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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弹性
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者一直声称技术将改变世界政治。1910年，安格尔（N.Angell）认为经济的相互依赖导致爆发战争是荒谬的，并且盼望着战争将过时的那一天。70年代，现代主义者看到电子通讯和喷气机正在产生一个“全球”，而且他们相信，从封建时代以来主导世界政治的地域国家将因非地域的主体（如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国际组织）崛起而丧失力量。同样，预言家如德鲁克和托夫勒等人认为今天的信息革命将终结等级官僚制，而带来一个新的电子封建制。
上一代现代主义者部分是正确的。安格尔对战争影响到相互依赖的理解极具洞察力：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这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诚如70年代现代主义者所预测，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全球金融市场已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国家比现代主义者所预料的更加富有弹性。国家继续博得绝大多数世界人民的忠诚，而且在大多数富裕的国家，政府控制的物质资源已得到GDP的1／3到1／2。
现代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变化的方向，但对其后果的考虑过于简单。他们直接地从技术的政治影响出发，而缺乏充分考虑信仰的连续性、制度的持续性、和政治家所能得到战略选择。他们没能分析掌权者怎样运用其力量造就或扭曲跨越国家边界的相互依赖的方式。
20年前，在《力量和相互依赖》一书中，我们分析了诸如贸易、货币关系和海洋政策的跨国性问题的政治意义，写到：“现代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正在发生的根本的变化，但是通常他们的看法没能充分分析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交流、经济交易的上升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和其控制力将变得不再重要。传统主义者通过指出军事的相互依赖依然存在，敏锐地抓住现代主义者的缺陷，但是他们很难正确地解释今天多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依赖。”
新的预言家们，象他们前辈一样，通常忽略了一个事实：新世界与以前的重迭的程度及依赖于传统社会力量的程度，极力仍依赖于地缘制度。1998年，有1亿人在使用因特网。到2005年即使增至10亿人， 但世界大多数人仍将无法参与。全球化远没普及。世界3／4的人口没有电话，更少的人有调制解调器和计算机。管理网上的规则是必需的，不仅保护合法使用者而阻止犯罪，而且确保知识产权。规则需要权威，而不管以公共政府的形式或以私人、团体管理的形式出现。政治的古老问题——谁统治和怎样统治——对网上和现实世界都同样重要。
革命的早期阶段
各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已非新鲜事。所谓的“新”就在于信息革命使远距离通讯的成本实际上在消失。实际的信息传播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能被传送的信息事实上是无限的。在过去的30年里，每18个月计算能力翻一倍。现在的成本还不足70年代成本的1／100。与此类似的是，因特网和万维网也呈指数增长。通讯光带正在迅速地扩大，而成本在继续下降。就在80年代，铜线运载的电话每秒钟能运送一页信息：今天一股光纤每秒钟能运载9万卷信息。如同18世纪末期的蒸汽机、19 世纪末期的电一样，当社会学会利用新的技术时，生产力的增长已经滞后了。尽管自80年代以来，许多公司和企业已经历了快速的结构变化，但是经济的转型远没完成。我们依然处在信息革命的早期阶段。
这场革命已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在《力量和相互依赖》中描述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一个特征——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和力量显得更不重要，而国家间通过多种社会和政治关系而联系起来。今天任何一个拥有计算机的人都可以成为家庭出版商，而且任何一个拥有调制解调器的人都能以极小的成本与地球遥远的一角进行交流。早期的跨国流动是受到诸如跨国公司和天主教会这样大型管理机构的严格控制。这样的机构依然很重要，但是信息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已经使其为一些结构松散的组织甚至个人开放。这些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组织实际上有效地渗透到国家里而不考虑边界，并且利用选民来迫使政治领导人关注它们所热衷的议事日程。信息革命已大大增加各社会之间联系的通道，这是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三个层面之一。
然而，信息革命并没有促使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其他两个方面发生巨变。军事力量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依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紧要关头，安全问题在外交政策中依然比其他问题重要。信息革命并没有把世界政治转变为一个完全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型政治，其一个原因是信息并没有在真空中传递，而是在已被占据的政治空间中传递。另一个原因是在和平的民主地带以外，国家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许多地区，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观依然有生命力。4个世纪来，国家已经建立了信息可以传递到境外的一种政治结构。事实上，信息革命本身只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而全球化本身得到美国政策和国际组织的蓄意扶助。40年代，美国努力培育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以阻止另一场经济衰退和遏制共产主义。由此而在多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市场和信息而贬低军事对抗的重要性。因此，那些脱离了相互依赖格局的国家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
