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183;九歌》著作期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考论文,楚辞论文,著作论文,九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辞》研究，以《九歌》最令人困惑。诸如《九歌》十祀神祗原型、神格、性别之类，学人即长期争讼不息。关于《九歌》的著作期，也是引起“争鸣”的焦点。
下面，简单谈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
研究《九歌》的著作期，首先得肯定《九歌》的作者（加工者）是先秦楚国大诗人屈原。有一种《九歌》系汉人作的说法，喧嚣已久，但不足为据。
较早提出《九歌》为汉人作的学者有徐中舒①、何天行②等人，而以何天行的影响为大。郑文教授曾著文《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甘肃师大学报》1963年4期），已予以有力的驳斥，无庸我们多嘴。解放后，朱东润先生又拾起“九歌作于汉代”说，发表了《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日）等文，郭沫若先生立即给以批驳。③后来，朱东润先生也悟及此说之不可靠，所以在他编选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中，便承认《九歌》的著作权属于屈原。朱先生的学风是值得景仰的。那么，我们认为，屈原作（加工改写）《九歌》的固有说法可以信据，不宜轻率否定。
《九歌》系屈原作品，始见王逸《章句》。王逸，东汉人，去古未远，其说自然比后来者的揣度可靠得多。
王逸《楚辞章句》是这样讲的：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王逸以前，无人如此肯定过。例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只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未及《九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也仅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并未列出篇目，遑论《九歌》？其余如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之类，都言及屈原生平，然而未涉及《九歌》。王逸是公元二世纪人，当汉顺帝时，曾为校书郎，多见秘籍（生平见《后汉书·文苑传》），其言当可信。王逸作《楚辞章句》，对于训释屈赋是信心十足的。他曾说：
“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
王逸的话是对《天问》而发，但未尝不可以用以观察《九歌》。王逸对《九歌》版权的归属十分肯定。倡言“屈原之所作也”（见前引）。千载而下，后学者信奉之极众，我们当然也舍此别无所从。
王逸而下，到南宋朱熹（公地1130-1200年）《楚辞集注》，稍加修正，谓：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朱熹是对《楚辞》研究极有影响的大家，他同样认为《九歌》的作者（加工修润者）是屈原。如李大明先生言：“朱子此言虽然有道学家的某些偏见，但是他认为屈原看到楚俗祭祀乐歌而对其修改加工。这一说法比较圆通，故后人多从之。”④
二
屈原在什么时候著作（加工）《九歌》的？王逸虽已明言“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沅湘一带）”时写的，后来朱熹等人又加以发挥肯定，但学人颇多疑之者。例如清人蒋骥《楚辞余论》即言：“《九歌》不知作于何时？其为数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时所作也。”⑤降至近当代，对王、朱之说不以为然者就更多了。兹举出郭沫若、游国恩二名家言，以概其余。
郭沫若先生《屈原赋今译·九歌》云
“由（《九歌》）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⑥
这是就作品风格、情调来推断其著作期。
游国恩先生《屈原作品介绍》云：
“王逸说，《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之间所作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九歌》不但在内容上毫无放逐的情调，在文字上也找不出放逐的迹象，而且《九歌》的背景显然不限于沅湘之间，它北至于黄河、西至于巫山，又包括天神、地祗、人鬼，范围很广泛，也很有组织。这样就必须事前经过搜集，事后经过整理。《九歌》的写定和修改大概就在……（楚）怀王十七、八年（纪元前312─311）屈原还被信任的时候。”⑦
这是就作品内容实际来推断其著作期。
这些著名的《楚辞》学者为什么对王逸的话半信半疑？他们相信王逸把《九歌》版权归属屈原的判断，却又怀疑王逸“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因为作《九歌》之曲”（前引）的结论。这种“两面派”态度，实在令人惶惑不已，而且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譬如，杨白桦先生《楚辞选析》即言：
“现存的《九歌》，我同意王叔师（按即王逸）的话，应该是屈原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把《九歌》假定为屈原第二阶段初期的创作（按，指屈原尚未失宠和遭遇放逐以前之时），是比较适当的。”⑧
另外，汤漳平、陆永品先生更提出新说，认为“《九歌》是屈原在宫廷任职期间观看了祭祀歌舞后写下的诗篇”⑨。惜无史料佐证，仍然是悬揣之词。
对于王逸的话不盲目信从是对的。例如王逸认为屈原作《九歌》系“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云云，是没有根据的。王逸是个儒生，之所以有此认识，因为他受到儒家“微言大义”说的薰染，不免把屈赋处处拉扯到：“忠君忧国”上来。另篇且不细论，就《九歌》而言，便和原义相悖了。⑩《九歌》是祭鬼神乐舞曲，或径自目之为“巫歌”。屈原只是给以加工再创作，与另外的作品题旨自然迥异其趣。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全盘抹煞王逸之言。王逸讲屈原和屈赋的历史，决不能信口开河。他论定《九歌》是屈原作于晚年放逐沅湘之时，必有根据。屈原早年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可能临沅湘流域这样蛮荒之地的。他若非亲身“窜伏其域”，接触百越─苗蛮的巫文化，很难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九歌》。
