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全浊音声母“演变”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浊音论文,声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从保留至今的古汉语语音资料来看，自元代中期始，汉语南北方音的最大区别是以吴语为代表的一些南方方音中存在着一个与全清、次清、次浊音声母相对应的全浊音声母系列，而以中原地区语言为代表的北方话中则完全没有全浊音声母。这种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近些年来有些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者陆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宋以前在所有汉民族语言中都存在一个全浊音声母系列，经过唐宋两代的逐渐演变，到元代中期，北方话中的全浊音声母便全部演变成了清音声母。笔者对这个“演变”说长期持怀疑态度，最近几年经过反复钩稽，终于获得了一部分与前面所说的意见出入很大的语言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汇总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自周秦汉以来，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存在着一个没有全浊音声母的大方言区，元代中期以后的北方话是对这一地区古代方音的继承，而不是全浊音声母从有到无逐渐被“演变”掉了。
关键词 吴音 中原音 坊中语 全浊音声母演变 清浊交混 清浊异读平分阴阳 浊上归去
近代以来，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者们大多是把明清以后古音学家所考定的上古音系、《切韵》《广韵》一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代音系以及现代普通话音系，看作同一语音系统的历史发展而考察其发展演变轨迹的，所以便把在《切韵》《广韵》一类韵书中都存在一个与全清、次清、次浊音声母配伍整齐的全浊音声母系列，而在《中原音韵》中全浊音声母则全部消失，看作是汉语声母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并把全浊音声母从有到无的演变条件和演变的起始时间作为两个重点问题进行研究。其间，从事研究的人数不可谓少，研究的时间也不可谓短了，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的成效却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反映在全浊音声母的演变条件方面，虽从《广韵》和《中原音韵》的对比中归纳出了“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的对应关系，但要进一步问个为什么，却从未有过满意的答案。在演变的起始时间方面，则意见颇为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起始于宋代，有的学者认为起始于唐代，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六朝以前的古声母中本来就无清浊的分别[①]。
为什么经众多人研究多年，在全浊声母“演变”的这个问题上研究成效一直达不到理想的程度呢？笔者曾为这个问题困惑多年，近来重读周祖谟先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反复琢磨之后，方才有所感悟。周文在《序言》中说：
夫语音有方俗之异，自古而然。未有韵书之前，固无论矣，即有韵书之后，字有定音，而四方之人，语音各异，其间轻重清浊，亦不能与之尽合[②]。
这段话的确是道出了问题的症结。其中所说的韵书，就是指《切韵》《广韵》一类代表中古音系的韵书，所谓“字有定音”，是指这类韵书给每一个汉字所注的音读；而所谓“四方之人，语音各异，其间轻重清浊亦不能与之尽合”，则说明这类韵书所建立的语音系统跟“语音各异”的任何一地方音的语音系统都不相同，因此要把无论哪一地方的方音纳入这个语音系统，都是“不能与之尽合”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轻重清浊”四字。如前所说，在《切韵》《广韵》一类韵书中都存在一个与全清、次清、次浊音声母配伍整齐的全浊音声母系列，而“轻重清浊”方面“亦不能与之尽合”，则说明在某些方音中未必也存在这样一个全浊音声母系列，周先生通过对与《广韵》成书时间相差无多的《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的考证，就证明在宋代的汴洛地区语音中是没有全浊音声母的。
《切韵》的承继之作《广韵》，一向被认为是代表中古语音系统的典型著作，为什么就连同时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亦即代表当时共同语的汴洛地区的语音，“亦不能与之尽合”呢？这就有必要对这类韵书的性质再作明确认识了。
在《切韵》系韵书中，《切韵》是首始之作，承其后而制作的《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韵书，性质与之基本相同。因此，只要对《切韵》一书有了明确认识，也就解决了对别的同类韵书的认识问题。
关于《切韵》的性质，也就是该书到底代表什么地方的语音系统，从唐代以至于今天，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其中有吴音说，长安音说，河南音说，南北方音杂糅说，以洛阳音为主参合个别方音音类说，各个方言的最小公倍数说，金陵邺下雅言参酌行用的读书音而定的文学语言说，以当时的河南音所代表的共同语语音为基础兼采一些古音和其他方音音类说等等[③]。
统观这些说法，其意见所以如此分歧，与各家对《切韵序》的理解和作者本意不尽符合有着重要的关系。
