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述评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最优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中，货币政策规则是一个相当重要和前沿的研究课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所要处理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时间的一致性，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不应该有通货膨胀的偏差。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存在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论和规则论(Fischer,1990)。20世纪70、8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崛起，批评了凯恩斯主义者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最优货币政策是保持一个比率，使得名义利息率降至为零。而要保持这样一个比率，就需要钉住货币发行量，实行单一的货币供给规则，这样才能达到帕累托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著名的“弗里德曼规则”(也称F-规则)。布洛克(Brock,1975)用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money inutility-function model)、Lucas和Stokey(1983)利用货币-信贷的现金先期约束模型(CIA)都证明了弗里德曼规则是成立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中央银行的决策者不受政治决策的影响，往往能更好地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时间一致性(Barro & Gordon,1983a; 1983b)。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货币存量的精确度量越来越不可能，这时单一货币规则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遭到严重的削弱。而且，随着政府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越来越成熟，以及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对利率操作规则的重视与日俱增。利率规则是通过考察产出的相对变化和通货膨胀的相对变化来调整利率的操作方法，通过利率的调整达到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目标，著名的泰勒规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率调整规则(Taylor,1993)。现代货币理论对于利率规则的讨论基本上是按照泰勒规则展开的。
一、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
从数量规则到利率规则，所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结论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变量——政府的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只是从货币因素(包括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的冲击和实际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冲击寻求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例如在一个简单的IS-LM模型中，Poole(1970)证明，从稳定价格水平的角度来说，如果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实际因素，则钉住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能较好地稳定价格水平；如果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货币因素，则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能更好地稳定价格水平。但是，随着政府财政活动的加强，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的成熟，政府的预算约束平衡的涵义也和以前大大不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FTPL)，其研究的核心就是基于财政政策货币当局应当采用何种货币政策规则，以达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最优。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沿着三条思路进行研究(B.T.McCallum,1999)：早期的文献是由Sargent和Wallace(1981)做出的，他们将这种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称为弱式的FTPL。他们认为：当政府赤字过于庞大时，就会产生一种外部性，这个外部性最终会使中央银行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买单，政府负债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是通过货币创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这一点使得此理论明显具有货币数量论的性质，和Barro-Gordon模型一样，所蕴含的政策建议都是要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然后按照单一货币供给规则制定货币政策。但是McCallum(1990)认为，中央银行不一定会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因为政府并不能强迫私人购买公债，如果政府不能在公开市场上有效地出售公债，货币创造的机制就大打折扣。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第二条思路是沿着Barro-Gordon模型进行的。Barro-Gordon模型从损失函数的角度研究最优财政政策和最优货币政策的关系，Alesina和Tabellini(1975)认为如果货币当局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就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而Debelle和Fischer(1995)在Alesina-Tabellini模型的基础上又加进去一个社会函数，其偏好既不同于货币当局也不同于财政当局，结果是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是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行单一货币供给规则。
上述两条思路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要求政府的预算约束必须是当期平衡，通货膨胀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货币的数量，单一的货币供给规则应该是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这和F-规则没有本质的区别。
