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组织理论中的学院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高校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07-0093-10
组织理论发展到20世纪50、60年代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并诞生了两大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与卡内基—梅隆学派。[1] 当时，美国许多研究高校组织管理的学者开始借鉴最新的组织研究成果，结合美国高校管理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和分析高校组织现象，为提升高校管理水平作理论上的铺垫①。美国高校组织管理学家马文·彼得森于1974年撰文指出，自从理论模型在这个领域中得到有限运用之后，高校组织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三种组织模型最为显要且更符合传统范式：科层模型、学院模型与政治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从组织内部分析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 鲍德里奇还对当时流行的三种模型进行了比较，凸显出三种模型的主要特征。[3] 虽然后来随着组织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模糊模型、文化模型和开放系统模型，愈来愈倾向于组织与环境间关系的阐发，但前三种组织模型依然保持着不衰的魅力，在阐释高校组织特征方面始终有效。
其中，学院模型曾被认为是大学组织决策的理想模型，它反映了基于组织利益且必须进行参与式合作与管理的要求。其基本观点是：大学是学者共同体，组织结构呈扁平型且高度紧密，强调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进行组织整合，其理论基础为专业主义思潮并受当时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决策上强调意见分享，集体参与，在领导策略上重视领导者的谦谦君子之风，善于协调不同意见，达成一致。[4]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社区(academic community)、共同掌权(collegiality)、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成为高校组织理论中的常用词汇。[5]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对于学院模型的批评之声四起，使研究者不得不正视其固有的缺陷，试图综合多种管理模型的优点，应对大学管理新的形势。本文试图对美国高校组织理论中的学院模型予以系统的梳理，对其核心思想与代表人物予以解析。
一、学院模型出现的理论背景和社会背景
1.对科层制的质疑和批判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高校组织模型是科层模型。科层模型在解释现代规模庞大的高校管理和组织构架方面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实施科层管理，实现组织的制度化，几乎是现代大学的必由之路。曾几何时，以韦伯为代表的科层制构想几乎一统理性组织理论的所有阶段。科层制意味着理性和效率，意味着权力和等级，意味着通过规章制度实现非人格化的管理。1946年，韦伯的科层制理论首次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其后，一批擅长实证的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展开对科层制的研究，成果甚丰。直到1956年，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共同发表《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对科层制还持正面的积极评价。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科层制的弊端，如法国社会学家克罗泽对科层制持批判态度。尤其当默顿提出科层制“反功能”的思想后，对科层制的批判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一些学者预言科层制在20世纪必将灭亡。[6]
组织理论界对于科层制的质疑与批判，也引起高校组织理论家的共鸣②。如美国公共管理专家约翰·米利特认为，来自商业与公共机构的管理经验并不适用于大学与学院，大学和学院是在团体权力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完全用科层制来指导或理解大学的管理是对“高等教育机构性质的完全误解”。[7] 米利特出于独立研究大学组织特性的雄心，著成《学术共同体》。这本书清晰地区分了大学与公司在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探索了把科层制和大学共议原则相结合，从而把教师、学生、管理者、校友的力量组成一个和谐整体的可能性。多元参与、权力共享的模式是高校管理和学者共同体的明显特征。[8] 无疑，以米利特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模型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和规范性理论，意在为高校管理理论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2.“专业主义”思潮的出现
学院模型的出现还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盛行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思潮相关。学术职业不同于其他普通职业，如米利特所言，除非一个人沉浸于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保存、传播和发展知识的意愿，否则他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生涯的。学术职业要求学者对理智的力量具有忠贞不渝的信仰。虽然大学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也会被划分为一定的等级，但没有哪个职业会像学术职业那样把如此之大的权力赋予教师，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而且，通过教师组成的委员会(Collegium)进行自我管理将是最好的大学管理方式。大学教师是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大学教师更忠诚于其专业领域，而不是他所在的学校。学术职业强调专业化的根本特性强化了学者的专业归属意识而非其学校或社区身份。[9]
