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文化扶贫之路——论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文化论文,之路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3-0016-05
一
贫困是一个困扰世界的话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方针和政策。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揭开了中国反贫困历史的重要一页。
在最近十几年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幅度减少，从1986年的1.25亿锐减至1998年的4200万，从占世界1/4贫困人口下降到1/20的贫困人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是，贫困，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依然十分严峻，已成为当今社会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回顾过去，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线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则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包公放粮，犁耙上墙”这句俗语可谓是这部分贫困者消极无为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这恰好应了陈俊生同志（曾负责国家扶贫工作的国务委员）的那句大实话：“花了1500亿元救济款，买来的是贫困山区群众的一个‘懒’字。”
后来，我国反贫困又转向“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促进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这无疑是扶贫思路上很大的进步，但“造血”必须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必须依靠“内因”。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终难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1984-1993年间，中央财政和国家银行共配置扶贫专项资金381.5亿元（不含银行贴息），根据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权威人士估算，大约有40%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贫，而有的学者估算扶贫资金的“漏出”量已超过50%，甚至高达70%以上。而同时，几乎所有承担扶贫贷款业务的银行和信用社都经历了因借款者拖欠而沉淀大量呆滞、呆帐的教训，相当一部分金融组织至今仍然承担着不良资产的巨大压力。从总体上看，我国扶贫资金的效益不如人意。每年扶贫资金的成倍增长却没有带来扶贫效果的相应增加。
反思多年来政府的反贫困行为的同时，不得不追问贫困者自身：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依靠国家政策和自身努力很快摆脱贫困，而另外一部分人却长期难逃贫困的厄运？贫困的症结也许就在于一个“人”字上。本人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也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大都是头脑比较清醒，有一定文化的人；反之，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极贫户，其家庭成员除患有慢性病或残废，大都是头脑糊涂，没有文化的人。造成这一明显反差的关键正是人的素质差别，即人的智力差别。这也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社会学家胡格韦特说得好：“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外部环境仅仅是条件而非决定因素。人的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仅仅是限制行为反应范围的有机的基础，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于人的文化和人的社会组织。”（注：引自胡格韦特著《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48页。）根据贵州省1983年的调查，在贫困户中文盲、半文盲（尽管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并不完全反映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但是它却是最常用的衡量方法，至少它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占80%，而在富裕户中仅占10%（注：引自李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1993年陕西省的一项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也表明，贫困家庭的劳动力中，中专文化水平占0.34%，高中占8.37%，分别比总体劳动力平均文化水平低0.25和2.37个百分点；初中占41.18%，小学占32.35%，分别比总体平均文化水平高0.93和2.28个百分点；贫困人口中无一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注：引自郑晓英：“略论影响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思想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又据北京大学人口所柳玉芝对六个贫困县劳动力素质与农户经济收入的实证分析，贫困户中的文盲率比富裕户高30个百分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劳动人口比重比富裕户低30个百分点（注：引自柳玉芝：“劳动力素质与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经济科学》1993年第6期。）。这充分说明，只有具有一定文化的劳动者才能及时掌握各种信息，不失时机地改进经营方式，更新生产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收入。从微观层面上看，知识的贫乏或文化的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或经济贫困的结果，也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再从中观乃至宏观层面上看，文化贫困也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据统计，1990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欠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71年、6.24年和4.31年，与之相应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80%、8.42%和13.53%，贫困发生率分别为4.2%、10.3%和17.8%。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
表一 1980年代末国内三大经济带发展指数与文化指数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9年）和《中国人口年鉴》（1985、1990年）；转引自穆光宗：“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物质资源的匮乏并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障碍，相反地，如果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即使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也难以实现持续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由本世纪初的5-20%，增加到五六十年代的50-70%，目前甚至高达80%以上，而我国的科技贡献率仅为30-35%（“八五”时期），贫困地区更低。由此可见，文化的差距也是发展的差距，文化的贫困也是发展的贫困。因此，“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注：引自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二