在网上可获信息量的大小本身毫无意义。信息的质和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区别可能更重要。信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起来的。当人们想要建立信息时，作为力量源泉的三种不同的信息便呈现出来了。
免费信息是当事人自甘情愿地建立和传递、无需经济补偿的一种信息。发布者从接受者相信这一信息中收益并从中受到鼓舞。科技信息是一种公共的“善”，但是诸如政治类的诱导信息更多的是为自我利益服务。营销、广播、宣传是典型的免费信息。免费信息量的爆炸也许可能是信息革命最富有戏剧性的影响。
商业信息是当事人以一定的价格建立和传递的一种信息。发送者除了收取一定的补偿外，不会因他人相信这一信息而获利或亏损。在因特网上，对这些信息而言，产权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保证生产者能从使用者那里得到经济补偿。在其同行竞争者开始挑战以前而建立商业信息——假设知识产权已得到确认——是能够大量获利的，尤其对那些开拓者而言更是如此。微软公司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战略信息与间谍的历史同样悠久，它使当事人处于优势，只要其对手并不拥有这种信息。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个巨大优势就在于，它在东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破译了日本的密码。这类信息的数量多少通常并不特别重要。例如，美国对朝鲜、巴基斯坦、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获得的战略信息更多地依赖可靠的卫星和间谍，而不是大量的电子邮件。
信息革命通过大量增加世界政治活动中的通讯渠道——网络中个人之间而不是部门内部的个人之间的通讯渠道——的数量改变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模式。信息革命是在现存的政治架构的背景中生存的，而且它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流动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免费信息将不受管制地快速流动。战略信息将尽可能地得到保护。商业信息将取决于网上产权是否得到确立。政治将塑造信息革命，反之亦然。
力量的本质
知识就是力量，但什么是力量？在行为力量——获得你想获得的结果的能力——与资源力量——拥有通常同取得你想取得的结果的能力有关的资源——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行为力量可以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是一种通过威胁或回报迫使他人去做本来他可能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不论是通过经济胡萝卜，还是军事大棒诱惑或强迫他人就范的能力，一直是这种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在20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不那么脆弱的一方以低廉的代价操纵或逃避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种种限制的能力就是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例如，1973年，美国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做法，加大了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1973年，阿拉伯国家从石油禁运中暂时获得了力量。
另一方面，软力量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通过引诱而不是强迫而实现目的的一种能力。它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能够说服他人遵从或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软力量既可以建立在某人的思想或某国的文化所具吸引力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一种通过制定可以影响他人倾向的标准和制度来确立议事日程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这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寻求传递的免费信息是否具有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拥有的力量在其他国家看来是合法的，而且还能够建立能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获取其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就未必需要象其他国家那样耗费那么多昂贵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了。
