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玉[1]2001年在《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湖南西部地区是指位于湖南省西部边陲的包括张家界、湘西自治州和怀化的叁个地区。该区域自然资源丰富，而且还拥有奇特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另外，该区域也是多重过渡地带的“结合部”，素有“西部门户”和“黔楚咽喉”之说。 2000年10月，湘西自治州被正式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畴，因而湘西地区的发展对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框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实现湘西经济的起飞，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然后分析湘西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发展机遇。接着制定了湘西农业、工业、商业和旅游业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最后提出湘西叁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和措施。
晏淼[2]2010年在《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政策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同步小康”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发展劳务经济是加快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探索。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可以实现历史跳跃式发展理论的认识；实践上,则有利于我们选择实事求是的民族经济发展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重视实证研究,并注意理论探索,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困境、发展劳务经济的构想及其政策引导、设计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跨越式发展主要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分析了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面临的客观形势、及其优势与劣势等问题,提出发展劳务经济是云南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种选择。结合学术界关于劳务经济的认识,本文对劳务经济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劳务经济是指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或经过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注册进行创业,直接获取收入从而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笔者对云南劳务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评估,进而分析了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潜力和机遇。将劳务经济培育成主导产业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提升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农业富余劳动力创业比例、构建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内容。要保证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健康有序并快速发展,必须制订和遵循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并且,要发展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还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关键在于政策引导。笔者对民族区域经济政策的涵义及实践,政府政策在国内外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地理区位及就业服务体系较弱、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政策的切合实际性有待提高、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应在构建好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原则、创新调整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法制原则等基础上,按照统一步骤有序推进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发展。通过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现有政策地细致梳理及评估,笔者指出,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在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农民工权益维护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亟需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予以积极引导。政府在制订发展劳务经济的公共政策时,需要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结合国内外相关国家或省区发展劳务经济政策的启示,笔者对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实施的理论、具体政策设计的重点、政策执行的实施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全面分析,笔者认为发展劳务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是新的战略选择,并有较大的潜力和机遇；应该合理确定发展内容,确立发展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分步实施,逐步完善；还应针对现有政策的不足,提出新的政策设计与实施保障,探索发展劳务经济中政策的支持作用。
王海燕[3]2014年在《中国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疾病谱和健康保健需求的变化，推动中医药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中国西部是中医药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具有发展壮大中医药产业的天然优势。研究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欠发达地区创新产业发展路径、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现实意义重大，战略意义深远。本文围绕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主题，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分析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投入系统、研发创新系统、政策支撑系统、循环交换系统（即IRPE系统）现状，系统地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以系统论视角，创造性地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IRPE系统，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首次对西部中医药产业进行全面评价，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系统化重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首次对西部中医药产业系统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以市场为基础的渐进式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系统地对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度进行集成，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提出了将中医药产业打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构想；通过重构中医药产业系统，分析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演进规律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探索宏观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内微观产业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内容和视野。
冯振环[4]2003年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与优化调控研究》文中指出论文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及其优化调控，为西部开发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综述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回溯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实践的历史，总结其他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2．结合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成果，给出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的内涵和定义，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与脆弱性的关系，创构了从内部的不稳定性、对外部经济环境改变的敏感性、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后的损失度等方面分析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理论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1）通过判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程度来反映不稳定性；（2）通过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的分析结果，以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数量过度依赖，且有效性低，但大都处在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的分级DEA有效性评价结果，论证了西部地区对外部经济条件的敏感性。同时，还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区域投资分级DEA有效性的关系；（3）用资金流失度和人才流失度表征外部条件变化导致西部地区的损失增加度。据此3项，得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脆弱的结论。3．介绍分形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概述分形理论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经济系统分形时间序列与Hurst指数以及如何运用R/S分析法求解Hurst指数；在此基础上以西部地区发展的不稳定性为切入点，运用相关的分形理论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和某些历史上曾出现过较大地区经济差距的国家进行比较，得出了在区域经济政策不变的条件下，脆弱性将进一步加剧这一必须警惕的结论。4．提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化调控必须建立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基础上，奉行以降低脆弱性为切入点的西部开发新战略。即，优先解决经济差距问题，减少发展的不稳定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投资的有效性，降低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拓宽融资渠道、强化人力资本开发，减少资金流失和人才流失造成的损失度。
佚名[5]2006年在《中国生产力布局研究报告》文中指出中国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现状及规模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进入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各地区的发展将更有特色,协调发展和促进全国经济布局的合理化将成为区域发展最重要的特征。
刘日昊[6]2006年在《中国经济区域非均衡研究—兼论吉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状态下,本文针对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状态这一主题开展研究,文章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状态、经济存量、发展能力、持续发展前景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划分经济区域的综合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区域经济非均衡现实仍然存在且日益扩大,利用聚类分析、生产函数估计、脉冲响应分析等实证研究手段研究了区域目前状态和未来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而分析了区域政策在协调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并给出了政府区域政策的具体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对吉林省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吉林省未来发展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建议。文章认为,在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缩小区域差别、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张欢欢[7]2015年在《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路径,也是扩大内需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支撑,甚至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均具有重大的实际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西部地区较低的城镇化质量难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对处于城镇化发展关键时期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研究如何“把握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西部地区更好更快地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提出: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的大背景下,如何准确地衡量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区际间城镇化发展质量有何不同,西部欠发达地区内部城镇化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状态?为此,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从统计数量角度,分析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和问题;(2)对比分析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水平的差异;(3)探讨西部地区内部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状况;(4)提出提升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几点政策建议。通过分析,得出:(1)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上都在逐年提高,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2)在衡量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4个指标——经济推进力、城市基础发展质量、社会协调程度和环保协调推进质量——中,“社会协调程度”的权重最大,说明其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城市基础发展质量”,而“环保协调推进质量”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最小;(3)西部地区内部不同省(市)的城镇化质量发展程度不同,在城镇化质量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各种差异;(4)从2008年到2012年,我国除西藏外其余各省(市)在城镇化质量方面的综合得分及排名变化不大。最后,本文基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状况,结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及其他对策建议,从“多元化城镇化发展战略、城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绿色城镇发展战略”这几个方面提出提升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
