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劲松[1]2000年在《经营风险决策和框架效应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完善,不确定和风险性成为了经营管理决策的关键特征。深入了解决策者如何处理实际经营决策中的风险,问题特征因素、认知因素与风险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提高风险决策效能,减少决策中的认知偏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从管理心理学的思路,着重分析框架特征、分布式加工、风险知觉以及机遇—威胁评价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从信息加工过程的角度,对框架效应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加工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研究还从经营实践的角度,探讨了风险行为、行动过程与决策效能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中国背景下的风险概念,确定风险决策研究的任务载体,收集经营风险决策的一些关键事件。结果发现:(1) 中国人的风险概念往往是单维的,与决策理论所谓的风险知觉非常接近。(2) 经营风险决策中所面临的一些关键的棘手问题主要涉及多元化经营决策、应收款和市场开拓两难决策、经营转向决策、存货处理决策、企业兼并决策等等。 第二部分为风险决策和风险处理动态过程研究。采用结构化访谈和情节问卷,并结合偏差案例分析的方式,从决策过程和行动研究的观点探讨了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决策者是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风险及其与决策效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在有成效的经营决策中,决策者处理风险的策略并不是被动的简单的回避风险、追寻风险两种类型,而是风险管理型。(2) 影响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策者的风险知觉能力,经营决策中盲目冒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决策者没有充分知觉到问题的风险性,从而表现为“无意识冒险”。 其次,本部分研究还从信息加工角度,发现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的命题:(1) 展望框架和属性框架会影响决策者的分布式加工过程及风险行为。(2) 框架效应受到问题性质,特别是战略性和生存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初步模型。 第三部分为经营决策框架效应内在模式研究,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验证问题性质(战略性)对框架效应的影响、问题展望框架和方案属性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加工过程在框架效应中的作用机制。本部分研究由两个子部分,共三个实验组成,涉及各级管理人员被试267人和大学生被试175人。研究结果表明:
姜兴坤[2]2016年在《高管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认为合理的薪酬模式和水平能够有效提升高管的工作努力程度,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绩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众多大型公司倒闭,其高管的薪酬开始暴露于公众视野。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被疑为纵容高管追逐高风险的“罪魁”,也被人们诟病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也掀起了国外学者对于高管薪酬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研究热潮,但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丰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风险承担存在什么关系?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是否影响公司绩效?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机理如何?风险承担是否为高管激励影响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此外,创新成为我国发展的首要理念。从企业的角度看,研发等创新投入长期必然有利于企业发展,但这种“冒险”行为存在风险。如何从高管激励的角度平衡公司绩效和诸如创新等风险承担行为也就成为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展开研究。论文逻辑思路如下:理论分析、模型推导、实证检验,并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层层递进展开研究。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高管薪酬、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三个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将高管定义为在公司经营决策中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管理人员,包括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首席财务官,同时还包括董事和监事;并从货币薪酬、高管薪酬差距、股票激励和在职消费四种高管激励方式进行研究;将风险承担定义为企业对经营行为的一种偏好选择,一般发生在其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时,并选取会计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波动率和市场指标股票收益波动率为代理变量;将公司绩效定义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收益和成长性的体现,并将其作为企业所有者对于企业高级管理者经营业绩的一种评估,选取总资产收益率和Tobin’s Q为代理指标。