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问题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我们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不能贬低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尚未完全实现“软着陆”，主张经济起飞的观点不符合实际，战略热的兴起实际是在单纯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过快不行，经济增长率过低也不行”的看法没有体现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目标，在经济高增长、高通胀的时候要注意抑制通胀，在高增长、低通胀的的时候也还要注意抑制通胀；无条件地、低价地、不慎地让出市场，是对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要象珍惜自然资源一样珍惜市场资源。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国际收支平衡
宏观经济调控是个宠大的题目，展开这个题目定会涉及多方面的理论内容。这里仅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关于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
我国现阶段需要处理好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是由于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为资源配置提供较为准确的信号：价格上涨表明资源稀缺程度提高，吸引生产要素向这方面流动；价格下跌表明资源稀缺程度下降，迫使生产要素从这里流出。市场活动可以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及时衔接起来，而不是象计划经济那样通过计划指标的层层下达，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迂回地加以衔接，后果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通过本身固有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结合，可以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率。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负效应是同其正效应同时产生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价格信号是短期的，对于长期资源配置基本上不起调节作用；市场决策是分散的，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未必一致。统一的市场，分散的决策，这是市场产生自发性、盲目性的根源；市场虽然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推进技术进步，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损失和浪费，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受的；市场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效率提高的地区、产业、企业会先富起来，从而导致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乃至过分悬殊，公平与竞争的矛盾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所有这些，人们称之为市场失灵或失效，也可以说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负面效应。为了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所以必须有宏观经济调控。这是其一。
市场本身的缺陷或缺损，指的是市场功能或作用达不到的领域，如公共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以及环境治理等，由于投资者与受益者不完全对应，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不愿意投资，从而市场不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由宏观调控加以弥补。这是其二。
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市场发育不健全，从而存在本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和空间，但市场尚不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真空地带”，要求由宏观调控加以填补。为了有效配置资源，靠市场力量不够，还要从宏观上对投资加以引导。这是其三。
以上三点，是目前解释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与宏观调控相互关系的流行说法，其要点是宏观调控只起弥补市场功能不足的作用。如果宏观调控仅仅起这种补充作用，那么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就被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仅仅是弥补市场失效和失灵，无异于把宏观调控降为微观经济管理，因为市场行为属于微观经济活动；宏观调控仅仅是弥补市场力量达不到的领域，无异于说宏观调控是拾遗补缺，其地位和作用同样被贬低了。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市场出现真空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岂不等于承认在市场获得健全和充分发育之后宏观调控就不必要了吗！可见，上述观点，实质上是用板块论来解释宏观调控与市场功能的相互关系，即用经济功能的板块和市场作用空间的板块来阐述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关系，未能从深层上说明两者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没有充分说明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活动，而不是仅限于市场功能失灵或达不到的领域。诚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有弥补市场功能的作用，可是这毕竟属于微观层次，宏观层次中要解决的问题，才是宏观调控的实质和主要任务所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经济的稳定问题，研究和解决如何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问题，为此要研究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及其相关的问题，研究和解决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如何加以正确引导的问题，研究和提出经济整体运行的宏观政策取向问题；等等。
