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研究拓宽视野——在“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通俗论文,研讨会上论文,视野论文,张恨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张恨水小说与中国通俗文学放在一起，是个大题目。这个题目本身就要求我们拓宽视野，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作深入考虑。我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没有多少发言权。下面谈几点建议，供大家考虑这个问题时参考。
（一）我们需要用文化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文化热高潮早已过去，现在谈文化不是赶时髦。但这些年学术界仍然常常从文化史学、文化形态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现象，剖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及其所张扬的艺术精神，这不奇怪。因为文学的变化和革新，与文化的变革、与文化生态环境的格局分不开；文化与文学的演化和发展，又总是通过与各种文化与文学相互接触、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方式来实现。再过几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当代西方一位著名文化哲学家C.A.冯·皮尔森（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自由大学任教，做过哲学系主任），著有《文化战略》一书，他在给中文版写的引言中说，“明天的世界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这种前景很令人振奋。”但能否进入这个中心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看我们能否发现一些共同的趋势和共同的途径，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带进去。他用广义的眼光看文化，把文化看做是人类的动态的活动过程。在他看来，一种文化，只有当它“向其他文化学习并求得自身的发展时，它才能变成一种开放的文化。”〔1 〕这位教授还有一句名言：“文化不是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制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文化的发展不是在我们之上和之外发生的；相反，人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文化战略。”〔2〕而他认为， 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
所以，我在这里借用他的观点讲的所谓“战略”，不是政治宣传家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讲我们研究问题的眼光应更加开放，更具全球性，应从人类生存和社会的精神秩序究竟应该怎么摆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因为未来将展现为一种开阔的、全球性的文化，它将具有许多副面孔，多样性的信息传输手段，极其丰富的对话，和各种形式的、引人入胜的文学艺术与文化哲学的交流。从未来看，从文化和文学应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看，张恨水和通俗文学的存在，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只要我们把眼光扩大一点，就会看到通俗文学的兴盛和泛滥，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凡有文学存在的地方，就不会只有严肃或通俗的一种独领风骚。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种类不一的文学，虽然各受特定的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但总的来看，各国文学大抵都区分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大类，却不能不说这正是各该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结构，与长期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素质，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功能的多元性与社会欣赏的多层次性相互对应的表现。历史地看，文学中的严肃与通俗，作为精神现象都是社会文化运动的产物。除了那些旋生旋灭毫无研究价值的而外，通俗作品，尤其是其中思想与艺术特色显著、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既在整体上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实际所需要的平衡状态，又在这种状态上代表着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普适性水平。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通俗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所表达的思想情绪，它的审美功能，它与群众所保持的广泛联系，它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劳动者用于自我享受及自身发展的闭暇时间里（即“自由王国”开始的地方）所起的精神调节作用，是其它文学及文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从文化战略眼光看，人们的精神生存方式、文学生态环境和秩序，形成之后就有其为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普同性（普遍认同），一旦遭到破坏，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多样性瓦解了颠覆了，那么，你将拿什么文化和文学进入未来的世界？在未来多元的文化中心里，还有自己这个中心存在的重要地位么！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第三产业中的“闲暇产业”，即满足人们在闲暇时间中精神消费需求的产业的发展水平，往往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在精神消费市场上通俗文学、通俗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等所谓流行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短暂的。这类通俗作品以其所具备的美学功能参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以它所拥有的包括传播手段在内的优势影响着社会的风气。我们常常说，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国民素质教育。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讲过，气质是人的守护神；但， 素质教育离得开通俗文学读物，离得开由浅入深的文学教育，离得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及其所形成的风气的影响么？几年前，在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同志讲过张恨水研究是跨世纪的研究、超国界的研究，我今天讲的第一点，逻辑起点与他们说的也许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就作为他们意见的一种补充、一种附议吧。