其次,阐述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这是高管激励的基础理论,之后根据研究内容,从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高管激励与风险承担、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模型推导部分,首先,分析高管激励风险效应的表现,主要体现在高管风险偏好(风险转移的选择)导致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方面;其次,分析高管激励风险效应的成因,主要有高管激励和公司绩效的非对称性以及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最后,构建高管激励-风险承担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将风险承担纳入公司与高管的博弈分析框架中,理论推导出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包括风险承担正向影响绩效薪酬、短期薪酬的增长可以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受绩效薪酬负向影响、公司绩效与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等结论。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实证检验部分,主要目的是检验风险承担在高管激励影响公司绩效过程中的作用。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分为三大章节。首先,检验高管激励对风险承担、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选取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全样本数据,验证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激励存在一定的风险承担效应,尤其是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四种激励方式对公司绩效都存在显著影响:货币薪酬、高管薪酬差距和股票激励有效降低了代理成本,具有提高公司绩效的作用;而“在职消费的代理观”得到了验证。其次,检验风险承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从市场投资角度和公司经营行为角度得出两者正相关的假设,并实证检验了这一假设,即高风险承担水平致使高公司绩效。这一结论无论是在会计指标下还是在市场指标下都得到了验证。最后,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检验。对常见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总结,并选取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为本文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并进行检验;最终检验结果为大部分情况下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且以负效应为主,具体检验结果如下:(1)货币薪酬、高管薪酬差距、股票激励这三种高管激励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路径中,风险承担中介效应显著;(2)货币薪酬和高管薪酬差距下,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是显著为负的;(3)股票激励下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在会计指标下为正,在市场指标下负;(4)风险承担在在职消费影响公司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没有被检验到。同以往研究比较,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系统研究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首先,对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这包括实证各章节中的理论假设部分;再次,通过对高管激励的风险效应及成因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提出高管激励-风险承担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推导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机理;经过上述三个部分完成了对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的理论研究;最后,实证检验,实现了对理论分析的反馈;(2)构建高管激励-风险承担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从风险承担行为的视角,运用研发项目作为风险承担的载体,高管绝对风险规避度量作为风险承担代理变量,构建公司-高管-研发项目的三阶段委托代理博弈模型,经过合理参数假设,推导高管最优努力水平、公司薪酬设计最优决策,得出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关系;(3)验证在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下高管薪酬差距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方面,将高管薪酬差距(锦标赛理论的代理变量)作为高管激励的一种方式,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验证锦标赛理论的假说;另一方面,本文考虑在职消费的高管激励方式,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是符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4)运用Sobel检验法和Bootstrap检验法对风险承担是否为高管激励影响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将风险承担中介效应的研究上升到实证检验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段锦云[3]2008年在《基于认知惰性的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双维认知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业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学术界,创业研究也引起了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工业/组织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创业附带着风险,Simon(1997)认为管理就是决策,附带风险的创业决策过程其本质是一个风险决策过程。