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兴业银行巨额损失案看金融业的经营文化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金融业论文,巨额论文,兴业银行论文,损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脆弱性下的金融业风险
(一)法国兴业银行巨额亏损再次锁定操作风险
今年年初，在全球金融业正遭受美国次级债打击的时候，1月24日，原来在法国排名第二、欧元区排名第七的法国兴业银行又爆出其证券交易部一名交易员股指期货交易失败，导致亏损49亿欧元(约合72亿美元)事件，成为法国兴业银行历史上最大的损失案，也刷新了由英国巴林银行期货交易员里森创下的13.8亿美元巨额损失记录。1995年，因里森的日经股指期货投机失败则直接导致了有着230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但似乎法国兴业银行的命运比巴林银行好上许多，虽然在期货交易上损失了49亿欧元，又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将近20亿欧元，但该行在之后的公告中仍公布全年可能盈利6亿～9亿欧元，并由于兴业银行的国有背景，得到了法国政界的支持，迅速拆借55亿欧元的资金弥补亏损，并未发生被收购或大规模挤兑危机。
回顾近年来金融业的重大损失事件，从英国巴林银行投资日经股指期货失败到法国兴业银行投资欧洲各大市场股指期货亏损，中间相隔了12年之久。在这12年里，得益于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迅速复兴，以及重新活跃起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都经历了新一轮全方位扩张，国际金融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风险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加强，在巴林银行相距不远的前车之鉴下，法国兴业银行突然再次出现类似问题着实让人惊诧。其实不仅仅是法国兴业银行，在巴林银行案之后，全球金融业发展中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就是：一边是高声强调着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一边却是不断爆出的巨额投机损失大案。比如2006年Amaranth LLC对冲基金在全球天然气期货投机上损失60亿美元，2007年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股指期货投机失败导致2.3亿欧元损失，还有我国的中航油在原油期货上的巨额亏损等等。这些类似事件令投资者对金融业的风险管理水平产生了普遍质疑，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是各大银行、金融机构的股票普遍下跌，兴业银行股票市值在1月24日从79欧元单日下跌5.09欧元，跌幅6.4%，而自年初以来其股价已下跌了将近25%。
(二)金融脆弱性理论无法解决的操作风险
在风险识别技术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为何还会不断出现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现象呢?传统理论将其归因于金融业与生俱来的脆弱性。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fragility)指的是在金融融资领域所普遍存在的风险积聚过程，包括在直接融资领域和间接融资领域。正是因为存在着脆弱性，风险得以不断积聚，最终必然会周期性地爆发危机。学者主要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个角度来论述金融领域的脆弱性：
在论述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时，主要是指银行机构的风险积聚过程。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克瑞格(J.A.Kregel)的安全边界(margins of safety)假说。克瑞格认为，对于银行业来说，银行家们很重视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因此在各个业务部门都会设定一个安全边界，即可以接受的风险标准，如果各项业务的潜在风险状况超过可以接受的安全边界，则拒绝接受该项业务，只有满足特定边界要求的项目才能最终得以运行。具体来说，对于一项贷款业务，银行会为是否发放贷款设定一个安全边界值，只有贷款人的信用记录和项目的现金流评估高于安全边界，银行才会最终为贷款人授信。对于投资业务，银行同样也会为之确定一个安全边界值，要求其风险头寸不得高于某个值或是亏损额度不能超过某个规模，银行将会随时根据安全边界对投资情况进行检查，以确定其风险状况。但问题是银行家所确定的安全边界值是根据当时经济状况确定的，同时也会参考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安全边界是变动的，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在贷款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扩张，而银行也发现拥有良好信用纪录的企业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其安全边界的设定，或者说，银行并没有变动其安全边界，但现实的经济情况好转使其安全边界相对变低，从而使银行风险悄然增大。对于投资业务也是同样，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发现其投资收益正在变好，可以获得盈利的投资项目增多，原来的安全边界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因此，更多的投资项目获得批准，银行的安全边界被相对降低。但经济不可能永远高涨，当经济发展状况一旦出现恶化，银行就会发现原来的许多项目突然变得无法达到安全边界要求了，面临的风险显著增加，银行的脆弱性演变成确实的损失。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违背原先设定的安全边界，也没有忽视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但最终的结果是风险的增加。就像克瑞格所说：“即使你很努力，但也不能防止它。”