基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最近研究成果是由Leeper(1991)、Woodford(1994；1995)、Sims(1994),Cochrane(1998；2001)等人做出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或称为强式的FTPL。首先，政府的过度支出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水平提高(包括基础货币的增加)。政府负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通过价格变动的财富效应进行的，即价格的变动会使人们改变对其外部净资产(net outside assets，等价于政府实际负债的净值或净赤字)的估价，从而导致其私人财富净额的变化，进而私人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市场出清保证惟一的均衡价格水平存在。那么这个市场出清的过程是怎样达到的呢？如果政府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其性质是非李嘉图等价的，那么在政府实际支出路径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总需求增加。政府的支出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但并不需要在将来增加税收来偿付政府负债，而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比如公开市场上的操作)来降低实际利率。这一方面可以使得政府的实际未清偿的负债水平有所减少，同时也减少了私人净资产的实际价值，从而减少市场上的总需求，直到价格水平提高到一个均衡的水平，使政府预算重新达到现值平衡，同时使市场的总供给再次等于总需求，市场出清。
所以，FTPL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在于李嘉图等价在扩张的财政政策时是不成立的，无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Woodford,1995)。在内生货币体制下，公开市场的操作使得货币供给的增长和价格水平的决定过程是同期的。但是货币数量对于均衡价格水平的确定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市场需求是对公债(居民的净资产)的实际价值的减少做出反映，而非对实际货币余额的减少做出反映，从而保证了政府预算的现值平衡和个体消费者预算的平衡。强化这个决定过程的方法是在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中考察FTPL是如何成立的(Cochrane,1998; 2001)。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下，Cochrane发现，对于长期债券，人们看中的是它的现值收益(这与政府剩余即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支出的现值正相关)，对于短期债券，人们看中的是它的当期收益(这与政府的当期剩余正相关)。假设初始时刻是均衡的，如果实际经济面临一个不利的冲击，使得政府开支扩大，而政府又不愿意增发国债，这时候面临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增加，通胀压力变大，政府预算和市场都出现了非均衡的状态。为了恢复均衡状态，在公开市场上政府回购短期债券，相应地卖出长期债券。由于当期政府剩余的减少，人们不愿意继续持有短期债券，政府的回购也使得短期债券的市场价格不至于突然下降和使利率突然上升。但是长期债券的增加稀释了原有长期债券的收益现值，在未来政府支出路径和政府剩余现值不变的情况下，这会使未来通胀上升，减少人们手中持有的债券的净收益和需求，从而逐渐使得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恢复政府和市场的均衡。相反，如果出现另一个有利的实际冲击，使得政府当期剩余增加，政府在公开市场上按相反的手法操作，最终使总需求上升，市场恢复出清。
事实上，由于假定了政府现值支出路径的不变性，要保持政府预算的平衡就需事前确定其所要得的铸币税现值。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预算平衡约束：政府税收现值+铸币税现值=政府支出现值。转化一下可以变为：
名义债券/价格水平=政府支出现值-政府税收现值=政府剩余现值(1)
当政府剩余现值不变时，价格水平的变化只是政府债券数量增减的结果。这就是FTPL的核心思想。由于在这个理论中，货币数量对于价格水平的决定只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货币当局只需要找到一个工具钉住政府债券的数量就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了，这个工具就是利率。由于政府事前确定了其所要得的铸币税现值，假设通胀率等于名义利率除以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由生产条件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一般比较稳定。这时，把利率作为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使市场出清和政府的预算约束保持现值的平衡，也就能够确定一个均衡的价格水平和通胀水平。下面一节主要介绍这样的利率调整规则。
二、最优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整规则
既然这样的利率调整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价格水平是由财政政策决定的，那么在讨论最优利率规则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在分别实施李嘉图规则的财政政策和非李嘉图规则的财政政策的时候，什么样的利率规则才是最优的。
在这样的框架下，最优的利率规则其实是一套纯粹钉住利率目标的操作系统，这就要求一个利率反馈机制，使得它对于名义变量均衡值的稳定性(主要是指价格水平或者通货膨胀以及名义产出等)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采用的利率反馈规则有：同期反馈的利率机制(contemporaneous interest-rate feedback rule,也称维克塞尔式的利率反馈机制)、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forward-looking feedback rule)或者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back-looking feedback rule)。按照Leeper(1991)的定义，所谓“消极的”货币政策是指当前的决策只对当前的和过去的状态做出反应，即这是一个适应性预期或者后顾性预期的过程；所谓“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指当前的决策不但要考虑当前和过去的状态，最终要的是对未来的政策预期做出积极的反应，即这是一个前瞻性的预期过程。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政策“积极”和“消极”的含义，利率反馈规则由公式R=ρ(
)表示，其中是指当期的通胀率、过去的通胀率和未来预期的通胀率预期的线性组合。ρ′()＞1表示积极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通胀率上升1％时，名义利率上升的幅度大于1％；ρ′()＜1表示消极的货币政策，同积极的货币政策则正好相反，通胀率上升1％时，名义利率上升的幅度小于1％。