应当说，陆法言在《切韵序》中已把《切韵》的性质阐述得相当清楚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切韵序》的重要部分节录于下：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宦，十余年间，不遑修集。今反初服，私训诸弟，凡有文藻，即须声韵。……遂取诸家韵书、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是非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
上面这段序文就已说明了《切韵》的性质，如果再参以有关史料，可能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为清楚一些。
据周祖谟先生考证，在参与《切韵》制作前期讨论工作的八人中，刘、颜、萧是南方人，幼年时代都可能居住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而且都曾入仕于南朝；卢、魏、李、辛、薛是北方人，而且都曾长期居住在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④]。由此可知，前三人应对以金陵为中心的吴音更为熟悉，后五人应对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音更为熟悉。他们在讨论中涉及到的“南北是非”，也应当是指以金陵为中心的吴音和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音的优缺点。由于他们对两地语音在熟悉程度上各自不同，在讨论中正可起到取长补短互相校正的功效。执笔成书的陆法言虽然一直生活在北方，但他所编撰的韵书既是以上述八人的讨论结果为基础，那么韵书所建立起来的语音系统必然是兼概了吴音和中原音在内的。序文中还提到，他在正式编撰韵书时曾拿来以前的“诸家韵书、古今字书”作为参考，这又说明韵书中还吸收了一些古音成分在内。而“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八字，则说明陆氏编撰韵书时凡遇到吴音和中原音不同的地方时，是坚持了从精不从粗、取分不取合原则。即以声母的清浊而言，就必是取了清浊有别的一路方音，未取清浊不分的一路方音。如从南北语音的历史来看，清浊有别者当属吴音，而中原地区的语音在当时就未必有清浊的分别了。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度，而是有语言材料为依据的。
为了消除在全浊音声母从有“演变”为无这个问题上的困惑，笔者曾集中阅读了一些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汉语语音史论著，并查阅了一些可借以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始语言材料。从中发现，自周秦汉三代始以至于近现代，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一些全浊音声母与清音声母交混不分，从而可以说明有的方言区自古就无全浊音声母的重要语言材料。因为元代以后的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北方，无全浊音声母的事实已为广大学者所公认，所以本文只将元代以前的这类语言材料按照历史顺序简要地分期序列于下，然后再分析它们所可说明的问题。
周秦汉三代。这一时期虽然历史最为久远，但通过古代字书、用字假借和古书注解保留下来并足以说明清浊音声母交混不分的语言材料还是相当丰富的。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列举四项。一，《说文》中的谐声字。《说文》所收字，都是汉代以前的经典用字，清人朱骏声据《说文》所收谐声字归纳出80多个谐声偏旁，在这80多个谐声偏旁中，用中古韵书所注反切来衡量，除属于来母和次浊音声母的偏旁不计外，其余偏旁所构成的谐声字，几乎都存在全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互谐的情况，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就不必具体举证了。二，古书所用通假字。据张儒同志统计，在地下出土的秦至汉初十部手抄本简帛书中，所用通假字属于各声母互通的共出现了4421次，而全浊音声母字和清音声母字互通的就达1144次，占各声母互通总次数的四分之一还强[⑤]。另据周玉秀同志对《周易》等十三部古书中部分篇章所用通假字的考察，也都存在全浊音声母与清音声母相通的情况[⑥]。两位同志的考察和统计都说明在周秦汉三代，全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是交混不分的。三，古书异文。在唐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中收录了大量古书不同版本的异文，各书的异文也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全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交混不分的情况。如《尚书·禹贡》注：“埴，郑作
”，“埴”为禅母，“”为章母；《尚书·梓材》注：“付，马本作附”，“付”为帮母，“附”为并母；《尚书·顾命》：注“咤，字亦作宅”，“咤”为端母，“宅”为定母；《尚书·吕刑》注：“吁，马本作于”，“吁”为晓母，“于”为匣母；《尚书·微子》注：“靖，马本作清”，“靖”为从母，“清”为清母；《尚书·洪范》注：“殛，本或作极”，“殛”为见母，“极”为群母，等等。四，《说文》用“读若”注音的字。笔者对陈刻大徐《说文解字》中用“读若”注音的450余处作了约略考察，据徐铉所注切音，其中被注字和注音字读音不完全相同的有200余处，属声母不同的有130余处，在声母不同者中属清浊不分的有50余处。若把极少数因传抄翻印而致误者除外，清浊不分者占读音不完全相同的四分之一，占声母不同的三分之一还强。上述语言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都涉及到唇、舌、齿、牙、喉各类声母，看来并非偶然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可据以了解全浊音声母与清音声母交混不分的材料较少，但也不是一点没有。