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杰出大学校长的素质特征——对三位不同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分析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校长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杰出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校长作为高等院校的领军人物，其素质不仅关乎一所学校发展的好坏，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甚至关乎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那么，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或是优秀的大学校长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希望通过对当代三位杰出大学校长朱九思、曲钦岳和纪宝成的个案分析与比较，从个人经历、教育实践等对这三位校长的共同特征进行探讨。
这三位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分别为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迅速变革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的世纪之交，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对这三位校长所具有的素质特征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为了解当代中国大学发展过程中对优秀校长的素质要求提供借鉴。
之所以选择这三位校长做分析，是因为：一方面，这三位校长所在大学都是中国的著名大学，他们对各自所在大学作出了里程碑式的突出贡献。在他们担任校长期间，所在大学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声誉得到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这三位校长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对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探索是对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
一、各具特色的个人经历及其教育实践比较分析
从三位校长的个人简历来看，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人生的履历也就各具特色，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从革命新闻人到教育家——朱九思
朱九思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抗战期间一直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从部队转到地方，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曾任《天津日报》、《湖南日报》总编。1955年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后任院长、党委书记），从此由新闻人转变成为教育家，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大学管理与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以及华中工学院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想印记。
1970年6月，刚刚恢复工作的朱九思对“文革”及中国高等教育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思考。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许多单位遭受迫害或遗弃，他却把知识分子视为珍宝，从1972年到1980年，先后从20多个省市的500多个单位广揽人才600多名，为华中工学院的大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才资源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朱九思便在组织720多名教师对国内外一些重点大学教学、科研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亲笔给邓小平同志写信，以学院党委的名义提出办好重点大学的三点建议，指出以前照搬“苏联模式”留下的弊端，并表达了瞄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创办综合性重点大学的迫切愿望。从此，朱九思作为我国高校改革的一名卓越践行者，领导华中工学院走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经过30多年的努力，朱九思带领华中工学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索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高校发展新途径，领导华中工学院由一所专门的工学院走向综合性大学，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3年到1983年，华中工学院的专业数量从8个发展为45个，由一所只设有机械、电机、动力三类专业的工学院发展成为包括机械、电力、动力、无线电、自动控制、计算机、船舶与海洋工程、建筑等专业的名副其实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整体化趋势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创办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理科方面的专业，创办了外语、经济、新闻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专业以及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逐步向文、理、工、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发展。
作为一名卓越的高校改革的践行者，朱九思取得的成绩与他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是较早提出向国外学习、创办重点大学的教育家之一。他求真务实地提出了不少领导时代潮流的教育理念。1999年4月，朱九思在《大学生命的真谛》一文中鲜明表示自己的高等教育观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他认为，没有学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许美德教授曾评价其为“有远见的大学校长”。
（二）独具个性的教育家和科学家——曲钦岳
1953年，18岁的曲钦岳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曲钦岳的科研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出色。1978年，曲钦岳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79年4月，就任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年仅45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1984年曲钦岳在南京大学的“多事之秋”出任校长，上任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南京大学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可能得其下”。与此同时，曲钦岳积极争取国家对南京大学的支持。1990年，曲钦岳赴京，与兄弟院校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在稳步上升，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从1989年起，就一直位列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术“四强”之一；在工程论文索引(EI)方面，南京大学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更是创造出科学论文引文(SCI)“七连冠”的业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顺利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实现了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建设“重中之重”大学的理想。
曲钦岳在南京大学当了三届校长，前后历经13个春秋。这一时期正是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不绝于耳之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取得了大幅的提升，并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
（三）背景丰富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纪宝成
纪宝成出生于1944年，也是一位新中国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个人经历非常丰富，有人用“三个十年”来概括他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之前的经历：即十年基层工作者，十年教员，十年官员。大学毕业后，他在最基层的湖北宜昌县商业局、供销社等单位工作了十年多，在五七干校养过猪，在茶场种过茶。“文革”后，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首批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从经济学讲师到教授，并因有关“级差地租”、“买方市场”等学术论文显示的科研能力和在教代会上的出色表现显示的管理能力为当时的黄达等校领导看中，于1985年秋被直接任用到副教务长的重要岗位上，从此踏上了教育管理的道路。1991年底以后，纪宝成先后在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教委（教育部）的重要司局担任司长，特别是在教育部工作期间，作为发展规划司司长，他参与了上世纪末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改革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领导和具体策划工作。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9月，纪宝成重回中国人民大学就任校长。彼时，这所被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的大学在“重理轻文”的思潮影响和制度性歧视之下正困难重重，发展滞缓。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的纪宝成当初坦言，“深感压力重大，责任重大”。
