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寿光论文,山东论文,批发商论文,方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060113-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纷纷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农业结构调
整，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的趋势逐步显现(苗齐，2003)。近年来，受市场经济、资源禀赋的影响，特别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政策的引导，农业产业布局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特征十分明显。东部地区重点围绕国际市场和城镇需求来发展效益农业，中部地区定位于粮棉等大宗农产品的主产区，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形成了明显的产业带和块状生产布局(张红宇等，2009)。
中国是蔬菜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蔬菜产量占世界蔬菜总产量的30％，作为中国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副食品之一，蔬菜是各地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初期，蔬菜种植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就业，发展地方经济都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大棚等技术设施的推广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蔬菜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逐渐从城市近郊生产发展为远隔地生产，蔬菜生产区的竞争逐渐激化，少数在生产、流通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地区逐渐成为蔬菜主产区。蔬菜产地集中是农业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生产的一种表现，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技术、交通条件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作为一种鲜食性特征明显的农产品，蔬菜能否迅速流通非常重要。在我国目前的蔬菜流通体系中，批发商对连接产销地批发市场起了绝对的核心作用，那么，在批发商眼中，哪些因素影响蔬菜主产地形成呢？不同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通过对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产地批发市场——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内从事蔬菜批发业务的商人的问卷调查，本文对自然资源、政策扶持、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与产地集中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自然资源和政府扶持政策与产地集中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两者都通过影响技术交通和市场环境条件而对产地集中有间接影响，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条件对产地集中有直接影响。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本文首次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批发商角度对影响蔬菜产地集中的原因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目前关于农业产地集聚的研究主要见于少数规范研究、案例研究中，尚未得到经验数据的广泛支持，本文的研究将弥补实证文献的空缺。第二，在重新梳理自然资源、政策扶持、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与蔬菜产地集中的关系后，建立了一个包含产地集中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加以检验，从而为农业区域经济理论的深化发展做出贡献。第三，运用先进的结构方程模型，将相对难以量化、但是对产地集中有重要意义的市场、制度政策等量化清晰。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李嘉图(1817)提出，认为相对成本的低廉是决定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的主要原因。各国应当生产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这样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并增进社会福利。比较优势原理对国内生产的地域分工和布局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开放经济下，一国应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根据各地区生产的比较优势状况实现生产的分工和布局，各地区都应当生产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外贸或内贸进口或调进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这样才能达到地区和全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和福利的最大化，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Carter和Zhong，1991；蔡昉，1994；卢锋，1995)。
(二)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和主产地形成理论
产地间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发现不同地区最适合的作物，从而保证资源最有效利用，它认为地区间竞争力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条件(气候、土壤、水)，地区条件(人口、市场、运输条件)，生物(病虫害发生情况)，人(人口密度及结构、种族、教育背景、工作率)，资本(现存工厂、基础设施的条件)，历史情况，制度(税收、规制、合作组织发展、所有权性质及种类)等。美国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实证分析，证实了除自然资源之外，确实有很多因素影响产地集中(Lewis等，1974；Hui-Yuan等，1985；Stephen等，1991；Albert等，1993)。日本学者结合本国的农业生产，将产地间竞争理论发展为主产地形成理论，主要内容是特定地区如何通过农业经营者对产地间竞争策略的机能性运作，取得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促成产地高度发展。代表人物有浅见淳之(1989)、崛田忠夫(1993)、武部隆(1993)。