风险选择框架效应最早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及其合作者Tversky提出(1981),它是描述性决策理论违背规范理论的经典“异像”,该效应虽不庞杂,却反映了人们诸多现实思维决策过程。传统的展望理论对框架效应的解释附带明显的“冷认知”色彩,且具有循环论证的意味,本研究希望突破该界限。基于认知资源观和认知惰性假设,研究以有工作经验的文科专业学员为样本,通过全部采用被试者间设计的6个实验并辅以问卷的方法,从创业风险决策与认知结构惰性和认知框定过程惰性双维视角考察创业风险框架效应形成的内在认知加工机制。研究一探讨了结构惰性影响,包括创业决策结构和个体认知结构两子研究:子研究一从创业决策结构的视角,探讨了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的结构特征,具体考察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随损益值、概率水平和主导创业线索变化而表现出的规律性。总结得出,凡关系生存与适应的因素,如本研究创业情境中的创业倾向(机会的捕捉和个体的生存)等是影响风险决策和框架效应的主导社会线索。研究结果表明,高损益值导致明显的保守倾向,低损益值导致冒险倾向;无论是在损失框架还是得益框架下,随着概率水平的提高,人们都偏向冒险;高创业倾向导致更高的冒险倾向;高抱负水平下表现出冒险的趋势。因此,并非只要以输赢或正负描述不同的框架情景就会引起框架效应,创业风险框架效应是在缺乏主导创业线索或结构惰性高的决策情境下风险偏好的两难困境或模糊情境下才出现;Tversky和Kahneman(1981)发现框架效应并不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哪类人更易于受框架效应的影响?这成为子研究二开展的原因。子研究二通过文理专业组和两个创业风险决策情境的重复验证,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个体认知动机、认知需求、加工深度和与创业情境的内在相关度影响着创业风险决策及其框架效应表现。研究证实损失框架激起人们追求潜力的动机,进而做出冒险决策,收益框架激起人们稳守良好现状的动机而做出保守决策。认知需求高的个体框架效应减弱,信息加工深度及与创业情境的内在相关会加重这种效应。这些结果有效地证实了“深加工、弱框架效应”和“认知惰性引起框架效应”的结论,即或者个体自身认知惰性高(认知需求低)、或者个体认为自己不需要对创业情境投入太多认知资源(内在相关低),两者结合引起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的产生。研究一更多从“特征”和“关系影响”的角度阐述了导致创业风险框架效应发生的原因,研究二则从认知框定的视角,深入分析隐藏于上述因素背后的认知加工过程及其神经物质基础,研究二包括三个子研究:子研究一比较了三个竞争性认知理论,即展望理论、模糊痕迹理论和概率心理模型对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的解释力,结果发现模糊痕迹理论的对本研究创业风险框架效应的解释力最佳,问卷的结果重复支持了该结论。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认知惰性假设,并支持了框架效应存在领域特性的观点;模糊痕迹理论以定性的方式阐述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产生的原因,该解释对过程和步骤机制的阐述不很明晰,为此,遵循认知惰性假设,子研究二进一步探讨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产生的辨优启发过程。辨优启发式概括了以往描述性决策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它同样可以很好的解释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的框架效应。研究发现了选择理由越少的情景其反应时越短、相应的优势项的选择比例也越高,这一结果有效地支持了辨优启发作为过程模型的次序规则、停规则和裁决规则存在的客观依据。这种“顿悟式”的决策过程极大的节省了认知资源、也充分体现了启发式“直接快速通达”的特点;子研究三探讨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产生的神经物质基础即大脑半球定位,脑激活研究和问卷调查的重复研究均发现当大脑右半球被激活时框架效应才出现,该结果与前人在其它情境下的研究结论表现出一致性,说明框架效应在最深层的物质基础上并不因情境的不同而异,虽然情境差异性的影响会表现在社会线索及最佳认知理论解释上。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前述各研究对导致创业风险框架效应原因的发现,如“认知惰性、有限认知资源,强框架效应”、模糊痕迹、顿悟式的“直接快速通达”,这些加工特性与大脑右半球的功能联系更紧密而与左半球的功能不相称。本研究以认知资源观和认知惰性假设为基础,证实了创业风险框架效应形成的双维认知机制,该系列过程表现出一致性和层次递进的特点。结果可从两个维度作阐述,一是创业决策和认知结构惰性的角度,二是认知投入或框定过程惰性的角度。在创业决策模糊情境下,由于缺乏创业决策线索,加上认知资源所限,个体对正负描述的语义线索产生浸胀或凝缩性知觉,或由于忽略了周边信息及抽象化了数字信息,模糊痕迹形式的主旨信息表征或启发式加工也会直接导致对原信息的胀缩性认知,进而形成创业风险框架效应,这些过程都与右脑功能紧密联系。我们整合所得结果并取名为基于认知惰性的创业风险框架效应认知机制“结构-框定”双维模型。
林斌[4]2014年在《科技保险中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保险作为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已成为科技企业分散、转移科技创新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构建了科技保险中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之关系的研究框架,并对作用机理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提出了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接着对保险公司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243个样本数据并通过相关检验；最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研究假设,并对所得结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是：1.科技保险中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三元关系。