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纪宝成对内通过全校大讨论确立学校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明确目标以凝聚人心；大力推行务实的办学思路，弘扬发展主旋律，从学校薄弱环节入手进行改革和建设，提倡“大师、大楼、大气”，主张学术自由，倡导文理交融，鼓励学术探索；对外营造环境和氛围，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他在个人专著《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一书的序言中直抒胸臆，“我决定不仅要做，也要说。即不仅要重视和抓好中国人民大学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要呼吁整个社会来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来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纪宝成的努力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从他就任校长以来，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在新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他的敢为天下先的校园置换政策和校园建设行动不但彻底改变了校园面貌，实现了他还校园以办学、还校园以学生的理想，而且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每位教授都有一间工作室设想。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人民大学在近年也取得巨大成绩，通过有理念、有步骤的学科规划和学科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全国重点高校中别具特色的“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体系，保持和加强了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在2007年国家重点学科的考核评估和增补工作中，中国人民大学原有25个国家重点学科全部顺利通过考核评估，并新增了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他还十分重视民主办学、依法办学，2003年以来创立了校长向全校教职工报告一年来工作的“新年报告会”制度。他在《英才》杂志的评选活动中被人们评价为“为学，不落窠臼、大胆创新；为师，默默燃烧、纤丝吐尽；为官，锐意改革、风雨兼程；是科研、教学、行政硕果三重的时代英才”；他被《人民日报》评价为“值得我们尊重的人”；并被人们称为“国学校长”、“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等。
虽然以上三位校长担任大学领导的时期各不相同，人生道路也各具特色，但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发现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在担任大学校长之前，具有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朱九思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工作，21岁来到延安，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之后到军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30岁，朱九思离开部队，先后在多家报社担任总编职务。
曲钦岳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在“文革”开始之前，他已经在天文学领域小有建树。“文革”时期，刚过“而立之年”的曲钦岳被迫与其他教师一起到煤矿和农场劳动，一干就是5年。“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重新回到神州大地，使得曲钦岳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曾于1979年至1983年担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任，这些都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纪宝成大学毕业时，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初他分到湖北宜昌县工作，历经10年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从1978年到1991年，纪宝成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了13年，对大学的教学科研有着第一线的感悟；此后，又分别在几个国家部委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的宏观管理经验；加上他还有参加“四清”运动、参加国务院棉花工作组、借调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等社会经历，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这三位校长的青年时代，虽然成长环境不一样，但在担任大学校长以前，都曾经担任其他重要社会职务，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二）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担任校长之前，一直在高校或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
1953年，朱九思调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此后，朱九思一直没有离开过华中工学院，1984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也一直在该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曲钦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一直在南京大学工作。纪宝成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任教学管理工作，从教10年后开始在政府部门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同时一直坚持兼任学校的博士生导师，直到9年后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出任校长。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有助于三位校长领悟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形成系统的教育思想。
（三）长期在一所高校工作，对学校有着深厚感情
朱九思的从教经历都是在华中工学院积累起来的，从调入华中工学院算起，直到退离领导岗位，长达31年。曲钦岳从学生时代开始进入南京大学，除了“文革”下放5年之外，一直都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直到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时间长达45年之久。从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开始，即便不包括其间9年的兼职导师工作，纪宝成在该校的学习工作经历至今也逾20年。
三位校长都长期在同一所高校工作，他们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能够使一所高校在主体方面长期保持相同的教育传统和理念，并得以系统地贯彻实施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发展战略。
（四）注重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办学理念和思路
三位校长都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干家，同时又是拥有系统办学理念和思路的理论家。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在他们身上有着完美表现。他们都很注重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沿问题，并经常撰文探讨办学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具有某些共性又各具特色的系统的办学理念和思路。
改革开放初期，朱九思结合自己在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实践，对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主张，并在华中工学院排除各种内外阻力，积极创办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致力于建设理工文管相结合的新型综合性大学。对于教师队伍建设，朱九思把重点放在结构优化上，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知识结构。针对工科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的问题，朱九思在办学实践当中，探索通过“第二课堂”和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向学生进行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革命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曲钦岳担任南京大学校长之后首先着手学科结构的调整和优化。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南京大学仅剩文、理两科，工科、农科、医科和社会科学都被分离出去。他提出要将理科与工程技术学科相结合、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师资方面，曲钦岳认为关键在于选好带头人，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着重考察思想品德、业务水平、组织领导能力、改革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对于人才培养，他提出大学的信誉来自于它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要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全面的素质教育相结合，他在南京大学实施了“三融合”的新举措，即在人才培养中“融素质教育与业务培养为一体，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为一体，融教学与科研为一体”。