(三)产业集聚理论
马歇尔(1890)从定义外部经济概念入手界定了地方性集聚的内涵，后人称之为马歇尔集聚。马歇尔之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流派，包括韦伯(1909)的区位集聚论、E.M.胡佛(1937)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波特(1990)的企业竞争优势与钻石模型等。其中，波特的理论由于其包容性强、适用性广，在全球迅速风靡。波特认为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共有六个方面，即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和政府。六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并构成一国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
(四)假设提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先对影响蔬菜产地集中的主要原因进行分类，然后在考虑不同原因内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它们对产地集中的影响。下图是我们为自然资源、政府政策、技术交通、市场环境与产地集中关系建立的一个理论模型，图中的每条路径分别代表一项假设，以下我们对各条假设分别加以阐述。
图 蔬菜产地集中理论分析模型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生产成本是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对于蔬菜生产而言，地域、气温、日照、降水、霜期等自然条件是影响其生产成本的决定因素。阳光是蔬菜进行光合作用的必须物质，光照的多少、强弱直接影响到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地区雨量和水源会直接影响蔬菜品种、产品品质和收成。自然资源条件也影响到蔬菜产地集中过程中的技术、交通、市场等条件，不同的自然地理区位以及资源分布会给生产技术传播以及交通、市场条件改善带来不同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蔬菜产地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对蔬菜产地集中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
：蔬菜产地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对技术交通条件改善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
：蔬菜产地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对市场环境条件改善有正相关关系。
产业集聚理论阐述了政策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特征更使得蔬菜生产流通政策对蔬菜流通范围和区域布局造成很大影响。产业政策能够决定地区交通运输、市场环境条件的改善，从而改变技术的扩散和传播速度；还能通过税收、补贴、信贷支持等直接影响产地集中的速度和程度。改革开放后，各地在比较利益驱动下，纷纷种植蔬菜并开始远距离运输，城市蔬菜生产基地逐渐由近郊向远郊及农区延伸，促进了全国性蔬菜生产基地的形成。于是，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三、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收发
本研究所用的全部数据均来自实地调查。我们首先回顾相关文献，并按照理论框架设计最初的问卷，接着在修改调查问卷的过程中，采取了专家评审、模拟试填、面访、初步测试等必要步骤保证调查问卷的质量。为提高问卷的应答率，我们采用实地调查，直接与访谈对象交谈，事前告知访谈内容和访谈预计时间，得到同意后马上调查。调查时间为2009年8月23～24日，蔬菜交易价格波动性大，虽然调查集中在两天不能代表全年波动情况，但不影响批发商对蔬菜生产主产区形成因素的主观认识。调查人员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所有的调查均采用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共取得有效调查问卷218份。从表1可以看出，调查对象来源广泛、遍布全国、从业经验丰富。
选择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作为调查地点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从蔬菜生产角度看，山东寿光地处温带，阳光、雨水适中，大棚技术在寿光始创并迅速推广后，寿光地产蔬菜品种繁多，质量优良，终年不断，寿光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蔬菜主产区。二是从蔬菜流通角度看，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始建于1984年3月，市场占地面积600亩，年成交蔬菜40亿公斤，交易额56亿元。市场交易品种齐全，年上市蔬菜品种300多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蔬菜在此地均有交易，是中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二)变量计量
为描述批发商对产地集中程度及原因的认识，首先要根据设定的相关潜变量来描述调查问卷中抽取的相应指标，具体见表2的Panel B。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有些指标含义比较模糊，我们将其归入逻辑概念上最接近的潜变量。从自然资源上看，经常贩菜的批发商对于地区环境是否适宜蔬菜生产会有一个相对直接的感性认识，劳动力的丰歉程度也是影响蔬菜生产的重要因素，生产、加工、贩运的历史传统对于蔬菜收获的产量和质量有重要影响。从政策扶持上看，寿光市在发展大棚蔬菜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大棚蔬菜种植能手和地方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依托发展了专门的蔬菜生产技术推广体系，政府鼓励干部党员进行蔬菜示范生产，从资金、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举办蔬菜博览会等展会，吸引全球客商，推广特色产品。技术方面，优质的种质资源、塑料薄膜、农药、冷藏加工等技术条件改变了蔬菜生长周期，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在这些技术手段中，种子、塑料薄膜、农药的推广和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冷库的建设和使用则只有在蔬菜生产和流通非常集中的地区才有，且对批发商而言，冷藏对蔬菜保鲜和运输中质量的保持意义重大，因此，用冷库数量多少代表技术水平。成熟的蔬菜主产地交通条件必须非常便利，而交通条件体现在高速公路建设及绿色通道开通上。随着我国蔬菜流通体制改革，批发市场成为连接主要生产地和主要消费地的重要枢纽，市场交易的规模、市场的进场标准决定了该市场能够流通的蔬菜的数量和质量，市场的管理和服务影响着来此购销客商的积极性，而蔬菜经纪人的数量和专业程度则决定了当地蔬菜能否及时售出，外地客商能否方便地选购到合适的蔬菜。产地集中包含三个层次：播种面积的集中、产量的集中、质量提升及区域性品牌的形成。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认为，从批发商的角度，产地集中意味着来自消费地的批发商可以很方便地在当地采购到想要的蔬菜，而来自主产地的批发商可以很容易地给自己的产品找到合适的买家。