杨雪峰[8]2014年在《湖南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是我国大多数国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最基本单元,关系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县域是我国弱势群体的聚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矛盾的消除。研究县域经济,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我国中部地区县域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有其代表性,对湖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研究,探索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对于做好县域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另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新的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创新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叁农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和优化路径。文章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后,从中部崛起背景战略上把握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从理论上提出湖南省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模式。文章简要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和相关增长理论,界定了县域经济及组团式发展,为文章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析了湖南县域分布及县域经济的基本状况,梳理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及主要模式,找出当前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对湖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SPSS统计分析系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县域进行梯度分区,将湖南省县域划分为四个梯度。其次,为了深入了解影响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对各县市2003年至2012年主要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建立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变量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出模型参数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从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驱动力方面对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阻碍湖南省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体制性因素、县域“二元”结构、资源环境因素、市场机制因素、产业化因素等。考察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县域经济组团发展做法,总结国内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比较好的典型经验,得出对湖南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启示；从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与县域经济互动角度,研究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的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通过组团式发展下县域经济合作协调困境的博弈分析,构建县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最后,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同时提出促进湖南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的对策建议。文章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选题对象和内容的创新：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分工定位、经济发展历史与资源禀赋限制条件下,如何寻找一条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从当前研究现状看,很少有研究从理论高度系统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以湖南省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阐释与回答,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少。第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本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在理论上找到一条适合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并从政策层面提出实现这一道路的优化路径。论文在理论上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并从整体上回答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论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湖南县域经济分为四个梯度,利用PanelData模型分析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因素。第叁：政策与成果的创新：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措施,得出了一些重要成果,具有较大的现实价值。论文按照各区域的空间临近性和经济联系紧密性,将湖南省划分为长株潭、环洞庭湖、湘西和大湘南四大经济板块。将湖南省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空间总体布局为：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发展核心,以京港澳、常娄邵永、长益常张、张吉怀、潭娄邵怀等五条交通走廊为发展轴线,以环洞庭湖经济区、大湘西和大湘南叁大城市组团为发展重点,构建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实现全省经济全面发展。
温军[9]2001年在《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未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各民族崛起意识的日益强化,这将有可能使民族问题发展演化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最为敏感而又波及面最为广泛的一大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面临结构性变革转型的国内外环境背景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本文的理论创新就在于通过对发展理论的国际比较分析,提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分析了少数民族经济平等论的缺陷不足,而且还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成因以及“赶上汉族”追赶战略的影响后果。首次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叁个方面的新观点,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追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由此提出应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实施“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优先,投资于人民”的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路径依赖”的基本方法,首次分析解释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平衡性的内在机理,认为以往现代化的追赶是一个单一经济目标的追赶,其主要问题是将民族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绝对化,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多维特征,从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全新的经济主张、政治主张和制度建设的具体政策建议。
刘刚[10]2016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文中提出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近年来,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贸易额、FDI存量有了显着提升。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与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的重要变化,其依托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我国广袤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意义重大。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在此背景之下,首先对开放型经济理论和“一带一路”战略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本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接下来本文通过贸易依存度、FDI等指标对比分析东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并结合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分析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在总结了“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关系的之后,本文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给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从西部地区的角度出发,分析西部地区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本文以贵州为例,对贵州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策效率等因素制约贵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贵州应全面提升叁大产业,加快产业融合步伐,构建内陆开放示范区,打造国家级重要的产业基地,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外贸主体,充分发挥开放平台和通道作用,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一带一路”物流大通道。
参考文献：
[1]. 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D]. 吴定玉. 湖南农业大学. 2001
[2]. 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政策选择研究[D]. 晏淼. 云南大学. 2010
[3]. 中国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海燕. 天津大学. 2014
[4].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与优化调控研究[D]. 冯振环. 天津大学. 2003
[5]. 中国生产力布局研究报告[C]. 佚名. 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 2006
[6]. 中国经济区域非均衡研究—兼论吉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D]. 刘日昊. 吉林大学. 2006
[7]. 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研究[D]. 张欢欢.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8]. 湖南县域经济组团式发展研究[D]. 杨雪峰.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9]. 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D]. 温军. 清华大学. 2001
[10].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D]. 刘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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