纪宝成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情况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提出中国人民大学要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必须走“内涵提高、特色强校”的发展道路。他提出了“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18字办学方针，并系统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办学中的几个定位：“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特色定位，“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定位，“稳定招生规模，保持研究生与本科生合理比例”的规模定位，“以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相结合”的空间定位，“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定位。他强调学科的规划与建设是学校发展的主旋律，要求学校的学科规划与建设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把握学校的学科建设历史和实际情况，把握教育规律特别是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自觉树立起“基地意识”、“一流意识”和“特色意识”。
二、个人素质的共有特征
（一）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责任感和事业心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大学校长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这三位校长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朱九思从步人高等教育开始，就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对待。曾有学者这样评价他②：朱九思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离任之后，并不超然物外而是积极为后任者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地在高等教育领域治学、育人，出了不少学术成果，直接培养了一批高等教育理论和管理人才。他一直呼吁高校不要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大潮中迷失自我，要始终把育人、科研放在第一位。
曲钦岳不论是作为天文学家还是大学校长，都体现出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事业心。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于1993年在中国天文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郑重提出：“重振中国天文事业的雄风，恢复世界天文强国的地位，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这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在行政领导岗位，他曾说：“接受了任命，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做。……要经过几年、几十年努力，把南京大学办成一流的学校，办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
纪宝成在困难的情况下壮心不已，通过展开全校大讨论确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卓有成效地为之开拓奋进；他号召学校教职员工“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他高举“为公立学”的旗帜，大力反对教育产业化；针对当前随着社会变革出现的一些不良思潮对大学精神所造成的强大冲击，他提出“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这些理想和追求都反映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二）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学术底蕴
由于大学是高深学问的传播和研究场所，其主体大都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特点，这就往往要求大学的领导者也是一名优秀的学者。这三位校长虽然任职时期不同，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人文素养都是所处时代中的佼佼者。
朱九思不仅在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而且还曾担任多家报刊的主编，这使他接触了许多学科领域，知识广博。他曾说过：“做新闻人使我历练出一双‘新闻眼’……干新闻的好处就是方方面面的事情你都要知道，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一切都要知道，眼界要宽，思路要活，还要有创新的意识。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各种事物都有兴趣，都想了解，这已经成为我的‘思维习惯’。这个‘思维习惯’不得了，它使我在教育事业上获益匪浅、受益颇多。”
曲钦岳从事天文科学研究30多年，特别是在创建和发展我国高能天体物理学科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高能天体物理学已成为我国天体物理学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曲钦岳正是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纪宝成的专业领域是贸易经济学，他是我国贸易经济领域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学术成果丰硕，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他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并连续多年被评为教学标兵；近年来，他曾发表著述探讨我国宏观经济安全、市场秩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为国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依据，在2005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作为一位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纪宝成却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所国学院，被人称为“国学校长”。他在诗词上也有相当的造诣，出版有个人诗词集《岁月诗痕》。
（三）具有创新精神，不怕困难，胆识过人
大学作为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场所，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有先例可循，因此，作为大学校长在开展学校的各项工作过程当中，要有创新意识，并勇于将之付诸实践。
朱九思很早就提出了大学的学科要综合化发展的思路，并且在以工科为主的华中工学院致力推行这一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华中理工大学从一所工学院发展成为今天规模较大、学科较为齐全、师资雄厚、人才辈出的综合性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朱九思的创造性治校实践。
曲钦岳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二年，南京大学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座太阳塔，在方案论证时，曲钦岳发现设计上有问题，而主持整个设计工作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曲钦岳审慎核实，反复推敲，确认设计方案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于是，在一次论证会上曲钦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苏联专家感到愕然，他没有想到敢于公开质疑的是一位20出头的小助教。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设计无懈可击；曲钦岳则据理力争，最终使苏联专家承认并修正了设计方案。这件事情体现出曲钦岳身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创新勇气。
纪宝成是一位思想敏锐、与时俱进、敢想敢说敢为的校长，被多家媒体评价为“胆识超人”。2005年，纪宝成在对时代和中国社会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要重估国学的价值，提倡将国学研究与人才培育结合起来，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并把国学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类学科加以重建和发展。他顶住不同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勇敢地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所国学院。在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借鉴的基础上，纪宝成和同事们创新理念、创新方法，保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良好运行。他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首创并连续多年提案建议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最终于2008年成为现实。
尽管事例有大有小，但这些都说明创新精神是一个优秀大学校长必备的素质之一。