(三)结构方程模型
传统的路径分析由多个线性回归方程构成，在估计多变量的关系时有诸多局限，对于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结构方程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工具。结构方程包含随机变量、结构参数、非随机变量。随机变量包含三种类型：观测变量、潜在变量以及干扰/误差变量。观测变量是可以直接被测量的变量，潜在变量则是由理论和假设来构建、通常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可以通过观测变量加以构建。变量与变量间的联结关系以结构参数来呈现，它是提供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不变性常数，可以描述观测变量与观测变量、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以及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关系。非随机变量则是探测性变量，他们的值在重复随机抽样下依然不变。
四、实证结果
(一)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分析
首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文所建立的测量模型方程有效性进行评估，比较基准模型与多个竞争模型间的优劣。在评价测量模型与数据是否拟合时，主要参考卡方自由度(
/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绝对拟合指数，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和相对拟合指数(CFI)两个相对拟合指数，一致性信息指数(CAIC)、省俭拟合优度指数(PGFI)和省俭拟合规范指数(PNFI)。在这些指标中，多数拟合指标都能随模型复杂程度和自由度做出适当调整，但RMSEA指标除外，其对模型的复杂程度比较敏感，而其反映的信息量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Byrne，1998)。表2的结果显示，我们所建立的测量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基本都符合指标接受范围，说明设立的潜变量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只有满足了信度和效度检验的要求，实证研究的结果才具有说服力。信度分析是指测量结果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一致性主要考察各项是否测量了相同的内容或特质。稳定性是指用一种测量工具对受试者进行重复测量结果间的可靠系数。由于本研究并没有进行多次重复测量，主要采用反映内部一致性的指标Cronbach α值和折半信度。折半信度按奇偶数或前后分组，采用Spearman-Brown R公式估计相关系数，相关系数高提示内部一致性好。通常认为当可靠性系数不小于0.7时，测量才是可靠的(Nunnally，1978)。从表3可以看出，自然资源的Cronbach α值为0.8441，技术交通、市场环境、政策扶持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224、0.6886、0.8200，产地集中的Cronbach α值为0.7714，所有因子的Cronbach α值均接近或超过了0.7的可接受水平，同时折半信度系数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这表明各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
问卷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够争取的测量出所要测量的特质的程度，分为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测量目标与测量内容之间的适合性，通常通过文献分析和访谈进行评估。本研究的测量条款的内容效度采取了上述两类方法，研究设定的变量的测量条款均以理论分析为基础，所以本研究在内容效度上基本能达到要求。效标效度是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或指标对同一变量进行测量，并将其中的一种方式作为准则，用其他的方式或指标与这个准则作比较，如果其他方式或指标也有效，那么这个测量即具备效标效度。本研究是在微观领域的新研究，缺乏这样的分析条件。结构效度是测量工具反映概念和命题的内部结构的程度，也就是如果能够测量其理论特征，使调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就认为数据具有结构效度，其分析主要从单一构面性、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单一构面性指任何一个指标变量只由某一个潜变量表示，与其他潜变量无关。根据前述测量模型拟合度评价时的分析，模型具有良好的构面性。聚合效度指某一量表所测结果与对同一特征的其他测量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当同一量表的所有测量条款均拥有0.5以上的因子荷载时，就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Churchill，1979)。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两个项目接近这一水平外，其余测量项目都超出0.5的载荷水平。区别效度是指量表所测结果与对其他不同特征的测量不相关联的程度，如果分析结果显示单个测量条款与潜变量高度相关，就可以说明这些测量条款对于该潜变量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如果低于0.3，则认为该题项对潜变量缺乏代表性，如果每个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均低于Cronbach α值，也认为量表有较好的区别效度(Crocker和Algina，1986)。本文分析中各项目的CITC除个别项目接近0.5外，其余都大于0.5，并且从表3可以看出，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相应的Cronbach α值，表明量表间有较满意的区别效度。