首先是《广韵》所注的又音。《广韵》注音，多存在一字多音现象。周玉秀同志曾作统计，《广韵》共有又音字2000余个（重复者不计），其中有500多字属清浊异读，占又音字总数的四分之一，占声母不同的又音字的二分之一还强，而且在舌音、牙音、齿间、唇音等各类声母中都存在清浊异读的情况[⑦]。在《广韵》的声母系统中是清浊划然分明的，它的同字又音则是汉魏六朝各书所注直音和切语的汇集。因此，又音的清浊不分，所反映的是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语音特点。另外，在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讥讽北方人读音不正的例证中，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存在有清浊音声母交混不分的情况。颜之推历仕于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四朝，他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南北朝时期，他所谈论的语音也应多是这一时期的语音。《音辞篇》提到的有关清浊音声母交混不分的例证共有四条。如《苍颉训诂》注“稗”字为逋卖反，是混并母为帮母；古书多借“父”字为男子美称的“甫”，北方人不知应读“父”字为“甫”音，误读为“父”字的本音，是混帮母为并母；葛洪《要用字苑》将“焉”字的疑问代词和句末语助词两种用法，分别注为於愆反和矣愆反，江南人一直有此分别，而河北人则混读为一音，是影、云二母不分；河北人有其名为“
”，却自称为“
”，是混以母为书母。四例中，除《苍颉训诂》一条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其作者为汉代的杜林，可作为汉代语音中清浊不分的补证外，其余三条应都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浊不分的证明。
唐宋时期。这一时期反映清浊音声母交混不分的语材料又比较多了，现只举六例。一，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有这样一则语言材料：“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人呼提为堤；……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父。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所谓“坊中语”即今人所说的某地方言。其中称“下”为“虾”，是混匣母为晓母；称“提”为“堤”，是混定母为端母；称“稻”为“讨”，是混定母为透母；称“釜”为“父”，是混奉母为非母（若唐代轻重唇音尚未分化，当属混并为母为帮母）。二，唐人李涪《刊误》对《切韵》提出批评说：“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恐字恨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识之所笑乎？……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予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予今别白上去，各归本音，详较轻重，以符古义，理尽于此，岂无知音。”罗常培先生对李涪的上述意见提出反批评说：“李涪既以《切韵》为非，则在其方音中必已不分全浊上去也[⑧]。”罗先生所说的“方音”，即李涪所说的东都之音；罗先生所说的“不分全浊上去”，就说明在东都洛阳的语音中浊上已经归入去声。在唐代的北方籍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的诗歌中常以浊上字与去声字押韵，又是浊上归去得力的旁证。但浊上归去就恐怕不只是声调的变化了，应与发音的清浊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宋人严粲在其所撰《诗辑》中说：“四声唯上声全浊者读为去声，谓之重道——同动洞独。动洞是重道。盖四声皆全浊者，动字虽是上声，以其为上声之浊音，只读如洞字。今人调四声者误云‘同桶痛颓’，不知‘同’为全浊，‘桶痛颓’皆为次清，清浊不伦矣。”严氏所谓“上声全浊者读为去声”，也说明语言中确有浊上变去的事实；而他所批评的全浊音声母的“同”与次清音的“桶痛颓”相配是“清浊不伦”，则正反映了在当时的实际语言中存在着清浊音声母交混不分的情况。四，宋人张麟之在《韵镜序例·上声去音字》中说：“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如东同皆继以董声，刀陶皆继以祷声之类）。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如一董韵有动字，三十二皓韵有道字之类矣）。或者不知，徒泥韵策，分为四声，至上声多例作第二侧读之，此殊不知变也。若果为然，则以士为史，以上为赏，以道为祷，以父母之父为甫可乎？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观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韵端有深旨。”张氏所说的“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并以“东同董”、“刀陶祷”为例，不仅反映了平声中已有阴阳之分，同时也反映出在当时实际语音中存在有清浊不分的现象。而他说“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云云，则是一种误解。古人制作《切韵》《广韵》一类韵书时，并非人为地把去声字参入上声，在韵书作者心目中，本来就是属于全浊音声母的上声字。至于“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则反映出当时的知识阶层已普遍读浊上为去声了。