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原只是两种独立的思想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出现开始，两者开始融合。新左派中的一些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纯粹的经济决定论，把视野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历史、文化、生理等多种因素，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女权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破天荒地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打破以往的阶级界限，部分接受女权主义的理论观点，加深了对性别压迫原因的探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相比较，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务劳动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性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把家务劳动归入私人劳动之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妇女与家务劳动的关系，认为只要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仅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以及妇女同男子平等的目标就达不到。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考察偿付家务劳动工资的可能性，也没有考察妇女继续承担无偿家务劳动的经济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围绕家务劳动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主要集中于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严格地讲，家务劳动不产生马克思本意上的交换价值，但它生产劳动力价值，因此，家庭主妇的作用就像工厂工人一样重要，可以把家庭视为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阵地。从这一观点出发，妇女就不应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建议的那样，进入支付薪金的劳动力市场，而只要求支付家务劳动工资即可。
另一部分学者则严厉批评国际“争取家务劳动工资”运动，认为这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家务劳动是妇女的义务，偿付家务劳动工资的要求是不现实的”的观念还根深蒂固的今天，妇女们不会从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双方学者一致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是简单地服务于某个男性，而是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能以特别廉价、有效的方式进行再生产，保护劳动力的供给。这就意味着，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不是简单地涉及个人的父权制压迫，而是植根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妇女所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心理功能。但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未能回答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由商业性机构或国家提供，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平等地由男女共同分担等问题。也未进一步探讨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动态关系，家庭服务的需求与妇女家务报酬需求间的冲突等问题。
2.妇女与劳动力市场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①]这个结论与历史是吻合的，其证明便是妇女由于脱离公共劳动而导致地位沦落，而且沦落后的女性难免遭到非人的命运。但传统马克思主义未具体研究妇女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的问题。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探讨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与劳动力市场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关系受制于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状况。妇女所处依赖男性养家糊口的位置，导致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得工资相对低于男性。雇主不用直接支付维持她们自身和哺育下一代的全部费用。反之，这种低工资又进一步加强了她们在婚姻中的依附地位和寻找丈夫的经济必要性。这种依附地位使妇女在经济繁荣时期被作为经济边缘对待，在经济衰退时期又可轻易被解雇，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发展非常需要这种劳动群体的存在。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还受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制约。普遍流行的思维方式不仅为雇主和男性劳动力所接受，而且深深植根于妇女自身的头脑中，植根于她们深层的情感和心理中。致使妇女的认同意识和价值判断被紧紧束缚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上，而不是支付薪金的工作上。她们也许还非常欢迎多种形式的雇佣，如钟点工，而不愿卷入全日制工作中，结果是，这种特定的性别分工结构满足了资本主义对廉价、温顺、非技术性劳动后备军的需求。
3.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妇女就遭受着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劳动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家庭里虽没有父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但还存在着父权思想和行为。这是因为：整个文明社会还是父权统治的社会，这种社会大环境必然影响到家庭小环境，父权统治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父权统治的思想根深蒂固。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究竟是一种体系还是两种体系产生了疑问。一部分学者，如海蒂·哈特曼、安妮·弗格森认为，阶级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在劳动历史上存在着两股动力，必须从阶级和性别斗争两方面去理解问题。海蒂认为，必须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方面去理解社会。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者间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表现最突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需求妇女劳动力的同时，又与父权制需求家庭内个人服务相矛盾。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男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都是受益者。男性比女性享受着更高水准的消费生活，有着更多的闲暇时间，享受着更多的个人服务。
另一部分学者不接受“双重体系”的提法，而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整合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莉丝·沃格尔认为，父权制产生于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而这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和阶级关系的解释扩大到劳动力的性别分工问题上，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在马克思未探索过的领域，她认为工人阶级的维持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社会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虽然劳动力可以通过移民得到更新，但主渠道还得靠后代的再生产。莉丝·沃格尔认为社会再生产就是阶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所不同的是，她认为工人阶级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是一种特定的性别压迫，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工人阶级中的男性。
4.家庭与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的一些新观点嫁接起来。但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与激进女权主义达成妥协，而且与新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不合拍。新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就试图从对妇女压迫的纯经济分析中摆脱出来，更多地研究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私人和非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这方面有影响的先驱者是朱丽叶·米切尔。她向女权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早期马克思主义虽然非常重视妇女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但其分析却始终忽略了妇女的依附地位一直都维持在家庭范围内这样一个关键性因素。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决定妇女地位的因素至少有四个：生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涉及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再生产结构、性别以及儿童的社会化。朱丽叶·米切尔理论的两个重要特点是：第一，受阿尔都塞影响，强调四种结构间的相对独立性与相互依赖，强调意识形态在理解社会劳动问题上的重要性；第二，重新肯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常常因误解女权主义而遭受批评，但仍可加以借鉴。这意味着朱丽叶·米切尔关注的东西与激进女权主义对家庭、性别以及男性对知识控制的批评观点相吻合。
巴雷特和麦金托什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认为家庭既是自私、个人主义社会的产物，又是维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他们呼吁女权主义者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起挑战。
5.异化与社会再生产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条件作了人类学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劳动力的极端分工意味着劳动已变成一种异己行为，劳动压抑人的创造性。但马克思从未对异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把它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积极运用技术，会使个人有机会选择和变换不同职业，工人可充分发挥其潜能，从而消除劳动的异化。但与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未把这些判断用到劳动的性别分工上。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法，用异化概念来解释家庭和货币经济间的复杂关系。如，福曼和杰卡就把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运用到女权主义分析中，认为不仅在雇佣劳动中存在异化现象，在家庭和私生活领域也存在异化现象。妇女对再生产和性失去控制，为男性提供违背妇女自身需求的情感和物质支撑，家庭成为满足男性需求的地方。这种异化是被掩盖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家庭组成是基于爱，因为家庭内部关系形式上不是由货币连结起来的。男性从这种隐蔽的异化中获取情感、性和经济满足，并拒绝任何使女性服务商业化的企图，因为女性服务的商业化意味着普遍异化的最后阶段的到来，意味着男性自身的人性受到侵犯。
在能否消除异化问题上，福曼和杰卡借鉴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解释，认为妇女的异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别关系状态，而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妇女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经济依附地位和人际关系淡漠的产物。当代生理学知识和再生产技术虽然被用于操纵妇女，但在将来也许会成为解放妇女的工具。
在消除异化的途径上，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异化的消除不能离开其他形式的社会变化，即妇女异化的消除不能仅靠其自身力量，必须与消除所有其他形式异化的力量联合起来。
以上介绍了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已完全不能解释现代社会。美国匹兹堡大学学者卡罗尔·斯特拜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并不能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随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日益趋同，随着对妇女无偿家务劳动问题探讨的日益深入，随着中产阶级妇女大批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的状况将日益明显地被严格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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