金融脆弱性的另一方面表现是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这一方面的论述也有不少，如金融投机家索罗斯(Solos)的市场自我决定理论，多恩布什(Dornbusch)的汇率超调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金融市场在本质上具有过度波动的特征，这是任何风险防范手段所无法控制的。市场的过度波动特征来源于过度投机行为和市场的技术性约束。过度投机行为来源于金融市场的示范效应，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会迅速增长，由此吸引越来越多的潜在投资者入场交易，当许多的非专业投资者进入到市场中来时，资产的价格将会进一步增长，当资产价格达到完全无法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时候，市场预期最终必然会发生逆转，导致金融市场崩溃。技术性约束在当前的金融市场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原因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逐渐增加，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规则原因而导致的脆弱性时有发生。以期货交易来说，由于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方式进行，一方面方便了投资者可以利用较少的资金从事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从而推动市场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但当价格向着反向运动时，由于保证金的不足额性，也将对投资者产生极大的资金压力，从而迫使投资者平仓操作并导致资产价格的再次大幅动荡。
以上的理论主要解释的是在一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对此，金融从业人员在多年的金融业发展中设计出了多种方式来减少金融脆弱性带来的损失，如在财务上采用更为稳健的政策，计提各种损失准备；在每年利润中拨专项款额建立损失基金；甚至通过存款保险等手段来冲抵损失等。但显然，这些金融风险并不能解决近年来类似法国兴业银行和巴林银行所遭遇的风险状况，这需要其他的理论和解决方式。
二、巴塞尔协议对操作风险的防范与金融经营文化冲突
(一)巴塞尔协议关注操作风险
从兴业银行和巴林银行的案例来看，他们所遭遇的风险不同于上面所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问题，脆弱性问题仅考虑到了金融业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客观风险种类。兴业银行和巴林银行等类似问题被归结为金融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操作风险被认为是由于具体的操作行为不当给金融业所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它更多的是关注由于主观因素处理不当所造成的不利后果，通俗地讲就是由于犯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从概率上来讲，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区别只是错误的大小和危害程度。对于金融行业也不例外，操作风险从来就有，只不过在传统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巨大危害而已。但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业所面临的风险格局，随着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并由于操作不当诱发了多起金融机构倒闭和巨额亏损事件，人们对操作风险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了。在2001年新修订的新《巴塞尔协议》中首次将操作风险问题纳入到了协议当中，并要求在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时加以适当反应。
具体来讲，当前流行的管理操作风险的方法是将其与金融业面临的其他风险统一考虑，如新修订的《巴塞尔协议》中，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要求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进行量化，总体的风险加权资产等于由信用风险计算出来的风险加权资产，加上根据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算出来的风险加权资产之和。这是在风险衡量方面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在风险控制方面采用激励相容的解决方案。激励相容方案就是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之间，充分考虑来自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协调性，通过外部监管引导和促进内部监管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讲，就是监管当局鼓励金融机构采用更加先进的内部风险管理措施，不同的风险管理方法需要的管理成本不同，从简单的风险管理方法到复杂的管理方法成本依次提高，为了体现鼓励性，监管当局依据风险管理水平的不同，允许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率上有所不同，即风险管理水平越高，监管当局对其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越低。这样，风险管理水平较好的机构虽然在管理上成本较高，但却可以较少地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反而可以进一步调整其资产负债的结构，创造更多盈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对比各种资金来源，资本金无疑是成本最高的资源，所以，将风险管理与资本充足率进行挂钩，可以有效地激励金融业改善风险管理状况，降低面临的风险水平。
在金融实践上，这些举措也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在风险管理技术上就产生了众多先进的风险工具，如美国的Riskmetrics模型和Creditmetrics模型，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的Creditrics模型，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些改进都未能特别针对操作风险提出有效的预防和止损措施，在操作风险上栽跟头的金融机构还是时有发生。在分析原因上，有些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出现了问题。在巴林银行事件中，巴林银行没有将交易与清算业务分开，允许里森既作为首席交易员，又负责其交易的清算工作。从而让一个交易员可以同时清算自己的交易又能够隐瞒其交易风险或亏损。在兴业银行事件中，交易员通过仿造交易文件，能够进入未经授权的数据库，并自行完成审批，引发交易。但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存在内部控制制度缺陷只是产生操作风险的必要条件，内部控制总是要由具体的内部人员来进行的，如果内部人主动去规避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制造操作风险，无论多么完善的控制都将面临风险。更何况，完善的制度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管理当中，就像前英格兰银行总裁古德哈特(Goodhart)所说，控制某个问题的某种症状或只是该问题的一部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会意味着受控制的部分此时变成了反映该问题的不良指标。