（二）文化发展是多线进化、多元并存，多向交流与整合的。文学也如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和文学都是“多线进化”的道理，那就应当承认，通俗文学有它自己的整体性、整合性；它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主题表达、美学情趣、语言风格、读者对象、审美价值定位等等方面，都与新文学有所不同。比如，新文学作家十分看重审美理想的表达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强调艺术个性表现，和艺术技巧的新颖，不是讳言便是不屑为兑现文稿的商品价值而写作；通俗小说家则常常迁就读者，总是依照读者的审美准则、道德取向、流行的美学观念与现存的价值体系来处理人物关系，表达作品主题。优秀的通俗小说家明白，迁就的限度，是不能走向庸俗，在学习新文学长处、意识到新“旧”文学可以互补的基础上，能自觉地为“匹夫匹妇”写作。张恨水就说过：“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我们“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般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般人工作”〔3〕虽然，在当时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无论其是否自觉，通俗文学的任务是普及，出发点是首先点燃文化层次较低的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中国通俗小说家采取这种态度写作的实非少数。
通俗小说文化内涵的多元性，表明这类小说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文化心态保持着表层同一、直面观照的客观品性，它们的表现手法虽然浅近，但却很注意贴近现实，虽然疏于提炼，但却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作品居多；而从其发展的一面看，又应看到通俗小说在蜕旧图新过程中因应时俗而作的自我更新与综合。艺术上有悟性有才华的作家，每每会以创作的丰收，以写出优秀作品来完成审美的综合；但在更新与综合的过程未完成前，不少作品常常会出现新旧并存或客观展示的自然主义倾向。而另一些以迎时媚俗为务的作者，就常常会将这种更新变成以趣味主义为中心的“大杂烩”。这些都说明，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生存式样”、生存法则。为了适应市场和读者的需要，它似乎天生就具有迎合时尚的气质，它很善于在与其它文学的竞争、交叉、互补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它有很强的胶结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土壤的生存能力。它的以娱乐性、消遣性为特征的“快餐型”文学优势，正是这种生存能力的生动表现，或者说，正是这种生存能力发展了巩固了它所拥有的文学优势。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中，将“张恨水与其他通俗小说作家”列为专章，起草时即有这么一种考虑：无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或以此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思想上艺术上有多少陈旧的成分，但它们在内在精神上与新文学仍有不少相似之处。与新文学一样，它们也植根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土壤，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也都经受着现实社会矛盾的煎熬与民族斗争的考验，也同样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与分化；就在他们与新文学阵营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合作一致之处，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之际，就表现出同仇敌忾的一面；而且，不管当事人当时是否意识到，新文学作家的批评指责（尽管有的很武断很片面），有时也推动通俗小说家适应时代需要，作了自我革新；通俗小说拥有众多读者的事实与经验，对新文学作家特别对那些越来越关心文学大众化课题的新文学作家，也有所触动与思考。通俗小说作家虽然标榜趣味性、消遣性，但他们所写出的好的较好的作品，仍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客观现实，触及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课题，同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市民读者的生活理想，满足了他们的审美要求，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但在思想上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还正好弥补了新文学的不足。总之，通俗小说有自己的活动天地，经历了自己的兴衰变迁，营造了别样的艺术世界，拥有不同的、庞大的读者群体，构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它们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科学的历史评价。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在近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通俗小说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对于推动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刘云若、向恺然、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程小青、孙了红等人，为通俗小说的繁荣作出的成绩，是我国文学库藏中的共同财富。