鲍德里奇认为，大学组织目标具有模糊性与抽象性。为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雇用专业技术人员，从而产生“专业主义”思潮。它包含如下特征：(1)专业人员在工作中需要自治权，为获得其所在学科特殊的知识与技能，必须从被监督与被管理中摆脱出来，享有充分的自由。(2)专业人员对专业的忠诚存在分化的倾向。他们忠诚于他们所属的学科以及同行，是典型的普世主义者。(3)在一个组织中，专业价值观念与科层制规范之间存在张力，这常常会加剧专业人员与组织管理者之间的矛盾。(4)评价专业人员业绩的主要方式是同行评议。专业人员认为只有学术同行才有资格评价他们，从而拒绝其他方式与人士的评价，甚至不买那些在组织内部身居高位的管理者的账。[10]
3.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难题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这一时期卡内基分类法开始确定，并逐渐形成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时期高校的在校生数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学内部组织出现离散化的趋势，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而美国的大学在管理上继续沿用科学管理模式，科层制与管理专业化在高校的普及达到了僵化的程度。大学生开始不满于大学管理的现状，牢骚满腹，并出现“认同危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学生骚乱。学生运动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迫使高校管理者与理论家们关注高校管理模式的变革问题。当时，美国高校主要存在两种管理模式，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一是传统的学院管理模式。[11] 科层制已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和学者们的批判，传统的学院自治管理模式也已不能适应大规模学校管理的需要。如何发扬这两种管理模式之长，避其之短，在实现高校管理制度化的同时，保有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方式成为理论家们研讨的共同主题。
二、学院模型的组织原型
虽然学院模型的理论主张初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组织原型的渊源自早就作为重要的社会实体存在。其中，欧洲社会中古老的社区、中世纪大学的传统以及美国特有的文理学院是三个最重要的来源。
1.社区或共同体
学院模型的组织原型首先源于欧洲古老的社区(Community)或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对共同体作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共同体最早源于血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又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共同体。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作了一个鲜明的比较：共同体里的生活是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排他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信仰，在共同体里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而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异国他乡。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社会貌似共同体，即一群人以和平共处方式生活在一起。但活动和权力的领域之间有严格的界限。[12] 共同体按其本质是有限的，聚结程度高，呈密集型；社会按其本质是无限扩展的，聚结程度低，呈复合型。[13]
我们可以将共同体(社区)与社会分别比附为学院模型与科层模型。滕尼斯对古老共同体的怀想无不隐含在学院模型的基本特征之中，学院即是共同体的一个翻版。在这里，大学教师们亲如一家，相互信任，对学校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认同，实现着对学院的共同治理。而科层制恰恰预示着现代社会的降临，学校管理建立在权力和等级的基础之上，人们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目标趋向多元化，学科也不断分化，共同的价值规范难以形成。
2.中世纪大学的传统
中世纪大学确立了西方大学自治与自由的传统。这些大学创建伊始就获得政府及教会特许，享有诸多特权，变得非常独立。中世纪大学，从其源流来看，其性质与行会相似。大学即“师生的行会”，这群人为求学问而聚集在一处，组成固定的团体。尤其学生是外来者，被大学所在城市居民视为外人，为求自保，而形成各种学生的“邦团”。一些大学，如博洛尼亚，实际是这些学生“邦团”的联合体。学生“邦团”选出自己的领袖，代表本团全体，维持本团特权，约束成员的行动。教师也组成自己的“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推选一人，作为在大学组织中的代表。从这些代表以及学生团体中选出顾问来共同选举出大学校长。而校长也不是万能的，他只能履行一定的受委托权限，权力还是掌握在教师与学生团体手中。[14]
继巴黎大学之后，1209年建立的剑桥大学即是建立在学者社团自治的基础之上。这所大学起初是学者的社区，在都铎王朝时期，学生要求分享自治权利，于是形成后来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师生共同体。各学院的院长以及宿舍的舍监实际管理着这所大学，校长由他们选举产生，而大学行政当局的职能与权力非常有限。直到20世纪70年代，剑桥(还有牛津)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依然维持着学院自治的模式。剑桥的学院模型受到学者及外界社会的质疑，学校管理权薄弱、精英主义、繁文缛节、花费过高、不能满足外部市场的需要等等方面都受到批判。但他们珍视自己的传统，在新大学蓬勃兴起，本校入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也坚信自己能够抗拒压力，扭转乾坤。[15]
