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的三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战后论文,国家安全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安全观念是指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它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解释和一个国家所实行的安全战略中，是国家安全利益的观念体现。国家安全观念通过影响国家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战略思维方式来影响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往往是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前兆。但是，由于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观念的主要载体，我们只能通过变化了的国家安全战略来反观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清两者的变化及其因果关系。从总体上看，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发生了如下三大变化：
一、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化
安全概念的不明确与多样性导致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多样性。要明确地界定国家安全这一概念，首先必须界定安全这一概念的含义。在汉语中，安全通常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
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入侵。冷战期间，美国建立了针对苏联的冷战体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遏制，其主要手段是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对抗。战后40多年里，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的对抗，尽管是综合的对抗，但威胁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是军事对抗，国家具有安全感的前提是军事力量强于对手，这就使得各方都把追求军事力量最大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手段。因此，冷战结束以前国家安全的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军事安全。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趋向复杂化、多样化，国家安全不仅受到领土争端、资源争夺、民族矛盾、宗教纷争等因素的威胁，而且受到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威胁，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等等。同时，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如金融危机、贫富悬殊等也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军事安全扩大到经济、军事、政治、信息和生态环境安全。例如，冷战以后，美国认为，安全概念不仅仅指军事安全，而且包括诸如难民外流、环境污染、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经济风险等引起的安全问题，由于它已扩大到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形成了综合安全范畴。1997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提出的安全战略，即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
安全概念的扩大化将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一，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大化对安全形势产生反作用。例如，在全球推进所谓的民主，确保其价值观念的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之一，一旦美国的价值观念输出受到阻碍时，美国就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就会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手段维护其价值观的安全。这正是美国对南联盟动武的一个重要借口。第二，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大化势必牵引国家安全理论、国际安全理论的变化。这就提出了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必须重构国家安全理论与国际安全理论的任务。
二、经济安全核心化
经济安全是指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危险，国家经济利益不受损失。经济安全核心化是指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这种安全观念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冷战后各国所制定和实行的安全战略中。
美国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经济安全”确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并在后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再重申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俄罗斯在其跨世纪的安全战略中认为，“国家安全首先是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利益高于一切”。日本把经济安全特别是确保从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生命线”的畅通确定为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冷战后经济安全之所以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
首先，国际竞争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是各国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由军事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在综合国力较量中取得优势，必须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不断增强经济实力，而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经济安全，这如同一个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发展那样。
其次，维护经济安全的难度比维护其他安全的难度更大。经济安全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其中主要有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技术安全和信息安全等等。这些领域不确定性大，动态性强，维护难度大。比如，一个国家信息技术落后、信息权意识淡薄就会造成对别国的信息依赖，这样不仅可能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且会给国家的信息安全和整个经济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再次，经济不安全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当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向深度发展，全球化的客观需要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矛盾将进一步加深，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就越大。根据经合组织的《经济展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就发生了7 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它们是：1980—1994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1617家银行和1300家储蓄贷款机构破产；1990年—1993年瑞典的金融危机，损失350亿瑞典法郎；1991—1993年芬兰的金融危机，损失420亿—490 亿芬兰马克；1992年意大利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致使里拉和英镑大幅度贬值，引发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5—1997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损失3840亿比索；1997年7 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自1929年以来世界最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5 月开始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卢布大幅度贬值。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金融危机，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殃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不安全不仅造成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而且还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由于经济是军事的基础，经济不安全还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威胁军事安全。1997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东盟国家因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实现其安全战略，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被迫放弃加快先进武器进口的计划，菲律宾的国防现代化计划也严重受阻。总之，经济不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直接的、全面的，而且往往会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
由上可知，经济安全核心化这一安全观念是冷战后经济威胁成为主要威胁这一客观事实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安全核心化并不否定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往往会把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目标的首位，极端的情形甚至会调动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来保障军事安全，从而确保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确保国家的生存。经济安全核心化这一安全观念的潜在逻辑是国家的生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
三、合作安全广泛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放弃了以意识形态来界定安全利益的安全观念，形成了以共同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安全利益观。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安全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安全合作的主体，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美日俄三边安全对话，东盟地区论坛，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等等。这些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感。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安全合作是冷战后安全观念的重要转变。为什么冷战后国际社会广泛采取有别于军事同盟的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