二、关于保持持续的适度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通常被理解为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在较长时期内依赖于生产能力而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见，经济增长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如五年、十年，对于经济增长可以有四种选择：一是长期持续高增长。实践证明，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为资源、资金所难以承受，也就是说增长率太高，靠拼资源、拼消耗来实现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有持久的能力，而且容易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经济持续低增长，虽然不致引发通货膨胀，但经济不景气，前景暗淡，不可捉摸，也不是好现象。三是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正常，但中间隐含着速度忽高忽低甚至大起大落，这也不是好现象。经济增长大上大下，使企业无所适从，而且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和浪费。四是持续适度增长。储蓄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大体平衡，经济增长中不发生大起大落，当然小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由此不难看出，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健康的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是个重要因素。我国“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第四种类型。“八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经济增长最快，波动幅度最小。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即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的差距为4.9%。而“七五”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为7.8%，“二五”的波动幅度为63.2%，即最高增长率为32.2%，最低增长率为－31%。这种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造成企业生产急剧下降，重工业生产指标被迫削减1/3，基本建设大规模下马，投资由384亿元锐减到67亿元，市场萎缩，人民生活不安定，2000万城市人口下乡。“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规定为8%，我们希望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过程中，不发生增长率的剧烈波动，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态势。
除了分析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还要分析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为即使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结构也可能存在问题。“八五”时期，从供给结构看，工业、三产和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27%和6%，表明农业发展滞后和工业增长过快，结构不够协调。从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上更能看出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六五”和“七五”期间，农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9.9%和9.2%，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比分别为1∶1.2和1∶2.2。“八五”期间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比已扩大到1∶4.7，离合理要求的1∶3相差甚远。说明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很不协调。从需求结构看，在“八五”期间GDP增长中，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贡献率达到41.3%，比“七五”期间的22.2%有了较大提高，上升近20%，消费需求贡献率为60%左右，显现出明显的投资需求拉动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要保持健康的经济增长，在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的同时，应下力气解决结构优化和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有持续增长的能力，并为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结构基础。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从宏观经济层次和角度着眼，重点是分解经济增长率，借以确定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
首先，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是从劳动力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分析。通过经济增长率的这种分解，即经济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乘积，可以大致看出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例如，劳动力增长率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为3%，则经济增长率为5.06%（1.02×1.03－1）。假如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利用，并且假定劳动力与资本的配合比例即资本有机构成或劳动力的资本装备率不变，上述经济增长率就是劳动力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即西方经济学所讲的自然增长率。
其次，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投资率与资本产出系数。这是从资本角度来分解的经济增长率。就是经济增长率等于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率或资本系数。资本产出率表示每单位新增国民生产总值需要增加的资本额。在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下，资本产出系数越大即资本效果越差，投资率越高，反之则越低。总的概念是，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比例变化，资本产出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反比例变化。“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为12%，投资率为33.2%，由此可以推算出资本产出率为2.77（33.2∶12）。“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计划为8%，投资率计划为30%，由此可推算出资本产出系数为3.75（30∶8）。“九五”与“八五”相比，资本产出率增加近1%，宏观经济效益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变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提高的缘故。这样，为了增加每个百分点的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资本投入比以往时期加大了。
上述两种经济增长率分解因素的方法，都是从一个侧面或者是劳动力或者是资本来考察的，而把两者结合考察，就得运用生产函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旨在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项基本因素，或者说这三项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的函数。按此方法，“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约为10%，资本投入贡献率约为62%，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8%，表明我国经济还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目前，国家计划管理部门和地方计划部门多是运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状况的。勿庸多说，这种方法还不尽理想，因为它是一种扣除法，即认为在整个经济增长当中，扣除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的部分（给予不同权数）后，剩下的就是经济效益的贡献率。其实，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扣除后的剩余部分，除了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效益份额外，还有体制变动、改革影响因素在内，而这些又难以量化。而且按这种方法计算的经济效益贡献份额，还受技术基础状况的影响。从对比各地区情况看，有时不发达地区技术进步速度还快于发达地区，原因就在于基数比较低。就相同份额的技术进步或综合要素生产率而言，又会有不同的技术进步内容。比如同是20%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但所内含的技术运用并不一定相同，有的是运用先进技术，有的是运用中低档技术，呈现出很大差别，但在上述公式中很难反映出来。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更应该注意这一点。所以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只能从总体上、趋势上反映经济增长的内涵，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而要在技术进步本身下更大的功夫。