3.美国文理学院的传统
文理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原初的样式。18、19世纪，美国的大学多是由教会或私人设立的学院，因此，学院内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教派色彩。[16] 传统的学院规模小，结构简单，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建成学者和学生共同体。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文理学院的数量也在增长，但它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精英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研究工作的多样性，并且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其组织结构是松散的，没法根据确定的标准对教师的工作进行清晰而连续的评判。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的、非等级性的。组织的创新通过准政治性的谈判来实现。学有所成的教师都会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过程。他们基于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通过因威望而获得的权力影响学校的决策，但又不直接干预学校的决策。学校的领导是通过委员会、专门小组或者完全自治的学术活动而实现的。
伯格威斯特在论及美国的学院文化时，指出这种管理模式是中世纪大学与德国大学的遗风所致。强调合作与准政治性管理的领导风格源于殖民地时期的文理学院，这是深受牛津、剑桥学院模式影响的结果。19世纪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德国大学不是由强人校长统治，而是由自愿的、自治的教师群体共同治理。[17] 伯格威斯特甚至还举了一个非常小的文理学院——佳能学院作例子。这所学院原受天主教派控制，专注于优质的教学并以悉心培养每一个学生为要务。长期以来，学院形成了传统的价值观，即强调高深学问、严格的学术标准、广泛的学者自治。当教师与管理者们面临财政危机，学院前景黯淡时，这些价值观念反而得到强化。
三、学院模型的主张者和批评者
1.约翰·米利特：学术共同体(1962年)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曾担任过迈阿密大学校长的约翰·米利特是较早使用“学术共同体”来指称学院模型的学者之一。1962年，米利特出版《学术共同体》一书，其写作动机是针对当时部分学者对于高等教育管理问题的茫然与无知，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当时困扰学界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与其他组织的管理是否有别？③ 在米利特看来，大学首先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通过专门化的协作方式而不是通过个人或小组之间的命令与服从来达成一致的组织目标。其基本特征是：建立开放性的论坛，供参与者表达意见；专家具有权威，学者是学校活动的中心；采取集体决策方式，行政只起执行决策的功能。教师的专业权威、工作自主性以及教师如何处理学科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模型关注的几个方面。[18]
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分享系统，同时一所大学或学院是一个拥有共同需要、共同评价、共同精神的团体。在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中，等级观念并不实际存在。米利特更乐于用“共同体”而非“等级结构”来描述大学组织的基础，因为等级制只能导致冲突，共同体则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学术共同体痛恨绝对的权力。它致力于通过教师、学生、校友和管理者四者权力的分享而获得自由。
作为学者集体的一员，每个教师也有一定的职责。每个成员在系、学院、大学这三个层面的学术政策制定上都有发言权。大学教师更忠诚于其专业领域，而不是他工作的学校。学术职业的专业化特性更强化了这种学者意识而不是地方或社区身份。由于大学的规模较大，全部教师成员很难形成一个整体。这时就由教师委员会或其他机构代表各系教师来决定一些学术领域的政策问题。[19] 学校或学院的教职工会相当周全而又详尽地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政策。许多学术政策依赖学校的规模、传统和领导的素质。管理权只有受到限制，才能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并实现自身的目标。
学术共同体是专家治理，学校领导者遵循“平等”的原则。其管理动力源于“学者共同体的协商一致”。领导者要善于倾听而不是善于命令，要善于收集群体意见而不是善于领导，要善于推动而不是善于操控，要善于协商而不是善于强制。学院模型的领导艺术不同于科层制下的严格而精确的技术。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凭借其能力赢得同事们的尊重，他擅长左右逢源，处理好人际关系，化解矛盾。领导者处事温和而务实，他卓然独立而绝不孤立，因为有其他的专家学者与他共担决策的风险。谈判与妥协只会留下笑柄，玩弄政治手腕也是不合时宜的。[20]
米利特出于研究大学组织的独特性与反科层制的立场，建立了一个权力共享、参与管理和协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但这种理想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学的实际管理流程倒值得推敲。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评论的，米利特想以共同体替代科层制多少有些枉然。这样一个概念模型，其分析、解释的力度实为有限。“共同体”对于高等教育组织理论而言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象征，但我们不能将其与大学的实际特征混为一谈。学院模型在捍卫学者权利和大学自治上殊为有效，但科层化是现代大学不可避免之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学院模型、科层模型以及其他的模式糅合在一起去理解大学的运行机制。[21]
2.保罗·古德曼：学者的社区(1962年)