（四）具有很强的战略规划能力和行动能力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战略规划，而要把宏伟的规划蓝图付诸实践，则离不开推动工作的行动能力。这三位校长在任职期间，各个学校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与他们所具有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能力是分不开的。
朱九思在他长期的校长生涯中，不仅形成了有特色的教育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在办学实践中能够将这些思想很好地贯彻落实。这与他制定战略规划的能力和推动工作的能力紧密相关。朱九思非常重视学校的内部管理，认为管理也是教育，他提出“要把自上而下地灌输同引导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结合起来”③，“既敢于从严治校，又敢于实行校园民主，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有可能在我们的管理工作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子”④。早在1977年，朱九思就在华中工学院发动全校教师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教师翻译了《麻省理工学院史话》和《一个实在的轮廓——麻省理工学院》两本资料，并印发给所有的教职员工，向大家宣传麻省理工学院由单纯工科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的历程。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和调研，朱九思很好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也为落实学校的战略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曲钦岳就任南京大学校长之初，南京大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人心浮动，他提出首先要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做好战略规划，因此，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提出要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他还引用其他校领导的一句话——“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来自励，体现了曲钦岳对战略目标的坚守和行动的执著。
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对战略和规划工作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委员会和发展规划处。他还曾结合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实践，专门撰文论述如何加强大学校长的行动能力。他认为：首先，要有战略规划能力，即大学校长要能规划出大学的发展愿景和实现愿景的举措。他就任校长之初，就明确提出把中国人民大学定位为“创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围绕这一目标狠抓学科建设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其次，大学校长要有认识环境、判断形势、把握机会的能力。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呼吁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准确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大形势，抓住了机遇。第三，大学校长要有组织指挥的能力，要成为重大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建构者和协调者。他正是中国人民大学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重大举措的发起者、组织指挥者；凡重大行动或举措，他连细节也不放过。
（五）具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意识
大学校长作为高校的领军人物，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具有战略家的眼光，不仅要把学校的发展战略融入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之中，而且要与世界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朱九思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非常重视了解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方向。1979年6月，他在实地考察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三国的高等教育情况后，向教育部正式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建议，并率先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朱九思也很注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选派了大批教师出国学习和访问，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到1984年间，被选派到国外各大学去进修和攻读学位的华工教师就有300多人⑤。
曲钦岳不仅在科研工作中紧盯国际前沿，作为大学校长他也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他曾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多次参加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使两国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得以在更高层次、更广阔背景和更宏观的研究上层开。
纪宝成作为教育家不仅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他认为：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有一流的国际学术影响，应当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交流传播的中心。在他的高度重视下，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校际合作协议的境外著名高校大大增加；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大幅度提升，规模居全国高校前列；他提出“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并将教师的派出工作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点支持工程。他高度重视国外学术前沿著作的引进出版工作，同时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现在他又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提升国际性”行动计划》。
（六）具有领导者的人格魅力
每位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各不相同，这三位校长也同样个性迥异，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总是能将思想各异、学科各异的全校师生都团结在周围并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朱九思的严格是华中工学院师生印象深刻的风格之一。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以‘严’为主是一种战略，而强制与说服则是一种策略。在具体问题上，一个领导完全可以在坚持以‘严’为主的前提下避免强制手段，而通过个人威信的感召力或者耐心说服达到从严要求的目的。但是，在强调领导艺术的同时，完全否定强制的作用也是危险的。显然，校纪校规的约束，就是经常被动用的强制手段。善于利用而避免滥用这一手段，也是一门艺术⑥。”而在严格的同时，朱九思又是爱才如命的，他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对人才的热爱赋予了他的“严格”丰厚的内涵，因而也就有着特别的感召力。
曲钦岳是一个简朴、随和的领导者。1990年9月中旬，曲钦岳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任务是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划。他马不停蹄，连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先是从北京大学乘公交车去北京天文台会见校友，因下午还要约见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随后就乘公交车去西单，在西单的兰州拉面馆，曲钦岳与秘书一人要了一碗西北风味的牛肉拉面，饭后走到教委门口，当时接待室大门还没开，他就席地而坐。曲钦岳的这些轶事在南京大学师生中广为流传，许多南京大学的学生和校友都以有这么一位富有个性的老校长为荣。
“敢想、敢说、敢为”是纪宝成的人格魅力所在，这也正是作为一名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品格。纪宝成的“敢想、敢说、敢为”不胜枚举，不管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领导岗位，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往往能引起热烈的反响。最重要的是，纪宝成的“敢想、敢说、敢为”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把握、对教育事业忠诚、对广大师生热爱的基础上，因而总是充满了感召力和凝聚力。
注释：
①朱九思.历史的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1992(4).
②陈闻晋，等.试论中国大学校长的理想模式[J].高等教育研究，1995(6).
③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建所十年研究工作的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1991(1).
④姚启和，许晓东.朱九思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1995(4).
⑤罗云.朱九思的大学教育理念[J].高教探索，2001(3).
⑥朱九思.远见·胆略·全心——朱九思同志访问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