硬力量和软力量是密切相关的，但又不是同一的。亨廷顿说，物质上的成功使得一种文化和思想变得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会导致缺乏自信和身份危机。他的话是对的。然而，他的下述观点则是错误的，即软力量完全建立在硬力量的基础之上。梵蒂冈的软力量并未因国土狭小而削弱。软力量随着时间和在不同的区域而发生变化。美国的大众文化和平等主义的浪潮度卷了电影、电视和电子通讯领域。并非这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如对保守的穆斯林就没有吸引力。然而，总的来说，信息和大众文化的传播已经大大提高了全球对美国的思想和价值观的了解和开放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状况反映出了刻意奉行的某些政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软力量往往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副产品。
信息革命还影响到了以资源而不是以行为来衡量的一种力量。18世纪，欧洲的均势、领土、人口和农业给步兵行动提供了基础，法国是主要的受益者。19世纪，工业实力提供了促使英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雄厚资源。在本世纪中叶，科学，尤其是原子物理学，向美国和苏联提供了关键的力量源泉。下一个世纪，广义上的信息革命可能成为最具重要性的力量源泉。
小与大
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信息革命具有缩小差距的效应。由于信息革命能够降低成本和消除市场准入的壁垒，因此削弱了大国的力量，而增强了小国和非国家者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国际关系要比这种观点所表示的技术决定论更为复杂。信息革命某些方面在帮助小国，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帮助强国和大国。这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阻碍市场准入的重大的壁垒和规模经济，仍然存在与信息革命有关的某些方面。例如，软力量仍然受到电影和电视节目传播的文化内容的影响。大型和老牌的娱乐公司在节目制作和发行方面通常享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在世界市场占统治的地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
第二，即使现在传播现有信息的费用非常低廉的，但搜集和制作新信息往往需要昂贵的投资。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情况下，处于前沿的新信息的成本较其他所有信息的平均成本要高。情报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象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具有搜集情报的强大实力，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有些商业情况下，动作较快的仿效者可能比初创者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不过就国家之间的力量而言，初创者往往具有优势。
第三，初创者通常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和信息系统的设计者。美国通常是信息技术运用的率先者，目前仍占有这种优势，这部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80年代的转型，部分是由于冷战时期在军备竞赛的驱使下作了大量投资。
第四，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别重要领域里依然十分重要。信息技术对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影响，有益于小国和一些尚武的国家。由于过去昂贵的军事技术现在通过商业渠道随时可得，小国和非国家者因此而获益，而大国的脆弱性却在增长。信息系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打击目标。不过另一些趋势则增强了大国的力量。许多军事分析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爆发了“一场军事革命”。太空探测器、直接广播、高速计算机和复杂软件提供了一种搜集、分类、处理、传递和播发有关发生在广泛区域内的复杂的信息的能力。统治战斗空间的意识与精确的力量结合产生巨大的优势。许多重要的技术可以在商业市场获得。比较弱小的国家可望获得其中的许多的技术。然而，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过高的硬件或多么先进的系统，而在于是否具有系统整合的能力。在这一领域，美国可能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信息战中，微小的优势使全局发生变化。与某些理论家预期的相反，信息革命并没有大大分散或拉平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它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值得信任的政治
政府的作用削弱和所有国家力量的减弱又会怎样呢？这里的变化更可能地沿着现代主义者预测的路线发展。但是欲理解免费信息对力量的影响，就必须首先搞懂信息多元化的矛盾一面。信息多元化会造成注意力分散，变得应接不暇。那些能从信息源中挑出有价值信息的人有望获得力量。编辑、翻译、信息员等变得更需要，而这是力量的一个源泉。
但是力量并不必然地流向那些能控制信息的人，而是赋予那些能处理和使挑出的正确和重要的信息变得有效的人。
因此，在编辑和信息员中间，可信度是重要的资源，而且不对称的可信度是力量的关键资源。在世界政治中，名声通常特别重要。传送资料的低成本意味着传送能力与过去相比不重要了，但筛选信息的能力却更重要。政治斗争更集中于制造和破坏信任，而不是在控制传送信息的能力上。