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里已经酝酿着反叛的情绪，以非人性化和科层制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被批判的焦点。一些学者与学生呼唤大学回归到“学术社区”去。这个“学术社区”以人为本，实施人性化的教育，能够直面“人生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诞生了另一部以学院模型为理想类型的著作——《学者的社区》。作者保罗·古德曼乃美国著名社会批评家、教育批评家，60年代“新左派”运动以及“非学校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作为一位兴趣广泛的作家，他还试图突破许多专业人士防守严密的知识领域，发表他卓尔不群的见解。1958至1961年间，古德曼走访了近10所大学搜集资料，于1962年出版了《学者的社区》。这部著作着力探讨了将现代大学从严酷的科层制危机中挽救出来的可能性。行文感性而睿智，深获那个时代人们的理解。[22]
正如古德曼在序言中所陈述的，本书是在无政府主义思想激发下的一篇檄文。古德曼抨击的焦点是大学的管理主义趋向以及现行的大学管理制度。他认为，大学生而自由，如今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早先的大学与学院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区。但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退伍军人的加入，人际交往在减少，繁文缛节在增加，管理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者的社区最终为管理者的社区所替代。是什么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科层化现象？是什么机制促使从教师群体中分化出管理者阶层？古德曼认为惟一的解释就是学校与教会和国家的冲突所致，并非教育发展之必然。在科层制管理的大学中，教师和学生充斥市侩习气，趋炎附势。大学成为一架只生产教育产品的机器，远离人的激情与想象，远离人的生长与发展。[23] 管理层的强化使得大学教师们畏首畏尾，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削弱了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原本亲密无间的联系。学生们在禁锢的大学环境里度过他们郁闷的青春。
在著作的最后，古德曼试图给出一个解决之道。他设想，“在考虑美国的大学时，不能不考虑到无政府原则。因为最有效的管理是自由联系与联合，它更优于自上而下的管理”[24]。他认为，大学的工作是教与学，这只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事，管理者是多余的，只能导致组织的“功能紊乱”。因此，他建议以学者社区来取代大规模的大学和学院。大学作为学者的社区，行政管理机构应该越小越好。没有正式课程，等级结构，甚至不授予学位。由一批觉醒的教师，带着一些思想独立的学生，联合一批专业人士，退回到原初的学院时代去，建立起教与学的自由联合体。[25] 他还尊重学生的立场，呼吁大学进行改革，重新将大学的功能恢复到以教学为重点上来，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打破师生隔阂，摒弃无关痛痒的课程，学生应本着积极的姿态参与本学科领域的对话。
古德曼关于“学者社区”的构想是他所处时代及个人政治信念的产物。他的前提假设是建立在大学科层制管理所造成的危害的基础之上，他试图通过对中世纪古老学院模式的追忆唤起世人的警醒。但他凌厉批判的锋芒却掩饰不住其作为作家与批判者的浪漫与虚妄。在高等学校实施大规模管理的背景下，企图以学者的自由联合体取代科层化的大学终不可能。正如著作出版之后，美国的评论者所指出的，古德曼的主张带有“怀乡病般的幻想”。[26] 他开设的处方充满标语和口号，最终注定是一厢情愿。但他的主张却能激励当世去思索中世纪学院的遗产对于医治大学的官僚病具有何种启示和借鉴，对于净化我们的灵魂也不无裨益。
3.伯顿·克拉克：特色学院和组织传奇(1970年)
从南北战争到一战期间，美国的学院代表着社会力量的强势以及社会变迁的方向。学院成为新教的领地与地方社区的社会基础。工业化不仅带来快速增长的财富，也孕育出白领的专业阶层与商业阶层。这既为学院造就了大量的捐献者，也要求学院为新兴阶层培育新人，传统的学院教育受到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与革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知名的学院开始迎合城市新教上层家庭与中产阶级的需要，以便吸引他们的财富用于学院建设。④ 在这样一个高等教育面临深刻变革的时期，新兴的学院，尤其是长于精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如何既能应时之需，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优势，成为管理者与研究者异常关注的主题。
1970年，时任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的伯顿·克拉克出版了《特色学院》。⑤ 克拉克分别以崛起于20世纪初期的三所美国精英型文理学院为个案，通过历史的叙述和组织理论的视角，对组织迅速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三所学院的共同点是：(1)面对共同的压力，产生变革的需要；(2)卓然有效的领导；(3)有关组织的“传奇”。并且通过以下因素将学院特色在组织结构中加以制度化：(1)强调自己的特色办学项目，如Reed的通识教育；(2)特色项目由一个坚强的教师团队来管理；(3)学生的亚文化与学院的核心价值保持一致；(4)学院形象清晰有力，获得广泛认同。[27]
伯顿·克拉克在研究中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在三校的发展过程中，精明能干、魅力十足的校长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并未停留在对校长克里斯玛型人格特质的赞誉上，校长的确起到促进组织转型的作用，而真正的主导力量却是依靠教师、学生和校友所组成的具有高度组织忠诚度的联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学院中的组织成员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富有进取的士气，创造了有关组织的“传奇”。像美国其他的精英学院一样，这三所学院注重本校的传统和亚文化，但他们更看重前辈们在艰辛创业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组织的“传奇”，这种传奇不仅是对过去光辉历史的纪录，也起到了激励来者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将学院的核心价值理念代代传承下去。这种传奇还能有效保护组织免受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抗拒着现代理性的侵蚀，维护组织的高度同构性。[28]