五，宋人邵雍在所作《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的“十二音图”中把全浊音声母字分为两类：全浊音的仄声字配全清音字，如以群母的“近揆”配见母的“古甲九癸”，以并母的“步白备鼻”配帮母的“卜百丙必”；全浊音的平声字配次清音字，如以群母的“乾虬”配溪母的“坤巧丘弃”，以并母的“旁排平瓶”配滂母的“普扑品匹”，等等。该图反映出在当时清浊音声母是普遍交混的。周祖谟先生据此作出了“全浊之仄声已读同全清，全浊之平声已读同次清”的结论，并考证出这是宋代汴洛地区语音的特点之一[⑨]，确为明见。对“十二音图”中将两类全浊音字仍然明标为“浊”，未与清音字混列，周先生是以邵氏“仍墨守字母家之旧说”来解释的，这倒未必，很可能是为了便于与字母家所制的韵图进行对比而采取的特别处理方式。六，宋人朱熹为《诗经》和《楚辞》所注的切音也反映了清浊音声母的普遍交混。王力先生所著《汉语语音史》对宋代音系的构拟就主要依据了朱熹在《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所注的切语，并判定在宋代的声母系统中是没有全浊音声母的[⑩]。
通过对上面所列这些自周秦汉三代始至元代以前反映全浊音声母与清音声母交混不分的语言材料分析，约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全浊音声母与清音声母交混不分，至少反映了这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语音特点。因为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来自长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作者的著作中，或所记的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语音特点。先以《说文》一书而论，如前所说，该书所收字基本都是汉代以前的经典用字。这些字虽然无法说清具体为谁所造，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周秦汉三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仍在这一地区；因此，这些字不论为谁所造，或为多少人所造，绝大多数为这一地区的人所造则是毫无疑问的，《说文》所收谐声字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正是表现了这一地区的语音特点。而《说文》的作者许慎是后汉汝南召陵人，他以“读若”为某些字注音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也应当是这一地区语音特点的表现。再就古书所用通假字和不同版本的异文来说，汉以前的古书绝大多数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所著，或曾经过这一地区人的加工整理，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其中所用通假字及不同版本的异文所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也正表现了这一地区的语音特点。至于地下出土的秦至汉初的手抄本简帛书，虽然散见于南北各地贵族的墓葬，但当时散居各地的贵族都是由属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分封或派遣去的，他们所用的书吏之类的僚属也多是由北方带过去的，所以这些抄本所用通假字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所表现的也是这一地区的语音特点。再就《广韵》的又音来说，如前所述，它的同字又音是汉魏六朝各书所注直音和切语的汇集，其中魏晋南北朝人撰写的字书、韵书中的切语应是又音的主要来源。据周祖谟先生考证，在《切韵序》中所提到五家韵书的作者中，吕静是任城（今山东曲阜）人，曾仕于北齐；阳修之是右北平无终（今河北蓟县）人，先仕于北齐、北周；李季节是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曾仕于北齐；杜台卿是博陵曲阳（今河北定县）人，先后仕于北齐、北周和隋；夏侯该虽仕于南朝梁，但他的原籍为谯郡（今安徽亳县），也在北方[11]。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给汉字注音的人，应多是取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通用语的语音，《广韵》又音反映出来的清浊不分，也应是这一地区语音特点的表现。假如《广韵》又音收的是吴音，其表现就恐怕不是这样了，《颜氏家训·音辞篇》对南北音所作的对比评说，就是明证。由《颜氏家训》到唐宋时期保留下来的语言材料，大多已由原作者指明是北方话的语音特点，就不必一一详加辨正了。有少数溢出北方话的例证，如荆襄人“呼提为堤”，结合该地区今天的语音特征，也应作深入考察，因不属本文论证范围，也不再赘述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朱熹在《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所注的切语。朱熹是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动在闽语和吴语地区，应当对声母的清浊是能够分辨清楚的，但他给汉字注音却不分清浊，这似乎是矛盾的。仔细考察，也不为奇。应当肯定，北宋时期的全国通用语是以京城所在地的汴洛地区语音为基础语音的，朱熹生活的时间距宋室南渡不到百年，即使在宋室南渡后，由于大批文士随之南迁，其通用语的语音在百年之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且朱熹本人是大学者，晚年又从事教书工作，他会说并重视通用语，这是在想象之中的。所以，他给汉字注音当是取了以汴洛地区语音为基础的全国通用语的语音，也是在想象中的。朱熹的注音，则为周祖谟先生所判定的宋代汴洛地区无全浊音声母又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