(二)金融经营文化融合：减少操作风险发生的软环境
从金融企业管理的软环境来看，操作风险从并不起眼发展到当前在金融界举足轻重，与金融企业内部的管理文化分化与冲突有着一定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业，特别是欧洲传统银行的主要业务集中在货币借贷上，通过利息差获得利润。这样的经营方式使得早期的银行家们时刻意识到他们的资金来源于储户的存款，所以在资金使用上格外的谨慎，于是才有了真实票据理论(商业借款说)的流行，即资金的使用建立在可以收回的商业领域，以期在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可以抵押变现。这样的经营方式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谨慎、稳健的经营文化。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在面临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的情况下，不断对自身的经营范围进行突破，以求得更多赢利，此后的银行，虽然同样地注重风险，但也更加注重赢利，在经营理念上更是不断扩展，从最初的资产安全性，发展到流动性和赢利性并重的三性管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银行的经营文化也主导了金融业的经营模式。
但在20世纪中期，随着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多元的经营文化开始出现，逐渐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为代表的稳重型经营文化、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赌注型企业文化和以金融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强悍型企业文化。具体来说，银行业在开展传统的存贷业务和中间业务中依赖的是低风险和广大的客户群。其经营的结果不取决于某一次决策的结果，而是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多数的消费者，向越多的人销售产品，经营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使得其经营文化体现出不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是力争在每一笔业务上获利的稳健特征。而对于投资银行来说，他们偏好的是高风险的长期资本运作。他们的每次投资都在亿万元以上，往往占公司全部资本的绝大多数；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决策获得反馈的速度却又十分缓慢，因为大型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周期都要跨越几个年度以上，这就使他们经常要承担极大的财务风险，决策中不乏赌注的色彩。对于另一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它们投资的金融产品本身风险很大，而同时企业决策是否成功也能够很快从市场上得到反馈，正是这样风险高、反馈快的自下而上环境造就了极度紧张的强悍型企业经营风格，追求迅速成功，获得即期巨额利益成为其经营目标。
本来，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多种金融机构各自遵循着自身的经营理念，相互之间不存在融合问题。但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混业经营大趋势的推动下，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也通过并购等渠道建立了自己的投资银行部门和期货交易等部门。在业务整合的同时，许多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对整体经营理念进行有效融合，从而造成了在稳健经营的大文化下的多种亚文化经营理念并行的状态。以大型银行集团为例，在宏观上，银行集团仍然进行着稳健经营，重视风险管理，但在具体的业务部门上，其经营目标却出现了偏离。如巴林银行和兴业银行的期货交易部门，明显是以盈利为最主要目标在进行经营。这种经营条件造就了冒大风险的价值观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得这些部门往往着眼于迅速取得极大成功，成为行业明星，造就个人和部门成就和财富的传奇。能够在这种氛围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有赌博心理的人，他们能够甘冒得到一切或失去一切的风险，而不是像传统银行职员那样偏好低风险，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个人主义或是个人英雄主义，只要个人能够成功，并不在乎是否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在里森和盖维耶尔身上都体现出这样的行为模式，他们都曾经是本行的明星交易员，也都有着强烈的获利动机，当发生交易不利情况时，这种员工不是选择平仓，而是选择加大赌注，以求翻本，而在这种经营理念下，本部门的风险控制措施也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这样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经营文化差异才是造成近年来操作风险不断出现，破坏力越来越大的内部环境原因。
近些年，虽然金融业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过分地依赖于风险技术的管理，忽视了对机构扩张过程中的文化，或者说经营理念的有效融合，造成了有些部门偏离了总体经营原则，开始自行其是，特别是在金融集团内部新建立的部门中，具体的办事人员不能从意识上认同集团总体目标，而是以局部目标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极有可能增加集团总体风险，并且是以操作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从法国兴业银行的案例中，我们应该看到，作为走向国际化的全能银行，以及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在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不同部门间经营理念的融合和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刻意规避内部管理规范，进行违规操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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