在另一篇专述组织传奇的论文里，克拉克认为，传奇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而积累的极富价值的一种资源。今天的学院之所以有特色，是因为铭记了昨天的历史，对过去的理解影响到现在的行动。传奇是将组织与组织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组织的传奇与传说起到组织整合的作用，对组织目标、规范和士气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传奇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传奇，组织成员建立起对学校的忠诚感和荣誉感，使得学校成为一个组织成员高度认同的“小世界”。教师们以校为家，积极参与学校生活，对学校矢志不渝，有效抵御外部世界的诱惑和危险。[29]
伯顿·克拉克研究特色学院的时代正是传统学院失势的时代。私立的文理学院逐渐失去它们的主导地位，在生源与资源上面临着与多科大学、公立学院和社区学院的竞争。即便如此，私立文理学院作为最古老的学院，依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骄傲，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失其“浪漫”本色。[30] 在1971年另一篇谈“学院组织内的信念和忠诚”的文章里，克拉克直言，学院组织需要想象和传奇。组织的传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顺利达成组织目标之原因的理性解释，但也带有浪漫与神秘的成分，它是想把一个正式机构变成一个人人深爱着的组织。[31] 因此，也有论者指出，克拉克对学院组织文化的研究有理想化之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并不是教会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适应商业文明的需要。克拉克研究的三所学院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商业人士及教会人士的支持。安蒂奇(Antioch)学院的杰出校长摩根甚至希望学院的毕业生全部都成为商界精英。[32]
4.伯恩鲍姆：赫里蒂奇学院(1988年)
在《大学如何运行：学术组织的控制与领导》一书中，马里兰大学教授伯恩鲍姆分别以五所大学(学院)为个案，讨论了五种大学管理模型(科层模型、学院模型、政治模型、无政府模型和综合模型)。其中，学院模型是一个由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构建的共同社区，其目的是满足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伯恩鲍姆以建校已有150年历史的赫里蒂奇学院为例来说明学院模型的组织特征。这所学院的特征是，招生少而精，生源为本地高中尖子生，要求住校，家长与学院有渊源关系，教师数量少而学术水平高，基于通识教育的理念开设学术性的核心课程，学院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33]
赫里蒂奇学院的教师几乎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处于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但是没有进行独立研究及发表论文的压力，教师的声誉和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学生的教学和指导能力。大多数教师的住所靠近校园，他们经常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有时也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教师之间相互尊重，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管理者本身也是教师群体的一分子，并不高人一等，于是管理者与教师之间也能经常互动，营造出相互尊重的氛围。在学校决策问题上，虽然高级教师比其他职称较低的教师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虽然不强求全体一致同意，但每一事项都会经过充分讨论，每个教师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在学校管理中，教授会的作用很大，主要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工作，会议一般由校长主持。校长也是该校的一名优秀教师，由教师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直接选出。他对教师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听取教师的意见。[34] 奖励权和强制权在学校没有市场，压制式领导方式无法生效。校长如果过于频繁地利用他的权力，其权力的效力就会降低，因为权威是建立在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基础之上的。校长可以颁布教师认为公平合理并且愿意遵守的规定。人们对规章制度的遵守，可以强化校长的权威，反之，校长的威信将会受到影响。参与管理与民主决策始终是这个学院的核心。学院的所有成员对于学院的使命与职责共享一套价值观念。运用非正式的规范来调节行动比书面的规章制度更为切实有效。校长不过是教授会的执行者、公共事务的发言人和协调议程的召集人。
维持这样一种组织氛围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学院的规模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巩固学院内部的组织文化。但伯恩鲍姆也指出，学院规模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许多规模很小的学院施行的未必就是学院模型的管理方式。[35] 总之，学院模型的成功管理与学院全体成员的密切合作紧密相关。学院模型根植于一个学校长期形成的传统。但就赫里蒂奇学院而言，紧密的组织结构并未影响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交流，后者是组织变革的动力所在。