(三)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为对各项假设进行检验，在确定测量模型后，我们遵循Anderson和Gerbing(1988)的建议，从理论模型出发，通过评估一系列嵌套模型来确定最终的修正模型。在评价测量指标与数据是否拟合时，我们主要观察参数的标准误、T值、标准化残差、修正指数和一系列拟合优度统计量(Joreskog和Sorbom，1993)，从众多拟合优度统计量中，我们选用卡方自由度比(/df)、标准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非规范拟合指数(NNFI)、增值拟合指数(IFI)、相对拟合指数(RFI)。以上是评价模型拟合优度时最常用的指数。从表4中可以看出，结构方程模型各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我们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数据有很好的拟合。
表5是自然资源、技术交通、政府扶持、市场环境与产地集中之间关系的最终修正模型的结果。从参数的检验来看，有两个参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模型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技术交通、市场环境对产地集中有直接影响，并且技术交通的路径系数大于市场环境，而自然资源条件和政府扶持政策对产地集中的直接影响很小，并且不能通过检验，但是两者都对技术交通和市场条件起作用，通过他们间接地影响着产地集中。在影响程度上，自然资源对这两者的影响程度都略大于政府扶持。表6列示了自然资源、技术交通、政府扶持、市场环境等潜变量因子对蔬菜产地集中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结合表5和表6，我们获得如下发现：(1)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条件都与产地集中有显著正向关系。正如理论分析中假设的，技术改善能够延长蔬菜保鲜时间，增加附加价值，交通条件改善能够便利运输，快速实现销售，而市场环境的改善则吸引各地客商聚集，买者卖者集中交易，从而对蔬菜产地集中带来积极影响。(2)自然资源条件、政府扶持政策与产地集中没有显著直接的正向关系。与理论分析中假设略有出入，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自然条件对于蔬菜生产的限制作用减少，如大棚蔬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长江以北冬春仅靠大白菜度日的历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政府政策导向对于农民行为决策中是否种菜、种什么菜有很大影响，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市场意识逐步形成，农民会自发选择种植经济收益最高的品种。(3)自然资源条件、政府扶持政策与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条件有显著正向关系。虽然自然资源和政府政策对产地集中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二者通过影响技术交通、市场环境来间接影响产地集中。自然条件相对好的地区，技术推广、道路和市场修建都更加方便。随着农户蔬菜种植积极性的提高，政府引导产业发展不再是单纯地给蔬菜种植户提供补贴，更多的是通过修路、建设市场、召开博览会等提升地区整体环境的措施来发展蔬菜生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流通主体——批发商的角度，对自然资源条件、政府扶持政策、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因素与蔬菜产地集中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检验。我们发现，影响蔬菜产地集中的因素非常复杂，其中，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因素对蔬菜产地集中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自然资源条件、政府扶持政策对于产地集中有间接影响。本文关于蔬菜产地集中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为农产品流通和农业区域经济理论的深化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研究对象虽然是导致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但是蔬菜作为一种特定的农产品，其产业发展的特性对于很多农产品发展都有积极推广意义。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政府如何定位与促进地区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发展有如下重要启示。
1.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因素对蔬菜产地集中有直接影响。政府设计地方产业发展政策，需要从提供技术支持、发展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市场交易环境等方面入手，这些政策能够产生较大的外部性，创造地区品牌优势，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2.自然资源对蔬菜产地集中并不直接相关，但是会对技术交通条件、市场环境有直接影响。也就是说，虽然自然资源对地区发展的瓶颈限制作用日益减小，但还是会影响地区技术、交通、市场等软环境发展，进而影响产地集中和地区经济发展。所以，注重自然资源条件的改善，为形成良好的生产、流通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会推动产地集中发展。
3.政策扶持对蔬菜产地集中的直接影响也不明显，但对技术、交通、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日益完善，市场经济意识越来越浓厚的背景下，政府直接针对生产者、加工者、流通业者的补贴收效甚微，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各地客商，引导资源流向地区最具优势的产业。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目前对于蔬菜产地集中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外还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以直接采用，其量表有待于改进，本文只是借鉴前人理论新开发出量表，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第二，由于调研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此次调研数据主要来自于山东省寿光市批发市场内交易的批发商，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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