以上所说，概括起来就是，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还是主要靠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技术进步，这对分析经济增长是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战略价值的。联系前面讲的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实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经济增长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是由经济增长中各种因素所处地位及其所占份额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是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和经济效益是否提高的问题。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联系起来。
当前主要倾向是单纯追求高速度，妨碍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有的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来判断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趋势，并有的认为我国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通过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现在应当是起飞的时候了。其实，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并未完全实现，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1995年为10.2%），达到了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通货膨胀率回落幅度相当大，达到了宏观调控目标（计划目标为15%，实际为14.8%），但是应当看到，经济增长率仍然偏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要想在此基础上起飞，势必加大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矛盾；物价上涨率虽然大幅度回落，但仍在高位上运行。至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与软着陆所要求的目标相距甚远。拿投资效益来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六五”时期为65%，“七五”时期为75%，“八五”时期下降为60%。主张经济起飞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求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放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战略热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单纯追求高速度。中央提出“九五”计划中经济增长率为80%，许多地方制定“九五”战略时都把经济增长率定在8%以上，这样全国的8%的经济增长率如何落实？当然这8%经济增长率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从而不能分解到地区（各地的经济增长率由该地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且有法律效力）。但是，速度都高于全国水平而且许多地方采取的措施仍然是粗放式的，势必会加剧资金、资源供给的矛盾。沿海发达地区要继续发挥优势，要求加快发展，要有高速度；中西部地区要缩小差距，也要加快发展，更要有高速度。从产业部门来看，基础产业、基础设施要加强，支柱产业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培育，实际上都要加快发展，都在单纯地追求高速度。由于我国存在着追求高速度的惯性和机制，实现宏观调控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经济增长过快不行，经济增长率过低也不行。”这种看法没有体现出政策取向，实际上偏重于经济增长过低不行，还是要追求高增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机制都是适应粗放型高速增长要求的，体制和机制不改变，追求高速增长就会有广阔的基础，可见实现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压力是相当大的。
三、关于保持经济稳定与抑制通货膨胀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是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即不发生大起大落的前提下，才能说得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是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政府调控的宏观目标。这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市场信号的误导和经济秩序混乱，使资源配置失当和扩大分配不公，最终导致经济明显波动。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影响经济全局最突出的矛盾，是影响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可以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通货膨胀有多种定义，众说纷纭。这里，关键性问题在于：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上涨本身，还是指导致价格水平上涨的力量和因素？一般认为，通货膨胀指的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相对于可供给的商品和劳务），从而造成价格的普遍持续上涨。这个定义，既包括了价格上涨，又包含了导致价格上涨的力量和主导因素。可是导致价格普遍持续的因素和力量，除了货币流通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而测定导致价格普遍持续上涨诸因素，又相当困难。因此，一般用价格水平上涨本身即物价指数表示通货膨胀。目前，我国有四类价格指数：一是反映消费价格变动指标，如全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二是反映生产经营者出售商品和购进生产资料价格的指标，如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贸市场农产品成交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三是反映投资品及其他投资费用价格变动的指标，即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四是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这些价格指数多从一个侧面反映某一类价格的变动情况，用以说明和分析不同的问题。同时这些价格指数在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重复和交叉。前三类价格指数中没有一个能全面地反映供需总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虽然具有综合性，从理论上可以直接看作是总供需平衡关系的函数值，但这个指数的计算比较复杂，只在年度和季度统计核算时进行计算，时间上难以满足及时观察、分析总供需平衡状况的需要。有人建议在现行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有必要计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比较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的综合价格指数。该综合指数可以在现行统计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基础上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到。消费价格指数的权数为消费份额，投资价格指数的权数为投资份额。