5.欧文·桑德斯：大学是一个社区？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学院模型。时任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欧文·桑德斯就对当时流行的“大学是学术社区”的观点提出质疑。传统观点认为，大学是学者们的社区，由大学教师集体控制，是专事学术之场所，而非世俗事务之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之一。它还是一个功能型社区，即人们不仅共同拥有和分享，也容忍差异与相互交往。学术社区就像故乡一样，人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使用同样的设施与服务，人们通过互动形成组织网络，以及非正式的组织结构。桑德斯认为这些观点仅仅是对大学组织的局部解释，现代大学不再是一个社区，而是多个社区。他根据现代大学组织发展的趋势做出了以下几点修正。
(1)社区的首要特征是对共有目标的认同，而大学目标是模糊的，在组织目标的认同上存在明显的断裂：资深教师与年轻教师、终身制教授与合同制教师、主张大学参与社会服务与履行学术使命的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智发展与职业训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大学应对社会需要而变得日渐复杂，关于大学组织特征的共识逐渐瓦解，“学者社区”的观念业已动摇。
(2)对组织的忠诚度有所改变。以前的观念是以校为家，奉献一生。现在，教师职业具有高度流动性，教师的职业生涯不仅来自于同行的评价，也需要管理者的评判。对组织的过分忠诚会成为阻碍职业流动的因素。现代大学教师不仅教书育人，还承担着广泛的社会事务，甚至对企业与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忠诚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大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与基础。学者对组织的信任与忠诚将逐渐淡化，强调教师与学生对组织的忠诚将不再是有效的管理策略。
(3)教师间关系的疏离。学者社区的观念体现在共同掌权上，即相互尊重，遵循规范，乐于被同行评议。各级教师之间相互尊重，上爱下敬。低一级教师并不觊觎高一级职位。而现在，对教师等级制却争议不休。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隔行如隔山，难以沟通。各科教师仅仅只代表其所属学科，而非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代言人。
(4)传统的师生关系是上行下效，上下和睦。教师欲将价值规范传于弟子，而弟子们也紧紧追随导师的风范。现在，师生皆摒弃以往的传统角色，学生求学的目的不再是为教养而来，而是为了获得进入就业市场的文凭。学生作为教师同盟者，是为理智的修养、是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是为分享关于世界的智慧而来受教育的这些传统理念都为高等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所淹没。
(5)传统的教师是将管理者视为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行职业角色的助手。随着大学管理复杂性的增加，大学管理者与教师的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除非教师感受到他们是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否则不会具有学术社区的感受。另外，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学生对大学的管理与服务状况普通感到不满，要求另立学生组织谋求自身的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瓦解了原来的共同社区感。
(6)学院模型的决策过程已经落伍。学院模型认为，作为共同体的大学建立在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为了达成一致见解，许多时间花费在对每个议题的协商与讨论上。事无巨细，当所有条件成熟之后才动手处理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不识实务的决策方式。随着学生权力的出现，以及满足低一级教师的需求，传统的一致决策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应代之以冲突模型。
综合以上趋势，桑德斯认为，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共享的情感与价值体系、对角色的共同认知，当且仅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学术社区才得以存在。而现代大学业已破除了这种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管理方式，其决策方式是多种模型的混合体。[36] 桑德斯能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学院模型作此反省，不可谓不及时，其对学院模型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而问题是能否找到一种更为圆满的替代模型。
四、学院模型的局限与启示
学院模型包含几个重要的命题：(1)参与式决策；(2)教师的专业权威；(3)人性化的教育；(4)学院的组织文化。毫无疑问，这些基本命题都富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刻画了大学组织的某些特点，是办好大学的基本条件。然而，许多学者对于学院模型的理解过于简化，忽略了许多现实的羁绊。因此，对于学院模型的责难一直就未中断。继桑德斯之后，鲍德里奇也对学院模型的固有缺陷作了批评。他认为，学院模型描述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主张者们给出了学院模式的理想与策略，却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大学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讨论学院模型，主要是出于对一个失去的世界的怀念，而非对于现实世界的正视。学院模型的决策方式存在于部分院系以及一些委员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管理却不适用。另外，学院模型强调和谐一致，却未能正视管理中的冲突问题，试图通过协调一致而进行决策实非易事。[37]