(一)李嘉图等价性质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在李嘉图政策规则下，固定住名义利率的货币政策往往导致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Sargent和Wallace(1975)从IS曲线和Lucas供给函数所组成的实际经济系统描述了这个无利率反馈机制下价格水平的不确定过程。在均衡条件下，由中央银行供给的名义货币的实际价值必须等于私人部门对真实余额的需求，由此确定货币价格的水平。如果货币供给的规则是在固定的利率下提供社会所需要的货币量，那么公众就会预期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价格水平的任何提高都将会伴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这也意味着随便哪个价格水平都是无差异的，所以价格水平也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把某种利率反馈机制和名义锚——价格水平联系起来，使利率对价格水平做出及时的反馈，就会使得利率反馈规则对于预期的货币需求数量产生意愿的影响，则价格的不确定性就会消失(McCallum,1981)。归根结底，这类规则还是一个数量规则，因为他希望利率最终还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化来影响价格水平。
利率反馈的机制可以分为三种：同期反馈的利率模型、前瞻性反馈的利率模型和后顾性反馈的利率模型。本文分别来介绍在这三种反馈机制下建立的最优利率规则模型和推导出的最优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
Leeper(1991)证明了同期反馈的利率规则能够稳定价格水平。同期反馈的利率机制表明中央银行只根据当期的信息(通货膨胀率或价格水平)调整短期名义利率，这是一个典型的维克塞尔式利率规则。在一个拥有无限生命周期的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中，假设消费者也把政府负债作为净资产纳入其效用函数，政府可以通过预期的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征收铸币税。预期的通货膨胀通过扭曲私人的货币需求决策从而使政府攫取财富，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现存的名义负债贬值从而为政府提供铸币税收入。在李嘉图规则的约束下，政府只有采取消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持预算约束的平衡。这时消极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征收直接税来防止实际债务水平的膨胀，进而支持积极的货币政策，因此只要确定一个固定的货币供给路径，均衡的价格水平就是稳定的。
但是Woodford(1994)认为，在一个固定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规则中，要么不存在完美预期均衡(perfect foresight equilibrium)，要么只存在太阳黑子均衡，这两种情况都导致均衡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和价格水平稳态均衡的确定性目标是不可兼得的，因为要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只有比较高的货币供给增长才能实现，而较高的货币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
Benhanbib等(2001；2003)与Grohe等(2003)在Leeper同期反馈的利率模型的基础上，在粘性价格条件下考察了李嘉图等价性质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这个模型强调了厂商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在粘性价格模型中，假设每个厂商对其产品的定价都是不同的，且消费者对单个厂商的价格弹性小于负1，当单个厂商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1个单位时，其相对的产品需求份额的减少(或增加)幅度大于1个单位，这个性质表明市场价格粘性的特性。如果采取的是消极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运动轨迹由多条路径渐进地收敛到稳态，这是一个完美预期的多重均衡解，因此价格水平是不确定的。如果采取的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若通货膨胀的变化与实际通胀水平对均衡通胀水平的偏离呈正相关关系，那么均衡的价格水平就是惟一的，即价格水平具有确定性；相反若通货膨胀的变化与实际通胀水平对均衡通胀水平的偏离呈反向关系，就意味着有无数条路径收敛到均衡值。因此，如果价格是粘性的，消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结合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
上面结论和Clarida等(2000)粘性价格模型的结论正好相反，原因在于前者假设利率反馈规则是同期的，理性人的行为带有更强的适应性预期性质；而后者是一个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在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下，最优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消极的。
Benhanbib(2004)利用一个滞后性的连续时间模型研究了最优的利率反馈规则。假设价格能够灵活变动，通胀和名义利率都是连续变化的。如果政府财政政策是李嘉图等价性质的，政府赋税是一次性总额税，则最优的货币政策仍然符合货币数量理论，货币创造能够充当一种政府征收铸币税的手段，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仅限于货币创造的作用，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的搭配就能够稳定通货膨胀水平。
(二)非李嘉图等价的性质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因为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着扭曲性税收和流动性约束，李嘉图等价并非能大量存在，而非李嘉图等价才是实际经济的常态，这个命题才更接近于对实际经济的描述(Woodford 1994; Benigno & Woodford,2003)。非李嘉图等价引入财政政策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和家庭对于未来金融财富约束的预期，这对于最优利率规则中均衡价格水平稳定性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假设下，FTPL认为当财政政策不能决定价格水平时，货币数量也不能决定均衡的价格水平，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于财政政策的，因此FTPL把财政政策作为解释价格水平决定的合理变量。与李嘉图等价的情况相比，这时候的最优政策组合是消极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维克塞尔式反馈机制的货币政策规则使均衡价格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中央银行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逐步地调整利率，即实行平滑的利率规则(Woodford,1999; 2003)。