在文献归纳基础上,从风险决策偏好与组织绩效关系出发,引入风险分担提出了三者存有相互关系的研究假说,将风险决策偏好与组织绩效二元关系拓展成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三元关系。本文构建了保险公司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即风险决策偏好作为自变量,通过风险分担这个中间变量,影响因变量组织绩效。这为今后科技风险管理与保险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深化、拓展了偏好理论、风险管理等理论。2.科技保险中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具有不同的结构特性。本研究将风险决策偏好划分为认知维度、考核维度与结构维度,将风险分担划分为主体选择与渠道建构,将组织绩效划分为财务维度和社会维度。相关检验表明,上述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实践部门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保险发展。3.风险决策偏好三个维度对风险分担的影响效力存在差异。一方面,风险决策偏好考核维度对风险分担主体选择和渠道建构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效力是风险决策偏好各维度中最高的；另一方面,它对于风险分担渠道建构将近一半的影响是通过风险分担主体选择这一中介来实现的。风险决策偏好认知维度对风险分担渠道建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之相反,风险决策偏好结构维度与风险分担之间则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科技风险分担受制于风险决策偏好,这一结果为推动科技风险分担提供新的思路。4.风险分担两个维度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各不同。实证显示,风险分担主体选择与渠道建构对于组织绩效财务维度和社会维度均呈现正向影响,且风险分担对组织绩效社会维度影响主要是通过组织绩效财务维度这一中介来实现的。此外,风险决策偏好一方面通过认知层面调节风险活动主体选择判断并推动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结构层面调节转移或分散科技创新风险来影响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本文系统剖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5.风险分担、组织绩效内部维度之间存在影响。本文还发现,风险分担主体选择与渠道建构、组织绩效财务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均存在正向影响。该结论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6.信息不对称对于各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存有影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从考核层面弱化了风险决策偏好对风险分担、从主体选择层面弱化了风险分担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效力；另一方面从认知和结构层面强化了风险决策偏好对风险分担、从渠道建构层面强化了风险分担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效力。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保险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孟颖[5]2016年在《不同框架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面临到风险决策,小到买一件你不知道会流行多久的衣服,大到为企业发展和国家治理制定方针政策,都是在复杂的信息背景下,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水乳交融的繁杂信息体系中,承担着未来可能出现损失的风险,做出一个又一个决策。传统经济学领域的决策理论认为,风险决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从而做出的个人决定。然而,随着前仆后继的理论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实验论证者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结果表明,风险决策无法做到纯粹理性的做出选择,将人类假设为会理性思考和计算的个体只是一个美好的逻辑推理,并无法拟合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风险决策过程。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风险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的研究证明是有失偏颇的。实验研究表明,决策者存在高估自身的实际判断能力和对结果的预判能力的现象,过高估计自己从环境背景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和准确性。过度自信就是最常见的有关风险决策的一种认知偏差。个体在风险决策过程中,除了会受到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对问题的客观描述过程中,人们也会因为选项描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甚至出现选择偏好反转的现象,这就是框架效应。框架效应自发现之日起就是风险决策的热点研究问题。本文分析了近年来过度自信、框架效应和风险决策的国内外期刊文献,再结合管理层级的不同,与其他研究使用间接指标代替法不同,本研究通过直接测量法对过度自信和风险决策进行直接观测,通过腾讯问卷系统在多个自媒体平台发布测试连接,获取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内陆不同城市的被试数据,试图探讨过度自信与框架效应对风险决策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性别对过度自信差异显著,男性比女性更加的过度自信;管理层级对过度自信差异显著,管理者比普通员工更加的过度自信;框架效应差异显著,个体在损失情境下比获益情境下更加的风险追逐;性别对框架效应差异显著,在损失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加的风险追逐;管理层级对框架效应差异显著,在获益情境下,管理者比普通员工更加的风险追逐;过度自信与风险决策无显著相关。