上述用物价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的做法，实际上是反映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状况。后者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直接的原因。通过两者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
供需差率（%）物价上涨率（%）
1991年-42.9
1992年-6.5 5.4
1993年-7.3 13.2
1994年-6.2 21.7
这里的供需差率是指供需差额除以总供给。从上述两组统计数字来看，供求差率的变化与物价上涨率的变化，呈现出较为紧密的关系，但还不是完全相关关系，因为推动物价上涨还有其他因素。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分析物价上涨率的内部构成。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这种分析一般是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价格上涨的总体构成；二是分析物价上涨的推动因素。
物价上涨的宏观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上年调价的滞后影响，即翘尾巴因素；本年调价影响，包括调价后的连锁反映；物价自发上涨。1994年物价上涨（21.7%）的构成是：上年调价滞后影响占8%；放开价格后的自发价格上涨占7%，当年调价影响占6%。后者主要是提高粮食、棉花购销价；提高了电价以及原油、天然气出厂价，成品油、化肥价格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放开统配煤价格。调价的幅度和力度是改革以来所没有的。1995年物价上涨14.8%，主要是上年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所致，当年新涨价幅度并不高。据分析，在1995年14.8%的零售物价指数中，新涨价因素包括调价和自发上涨部分，约占5.6%，其余9.2%为上年涨价的滞后影响。
从物价上涨的推动因素看，在1994年物价上涨21.7%当中，成本推动包括土地和资本价格、工资、原材料价格上涨占65%，即在21.7%中有14%是属于成本推进的因素，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19.5%，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18.2%，农产品购进价格上涨48.3%，其他还有土地价格和工资提高等因素约占14%。需求拉动物价上涨约占35%。可见，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的综合性通货膨胀。值得指出的是，在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时，如果没有需求的增加，则产出就不会相应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从而迫使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停顿下来。我国之所以发生持续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且在诱发通胀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需求过大，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存，形成综合型通货膨胀。这就给抑制通货膨胀带来新困难。抑制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主要是控制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往往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瓶颈制约的加剧，从而减少总供给。这在我国基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尤为明显。通过控制货币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则不会发生影响供给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曾有人主张，由调整不合理价格主要是生产要素价格引起的通货膨胀不是真正意义上通货膨胀，只有由多发票子、投资过大引起的物价上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我国抑制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在于，在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同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重点采取了保证供给的措施，如对重点、投产、收尾项目，对一批急需的续建项目，保证资金供给，从而实现了在物价上涨率逐步回落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滞胀，即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局面。正如外国一些专家所评论的：“中国在继续发展中治理通货膨胀，而不是以经济停滞、下降为代价来治理通货膨胀，在国际上被视为成功的经验。”从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看出，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目标。治理通货膨胀不仅是短期政策措施，也应该是长期的政策目标，因为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继续治理通货膨胀有没有困难呢？应该看到困难还是相当大的。从近期抑制通货膨胀来看，国家计划规定，1996年物价上涨率为10%，其宏观构成是：上年涨价的滞后影响为3%，比1995年的上年涨价的滞后影响（9.2%）低得多；价格调整引起的物价上涨为2%，价格自发上涨为5%。从价格的宏观构成来看，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价格自发上涨部分。在既定的价格上涨率目标下，这一部分所占比重越小，给价格调整留下的余地就越大，因为价格调整非进行不可，是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总体上看，“九五”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这是因为：
1.我们要清醒地看到，1995年物价上涨幅度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增加财政补贴、动用国家储备和行政办法实现的，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为进一步降低物价上涨率增加了难度。199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仍高达29.5%，比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之和高出近5%。