有一个往往使研究搅杂不清的问题，在此简单给以阐释。那就是沅湘《九歌》与中原《九歌》的关系问题。对此，我有专文详加说明，可以参看。(11)经过探索思考，个人认为，沅湘《九歌》本来当无篇目、题名（或者佚失了），屈原“见而感之”，在“更定其词，去其泰甚（前引朱熹语）时，“便以楚人熟悉的中原《九歌》来命名沅湘祭神乐舞曲。”(12)这样做，大约亦为“更定其词”的内涵之一。
就作品风格、情调来推断著作期。有点儿“玄”，很难把握住。一个作家写作的风格、情调往往并不一致。郭沫若说：“《九歌》中，《桔颂》一篇，体载和情趣都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13)游国恩先生却称：“《桔颂》……很可能是再放时所作。”理由是“似乎这桔树就是屈原在江南途中所见”(14)，那是说《桔颂》作于屈原晚年了。两相差距少说也有30年，真格令我辈搔首踟蹰了。
从作品内容实际着眼来考定写作时间，应该说较为可靠，值得信赖。可是，游国恩氏所言，一是对南、北《九歌》的承传关系没能理顺（参注(11)所引拙文）；二是受微言大义说的影响，有些夹杂不清（参见注⑩）。而且《九歌》有些内容实际，游先生并未弄清楚。譬如以“为国牺牲的战士”来释《国殇》，就很可能不准确。(15)那么，即难怪训释其著作期出现舛误了。
三
《离骚》是屈原失意后写的伟大诗篇。各家说法虽多达30种(16)，但作于屈原失宠后的认识倒是一致的。《九歌》中的诗句铸造与艺术境界很多与《离骚》相近似，可证此二赋的写作时间不会距离太远。
举例来说，《离骚》言“女须之婵媛兮”；《九歌》则称“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湘君》）。《离骚》言“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九歌》则谓“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云中君》）《离骚》言“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九歌》则云“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云中君》）《离骚》言“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九歌》则称“岁既晏兮孰华予。”（《山鬼》）如此等等。另外，《九章·涉江》明言’年既老”，显然是第二次流放江南所作。《涉江》有“与日月兮同光”语，几全同于《九歌·云中君》“与日月兮齐光”。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九歌》不会作于屈原青年时代。一个作家在成熟后，还“抄袭”自己年轻时作品的意境甚至词句，是难以想象的。平庸的作家也不至于如是，况屈原乎！
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公元172-842年）的生平遭际颇类屈原，政治改革失败，被流放外地20余年。他的名篇《竹枝词》即有意摹仿屈原《九歌》。《竹枝词·序》略云：
“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
刘诗他篇或义愤填膺，或激昂慷慨，或幽讽讥刺。如“守吏能燃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行》）；“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平祭州》三首之一）；“逐客憔悴久，故乡云雨乖”（《卧病闻常山旋师》）；“撮蚊袄鸟亦夜飞，翅如车轮人不见”（《秋萤引》）等等，多有类于屈赋《离骚》、《九章》。《竹枝词》（以及同类的《杨柳枝词》、《纥那曲词》等）则否，同于《九歌》，表现的是男女情怀，离人愁绪，只在诗内飘荡着淡淡的哀愁。譬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千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等语，意境与《九歌》相通，我们仿佛发现其中晃动着二湘、山鬼等的身影。
而《竹枝》之类，并非刘禹锡踌躇满志时于书斋伏案的作品，而是作于贬斥流放困顿时刻。(17)如果没有这种流离颠沛的生活，他是无缘深入社会底层，写不出此种艺术境界高超的诗篇的。屈原《九歌》的再创作正与此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青年时代的屈原，大得楚怀王宠信。锦衣玉食的诗人，春风得意，目无下尘，岂能写得出《九歌》？
我们既然信从王逸“《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前引）的话，那就一并信从他说的屈原作（再创作）《九歌》是在晚年“放逐、窜伏其域（沅湘）”之时。因为舍此别无更好的抉择，除非新发现《九歌》作于诗人年轻时的过硬的证据。
注释：
①徐中舒《九歌九辩考》，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1940-1941年)。
②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中华书局，1948年。
③详《沫若文集》17卷、第147-156页。
④李大明《九歌论笺》第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第195页，中华书局（上海版），1958年。
⑥(13)《沫若文集》2卷，第342、437页。
⑦(14)游国恩《楚辞论文集》第310、300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⑧杨白桦《楚辞选析》第71-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⑨汤漳平、陆永品《楚辞论析》第5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⑩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第72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12)拙文《中国和南楚〈九歌〉的关系及异同》，《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6期。
(15)拙文《〈九歌·国殇〉祭祀战神蚩尤说》，《文学遗产》1985年4期。
(16)《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典文学研究动态》第9-11页，中华书局，1993年。
(17)参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周本淳校正）第1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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