薛雄庭[6]2011年在《嫌疑人供述决策中的框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结合审讯实务中的情况,以广东省某监狱入监时间在两年以内的服刑人员为被试,本研究拟对被试供述决策中的框架效应做以探讨。研究由三个实验组成,实验一借鉴卡尼曼的“亚洲病”实验范式,以是否被定罪为主题,探究框架效应的表现;实验二以有期徒刑的刑期年数与自由年数为框架,探究框架效应在以刑期长短为主题的决策情境中的表现;实验三的决策情境以财物抢救为主题,探究框架效应的表现是否受到被试身份和情境的制约。每个实验都采取2(框架特征:正面、负面)X3(概率水平:高、中、低)的设计,对不同判刑经历、不同场认知风格的被试分别进行研究。其中概率指嫌疑人对警方掌握证据程度的主观感知,有三个水平;框架特征为被试间变量,有两个水平。研究主要有如下结论:(1)框架效应在不同判刑经历者的决策中具有不同表现,受到概率水平和决策情境的影响。(2)框架效应在不同认知风格者的决策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受到概率水平和决策情境的影响。(3)概率水平的高低对被试的决策结果具有影响,但是在不同决策情境下,概率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表现。在以是否被定罪为主题的情境下,概率水平在首次被判刑者和场依存型者的决策中的主效应都显著;在以刑期为主题的情境下,在各种类型的被试决策中框架效应均未观察到;在以财物抢救为主题的情境下,概率水平在首次被判刑者、(4)不同的供述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在被试决策结果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以被定罪与否为主题的决策情境比以刑期长短为主题的决策情境更容易引发框架效应的产生。(5)决策情境与被试身份之间的关联性对框架效应具有影响,高关联性比低关联性更容易引发框架效应的产生。在以刑期为主题的情境下,被试与决策情境中的材料人物身份一致,框架效应在各种类型被试的决策中均未出现;在以财物抢救为主题的情境下,被试与决策情境中的材料人物身份不一致,框架效应在所有类型被试的决策中均有出现。
唐媚霞[7]2012年在《高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在传统行为决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决策神经科学。该学科试图用神经科学成像技术，结合认知科学、心理学、决策科学的新进展，来研究决策行为背后的大脑加工机制。通过解读大脑中决策的加工过程，在神经科学层面理解决策加工的神经机制，进而为完善决策模型的理论与规范基础提供实证依据。风险决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与人们息息相关的重要的复杂的认知活动。是决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行为决策方面，研究者主要从风险行为水平、风险行为倾向等方面探讨了风险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在决策神经科学领域，则主要是对个体决策机制和社会环境中个体之间互动的研究；其中对个体决策机制研究中，最重要领域就是对风险决策的研究。国外已有很多学者从决策神经科学的角度对风险决策的脑机制进行了探讨。但是不同的决策任务、不同的实验设计得出的风险决策的脑区不同。有的研究认为是眶额皮层、扣带回、脑岛、纹状体等，有的认为是腹内侧前额叶、尾状核、前额叶等。而对决策本身——各个决策阶段的脑区激活是如何激活的、激活的脑区是否相同的研究却比较少，而且，只对一种风险：高风险决策的研究，目前也尚无。本研究用FMRI手段探讨了高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采用事件相关设计，把高风险决策分为决策选择和结果反馈阶段。改编的命运之轮实验，采用20%∶80%的高风险概率，要求被试在4500/1125，3600/900，2700/675，1800/450这些投资情境中做出选择，要尽可能多的赢钱。实验结束后对12个大学生被试在高风险决策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高风险激活的脑区有右侧中央后回，舌回、右侧扣带回、有脑岛、右侧前额叶和右额下回等脑区。（2）高风险决策反馈阶段，主要激活的脑区是左内侧前额叶、左角回，左海马旁回，左颞中回。（3）在高风险决策减去高风险反馈的处理中，发现激活的脑区为左下枕中回，右侧扣带回、左顶下小叶。（4）高风险决策激活的脑区中，右侧中央后回与左侧前额叶显著相关，右脑岛与左侧前额叶相关研究表明：（1）高风险决策各个阶段都有脑区激活，而且各个阶段的脑区激活存在差异。（2）高风险决策由两个认知系统共同控制。其中内侧前额叶、扣带回、中央后回与风险决策认知系统有关，而皮下组织如脑岛、扣带回、角回等，则与风险中人的生存认知系统有关。
段锦云, 王重鸣[8]2011年在《框架效应发生机制的辨优启发加工》文中提出以亚洲疾病问题为代表的框架效应是描述性决策理论违背规范性理论的经典"异像",而辨优启发式是行为决策理论的一大新进展。该研究探讨了辨优启发式对框架效应的解释过程。以经营风险决策为情境,以有管理经验的被试为样本,实验结果发现选择理由越少的情景其反应时越短、相应的优势项的选择比例也越高,这一结果有效地支持了辨优启发作为过程模型的次序规则、停规则和裁决规则存在的客观依据,也间接证实了辨优启发式对框架效应的解释力。
陈晓晨[9]2013年在《驾驶决策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驾驶决策被认为是驾驶员对不同交通场景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产生驾驶行为的过程驾驶决策的研究起源于人因工程学，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帮助驾驶员解决问题；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驾驶决策的研究逐步向心理学领域迈进，并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开始强调驾驶员的心理因素与驾驶决策的关系，以及其对驾驶决策的影响作用，并探讨了如何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帮助驾驶员改善决策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研究来探讨驾驶决策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驾驶员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决策特征分析采用经典的爱荷华赌博任务，分析我国驾驶员的决策特征IGT不同的评分标准，能够反映出驾驶员在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倾向，以及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驾驶员选牌时的前后一致性的原因研究共选取80名不同驾龄与性别的驾驶员参加IGT实验，通过分析驾驶员在IGT中对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的得分比较，以及驾驶员在不同区组中的得分比较，分析我国驾