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统筹联通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4-0029-11
一、引言
城乡差距的拉大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而农村资金的短缺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严重制约其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提高。目前理论界在如何构造农村金融体系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为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就农村论农村，没有考虑城市和乡村金融体系的空间联系，而城乡金融地域系统的长期割裂，会造成农村金融和经济的滞后以及城乡二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第二，现实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且在地理空间承载之上运行。时空尺度撷取的不同往往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分歧，从而难以揭示真正的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而现有的研究缺乏省域城乡金融发展数据的分析。第三，研究的工具比较单一，无法揭示金融系统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不足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将采用经典的时间序列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面板分析以及蕴涵丰富地理色彩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探讨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新思路。
全文围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这一主线展开，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它不仅包括现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改革，而且包括城乡统筹的金融发展体制。金融的发展同样要遵循系统观和统筹观，金融成长如果缺乏与城乡统筹相关的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是很难真正认识和把握其时空演变规律的。城乡金融系统的长期割裂和过度差异会导致显著的马太效应，致使金融发展水平低的乡村和城乡边缘区陷入资金外逃和金融发展落后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具有空间经济联系的相邻地区的协同发展效应，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考虑地理溢出效应，实现城乡金融的有效联动，这不同于以往割裂农村与城市金融地域系统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对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格兰杰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将金融系统细化为农村与城市系统，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城乡金融系统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城乡金融系统具有不同的运行特征，农村金融系统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为后文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2)从两方面剖析农村金融系统的空间联动关系。首先，利用面板数据建立变系数模型，分析不同省区内部城市金融系统对农村金融系统的扩散效应；其次，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根据Moran’s I检验各省区金融系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3)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统筹城乡，有效联通城乡金融网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产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建立形式各异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各变量的名称和意义如表1所示：
其中，RFS=农村贷款/农村GDP，农村贷款采用惯用的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RGDP=乡镇企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UGDP=GDP-RGDP(RGDP与UGDP均取对数以反映GDP的增长变化)；RFE=农村贷款/农户储蓄存款，UFE=(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农村贷款)/城镇储蓄存款；UFS=(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农村贷款)/(GDP-RGDP)；UFIR=各省区城市金融存贷款之和/各省区城市GDP，RFIR=各省区农村金融存贷款之和/各省区农村GDP。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各期，并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部网站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计量分析运用EVIEWS5.1软件，空间分析则采用GEODA095i完成。
三、城乡金融系统的运行特征比较
这里的实证分析致力于剖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此类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大部分都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已有研究多是国别数据或省级数据的分析，没有考虑中国城乡二元性这一特殊国情，因此，笔者将从两个系统，即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展开分析。由于城乡两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反映其运行特征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非平稳性，因此首先进行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如表2所示。
通过对以上6个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进行检验，城市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两个变量均为2阶单整序列，而城市GDP增长为0阶单整。农村系统的三个变量RGDP、RFE、RFS分别是2阶单整、0阶单整和1阶单整。根据协整理论，双变量的单整阶数相等，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多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将平稳的变量作为协整系统的分析变量，各变量的阶数虽然可以不同，但是为了保持长期均衡关系，被解释变量的阶数不能高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而且，在解释变量中，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被解释变量单整阶数要高的解释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因此农村系统的三个变量RGDP、RFE、RFS不存在协整关系，只有城市系统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1.城市系统的Johansen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向量自回归(VAR)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VAR方法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回避了结构化模型的需要。