学院模型作为高校组织理论中的一种理想类型，在研究方法上以演绎为主，在研究视角上，与科层模型和政治模型一样，都着眼于组织内部关系，假设组织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学院模型相对适用于规模较小、传统悠久的高校，利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知解决管理中遭遇的问题。但现实中的高校组织是利益多元的，随着院校规模的增大，决策权限分散、下放，组织内冲突在所难免，科层系统也无法控制学校的活动，人们对最佳目标的一致认同也不复存在，“共同社区”感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任何一种模型来实现大学的有效管理都不现实，何况模型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和概念工具，与现实还有差距。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高校组织理论家开始试图从单一模型的解释中解脱出来。1981年奇尔德著文反对那种认为科层、学院与政治模型之间界限分明，相互独立的观点。他认为，科层和学者团体模型是结构模型，而政治模型是过程模型。学院模型比较适用于分析学术系统的活动，而不太适合分析学校行政机构的活动。相反，科层模型与政治模型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大学组织分析中，三种模型相辅相成，可以共存。[38] 伯恩鲍姆则形象地把学院制喻为家庭，把科层制喻为机器，把政治系统喻为“万花筒”。[39] 他结合四种重要的大学组织模型，提出了综合模型的假说，以期更为有效地指导高校组织运行、预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
英国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伊恩也曾撰文讨论了针对大学组织的不同研究视角。他认为，学院模型长期以来一直影响深远，而今却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大学是一个“专业化组织”的视角也不能完满地解释现代大学组织特征。“政治模型”关注大学中的差别与竞争，这有别于前两种模型强调“大学组织的同质性与合作”。用韦伯的科层模型来解释大学组织也是有限的。因此，近年来涌现出不同的组织视角，如大学是个“自适应系统”、“企业型组织”、“具有自控能力的组织”，等等。[40]
从上述研究趋势来看，单纯用某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大学运行模式的方法业已不妥。现代大学管理已经进入所谓后科层制时代，大学组织特征的内涵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学者们探索着组织转型的话题。[41]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浪潮里，受商业、企业化的运营方式的影响，以效率和效能为目标的“新管理主义”思潮重新强调管理的绩效与管理者的领导权。学院模型难免不合时宜。但学院模型关心的是自由与平等，是传奇与想象。其基本观点不断启迪、催生出新的高校管理思想[6]。作为一种理解大学组织特质的理论视角，无论它是否具有现实的对应的存在，其以人为本的管理策略，以组织文化为认同的价值信念，以教会学生懂得生活意义的教育宏旨，于实践于理论皆永不为过。
注释：
①理论模型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理念构造，是对现实的抽象，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它起到分析工具的作用，便于研究者把握、厘清纷繁的高校组织现象。可以说，使用模型来研究大学组织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特点，模型是借鉴了大量多学科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
②其实，早在1947年，当帕森斯译介韦伯有关科层制理论论著时，就颇富先见之明地指出：学术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有所不同，即使大学管理一开始就采纳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学者们也会产生一种强烈抵制科层制严格的等级结构及其权威的情绪，而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平等、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③当时许多研究公共组织管理的学者还未意识到高校组织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并怀疑能否对高校运行机制加以研究。米利特是最早将高校组织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美国学者之一，而且他身兼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主席之职，参与、指导了一些由美国大学联合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发起的高等教育规划项目，具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
④有关这一时期美国学院的历史变迁，可参见Leslie W.Bruce的著作，" Gentlemen and Scholars:College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 1865—1917)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出版。本书以19世纪末期4所私立精英型学院为代表，说明了学院发展在当时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对当时美国学院的文化认同与阶级构成进行了检讨。
⑤伯顿·克拉克曾师从哥伦比亚学派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这项研究最早始于1957年他在塞尔兹尼克开设的“管理中的领导能力”课程班上所受的启发。从1958年开始，克拉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工作时，即通过亲身访问和访谈开始收集第一手资料。
⑥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关于社区学院“共同治理”的研究，离不开学院模型的思想启发。参见Pam Schuetz所撰写的文章，" Shared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Colleges" .ERIC Clearinghouse for Community Colleges Los Angeles CA.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