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语境与文学的特质及其断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特质论文,东方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方与东方文学
“东方”这个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人文地理概念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取向。两河流域的古亚述人将太阳升起的东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罗马人认为凡在东边的国家都属“亚细亚”，这是现在“亚洲”（Asia）一词的来源。而“东方”这一概念的外延比“亚洲”更广泛，地理学家把亚洲及北非洲称作东方（East），并依次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三个部分，其范围西至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埃及，东到中国、朝鲜、日本，南达恒河、印度河流域各国以及印度尼西亚诸岛，北抵太平洋西北部沿岸地区。
除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还有历史概念的东方（Orient），它是伴随16、17世纪欧洲人发现东西洋航路，并适应其向东进行经济扩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洲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东方学”。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地进行了破译，此后英国学者H·C·罗林森等对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告捷，使东方得到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东方学学科的基础。
与此同时，东方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东方学的领域。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最早确认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波斯文之间的关系，并于1789年把《沙恭达罗》翻译成英语，第一次把印度古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不过，早期有关东方文学的探索基本上是处于发掘材料、确认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和译解作品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俄国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已经发展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建国以后，我国习惯上将世界分为欧美和亚非拉两大阵营，与此相应，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将西方文学换称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换称为“亚非文学”。在国内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中，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只是称谓不同，而内涵则完全一致。故而，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尽管由于我国高校中文系已经专门开设中国文学这一门课程，将之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并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将中国文学独立于东方文学之外，然而，就亚非文学的整体而言，自然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故此，在综观亚非文学的总体历史进程时，仍需论及中国文学。
尽管由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东方学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西方是出于殖民统治以及自身问题的需要，才对东方各国的语言、 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的， 因此到了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把广大的亚非各国纳入其殖民或半殖民体系，并在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渗透时，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便显得十分强烈。因此，上述那种从西方人眼中观察、研究出来的东方形象与实质上的东方面目相去甚远，从而造成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形成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极力歪曲、贬低东方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自大自狂地以为白种人高于一切有色人种，欧洲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源于异国情调的渴望情结和神秘向往，他们又在精神上虚构出一系列“东方神话”的意象。
无论是贬斥歪曲东方，还是赞叹美化东方，这种以西方观念为出发点的评判态度根植于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偏见和误读。直到现当代东方各国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自由独立，并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时，声讨西方殖民主义观念所导致的对东方的错误偏见才成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思潮。 当代美籍阿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 对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标志着东方世界开始在文化意识上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批判，东方人将真正从借助西方来反观自身的历史境遇中摆脱出来。由此看来，东方主义理论为当代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必须往东方文化的历史语境中观照和建构东方文学的历史。
二、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特质
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文学一方面是其所属文化系统的意义载体，以其独特的表现能力和表现形式，戏剧化地再现所属文化系统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另一方面，文学这一子系统又从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范并制约着文学的历史走向和本质特征。一个时代文化的繁荣发达与否无疑也决定着文学艺术的荣枯兴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1823）中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王国：东方王国（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尔曼王国。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走向大体与太阳运行轨迹相似，也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东方是世界物质和精神历史的起点。可见黑格尔承认了东方王国光辉的历史成就。不过，由于他所谓的希腊、罗马、日尔曼王国均属欧洲文化传统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故而可统称为欧洲文化传统。而东方王国内部情形却迥然有别，极其复杂。当今较为流行的共识是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欧洲及其相关的美洲、澳洲拥有统一的种族类型、基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和同一模式的文化传统，这决定了欧美澳三洲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一脉相承，有着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相比之下，包括三大文化体系的东方世界却是个纷繁的复合体，无论在地理、种族，还是在语言、心理素质、宗教、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如印度文化体系除印度外，还包括东部的孟加拉、西部的巴基斯坦、北部的尼泊尔和不丹以及南部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这些国家虽然有大致相同的历史传统，但各自的民族、语言不尽相同，宗教信仰也不完全一致。仅就古代印度而言，南方的达罗毗荼人和北方的雅利安人在种族和语言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内又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混合文化使得印度文学艺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尽管如此，从最高的抽象层次看，统一的东方文化和文学精神依然存在，这种统一性基于东方各国在地理环境、民族心理素质、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一致性，超越了东方各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地域上彼此相连或相去甚远的东方各民族文化整合成三大文化体系。