驶员的决策特征研究二，一般决策风格量表的修订在中引文互译文字分析及专家评定的基础上，选取338名驾驶员对GDMS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并对量表的结构进行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确定问卷的可靠性有效性以及适用性从而为衡量影响驾驶员决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便捷的研究工具，为有针对性的开展驾驶决策的研究奠定基础研究三，驾驶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驾驶决策的因素分为风险感知情绪状态与决策风格采用眼动技术，探讨了风险感知对驾驶决策的影响，采用情绪状态量表与修订后的一般决策风格量表，探讨了情绪状态与决策风格各自对驾驶策略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的建立，重点分析风险感知情绪状态与决策风格对驾驶决策的影响作用，通过建立有调节的中介变量以及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力图综合揭示驾驶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四，驾驶决策的改善研究驾驶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良驾驶行为通过对前三个研究的分析，自编驾驶员风险感知情景问卷；并应用此问卷对不同决策类型的驾驶员进行培训，为改善驾驶决策提供心理学依据，探索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对上述研究的分析与讨论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我国驾驶员驾驶决策的特征衡量驾驶决策的有效工具驾驶决策的影响因素驾驶决策改善等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驾驶员的驾驶决策特征随着性别与驾龄的变化而表现不同；根据驾驶员在IGT中的得分情况可以发现，随着驾驶驾龄的增加，女性在行车过程中做更容易做出规避风险安全的驾驶决策；新手男性在行车过程中做出的决策更加稳定，风险意识较强；而新手女性则更多的受到情绪的影响，对突发的危险刺激反应更为敏感2修订后的一般决策风格量表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可以作为衡量驾驶决策影响因素的可靠和有效工具，并将驾驶员的决策风格分为三个维度：理智型直觉-冲动型与依赖型3风险感知对驾驶决策的预测，主要通过决策任务的难易程度，对风险源的识别时间，以及执行决策结果时所用时间来衡量对驾驶决策的预测分析表明：(1)识别决策问题阶段，对不同风险水平中风险源的识别，规避风险与勇于冒险的驾驶员加工方式一致，在低风险水平任务中，主要采取启发式策略；而在高风险水平任务中，主要满足多属性效用理论的原则；(2)加工决策方案阶段，在低风险水平任务时，规避风险与勇于冒险的驾驶员对风险源关注的时间相一致，信息量的提取与加工时间没有区别；而在高风险水平任务中，规避风险决策类型的老手与新手对风险源信息量的提取与加工时间没有的区别；勇于冒险的新手对风险源信息量的提取和加工时间要长于老手；(3)执行决策结果阶段，勇于冒险的驾驶员相对于规避风险的驾驶员，为了避免制动或减速，加工了更多的风险源周围的路况信息，导致勇于冒险的驾驶员执行决策结果的时间长于规避风险决策类型的驾驶员(4)当不考虑任务的风险水平时，对风险源信息加工时间越短，执行决策结果的时间越长，则该驾驶员决策类型是勇于冒险的可能性更大；(5)当考虑到驾驶员的性别与驾龄时，驾驶决策更多的受到老手对风险源关注的时间和女性执行决策结果时间的影响4情绪状态对驾驶决策的预测，主要通过积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状态来衡量，对驾驶决策的预测分析表明：(1)情绪状态量表符合心理学测量理论的要求，在驾驶员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作为测量驾驶员情绪状态的可靠和有效工具(2)在情绪状态量表中，积极情绪状态得分越高，消极情绪状态得分越低的驾驶员，决策类型是勇于冒险的可能性更大；当考虑到性别与驾龄时，决策类型更多的受到新手的消极情绪状态和女性的积极情绪状态的影响5决策风格对驾驶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理智型直觉-冲动型来衡量，对驾驶决策的预测分析表明：在修订后的一般决策风格量表中，理智型维度得分越低，直觉-冲动型维度得分越高，决策类型是勇于冒险的可能性更大；当考虑到性别与驾龄时，决策类型更多的受到新手理智型决策风格和男性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的影响；依赖型决策风格对决策类型的预测没有产生影响6考虑到风险感知情绪状态与决策风格三因素时，驾驶决策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风险感知(风险源信息加工时间执行决策结果时间)在整个模型中处于最基本的环节，情绪状态(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随着行车环境或身体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决策风格(理智型直觉-冲动型)作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在综合当前从风险感知中获得的信息，以及情绪的影响作用下，结合以往类似风险的经验，影响每个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形成7自编的驾驶员风险感知情景问卷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根据驾驶决策加工过程中的三个环节，分别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以及风险反应三个方面衡量了驾驶员的风险感知水平，能够通过各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分析驾驶员的决策特点，是一个简单易行的，用来检验驾驶决策改善效果的评价工具8采用驾驶员风险感知情景问卷对驾驶员进行培训可以提高驾驶员的风险识别能力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分析我国驾驶员决策特征的基础上，首先，为衡量驾驶决策的相关因素提供了有效的测量方法与测量工具，其中眼动技术可以用来衡量驾驶员风险感知与决策加工过程；修订后的一般决策风格量表和情绪状态量表可以用来衡量驾驶员的决策风格与情绪状态特征；其次，建立的驾驶决策影响因素模型，从风险感知情绪状态与决策风格三者之间的中介与调节效应下，更加准确与全面的为预测驾驶决策提供了理论框架，具体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三，关于驾驶决策的改善，本研究自编的驾驶员风险感知情境问卷，不仅可以作为评估驾驶员风险感知的有效工具，为决策的改善提供了可观察的资料，同时还能够间接的反应出驾驶员的决策特征，这为今后提高我国驾驶员风险感知能力与决策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培训视角，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意义