在Leeper(1991)建立的一个货币在效用函数模型中，货币当局采取利率的同期反馈规则，当积极财政政策和消极货币政策搭配时，价格水平的决定就取决于政府债务的总供给，而名义利率取决于货币对于债务的比率。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和消极货币政策的搭配要求未来有较高的货币增长，所以现在货币的收缩会提高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这就是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意义。在这种政策搭配规则下，货币政策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财政当局如何面对实际债务调整直接税。当现期税收对现期债务水平不做出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时，意料之外的货币供给紧缩立刻提高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债务并降低了实际余额。如果价格水平的反应是滞后的，当预期将来的直接税随着实际债务的上升而增加时，消费者预期将来财富额将减少，货币供给紧缩使得名义利率下降，消费者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减少债务的持有，这就要求当期的通货膨胀下降。反之，当预期将来的直接税随着实际债务的上升而下降时，货币紧缩会导致当期通货膨胀上升。财政冲击通过改变公众持有的名义负债总水平仅仅影响名义值；货币冲击通过改变消费者资产组合中政府负债的构成来影响实际值。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未来直接税不随债务的上升而增加，实际债务的上升必然导致现在和未来更高的货币增长来为债务融资，这样名义利率必然升高以引导消费者持有额外的政府债务。因而，沿着理性预期均衡路径，最终会导致一个静态均衡解。在一个现金先期约束模型中，Woodford(1994)证明这种利率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导致惟一的稳态均衡解，而且与李嘉图性质下的利率规则不同，在这个均衡解上，价格水平稳定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双重目标是可以兼得的。
Branch和Davig(2003)则认为在这样的政策规则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静态的货币均衡解，因为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由于缺少税收平衡的约束，它可以无限地维持政府财政赤字，并导致政府债务的无限膨胀，政府债务压力的增加导致政府过于依赖发行通货、制造通货膨胀来维持政府预算平衡。进而，他们认为如果实施的利率规则不是同期反馈的，而是一个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或者一个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那么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能够产生一个局部惟一的静态理性预期均衡。而且，沿着这个理性预期均衡路径，通胀水平取决于政府发行的债券，这不是一个货币主义的均衡解，价格水平的决定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
在前瞻性利率反馈规则下，利率目标对将来预期的通货膨胀产生反馈和调整。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能够很好地反映预期因素对于当期均衡稳态值的影响，也使得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和当期决策之间有更大的透明度，增强了政策承诺的可信度，从而价格水平更易于趋于稳定状态。
在非李嘉图等价成立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前瞻性反馈规则不但导致了通货膨胀偏离均衡路径，而且还使得货币政策不能对冲击做出及时和充分的反应，产生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这是由于在最优化的行为中，动态规划的原理意味着在每一时刻最优化决策应该仅仅取决于受过去控制因素决定的状态变量，这些状态变量反过来作为控制因素又决定了预期将来的目标路径，所以忽视了过去和现期的状态也就无法掌控未来。而从后顾性的反馈规则的角度更有利于使人们对未来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也符合理性人的优化行为方式(Svensson & Woodford,1999)。
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表明当期名义利率对过去一期的通胀水平做出反馈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个货币利率规则下，为保证财政能够偿付和惟一均衡解的存在，货币当局必须采取消极货币政策，允许通过价格对名义债券和货币价值进行调整以确保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得到满足。假设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名义利率的正冲击，这个冲击改变了名义债券相对于名义货币的相对收益，使得个人用债券去代替货币。为了使政府的预算约束得到满足，就需要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当局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即对利率针对滞后的通胀做出积极的反馈，那么对当前的通胀就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由于当前期的通货膨胀更高，到下个时期货币当局将更大幅度地提高名义利率，但这将导致名义债务对货币的又一次替代，并将使通胀位于爆炸性路径之上，从而实现了一种自我预期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当局必须对滞后通胀做出消极的反应，而前瞻性反馈的利率规则要求货币政策是积极的。
Benhabib等(2001；2003)在价格粘性假设下研究了维克塞尔式的利率反馈规则的效果。在消极货币政策下，存在着惟一的一条均衡路径收敛到稳态；在积极的货币政策下，价格水平的均衡是多重均衡，且只能渐进地收敛到稳态水平。所以在粘性价格下，最优的政策组合是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结合。这个结果与Woodford(1996)所建立的粘性价格的离散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模型中生产函数不包括厂商对货币的需求，生产成本不受名义利率运动的影响，从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结合也能够导致实际均衡的稳定性。
仍然在粘性价格模型中，现在假设利率反馈规则分别是后顾性的和前瞻性的，可以用公式表达为：R=ρ(π[P])和R=ρ(π[f])，其中，π[P]和π[f]分别是过去利率和未来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除了利率反馈规则做出修改外，其他保持不变，进行优化，结果得出与同期反馈的利率规则不同的结论。这时候名义变量的确定性与消费者偏好和厂商的技术有关。由于π[P]是一个前定变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因此在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下，要么价格的均衡是确定的，要么不存在均衡，这时候积极的货币政策更有可能导致均衡价格水平的确定性。在前瞻性的利率规则下，由于π[f]不是前定(non-predetermined)的，因此通胀一定存在均衡，可能是确定性的也可能是不确定性的，这时候消极货币政策更有可能导致均衡价格水平的确定性。