世界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富饶丰腴的江河流域。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和印度河、黄河与长江孕育了灿烂的古代东方农业文明，这种以土地和气候为生存基础、以灌溉和种植为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形态决定了东方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和谐合一的自然观，养成了顺天由命、随遇而安、寂静内向和虔诚慈悲的心态，并形成浑然、和谐、调协、均衡、融通的思维习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7—1858）中，马克思最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经济特征进行概述，其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个人仅为土地占有者而非私有者，国家组织水利灌溉；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产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难以发展；阶级等级和氏族血缘观念十分突出，个体依附于公社而存在；由原始部落体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农权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使得原始制度、风俗得以大量保存，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制约下，从氏族公社所有制的土壤中衍生出东方专制制度。
16世纪理论家让·波丁第一次提出“东方专制主义”来概述东方的政体形式，此后孟德斯鸠又提出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制三种政治形态，他认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东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统治形式，在这种政体下，个体丧失了自己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权利，绝对服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独裁，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的停滞落后。马克斯·韦伯也进一步指出在东方宗法制社会中，统治者有凌驾于人们日常行为规范之上的至高权利，而人们却要依据血缘谱系和身份等级来确定社会行为的秩序，恪守这些道德伦理准则。
正是东方社会在地理、心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导致了东方文化意识中一种较为普遍的“东方精神”，它具体表现在东方的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等三个方面。而东方文学则是表征这一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
东方认知文化指东方各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方式、自然观、科学观及社会历史观等。东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为本的经济活动方式，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达成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不惯于对自然与社会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逻辑的归纳演绎，养成了重感悟和直觉的思维方式。
古代阿拉伯地域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阿拉伯人的认知观念。他们擅长个别零碎地、直观感性地观察认识事物，认为自然与社会现象是一瞬间里所感知的印象，只有凭借直觉而非单纯的理性思维才能领略纷繁复杂的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菲派更将直觉推向极致，主张只有通过冥想、神智、狂喜、迷醉等神秘的方式才能与真主安拉合一。至于社会历史观念方面，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制思想、历史学说等赖以建立与发展的生长点，故此，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里，无论是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现实的经世治国的策略，都在根本上贯穿着伊斯兰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借助直觉才能获得真知。只是由于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处于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介地位，能够广泛吸收希腊、罗马、拜占庭、波斯和印度等外来文化，这又在伊斯兰教的正统观念中逐渐渗进理性与科学的因素。而阿拉伯文学则形象地体现了上述自然观、社会观以及宗教观。
印度传统文化主要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的基于生殖崇拜的农业文明，另一种是从中亚来恒河流域定居的雅利安人的基于自然崇拜的游牧文化。受这两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印度教文化崇奉太阳神、月神和地母神等人格化的自然神，这些神祗成为自然力量的化身和宇宙精神的象征。印度古老经典《奥义书》突出强调梵我一体的绝对一元论，把最高的实在者“梵”当作万物的原因和根本，一切事物都仅仅是梵的幻影。作为个体的人要获得精神的解脱和达到最高的“涅槃”境界，就必须以直觉和感悟的方式，以“我”的灵魂亲证宇宙终极原因“梵”，达到“梵我合一”。因此，印度人习惯以“梵我合一”的内倾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人生，从整体、和谐、内省、体悟、循环的视角看待社会历史，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强调人的肉体—灵魂，业因—果报，轮回—涅槃的循环无已，并以此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天堂、人间、地狱。于是，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与无限实在、小我与大我（即梵）的统一性成为印度宗教修行和文艺实践的最高目标。
作为汉文化体系起源中心的中国，对整个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文化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人不倾向于科学的实证和哲学的思辨，他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以经验描述、形象表达、总体体验和类比综合等方式进行把握，这种思维定势难以形成由抽象概括的概念系统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汉文化体系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天是广阔无限的大自然，而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进而认为既然天人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那么人道与天道即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也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天人感应的五行说（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观）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它们一起被广泛地用来阐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在中国古代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伦理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古代朝鲜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关系密切，主张敬天，顺应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保持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一致，并以物质组成的阴阳二“气”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强调“定数轮回”是自然和社会产生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与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互相呼应。古代日本具有适应汉文化体系的民族心理素质、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的条件，他们大量吸收了汉传佛学和儒家思想，并将之与原有的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兼具儒佛双重意味的日本认知文化特色。故此，体现在东亚各国诗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统一的。