通过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城市金融规模和效率对城市GDP的成长均存在正的影响，城市金融规模每增加一个点，UGDP就有一个46.2％的增长；城市金融效率每增加一个点，UGDP就有一个9.5％的增长。城市金融系统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未必成立。因此进行基于VAR(5)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FPE(Final Predication Error)准则、ALC准则及S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期为6。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UFS可以引致UGDP的增长，UGDP Granger引起UFS变动，因此城市GDP与城市金融规模存在格兰杰双向因果关系。同时UGDP能够Granger引起UFE变动，这反映了城市经济总量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因此，城市系统基本体现了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交互作用。UFS引致UFE的概率为0.09，而UFE既不会Granger引起UFS变动，也不会Granger引起UGDP变动(其概率值分别为0.55和0.80)。前文的协整检验也表明UFE只是会很小幅度地影响UGDP。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存贷差比例的扩大，资金存在闲置所造成的。近年来由于城市缺乏新的潜在投资领域，出现了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而个别领域的信贷集中，易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也说明虽然城市金融的发展规模较高，且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但仍存在投资的非理性问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2.农村系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在平稳变量之间或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之间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农村系统的三个变量RGDP、RFE、RFS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采用Toda和Yamamoto(1995)提出的“基于扩展(augmented)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这种检验可以不考虑各变量的单整过程和变量系统的协整性而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但需要研究其因果关系时，显得非常有用。扩展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在水平VAR(L)模型中加入额外的滞后阶数d(d为模型各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运用OLS法估计VAR(L+d)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其实质是在水平VAR(L)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考虑了额外滞后阶数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检验时，由于水平VAR模型的实际滞后阶数为L，因此仅需要对滞后期为L的估计系数向量运用标准渐进分布理论进行Wald系数检验：
从表5可以看出，农村金融规模RFS能Granger引起金融效率RFE；RGDP可以Granger引起RFE；RFE不能Granger引起RFS和RGDP，即RFE的滞后变量在后两个方程中应该作为外生变量；与城市金融系统不同，RGDP能Granger引起RFS，而RFS不能Granger引起RGDP，因此农村金融系统中经济增长与金融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村金融系统的分析表明，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完善是金融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农村金融效率成为外生变量，这基本符合我国实际，即农村金融系统不是完全通过市场来调节的，其效率的高低更多地体现为政府的政策导向及干预力度的大小，因此不会显著影响农村系统的其他变量。农村金融规模外生于农村GDP则表明农村贷款存在着表面化和低效化，即尽管名义农村贷款在逐年增加，但是真正投入农村地区的并不多。有限的信贷投入同时存在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农村金融规模RFS能Granger引起金融效率RFE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名义贷款量的增加所致。尽管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已经意识到农村金融的重要性，但是从1978年至2005年，其金融效率仍然表现为下降的总体趋势。这说明与存款相比，农村地区一直存在严重的资金外流，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地区投资环境差，风险大，收益低，缺乏抵押物等，农信社、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均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
显然，农村金融系统与城市金融系统有着迥异的运行模式和特征，经济增长指标与金融发展指标缺乏内在的因果互动关系。农民还没有充分利用金融的资源导向作用和结构优化效应来加速发展经济，资金使用效率低，大部分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阶段，与金融的市场化和经济的虚拟化趋势日益脱节。在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与城市系统的差别，不能将城市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简单照搬。
四、农村金融系统的空间联动关系
城乡金融体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往往自成结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以及农村金融内部无法交流，是否意味着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金融机构无法在农村地区生存呢？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将从两方面来分析农村金融系统的空间联动关系：一方面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市的金融离心力，这部分强调区域内城市与乡村金融流动的空间过程；另一方面则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思想，深入分析金融的横向运动即金融的地域之间运动问题，考察金融的地理溢出效应。
1.城乡金融联动。本文采取城市金融相关比率(UFIR)作为解释变量，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FIR)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变系数模型3：
来分析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我国31省区的城乡联动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的城乡联动效应最强，UFIR每提高一个点，则RFIR提高0.31个点。内蒙古的城乡联动效应最弱，UFIR每提高一个点，RFIR只提高0.03个点；城乡联动效应较弱的还有西藏，UFIR对RFIR的带动作用只有0.04。从所有省份来看，除了内蒙古、上海和浙江，其余省份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说明城市金融的发展对农村金融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同，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城乡金融系统之间并非完全割裂，不仅存在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金融向心力，也存在城市金融扩散到农村的离心力。城市金融的扩散效应分两条渠道进行：(1)实物渠道。模型1的分析结果说明城市金融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UFIR的提高，将促进城市经济总量UGDP的提高，由此引发城市对农村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带动农村经济RGDP的增长。模型2的分析结果则表明农村金融系统中经济增长与金融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因此RGDP的增长将最终带动RFIR的提高。(2)资金渠道。模型1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城市存贷差和存贷比在不断扩大，过剩的资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当城市内部投资潜力有限且风险较高时，多余的资金就会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投向比较好的企业和项目。例如，江浙农村地区的很多民营企业，出口量高，技术相对成熟，市场占有份额高，已经成为城市商业金融机构努力发掘的新型优质客户；中部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开始将视角投向发达的乡镇企业，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并非在农村地区无法生存，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已获中国银监会批准，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公司”，为当地提供金融服务。汇丰也因此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
2.省区空间溢出效应。为了分析省域之间农村金融成长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采用GEODA(Anselin，2003)软件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得出Moran局域空间相关聚类地图和指数散点图。如图1所示，纵轴表示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Moran散点图可分为四个象限，分别为high-high，low-low，low-high和high-low，分别位于图上第一、第三、第二、第四象限，前两者表示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而后两者则表示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如果观测值均匀地分布在四个象限，则表明地区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采用的空间权重为K-nearest4neighbors。