第一，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互动性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安全关系是形成安全观念的基本因素之一，安全关系的变动引起安全观念的变化。从安全战略关系角度看，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往往会带动其他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将会在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反复地进行。安全关系的这种互动性使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因安全关系的变动而遭受损失，客观要求各个国家进行安全合作，以此协调安全利益。
第二，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往往能取得较高的安全利益。从总体看，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安全利益的冲突，成本低，效益高，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也就是说，通过合作能提高解决安全问题的效费比。这无疑会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
第三，经济全球化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提高，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自由度不断增大的趋势和状态。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利益的相互重合减少了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冲动。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高，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得不偿失。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够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原因在于：
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来看，只有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共同的安全利益。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发生作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要求打破国别和地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技术、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来进行的，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都期望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获取最大收益，这就难免造成经济利益的冲突，如国际产业结构的冲突、国际贸易的冲突等。这些事关国家利益的冲突，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地协调。另外，全球性问题的凸现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因。核扩散、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毒品泛滥等全球性问题，对每个国家的安全都构成了威胁，而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离开全球范围的通力合作就难以奏效。
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来看，只有合作才能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过程。市场经济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对稀缺性资源进行配置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虽然具有效率高、效益好的优点，但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市场机制的缺陷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控制来弥补，用“看得见的手”来规范“看不见的手”。但是，当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由一个国家扩张到全球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它的消极影响就难以得到克服。因此，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都是利弊并存、福祸相依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任何国家的安全尤其是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对发达国家来说，其主要威胁，一是增加了由国外因素诱发国内经济波动的风险。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其金融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和完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霸主地位，金融全球化可以使美国更加方便地利用全球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但是，过分地依赖外来资金，很可能造成国际收支失衡，诱发破坏力更大的金融危机。二是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对资本、技术、贸易和市场的争夺，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美日贸易摩擦、美元与欧元之间的竞争就是例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更大，因为全球化的主导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同时，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化，维持当前经济秩序的经济规则是在旧的经济秩序和制度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得不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行事，被迫接受不公正、不平等的条件，这样就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金融方面看，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其金融系统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袭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从贸易方面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开放，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力较弱，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因市场的开放而加大，其市场份额容易被发达国家所挤占；从产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受到强烈冲击，并且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从属性；从经济竞争手段看，发达国家竭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凭借其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减少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甚至采取经济援助、投资资金倒流、限制科技成果转让等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由此看来，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贸易、产业等方面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了。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减少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安全压力。
再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看，只有合作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矛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经济国际化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复杂过程，当前的全球化呈现出各种矛盾并存的特征。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多极化与单极化的矛盾。按照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全球化通过扩大各国的共同利益可以抑制人们发动战争的冲动；按照政治学的逻辑，多极化有利于力量均衡，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在事实上，多数国家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推进政治多极化，而极少数发达国家怀有强烈的霸权欲望，它们总是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来控制世界政治秩序。美国就一直在努力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实现其单极世界的霸权梦想，这是国际社会缺乏安全感的重要根源。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全面合作，才能遏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夸大了不同文明（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性，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性，片面地把冷战后战争的根源归结于文明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如果不注意协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会诱发冲突。因此，国际社会只有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尊重多样性，强化融合性，淡化冲突性，才能增加安全感。否则，不同文化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就可能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发动战争提供借口，危害国际社会的安全。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矛盾。托夫勒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之间的冲突，认为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矛盾最终通过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表现出来。两者的冲突，也可能成为不安全的因素。解决这一冲突，同样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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