梅胜军[10]2010年在《转型变革中的组织危机感及其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制造企业(如制药企业和衬衫、领带制造企业)的创业成长中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危机。但以往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转型变革中的组织危机及其对转型策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研究在总结和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的战略选择研究思路,设计了三项研究试图回答以下理论问题：(1)中国企业转型变革背景中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结构(研究一)；(2)组织危机感的前因和形成机制(研究二)；(3)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三)。研究一构建和验证了组织危机感的概念结构。首先基于组织危机相关研究文献,提出了组织危机感概念构思；通过对制药、领带和衬衫三个行业17家企业中25名高管访谈获取的文本资料的内容分析,初步分析了组织危机感构思和样本行业企业的危机源；接着编制了组织危机感测量问卷,通过对135份问卷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了组织危机感的结构；最后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检验对209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了组织危机感的构思效度。研究发现,企业转型变革中面临的主要危机源是资源危机、能力危机和竞争危机。最终确定了组织危机感的二阶四因素模型：包含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四个一阶因素,并可抽取出威胁识别(对组织损益后果及其可能性的认知评价)和转机识别(对转型变化的可控性和转化性程度的认知评价)两个二阶维度。威胁识别反映了威胁与机会的效价特征,转机识别反映了机会与威胁的关系特征。研究二通过来自153家企业的247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危机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危机源。资源危机、能力危机和竞争危机显著提高了组织危机感中的威胁识别水平,显著降低了转机识别水平；(2)企业高管的信息搜索和警觉性也是组织危机感的重要前因：信息搜索同时显著提高了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警觉性则显著强化了组织危机感中的转机识别；维度水平分析发现,警觉性的反思维度显著强化了威胁识别维度(包括直接强化和通过信息搜索的中介间接强化),并通过促进信息搜索间接强化了转机识别维度；洞察维度直接弱化了威胁识别维度,并直接强化了转机识别维度；探求维度对组织危机感的两个维度没有显著影响。研究三揭示了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包含三个子研究：案例研究、问卷研究和实验研究。案例研究通过基于关键行为事件的两个医药企业案例分析对组织危机与战略选择的关联性进行了初步探索；问卷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通过122家制药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模式；实验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组织危机感对战略行为选择的效应模式和机制。研究三发现：(1)组织危机感促使组织采取了全面的转型策略组合；(2)组织危机感的两个维度——转机识别和威胁识别——以交互模式促进组织采取更活跃的协作开发和协作探索策略；(3)不同组织危机感构成模式对战略选择具有不同效应模式：高机会评价、低转机识别的决策者倾向保守；高威胁识别、低转机识别的决策者倾向冒险；高机会评价、高转机识别的决策者倾向冒险；高威胁识别、高转机识别的决策者倾向保守；(4)转机识别维度是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效应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低转机识别导致对比效应,高转机识别导致同化效应；(5)组织危机感通过影响决策者对决策选项的理解间接地作用于战略选择。最后,本文系统地概括了主要的研究结论,探讨了研究的理论进展和现实意义,并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经营风险决策和框架效应机制研究[D]. 李劲松. 浙江大学. 2000
[2]. 高管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D]. 姜兴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3]. 基于认知惰性的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双维认知机制研究[D]. 段锦云. 浙江大学. 2008
[4]. 科技保险中风险决策偏好、风险分担与组织绩效之关系研究[D]. 林斌. 福州大学. 2014
[5]. 不同框架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D]. 孟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6]. 嫌疑人供述决策中的框架效应研究[D]. 薛雄庭.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7]. 高风险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D]. 唐媚霞. 广州大学. 2012
[8]. 框架效应发生机制的辨优启发加工[J]. 段锦云, 王重鸣. 心理学探新. 2011
[9]. 驾驶决策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陈晓晨.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10]. 转型变革中的组织危机感及其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D]. 梅胜军. 浙江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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