国家行动的三种方式说明了可信性的价值。外交政策的传统行为大多数出现在互相许诺中，这些许诺就它们值得信任而言才有价值。因此，那些能使其潜在的伙伴确信他们将不按机会主义行动的政府比那些许诺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将更处于有利地位。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作为欧洲的盟友比苏联更值得信任，这是因为作为民主的美国，其不寻求剥削或统治盟友的许诺更可信。其次，从有竞争性利率的资本市场上借贷个人资金状况的信息值得信任。最后，为了使软力量具有诱导性，其行使要求值得信任。例如，只要美国容忍种族歧视，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可信的普遍人权的倡导者。
免费信息来源丰富和信任的作用是软力量很可能变得更不是物质资源的一项功能。硬力量可能是必须的，例如，使用武力接管电台以产生软力量。宣传作为免费信息的一种形式并不新鲜。30年代，希特勒和斯大林有效地运用了宣传。广播力量的持续得到因特网的进一步补充。在因特网上，无法用武力互相控制的许多当事人控制着大量的交流渠道。问题在于不仅是哪些当事人拥有电视、电台或网址——一旦这些来源的存在变得过剩——而是在于辨别信息的真伪。
在电视覆盖全球的情况下，财富也能带来软力量。例如CNN 坐落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安曼、开罗，这是美国在工业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决定的。当伊拉克于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CNN 作为美国一家公司的事实有助于确定问题的侵略性质和世界范围内传播。假如一家阿拉伯公司在世界电视频道上占领导地位，那么问题也许确定为消除殖民耻辱的正义行动。
广播是一种免费信息，它长期影响着舆论。通过关注某些冲突和人权问题，广播已给政治家施加压力以对某些外国冲突作出反应。因此，政府管制电视和广播电台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从全方位播出到定向转播的转变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电视和因特网使发送者能分化和集聚观众。政治上更为重要的是因特网不仅能集中观众的注意力，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动。低成本的相互行动为新虚拟团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把自己设想成某一团体的成员，毫不顾及成员在空间距离上有多远。
这些技术为非政府组织创造新的机会。由于传真机和因特网能使人们从热带雨林的巴西或东南亚廉价的工厂发送信息，所以支持网络潜在影响的主张因信息革命而得到更大的加强。
网络和虚拟团体的主张存在着大量开花结果的机会，但是对这些网络的信任也易被毁坏。信任的重要性正在使那些志趣相同专家在国际网络上的地位日益上升。通过确定重要知识领域中的问题，专业团体在结盟和谈判的过程中成为主角。通过创造知识，他们为有效的合作提供基础。然而，为了保证有效，这类信息的设计程序必须是不带偏见的。科学信息日益被重组为社会构建的一部分。为了可信，信息设计必须符合专业准则、具备透明度和体现公正性。
民主的优势
并非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信息革命中都是领导者，但大多数都是。这并非偶然。民主社会熟悉交流自由信息，而它们的治理制度并未因此受到威胁。在典型的落伍者中间，权威主义国家遇到更多的麻烦。新加坡远远没能将它的政治控制同因特网不断上升的地位加以协调。新加坡公民想受到更少的上因特网的限制，而政府却冒着其人民在信息经济的竞争中关键资源丧失的风险。于是，新加坡正在与重塑其教育体制，以鼓励信息经济所要求的个人创造力、同时又维持社会对信息流动的控制的两难困境作斗争。
封闭体制损失更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人在那些重要决策是在黑箱中操作的国家中投资风险很大。透明度正在成为国家寻求投资的一个关键资本。对权威主义国家曾经有重要价值的密藏信息的能力，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它逐渐削弱了吸引投资必需的信任和透明度。地理上的社区依然很重要，但一个想迅速发展的政府将不得不放弃对信息流动的一些阻碍。那些想高水平发展的政府，将不再把他们的财政和政治情况当作一个秘密保存。
从商业角度看，信息革命通过降低信息传送的成本和信息使用者交易的成本，已极大地提高了市场能力和商业信息的价值。然而在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涉及免费信息。在世界政治中，传播免费信息的能力提高了诱导的潜力。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更能轻而易举地影响到别的辖区人民的信仰。如果一个当事人能劝诱别人采用相似的价值和政策，那么它是否拥有硬力量和战略信息变得都不重要。软力量和免费信息，如果成功地实现劝诱，能改变对自我利益的看法，因而改变硬力量和战略信息的行使方式。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想充分利用信息革命，它们将不得不在信息革命中建立值得信任的好名声。
廉价的信息流动已极大地扩展了跨国交往的通道的数量并拓宽其深度。非政府的当事人有更多机会创建和宣传它们的观点。国家越轻易地被渗透，就越不象一个黑箱。其结果，政治领导人将发现维持一个一致、有序的外交政策将十分困难。国家仍然富有弹性，而且一些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的大国，在从信息社会收益上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在这些多元和被渗透的国家中，尽管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可能减少，但是它们的制度将有吸引力，它们的声明也将是可靠的。因此它们将能运用软力量来实现许多目标。未来既不在于只承受国家，也不在于承受跨国关系：在一个信息时代，地缘国家将继续构建政治，但是它们将更少地依赖物质资源，而是随着信息来源的日益多元化更多地依赖于留住公众对其信任的能力。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8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