命诗意的神殿远在神话传说时代。因为那时个体生命蓬勃强健，诗意竞放，尤如群星灿烂的夜空。生命的诗意并不存在于行将消逝的自然山野，因为沉浸于山水自然中的生命个体只是以内敛静虚之法个别地去占有诗意，与人间世生命力的普遍退化几无干系。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同时期的西洋文学一样面临找回正在失去的生命诗意的主题，但不是向自然中去求救，因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之境在主要方面呈现的只是对创伤心灵的疗救抚慰作用，而并不鼓励生命的冲动和燃烧。也许由于这一点，鲁迅等思想性的小说家在主导意向上拒绝了自然的诱惑，虽然因此引起了作家难以抑制的伤感。
《九月寓言》将文本寓意指向了自然世界，试图以山野精神来为现代可怜、孱弱的生命招魂。但是，人类社会的当代特征和传统文学中山水意境的太过智慧的目的性，使文本寓意矢量受到拦截。一定意义上，山野精神在中国文学中已具有“原型”的价值，尽管如此，它的诗意并不是自始至终尽享无限的荣耀。至此我们看到，神话批评理论对文学世界中原型意象具有诗意发生的绝对性和永恒性的庄严承诺可能是一个理论的幻想〔9〕。这一点对《九月寓言》来说当然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精神现象史上缺少一个记述系统的神话传说世界，更不用说那些永远放射着人性光辉的神人同一的“英雄群落”了。与其说这是《九月寓言》一己的不幸毋宁说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不幸。也许，希望的转机已经出现，当代几位颇具思想的作者已经把曾经执著于自然的眼光转向了对民族起始期先民游荡的英魂群体的仰望，为唤回那个世界的精神已起锚扬帆。这里指的是湖南籍作家们对“楚辞时代”的追怀，张承志对春秋战国时代烈士的礼拜和余秋雨对魏晋之风的痛悼……
注释：
〔1〕为了全面和准确论述一个时期的文学风貌， 拙文扩大了文化寻根派文学的原有成员。
〔2〕美国学人李欧梵曾言此期的大量作品难以卒读， 那时受国外重视的作品大都源于社会政治的原因。
〔3〕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4〕Edited by Harold Bloom English Romantic Poetry（Gorden City.N.Y.1961）p.141,p.205。
〔5〕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页。
〔6〕本引文及以下引文凡没有再注明出处者， 均摘自《九月寓言》原著。（《收获》1992年3期）
〔7〕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6页。
〔8〕弗兰茨·卡夫卡《诉讼》，孙坤荣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年第248页“第三版后记”。
〔9〕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N.J.1957）pp.1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