2.基础产品价格调整的任务依然很重，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形成不小的压力。“九五”期间需要进一步调整粮棉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并使农产品内部比价关系基本合理。当前主要农产品供需缺口较大，1995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占整个物价上涨的68.6%，即2/3来自农产品价格上涨。需要逐步提高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比价趋于合理，以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这些价格的结构性调整，最终将通过成本推动，影响全国的物价总水平。据测算，1978—1994年，我国物价上涨幅度平均在7.5%左右，其中“七五”、“八五”期间，中央出台的价格结构性调整措施对零售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平均每年约有2—3%。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某些商品还需要同国际价格逐步接轨，因此价格的结构性调整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难以避免，必须作为一个因素考虑在内。
3.投资需求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通常是以扩大需求为先导，有效需求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迅速扩大，特别是在我国仍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下，主要靠投资需求过快扩张拉动起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势必加剧总量不平衡和结构不协调的矛盾，从而推动物价上涨。这样，投资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又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真可谓“成也投资，败也投资”。投资一方面形成当期的需求，投资规模越大，对资金及投资品的需求就越多；另一方面投资形成未来的供给。如果前期投资能在本期提供有效供给，如果投资结构合理、投资效果好，自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否则，投资需求扩张将成为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八五”期间累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投资7.3亿元，而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3.7万亿元，每百元资金投入仅增加GDP50元，投入是产出的2倍。从“九五”情况看，由于“八五”在建规模偏大，结构不尽合理，结转到“九五”时期的在建项目很多，又要新开工一批新项目，投资需求是相当旺盛的。控制住投资规模包括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规模，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所在。由于投资决策分散，投资主体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和投资风险机制，防止投资扩张的任务相当艰巨。
4.要求冲破物价控制目标的呼声很高。各地因政府补贴不堪重负，以及解决企业亏损的压力，要求提价的声音越来越大。有的地方认为“低价吃亏”，仍然在追求“高速度、高投入、高物价”的发展模式。
以上可看出，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十分艰巨，绝不可以松动，更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把抑制通货膨胀继续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那么，应当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怎样的水平上才算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呢？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上进行分析。
年份 经济增长率（%） 物价上涨率（%）
19918.2 2.9
199213.4 5.4 Ⅰ
199313.213.2 Ⅱ
199411.821.7
199510.214.8
1996 8 10 Ⅲ
表面上，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呈现出三种类型的对应关系。一是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1991、1992）；二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同步（1993）；三是经济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哪种类型的对应关系比较理想呢？曾经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同步是宏观调控可选择的目标。看来，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实际上是赞同高增长高通胀。经济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亦不能成为宏观调控可选择的目标，因为这有演变成为滞胀的危险。而在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的对应关系中，并未指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只是说相对经济增长率而言。国家“九五”计划规定经济增长率要高于物价上涨率，或者物价上涨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只是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有人认为，高增长低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问题也在于低通胀到底在什么水平上。也有人解释低通胀是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指的是财政收支情况能承受、企业的利润状况能承受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心理能力能承受，但具体量化起来相当困难。有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对通货膨胀感受的差异表现为4个类别：高收入高通胀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南通），高通胀、低收入城市（如武汉），低收入、低通胀城市（如保定），低通胀、高收入型城市（广州）。对通胀压力感受最突出的是第二类城市。还有的认为，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是应当承受的通货膨胀。凡此种种，说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内在的可以量化的对应关系；从而说明在宏观调控上要分别规定经济增长目标和抑制通货膨胀目标，由此派生出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对应关系不是内在的关系，而是两者的现象形态，据此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是缺乏理论依据的。从理论上讲，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相对应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后者指的是在资本系数不变条件下，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率等于储蓄率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大于储蓄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小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由此会诱发物价上涨；反之，投资率小于储蓄率，则会有资金的剩余，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从而导致物价水平下降。只有在投资率等于储蓄率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等于现实经济增长率，这时社会总需求等于社会总供给，经济均衡发展，物价保持稳定。可见，在实现经济生活中，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就是说，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相对的不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只是派生因素而不是直接对应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直接对应的是社会总供需，特别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不是经济增长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经济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的时候，要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的时候，也要注意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时候，也还要注意抑制通货膨胀。正因为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所以抑制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目标。