有的人为此而以笔作犁，勤奋地耕耘了一生，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现在回过头看，在所有这些方面，张恨水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和雅俗结合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延续并拓展了章回小说的生命，在面向现实和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上，他以自己的卓越成就，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联系、竞争、交融与整合。如果没有张恨水，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通俗文学这一环完全失去光彩，整个现代文学包括港台的某些通俗文学在内又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张恨水是独树一帜、成就卓特的章回小说家，对这面旗帜的估价是否充分、是否恰当，就成了近一时期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三）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与社会文化心态秩序广泛趋同的现象和同质化倾向十分明显。它和严肃文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又都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所以，对这两种文学不适宜套用一种尺度、一个标准去评价。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无助于它们的发展。譬如，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流行歌曲的唱法，应当不一样。当然，文学艺术总有一些共同的准则，但评价的切入点应该有所不同。从通俗文学的实际出发，多从大众美感需求、文化视点和社会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由此作出的评价也许更有说服力。《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近现代文学编第六章，不但将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刘云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程小青等通俗小说作家写进了文学史，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其作品所作的分析和评价，在视角切入上也与过去的文学史有所不同。
比如，对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一方面认为这部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鸟瞰市民社会的视野开阔，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目光冷峻急切，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具有新闻纪实性的特征。艺术上的主要收获，是通过对主人公文化个性及人生感悟的描写，为读者塑造出了杨杏园这个具有多维人格特征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杨杏园所抱的独善其身、事事忍耐的态度，所经历的从“色”（红尘知己）入“空”（看破红尘）的生命回环，及其所抱的人生态度十分消极，但杨杏园的悲剧命运，是在与现实的无比黑暗和人物自身文化人格的复杂矛盾中展示出来的，其所蕴涵的“人格清白与社会污浊”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清白自许者总是与孤独、寂寞、贫穷、凄苦为伴，总是在入世避世、多情忘情的选择中苦恼徘徊，就从一侧面反映出了那一时代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孤苦无助、进退两难的人生处境。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作者成书过程中，未能与媚俗的审美思维决裂，还存在着“描写社会琐事，以博朋友笑谑”〔4〕的写作态度，所以，书中事件纷繁，但情节缺少提炼， 人物众多，却少艺术概括，不少章节仍然因袭着谴责小说的章法，揭露社会污浊时，常常止于现象的展示，在自然主义的描摹中，还时而显露出猎奇的成分，当其因价值判断失误而造成讽嘲的滥用时，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而削弱了全书社会批判的意义和力度。
在谈到《金粉世家》时，特别指出此书“在爱情悲剧构造与思想主题表达上，相当鲜明地提出了不同门第的人物对立的婚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能否调和的问题，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揭示，给读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认为书中的女主人公冷清秋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是真实可信的。她在侯门巨宅里深深感到的痛苦与悲哀，她那发自内心的悔恨与呼喊，在审美价值效应上，透过历史的折光显然具有向封建压迫抗议的控诉力量。我们不应因控诉的声音微弱，抗议的行为还不那么果决，而漠视其从自身的矛盾中挣扎出来的美学意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作了新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明外史》中情节主线与副线游离，主要人物角色意识与性格发展常常被生活表象割裂的弊病，艺术上显得更加精炼，艺术形象也更具魅力。”《金粉世家》虽然也有采用自然主义手法迎合小市民情趣的描写，但整体看来，无疑是张恨水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对张恨水最为轰动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通史》也作了深入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认为它写的虽然也是爱情悲剧，但与《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已有很大不同：杨杏园、冷清秋爱情悲剧的社会本质，往往是通过人物自身的气质、操守与周围人物的对比冲突，间接体现出来的，社会黑暗的压迫、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常常隐匿在情节负面的二度空间之中，《啼笑因缘》则不然。