从图1中看出，第一、第三象限数据点密集，Moran’s I为0.1452，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的聚集在一起，而发展水平低的则另外聚集在一起。这基本符合我国实际，如北京、天津、河北、四川等省份位于第一象限，表明其自身与周边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聚集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除此之外还存在金融的空间离层，如青海、贵州、甘肃等省份位于第二象限，表明其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但邻近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广东、上海、重庆则位于第四象限，说明其自身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要高于相邻地区。在重构农村金融系统时，不仅要考虑各地区自身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还要考察其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根据不同的聚集特征，制订趋同化或差异化金融政策。
图1 农村金融成长的Moran’s I
模型3已经证明，同一省区内部存在城市对农村的金融扩散效应。为了检验某一省区的城市金融系统是否对相邻的农村金融地域系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计算跨省区城乡之间的Moran's I(见图2)。
图2 城乡金融成长的Moran's I
从图2中看出，Moran’s I为0.1372，第一、第三象限数据点较密集，说明某省区的农村金融发展较快(较慢)，则其邻近省份的城市金融发展也较快(较慢)。如广东、北京、重庆、上海均位于第一象限，而西藏、海南、甘肃、青海则位于第三象限。这说明不同省区之间存在较弱的城乡金融溢出效应，其城乡联通和跨省合作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五、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新思路
统筹城乡和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包括三个层面，即城市之间、乡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金融的二元结构，造成欠发达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的不足。即使非均齐是区域金融发展的必然规律，农村地区的金融空洞(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也严重违背了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近五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城市的金融溢出效应已经初步呈现，尽管总体看来金融的“回波效应”仍然是主流，但是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在效率机制的引导下，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不断地进行地域重组、兼并、调整及整合，城市金融的“扩散效应”开始显现，金融交易空间被地域分割的现象有所改善。
1.统筹城乡，构建城乡一体化金融体系。核心—边缘理论试图解释区域经济发展与内生空间结构的关联性，该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特征(张凤超，2006)。金融系统的多元性决定了不仅大区、省区之间，而且城乡之间、城乡边缘区之间存在金融关联的复合网络。城乡金融空间网络的缺失，成为城乡联通、协调发展的障碍，因此城乡金融一体化应是金融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乡金融资源的整合问题上，我国已经作出了初步努力：如农民工银行卡的普及推广使我们可以看到城乡金融联通的曙光；村镇银行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的设立为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化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但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应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探寻城乡金融互动共促的各种有效解决方案。例如可以参照印度的做法，实施银行与互助组联系工程，不仅把互助组的灵活性、敏感性和经济有益性与银行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结合起来，而且在银行业者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信誉和相互信任关系，这也是城乡金融网络联通的有效渠道和方式之一。只有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加强金融各细分市场之间均衡发展、相互衔接、时空互补、强度关联、信息共享，即通过金融市场的空间作用形成完整、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消除地域分割带来的交易壁垒和摩擦成本，扩大金融资源的可分配界限，提高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2.区域不同，城乡金融网络联通的形式不同。模型3表明，某区域的城乡金融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不仅如此，Moran’s I显示农村金融系统还具备一定程度的聚集特征。因此，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周边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确定不同的城乡金融联动形式。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农村地区具备较强的业务发展潜力和一定的市场化条件，城市化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渗透。这些地区完全可以实现城乡金融网络的多角度、多层次联通。不仅鼓励城市商业金融机构的“农业化”和“城乡并举”，而且可以尝试将农村信用社改造为商业性金融；对于新疆、甘肃、青海等西部传统农业地区而言，农业基础薄弱，金融市场化程度低，这些地区需要加大扶贫贷款、支农贷款，城乡联通暂时只能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中部的农业大省，交通便利，劳动力相对过剩，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具备一定的非农产业基础，这些地区城乡金融联通的形式除了已经实行的农民工银行卡之外，还要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业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强化农信社的合作性质，提高邮政储蓄银行对农户的小额信贷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鼓励本土和外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入驻。
3.产业不同，城乡金融网络联通的重点不同。农村金融市场从总体来看确实存在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的特征，造成商业化金融机构很难在农村生存的局面(周立，2007)。但如果对农村产业进行细化，就会发现商业化金融机构也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对于一般的种养农户而言，资金可能更多来源于自有储蓄、民间借贷和政策金融，而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农村企业、龙头企业而言，商业信贷在其融资结构中已经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应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确定城乡金融网络联通的重点：城市金融网络可以有选择地渗透到农村地区的第二产业当中。第一产业即传统的农、林、牧、渔业则可以通过农业保险、税收减免、贷款利率适当自由浮动等形式减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溢价，鼓励其积极参与，在其自主发掘潜在优质客户的同时，逐步培育城乡联通的金融网络。
4.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城市商业化金融渗透的强度不同。根据弗农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产业的成长都要经历萌芽、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农村产业也是如此。处于萌芽期和衰退期的产业由于风险过高或前景暗淡，自然成为商业金融机构所不愿涉足的领域。相反，对于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的产业，由于收益稳定、品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有较大的提高以及市场空间广阔而成为城市商业化金融偏爱的服务对象。因此，可以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确定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强度。政策性金融更多地在扶植初创企业、寻找产业定位、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商业化金融则随着产业的成熟和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其作用与地位不断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