四、关于保持有利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国际收支平衡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活动，其价值形态又是它的主要形式。外汇供需总量是我国与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总体形态。国际收支所反映的就是外汇总供需的平衡状况。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将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我国产生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国际收支。人们谈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往往侧重于产业影响问题，这当然很必要，但其影响毕竟不是全局性的，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是全局性的。所以，国际收支平衡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宏观调控所要注意把握的是国际收支中项目的收支平衡状况，主要是经常项目（贸易往来）、资本项目（资本流出流入）的各自收支平衡状况。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讲的“三外”——外贸、外资、外债，就是国际收支的重点。下面，我们从“双缺口”理论的角度，谈谈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外汇缺口或贸易缺口。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就会产生外汇缺口，或者说，外汇缺口是由外贸逆差引起的。近几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GNP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也超过进口增长速度，按理说，不应产生外汇缺口。但是外贸出口中三资企业占将近40%的比重，所得外汇收入并不为我所有，当然他们所需进口外汇也不由我们负责，三资企业的外汇平衡由他们自己负责。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在于：一是汇出利润的税收。汇出利润征高税，用利润进行再投资征低税。二是用于支付基础设施和劳务方面的配套资金。由于三资企业的上述特点，在判断我国是否存在外汇缺口时，严格来说，应当扣除三资企业的外汇供需额，才能看出我国外汇收支的真实状况。我的判断是这方面仍有缺口，从而需要引进外资以平衡贸易差额，但把它量化相当复杂和困难，因为三资企业尚未纳入我国行业管理，从而要掌握他们的经营情况和统计数字相当困难，宏观调控力度是微弱的。
再看另一个缺口——储蓄缺口，即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大于国内储蓄供给产生的缺口。据有关资料推算，我国国内总储蓄率与总投资率的情况是：
1991199219931994
固定资产投资率（%） 25.529.536.535.1
存贷投资率（%） 7.4 5.1 5.8 3.3
总投资率（%）
32.934.642.338.4
总储蓄率（%）
38.138.441.742.7
不难看出，1991—1994年，除1993年外（缺口不大，只有0.6%），其余年份都是国内总储蓄率大于总投资率，从而不存在储蓄缺口，也就是说用国内资金可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不必引进外资来弥补缺口。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有的外国专家建议我们要用好国内资金，不要眼睛总盯着外资。既然总储蓄大于总投资，为什么资金供给那样紧张呢？问题可能在于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个环节上。由于体制原因，转化渠道不畅乃至受阻，部分储蓄未能转化为投资；或者由储蓄转化的投资不适应投资结构的需要，产生结构性投资短缺，由此产生储蓄缺口就难以避免了，从而引进外资以弥补储蓄缺口也是势在必行。退一步说，即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又不发生结构性投资缺口，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也需要引进外资。总之我国引进外资，一是为了弥补外汇缺口，二是为了弥补储蓄缺口，三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先说外贸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为9.9%，1990年升高到32%，1992—1994年为38%，1995年约为39%，而且有继续提高的趋势。宏观政策取向，应促进出口的持续增长，适应控制进口的过快增长，力求保持贸易顺差。其次是要改善出口结构，调整进口结构，逐步改变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局面。为此，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应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产品为主要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过渡。由于在出口商品结构中已经实现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今后的任务是在工业制成品中实现从初加工品为主向深加工品为主转变；并通过创名牌、健全服务体系和销售网络，逐步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过渡。在市场战略方面，要从相对集中的出口市场（主要指日本、港澳、美国、欧盟）向市场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与国内产业相结合，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再说利用外资。引进外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外借款（间接投资），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本质区别是资本的所在权与使用权是否分离。前者的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的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分离。对外借款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安排所借资本（主要指商业贷款），但风险较大，利率高，要考虑偿还能力。从宏观经济调控角度，主要把握借、用、还三个关键环节，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借——力求融资成本低，风险小；用——资金投向正确，符合产业发展要求；还——创汇效益高。具体讲，要控制三个重要指标：负债率，即外债余额占GNP的比重；债务率，即外债余额占外汇收入的比重；偿债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外汇收入的比重。目前，这些显示警戒线的指标，我国均在安全线之内，但偿债率指标已逼进警戒边缘，为此对商业贷款要加强控制，实行全额计划管理。