第二，由黄河下游地区自周秦汉以来就存在清浊音交混不分的语音特点，可进一步推断出该地区自古就存在着一个没有全浊音声母的大方言区。这是因为对某一地区语言中全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交混不分的表现，只能作出相对的两种推断，或者是没有全浊音声母，或者是没有清音声母，根据汉语语音史和今天各大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其结论只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学者们，正是根据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韵》各小韵中普遍存在清音字和全浊音字相混为同音字的现象，而作出在元代中原地区的语音中没有全浊音声母的判断的。这个判断既然正确，那么，利用历代典籍保留下来的同类语言材料，参之以近代以来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状况，而得出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古就存在一个没有全浊音声母的大方言区的结论，也应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守温三十字母是清浊分明的，许多人都说，这个声母系统是代表了唐末五代长安话或洛阳话的，怎么能说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没有全浊音声母呢？我们认为，守温三十字母代表长安话或洛阳话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守温制定三十字母（假如这个说法无误），目的是用汉语翻译梵文的佛经，并不旨在考订某地方音的声类。而梵文中是有全浊音声母的，为了翻译得更为准确一些，他必然对当时已有的《切韵》和《唐韵》作过精细的研究。他吸收《切韵》和《唐韵》清浊分立的特点而制定出三十字母以适应翻译佛经的需要，这是极有可能的。所以仅据守温三十字母来断定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全浊音声母，是靠不住的。而凭借后代不能明确是代表哪一地区语音的韵书、韵图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靠不住的。有无全浊音声母的最重要的凭据应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原始语言材料，即使是零散的材料，只要集中起来理出头绪，也可以反映出一种总的规律；其次是由现当代活着的方言向上纵观汉语语音的历史面貌，偏离开现当代活着的方言去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势必会发生“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危险。
第三，用《广韵》的声母系统和《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作比较，来断定整个汉语中全浊音声母的有和无，从而探索汉语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过程和演变规律，是极不妥的。前面已经分析到，《切韵》所建立的语音系统是一个包括吴音和中原音在内并吸收部分古音的综合语音系统，它所列的全浊音声母系列应是取了吴音的特点。《广韵》是对《切韵》的承袭，其性质与《切韵》基本相同。《中原音韵》所建立的则是中原一地方音的语音系统，它之所以没有全浊声母则是中原地区语音的真实体现。吴音和中原音这两个语音系统，从整个汉语语音史上来看，就应是处于同一平面的两个不同的方言板块。要把这么两个处于同一平面的方言板块竖起来，想从中探索出语音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比如全浊音声母的从有到无，是无法求出确解的。现在看来，如果变换一种思考方式去研究，或许会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效。
注释：
①全浊音声母的演变，李新魁先生在所著《汉语音韵学》中认为起始于宋代，后在《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见《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一文中修正为起始于唐宋时代，史存直先生在所著《汉语语音史纲要》中认为起始于唐代，周玉秀同志在《古音不分清浊说》（见《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6期）一文中则认为在六朝以前的古声母中就无清浊的分别。
② ⑨见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第581至655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③见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第19至21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④ [11]见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第434页至473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⑤见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2期第37至43页。
⑥ ⑦周玉秀《古音不分清浊说》，《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6期第23至27页。
⑧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82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⑩见王力《汉语语音史》第260至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