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长期积淀后，就会形成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进而形成顽固的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或理念），即贫困文化(Cultrue of Poverty)。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使浸淫于这种文化的人无法自觉到它的影响作用，以至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安贫乐贫、自甘“堕落”、没有“进取精神”的一群，而不可救药。这也就是S·沃尔曼(S·Wallman)所指的“甘于贫困”的人，对于任何促使他们发展（比如教育）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以至许多贫困者从贫困的泥淖之中爬起，旋即又陷入贫困的沼泽里。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历久不衰，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被其所吸引，因为许多下层社会的状况的确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性。
“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经济状况的反映。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注：引自〔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464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对一些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注：引自王培暄：“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种思想障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
自1981到1996年十几年间，本人曾先后数十次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岳西县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并且在素有“穷窝子”之称的莲云乡蹲点扶贫达一年，这里贫困的状况令人吃惊，生活在这里的人封闭的观念、麻木的精神和无为的心态更令人震惊。我们不妨具体地看看这些贫困乡民们的心态，以及由这些心态所折射出的贫困文化，是如何阻碍他们的发展，是如何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怪圈”而难以自拔的。
怪圈之一，盖大屋的风气是山区人的一种特有社会心理。当山外人初到贫困山区农村时，仅看房屋外观，他们绝不会相信这里是贫困地区，为什么，因山里农村人新盖的房子，大都是又高又大，可是走进屋里一望，往往是四壁空空，除了地上堆的、梁上挂的那些从山上砍来的树木外，就看不到值钱的东西了。盖3大间、5大间高大的房屋，对于一个还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山区农户来说，确实是要费一把劲的，一般先得积蓄几年，还要背上几年债才能盖起来。盖好的房子就闲置在那里。为什么这些农民不将这些血汗钱用来扩大再生产而将其闲置起来呢？原来山区有一个传统的陋习，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认为一个人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给祖宗传宗接代，要养个儿子，再给儿子娶个媳妇抱个孙子才算完成自己一生的职责。可是为儿子订亲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给未来小俩口盖3间至5间新瓦房；而3大间5大间新瓦房按现在标准最低限度也得要一二万元。积聚盖房子钱总得三五年，盖好房子还欠账也得二三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劳动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哪里还有多少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投入？
怪圈之二，求神拜佛心理。由于山区的地理和文化、经济等原因，居住在农村里的人不少还处于只信神不信人的迷信之中。一次我们到山区某地，看到路上一群群男男女女不绝于途，干什么去呢？去拜佛求子、拜佛治病，而所拜的佛竟是大路边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为什么吸引成千上万人来磕头求拜呢？据说在不久前有几个小学生上学时路过这块石头旁，有个学生说这块石头像菩萨，有的说像观音，回家向家里人一说，开始只有几个人去烧香，后来传开了，相邻乡村成百上千的人到这里绕香磕头，影响扩散到几个乡镇。现代文化的缺乏，必然使各种封建迷信泛滥成灾。目前许多山区的农村迷信、宗法、宗教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地方修家谱、立牌坊、开祠堂之热，令人吃惊。据皖南山区某地抽样调查，近年来，农民加入各种教会和封建迷信组织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0～20%。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穷，二是愚。
怪圈之三，“安土重迁”心理。这也是古老的农业社会的传统心理，山区农村群众直到现在还以不出远门为孝，安土重迁。在笔者蹲点的岳西县莲云乡，有32名女青年由该县劳动局与上海市劳动部门签订合同，被送到上海某纺织厂做工，可不到半年这些女孩子又都回来了，理由一是“想家”，二是“过不惯”。较高的收入和繁华的城市都抵不过山区人的“安土重迁”、“贫而安贫”的惯性心理。这就对人口流动——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构成重大障碍。
怪圈之四，小农的轻商、固步自封心理。山区人商品意识极其缺乏，直到今天还有些农民为挑担子上街卖东西感到害羞，如岳西县头陀区新建农贸市场时，干部动员农民群众把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街上的农贸市场卖掉，农民却说“难为情”。有的农户宰头猪，由于缺钱买盐腌，而使肉在家臭掉，却不知道卖掉几斤肉来买盐，这事外边人听了，会以为你是讲笑话的，而在山区却并不是奇闻。
怪圈之五，“火炉心理”。山里人素有烤火习惯，一般农历9月到第二年4月，他们都要烤火。当笔者已是60岁的人还穿着夹衣到山野里调查时，这里的人就在家里烤起大火来了，反正柴禾不用花钱买，到山上砍就是了，一家人整天围在火炉边，甚至走亲串户时手里还提着火炉，中小学生上学手里也提着火炉。两只创造财富的手都被火炉占去了，试问财富从哪里来？饭从哪里来？衣从哪里来？这里人有句顺口溜：“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这充分体现了贫困山区一些群众贫而安贫、不思进取的心理。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山区人口的这种心态是脱贫路上的大敌，是构成山区人口素质低下的重要内容。
怪圈之六，“等、靠、要”心理。我们长期实施“输血”式的扶贫政策，产生了一定消极作用。山里的人在心理上普遍产生了依赖感，抱着靠老天、靠政府救济度日的依赖心理。作者1988年和几个人在双储村民组作调查时，在那里住了7天，该村民组共14户，我们一户一户地看，一个人一个人地交谈，自认为这次调查可谓细也深也，可是将调查材料与乡政府掌握的材料核查时，发现调查材料严重不符合事实，被调查的农户普遍少报田亩、少报产量、少报收入；多数调查户都装出一副揭不开锅的样子。调查组还没有离开该村就有几份申请救济的报告送来了。弄得大家都叹气，没料到政府单纯实施的救济扶贫起了这么大的副作用，使干部、群众形成了“等、靠、要”的心理状态。这种社会心理对社会进步、对人的积极性的发挥的压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扶贫绝不能这样扶！笔者有一次和省里负责同志一起到山区考察，正当秋冬交接时，俯视山野，所见的良田里到处都是没有翻耕的稻茬。当时省里负责同志责问随从的当地地、县负责同志：“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回答说：“我们三令五申叫群众把稻茬田翻耕过来，他们硬是不动，当作耳边风。至于再种上一季粮食和油菜、红花草等，更谈不到。”为什么当地群众这样懒散，难道真是不想吃饭吗？答案是清楚的。“反正有政府救济，没有吃，有照顾的平价粮；没有穿，自有上面支援的衣被，总之靠政府。”这就是当地群众的心态。就在这个遍野是稻茬懒于翻耕的地方，群众还把支持他们的平价粮小本子拿到粮站去卖，因为自己吃不完。