Benassy(2003)在一个生产性的货币迭代模型中，通过Sargent-Wallace模型研究利率反馈的政策效果。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上的作用是不对称的，他的研究表明，采用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如果当局的行为是同时最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优的货币政策使得名义利率值i[，t]=0，相当于货币主义的均衡解；最优财政政策要能够对外在的需求冲击进行反周期的反馈，而对生产冲击和劳动冲击做出正的反馈。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政策组合是消极的货币政策(名义利率为零)和积极财政政策。在商品市场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能够完全消除商品市场中的不平衡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非李嘉图等价条件下，只要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充分地大于交换经济中自然的实际回报率，在消极的货币政策下，利率反馈规则也能够保持价格水平存在一个确定性的均衡解(Benassy,2002)。
(三)基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和泰勒规则之比较
当代对最优利率规则的研究始于Taylor(1993；1998)，本文所介绍的基于财政主义的最优货币规则也是把利率设定为实施最优货币政策的工具，在这方面二者是一致的，所以也有许多可比之处。
首先，泰勒规则中名义利率不仅仅对于价格水平(或者通货膨胀)进行反馈，还对产出的缺口做出反馈和调整。而本文基于财政政策的利率反馈规则则是纯粹的钉住价格水平并做出反馈和调整。
其次，在泰勒规则中，并不考虑财政政策的问题，而是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看作是有不同目标的、独立的政策操作系统；基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货币政策则考虑了财政政策在对付实际冲击和名义冲击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价格水平方面的作用，从而得出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最优状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也都是最优的。
第三，由于泰勒规则没有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二者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无论同期反馈的泰勒规则还是前瞻性的扩展泰勒规则都主张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才能更好地稳定价格水平(Clarida,Gali & Gertler,1999; 2000)；基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货币政策由于把非李嘉图财政规则作为假设，认为消极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是最优的，并且主张最优的利率规则应该是同期反馈和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
这些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对于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作用的不同认识，到底是货币供给数量还是政府财政赤字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水平。赞成货币供给数量决定论的最优利率规则有利于积极货币政策的实施；赞成政府赤字决定论的最优利率规则更有利于消极货币政策的实施。
三、结论及最优利率反馈规则的问题
FTPL以及基于这个理论之上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产生有其实践上的深刻背景。一方面，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和创新工具从某种程度上使得传统用来衡量货币供给量的指标(如M1、M2和M3)越来越难以准确测度实际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和需求量；另一方面，公开市场操作也越来越成为货币当局进行货币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公开市场上，中央银行通过调整短期拆借利率或其他基本利率使名义利率钉住通货膨胀水平。而正式公开市场的操作才使得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问题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基于财政主义的货币政策要求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首先是采用同期的或后顾性反馈的利率规则，然后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消极的货币政策才能使政策组合达到最优。目前这个问题大多还在理论的层次上讨论，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最优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不多，一方面在于在实践中检验李嘉图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在于实际货币政策实践中纯粹的钉住利率目标的操作手段并不多见，大部分货币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调控通货膨胀，还根据产出的缺口进行名义利率的调整。
尽管如此，这个理论对我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践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李嘉图等价的性质，这使得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次，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一直遵循货币数量理论，过度依赖于银行渠道来相机地调控货币的供给，即采用的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导致这些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呆账急剧膨胀，资产—负债比率过低，从而使国家财政存在潜在的负债风险。如果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把货币政策规则从数量调节转到利率调节，并把消极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运用，就会使市场对通货膨胀水平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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