它不仅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真挚美好，还将悲剧的发生和发展，完全归结为社会的黑暗，并将其对黑暗势力的揭露，集中在代表这种势力的上层统治者——当权军阀身上。所以，它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悲剧的特征。悲剧主体的内在因素，沈凤喜自身性格的弱点，在情节走向与悲剧起因的表层虽然很活跃，但在整个悲剧所凸现的社会压力的网络里，就又显得微不足道。《啼笑因缘》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在文学的整体功能上做到了雅俗共赏，而且，按照艺术规律写活了人物，主要人物形象都有一定的深度。比如樊家树。有人说他不可能爱上沈凤喜，其实只要想一想，“五四”十年之后，像他这样受过平等、博爱之类新思想影响的富家少爷，具有不以门第论高低、不以贫富论贵贱的思想，本不是什么奇行特识，这样的青年一往情深地爱上了贫家少女，也不是什么神话。又如关寿峰父女。他们在樊、沈爱情处于绝境时，仗义相助，在“山寺锄奸”中，诛灭了刘德柱。新文学家说，这是从复仇主义出发，散布了希望出现侠客的幻觉。这也需要具体分析。一部写在军阀横行年代的通俗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改变初衷，着意于加强作品的反抗意识，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下层之中为人爽直、武功超卓，容易产生反抗意识并将它付诸行动的人物身上，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要看这样写是否颠覆了艺术的真实，严重破坏了阅读的美感。作者将恋爱情节与武侠传奇融合起来，虽然对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所违拗，但并未瓦解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因为这种融合，不光增添了作品的戏剧性和紧张感，还用艺术所需要的情感方式，张扬了扶危济困、惩暴安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学理想。这种理想是传统的也是来自民间的，是老百姓的美学共识。再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它的功能和价值效应是多元的。并非一切小说都能扮演给读者指点迷津、为社会出路开处方的角色。书中人物一旦站立起来，在艺术真实里获得自己的生命，那就没有理由越过它的文学存在，而将社会学的阐释放在艺术评价之上。《啼笑因缘》中关寿峰父女的锄奸行动，与其说是宣传了一种反压迫的方式，不如把它看做是作者将民众潜存的愿望，作了一次情绪性的宣泄。正是这种宣泄，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广大读者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所写的悲剧冲突，往往是从个体人格冲突的层面上展开的，所以它所显示的深度感，远远高于其它通俗小说。作者从社会文化境遇的角度将个体人格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小市民的精神危机连接在一起，将其在社会压力下的急遽变化展现给读者，这就从艺术的内在构造上，强化了樊、沈爱情的悲剧意义。沈凤喜、沈三玄、沈母形象的成功塑造，丰富了现代文学画廊，弥补了纯文学剖析小市民精神弱点的不足。从思想及从艺术看，这部小说除了存在“围绕多角恋爱而抒发的情感还带有旧式才子佳人的烙印，有的情节安排不够合理”的破绽外，在樊家树与何丽娜结合的描写上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趣味主义’的羁绊，以致任这种趣味性的描写给全书爱情主题的回归，作了平庸而浅俗的反弹”。
两所的《中华文学通史》对武侠和侦探小说的源流、代表作家和作品也都作了概括的叙述和有份量的分析。这里仅以其对《蜀山剑侠传》的分析为例。如说《蜀山》虽然思想体系庞杂，不讲究布局与剪裁，良芜并存者，随处可见，但它“首先是一部有着浓郁神话色彩的奇幻武侠小说。过去所有神怪武侠小说所构筑的剑侠世界，说到底都不过是江湖世界的复制品。而这部小说却以超拨的幻想，闳伟的气魄，武侠的精神，艺术地构筑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方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映照着自然、社会和人——书里是仙佛妖魔鬼怪鸟兽虫鱼混处的非‘地球村’的社会，和穿着仙衣魔袍的人——同源同构、互感互应的现象。”“这部小说表面看来荒诞不经，但经过艺术的整合，却暗喻着习焉不察的哲理。比如，人对自然及自身潜力的开发，人如何对抗死亡、超越生命等问题，都可从此书主要诉诸幻想力的奇诡构思中，得到充满童趣的启示。”并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能产生吸引力，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在它的艺术构造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综合；再是，小说内在的奇幻和智慧，是通过瑰丽无比的景物描写表现出来的。还珠楼主热爱自然风光，善于将它们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动态形式，以变化万千的笔墨写出自己的独特感悟。”
不用同一标准对待不同的文学，不等于无原则地放宽评价的尺度。艺术有共同遵循的更高规范。对待通俗文学，在将评价偏低这个从整体看来仍然存在的老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应注意防止另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出现。矫枉勿须过正。不应无原则的吹捧。我举《通史》为例，不是说它已作得很好，而是想表明一种愿望：学术研究是传递思想火种的事业，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自然应该得到尊重，但这首先还须研究者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学术本身。只要我们大家坚持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获得学术成果的丰收。通俗文学的发展，非常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非常需要健康的文艺批评。如果我们研究工作有新的开拓，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价不任意贬斥和溢美，能力求做到客观公正，那就不但有利于文学的进步，我想也会有助于造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谢谢大家。
注释：
〔1〕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第8页。
〔2〕《文化战略》，第263页。
〔3〕张恨水：《总答谢》，重庆《新民报》，1944年5月20—22日。
〔4〕张恨水：《斯人记·再版序言》，194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