此外，还要注意债务的币种结构，处理好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关系。如果到期不能偿还，要求外商再贷款时，即举新债还旧债，通常会附加一些苛刻条件，如提高贷款利率，要求借款国货币贬值，甚至要求私有化。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陷入债务泥潭，不能授人以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指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和独资经营企业的投资。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所占比重都比较小，1990年也只有34.87亿美元，一直低于对外借款的规模。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加，达到110.07亿美元，首次超过同年对外借款规模（79.11亿美元），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57.6亿美元，1994年增加到330亿美元，1995年为377亿美元，继续超出对外借款规模（107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近1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外资的转折性变化。这里，特别要研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问题。目前国际上的500多个跨国公司中已有100多个来华投资，这是跨国公司投资的跟随性决定的。适应这种新形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哪些考虑呢？
关于“以市场换技术”。有人叫做“两让两得”，即让市场，让股权，得技术，得资金。这个政策，的确取得不小成绩，如对三资企业规定内外销比例，内销就是让市场，条件是要带来新技术。但那是针对规模较小的合资企业，所换取的技术大都是中低档次的技术，先进技术比较少。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并不是那种三资企业的放大，它是庞大而复杂的经济实体，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广阔领域内的融合。它拥有包括资本、技术、市场、管理在内的成套资源；它有母公司和分布全球的子公司，内部又有一套价格转移机制。它追求的目标不是一时一地的高额利润，而是全球性长期稳定的利润。它们看中我国这块地方主要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广阔的市场（潜在市场更广阔）。看来，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是做了长时间的比较和选择，通盘考虑投资和发展问题。它们一般选择我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有一定市场份额和效益比较好的企业作为合资伙伴，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合资后，外商通过增资扩股拥有决策权。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国产名牌退出了市场。这种情况在洗涤用品、化妆品、饮料和啤酒等行业较为突出。现在看得比较清楚，针对跨国公司这样的外商，想用市场换取技术是相当难的，因为包括技术在内的资源是成套的，不会轻易“拆包”，而且让出先进技术等于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市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资源，跨国公司就是把其占领的市场列入其独有的资源。无条件地、低价地、不慎重地让出市场，是对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要象珍惜自然资源一样，珍惜市场资源。轻易地让出市场，既给我国民族工业增加巨大压力，又威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运行。我们认为，确实能换来先进技术的可以让出一部分市场，不能换来先进技术的不应再让市场，改用租赁、转让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那么，不依靠实行优惠政策，不依靠出让市场，而靠改善投资环境和规范的管理体制来吸引外资，能否行得通，外商会不会继续来华投资？看来，对规模比较小的三资企业不会有大的影响。从竞争能力看，即使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外商同国内企业相比仍处于优势地位，等于把不同竞争能力的企业摆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优惠”，但不是以政策的形式而是以竞争力的差距表现出来。
要适应外商投资的新形势，努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就涉及到我国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倾斜，这在一段时间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只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而没有支柱产业的跟进，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在现代产业序列中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毕竟是为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服务的；没有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也不易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因此，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大支柱产业投资力度，提高其技术水平特别是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把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与引导外资投向结合起来，在互惠互利、以我为主的原则下，鼓励外商投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支柱产业建设和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要着重引进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创新，避免引进一批老化一批，再引进再老化的不良循环。总之，坚持正确的引进外资投向，使之符合于我国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利用外资而不被外资利用的关键所在。
最后谈谈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问题。外汇储备是调控汇率、避免债务危机、保证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物质基础。90年代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1991年为217.12亿美元，1992年为194.43亿美元，1993年为212亿美元，1994年为516亿美元，1995年达到736亿美元。外汇储备应保持怎样的规模才算合理是宏观调控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外汇储备规模过小，会发生借债困难；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会占用更多的人民币，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加上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弱，外汇储备稍多一些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其合理规模大体上是三个月进口用汇额加上外债当年还本付息额，再加上用于结汇售汇的机动额。按此计算，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合理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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