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涵盖面很大的问题，涉及到许多领域、许多方面。在这里，只能就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作一简单的介绍。
杨春贵认为，按照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立足中国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为：(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2)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以改革为重要动力建设社会主义；(4)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5)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6)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姚润皋、林源认为，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着眼于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根据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不断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具体经验之间的关系。(2)必须认真学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必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3)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合乎科学的组织、管理经验，但是，这同样要立足于我国自己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能照搬照抄。至于那些腐朽的东西，则必须加以抵制。(4)必须争取“外援”，但立足点仍应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者不可偏废。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行，相互促进。(6)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学者还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宋萌荣等认为，中国成功开辟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基本经验有三：(1)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领导人民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做到了在三个方面都不照搬照抄：一是不照抄照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固有结论和教条，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二是不照抄照搬别国社会主义的模式，但注意吸收和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三是不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的管理经验、文明成果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了从照搬苏联模式这个极端跳到照搬西方的另一个极端的历史悲剧的发生。(2)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使全党的思想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过时的或带有空想因素的观点中解放出来，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3)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秘密都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千百万人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检验，不断地发展。
王怀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1)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2)现代化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放在发展生产力和强国富民上，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3)要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四条，即共产党的领导、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必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5)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搞现代化建设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不仅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发达的精神文明和科学的制度文明；(7)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8)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保证共产党对现代化进程稳定的政治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核心。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方法论上说，关键就在于能否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即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是个性；但对于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来说，它又是共性。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哪一个方面、层次，都有一个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自己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创造性地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是满足于把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当做一个收发室、传达室。惟其如此，才算掌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乌杰曾说，除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需要从实际出发选择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外，“多种模式论”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国有国情，省有省情，县有县情，各部门有各部门的特殊性和不同情况。这些特殊性和不同情况，对于综合全局情况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说，是不可能完全包括进去的。因此，在遵循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般性的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当从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和创造既符合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又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特点的具体形式、方法、步骤，不应当“一刀切”、“一拉平”，不能只允许搞一种模式。
张云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预先设想出一套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因此，从哲学上来看，需要正确地处理好这样三个方面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政党(党的领导)与群众(群众路线)的关系。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应当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实践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是关系我们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谭运宏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稳定系统，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全面性，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2)社会主义建设动力的根本性，即坚持把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3)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人民性，即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4)社会主义建设依靠力量的广泛性，即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振兴社会主义事业增添新力量；(5)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力量的一元性，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黄楠森、王东等认为，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发展观，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本质上更应当是一种新型发展观，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上，都有新的创造、新的超越。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将实现发展道路上十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性转变：(1)从投入主导、速度优先的粗放型发展，走向科教主导、效益优先的集约型发展；(2)从天人对立型的间断性发展，走向天人和谐型的持续性发展；(3)从强调速度为先的数量增长型发展，转向更加注重结构更新的质量优化型发展；(4)从经济重心在东西两极之间振荡的重点倾斜式发展，转向东西互助、共同腾飞的整体协调式发展；(5)从国家强制型、单一动力型发展，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双重动力型发展；(6)从清一色的单一模式的发展，走向主体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模式的发展；(7)从国家畸重畸轻的非均衡发展，走向国家、企业、个人三层主体的均衡发展；(8)从缺少主体性的孤立型或依赖型发展，走向开放型的主体性发展；(9)从单纯经济增长、物质文明的单打一式发展，走向社会全面进步，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全面和谐发展；(10)从见物不见人的、单纯注重实物增长的外物型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以造就新人为最高价值尺度的主体性发展。
八、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问题的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震撼了全世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进入低谷。而70年代末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一个大挫折，一个新局面，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幅完全不同、对比鲜明而生动的画面。李崇富、赵智奎认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成功，随着中国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实现和平崛起，随着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日益俱增，意义更加深远。(1)当今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较快地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和平崛起，并开始真正富强起来，这使中国正在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2)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3)邓小平理论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和对待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一球两制”)之间的关系，既看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对立和较量的一面，又看到它们可能长期合作和共存的另一面，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估计，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而成功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苏昌培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1)揭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2)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果不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是继续坚持脱离实际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那么名曰社会主义而实际离社会主义就越来越远，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自我毁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加巩固，更有生机。(3)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从三个方面根本改变了原有社会主义的运动轨道：一是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指导思想上，从原有的照搬照抄转向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强调根据不同国情、不同特点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三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方面，注重社会主义质的优化，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4)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法宝，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大多数人民不断富裕，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
樊瑞平、张乐岭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模式，其理论价值和国际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色地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任务问题，以新的理论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的光明之路：在低潮和逆境中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扩大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实现其全面的复兴和发展。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些学者从是第几次飞跃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存在着“两次飞跃说”、“三次飞跃说”和“四次飞跃说”等不同看法，但绝大部分人认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第三次飞跃比较恰当。比如，江流、徐崇温等认为，从纵的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第三次伟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飞跃：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二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第三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从单一的斯大林模式走向多种模式。
秦刚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时，把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概括为四个方面：(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其标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榜样效应，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则为社会主义的再度振兴起了示范作用。(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由此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法治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实践上，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发展与全面进步；二是坚持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的明确性；三是把本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是解决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在推进改革中完善基本制度，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也确立了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石仲泉提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他说，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视为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可视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当然，对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并非自邓小平开始。但就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中国的成就最大，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成功的。作为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的。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具有原创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核心理念，这是邓小平理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观新形态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些基本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当然，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决定的。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问题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江传月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1)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使我国有能力对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权益作出新贡献；再次，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过程中的一支更加重要的力量；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一国两制”，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遗留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2)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于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中国的经验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3)作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日趋热烈。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这个报告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俞可平认为，雷默的“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败；(2)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奇迹，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3)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使它们倍加关注中国的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4)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俞可平认为，“北京共识”或者叫“中国模式”，其实质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北京共识”提出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一些中国读者对此颇感兴趣，也有些人感到振奋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夸大的、不符合事实的看法，只是一位年轻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对中国经验的一个概括和看法而已，把“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简单类比是否合适是需要研究的，“华盛顿共识”的衰落原因是复杂的，并不是因为所谓“北京共识”的兴起使然。也有一些人不主张用“北京共识”概括中国的经验，认为还是应该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一类的说法为好。但不管怎样，“北京共识”说明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了世人的瞩目。邓小平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视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在世界历史演变的大坐标系上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赵甲明认为，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扎根中国国情的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符合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性命题”：(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了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发展；(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世界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
尽管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在继续进行中，但这条道路的基础已经铺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李景治等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仅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在经济领域，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多少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市场供求关系实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转变；在人民生活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改善，贫困人口的比例逐步减少。(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成分由原来单一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转变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混合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人们的就业渠道多样化，自谋职业越来越多，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在经济管理方面，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让位于以市场为主要配置社会资源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具体表现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人们树立起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积极参与竞争、追求效率和互利合作的意识；人们希望加强民主法制和诚实守信的意识不断强化。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对于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杨胜群是这样概括的：(1)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领导人民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2)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体现和激发中华民族追赶先进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战略，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第三步战略目标是一定能够顺利实现的。(3)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指导我们顺利地收回了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和他的品格风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宝贵精神财富。
庞元正认为，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是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开辟这条新道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表现为：(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邓小平是先总结和提炼出普遍原理，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突破，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契机。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刚刚破题，大文章还在后面，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有许多问题、许多做法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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