怪圈之七，“亲上加亲”心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山区人口流动缓滞，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这种客观地理条件与山区人口近距近亲婚配情况直接相关。以岳西县而论，全县40万左右人口中储、刘、王三大姓约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这三大姓是明朝以前从外省迁来的，至今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三大姓之间亲上加亲，几十年重复循环早已形成血亲网络，这与当地人口素质低下无疑是相关的。山区痴呆病人之多，造成社会和家庭的沉重负担，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呆痴病人之间还往往相互成婚，继而繁殖大量呆痴后代。笔者曾对岳西县来榜区呆痴病人和他们彼此之间婚配生育呆痴子女情况作了以乡为单位的调查，调查中了解到，呆痴病人较多的4个乡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偏僻的山旮旯里，很少与外界社会交往。有的人40多岁了还没有看过一场电影，许多人没有见过汽车，他们只能在极小区域范围内婚嫁，经过一代一代地反复，早已形成血缘关系非常浓密的近亲繁殖，这是贫困山区呆痴病人多，并不断繁衍的重要根源。
山区呆痴病人的配偶，即使不是呆痴病人，也大多是残疾或穷困的人。这样的夫妻组成的家庭，其生活苦不堪言，终身挣扎在困境中。
怪圈之八，贫困户常把自己发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把脱贫希望寄托在多生孩子上。越是贫困山区，人口素质越低下，就越是拼命地生孩子。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才14.2‰，但贫困山区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一般为25‰左右，1985年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11‰左右，但贫困山区仍在20‰以上。
由此可知，“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注：引自〔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从一定意义上说，贫困文化是贫困恶性循环的内在的症结所在。
三
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从我国多年来的扶贫实践和长期的农村调查中，我逐渐体会到，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早在1987年，我曾将上述设想向省委作了书面汇报，提出“以文扶贫、综合治理——对一个贫困山乡的综合改革方案”。获得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同志的赞同后，我即于1988年4月只身来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亲自组织文化扶贫的实验。文化扶贫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第一个基地是因陋就简，办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让那些稍具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民在这里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科技知识。第二个基地是在全乡交通要道两旁设立35个阅报栏，每天派专人将当天收到的报纸贴上，农民可直接接触到来自各方的信息包括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使封闭中的农民群众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就会被新鲜、文明的氛围所代替。第三个基地是结合农时季节，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放映农技录相向广大农民传授实用技术。这一招既能让农民立竿见影地将学到的农业技术用之于手中的农活，又能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学种田的人才。“一个保障”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对干部进行民主选举。文化扶贫实验的结果如何呢？就农民收入的层面来看，文化扶贫前一年，即1987年，该乡人均收入是192元，而到1992年时，该乡人均收入达到900多元。就社会精神文明层面来看，自实行文化扶贫以来，这里的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减少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民从贴报栏和图书室里获得了不少政策法令方面的知识，对干部一惯俯首贴耳的农民开始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抗争了。有的当地干部就曾这样对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发过牢骚：“如果不是你们的文化站、贴报栏，农民哪里懂得利用法律来告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麻烦事。”莲云乡的文化扶贫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引起了中共安徽省委的重视。1992年，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四个地区推广莲云乡文化扶贫的经验（注：见1992年5月17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省委决定推广莲云乡经验”，1992年6月30日《光明日报》“辛秋水扶贫摸出新路子——安徽推广农村科技文化实验县试点”。），肯定了文化扶贫是一条正确的扶贫之路，而且是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新的增长点。原由省委宣传部负责管理的文化扶贫工作移交给安徽省文化厅管理。文化厅将文化扶贫更名为“杜鹃花工程”，并上报国家文化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立项。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以“书记、教授与农民”为题，安徽电视台“中国纪录片”栏目以“扶贫扶人，扶智扶文——记社会学家辛秋水”为题对莲云乡文化扶贫作了20-30分钟的专题报道。中央宣传部在1993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接着其它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文化扶贫实验获得了成功。
可以说，文化扶贫是在总结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物质扶贫深入发展的结果。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文化扶贫不但有益于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而且还有益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农村的现代化。文化扶贫是我国现阶段扶贫的良策，也是农村本世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掀起的中国大扶贫举措的二十多年来，正面经验和负面教训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贫困表现在物质的贫困，而在物质贫困的背后正隐含着人的贫困，即文化贫困。因此，在对贫困地区进行物质投入之外，核心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只有在文化贫困及其所引发的贫困文化消失之时，才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迈开大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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