东方以群体协调均衡意识为主导的心理机制使得东方价值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泛道德色彩和浓厚的宗教意味。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为重心的东方文化特质，决定了东方社会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呈现出个体与宗族乃至整个社会不可分离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无论是印度种姓制度、日本身份等级秩序、中国“三纲五常”式的人伦关系，还是埃及“金字塔”式的等级顺序，以及阿拉伯深厚的宗法关系，都把个体行为的各个方面纳入血缘关系和等级秩序这张无所不在的网络中，将个体与群体结成牢不可分的整体，个人必须以绝对忠诚的服从方式来维护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以群体道德模式为准则而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已内化成为东方民族的众趋人格，成为整个东方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泛道德意识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和持久的稳定性。而文学自然成为维护上述伦理道德最有力的工具。
例如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便把世界分为善恶二元，提倡善言、善思、善行。菲尔多西、萨迪等大诗人均被称作“谢赫”，意思是教人背恶向善的导师。依据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经济状态和传统思想文化而制定的《古兰经》，成为伊斯兰教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制思想等的基本原则。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神学认为全知全能全善的安拉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具有最高价值与普遍意义。伊斯兰教教义作为必须遵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在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习俗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共同的价值体系。表现在文艺上，阿拉伯人视美为善的化身，表述美的范畴的词语具有美善合一的意蕴。文学中的传奇、轶事、寓言、教谕诗和圣训格言等诸种样式成为宣扬教化、整饬朝廷和塑造人格的重要工具。倡导孝敬双亲、和睦邻里、慷慨助人、怜恤孤贫、称量公平，反对狂妄骄傲、淫乱酗酒、侵害他人等一系列伦理道德主张，以及诚实公道、宽厚恕人、恪守规矩等人格修养的行为准则，在各种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像阿拉伯地区一样，宗教神学在古代印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涵盖了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文艺等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印度宗教伦理将业报轮回视作具有根本价值的信仰，认为一个人转世的形态取决于他本人在世时的行为，行善者得善果，行恶者有恶报。除强调宗教信仰价值外，古代印度还很注重伦理道德、种姓等级等方面的价值。故此，证悟梵我合一是古代印度教徒修行和文化创作的至高目标和重要主题。与东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相一致，古代印度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为文学的重要目的，印度最古老的诗学著作《舞论》认为戏剧源于现实生活，其效用在于感染和教育观众。印度古典作品往往具有善恶鲜明对峙的伦理性结构，如梵文戏剧家首陀罗迦的剧作《小泥车》便是一部典型的惩恶扬善，以大团圆结局的伦理戏，代表了东方戏剧的思想特征。古代印度纯文学和教诲文学往往很难区分开来，众多的民间寓言集就是一类道德训谕性教科书，譬如伐致诃利的格言诗、民间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和《益世嘉言集》，哲理诗《薄伽梵歌》等。
汉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道德、政治、教育等领域，形成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和群体道德规范，个体以承担群体道德所赋予的义务为基本行为准则。“仁”是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和基本原则。“仁”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完善道德和健全人格。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人伦主义”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成为经济、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最高价值。儒家思想和汉化的佛教宗派、学派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成为上述各国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这种价值观念明显地体现在文艺思想中，文以载道、劝善惩恶的文艺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除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泛道德文学之外，深受禅宗影响的文人也视文学为完善健全人格的途径。据美学家今道友信考证，日本关于美的观念包含清白、纯洁、正直等潜在的意义，日本的文学作品也以含蓄、委婉的方式流露出忠孝、仁爱、侧隐、体恤等道德性意味。如果说在汉文化体系中，相对而言日本文学的社会意味和伦理色彩是比较淡的话，那么儒家伦理思想对朝鲜文学要比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深得多，所以汉诗文的言志载道的文学观念对古代朝鲜文学影响很大，许多作品流溢着感时伤世的忧国忧民之情。朝鲜以道德劝诫为主题的“劝善惩恶”小说大体上均以三纲五伦作为伦理准则，其内容主要是善人必有善报，恶人最终受惩。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东方社会这种依附于伦理价值的文艺观念严重地阻碍了文学独立自足的充分发展。
“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马克思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东方社会价值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东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除了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外，还产生了埃及宗教、美索不达米亚宗教、迦南宗教、腓尼基宗教、赫梯宗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道教、神道教等几十种影响广泛的地区性或民族性宗教。由于宗教本身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因此，东方宗教成为一个容纳语言、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艺、科学等庞大的东方文化知识体系。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种族、语言等重要因素外，更得力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它们分别为各自文化圈的整合、确立提供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宗教与文艺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原始初民多以禁忌、崇拜、巫术、仪式等宗教性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叙述、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这种原始形态的意识具有神话性的气质和艺术性的结构。因此，东方宗教以其价值观念为最高原则贯穿于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神话、赞歌、音乐、舞蹈、绘画、石刻、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东方宗教的兴盛时代通常也是东方文艺的昌明时代。东方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东方宗教的影响和作用，东方的宗教精神、教义信条、仪礼习俗、人物事迹、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歌谣箴言等为东方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母题和各种文体风格。东方各国最古老的文学汇集往往就是宗教的文献或典籍以及它的阐释文本。如婆罗门教的“吠陀本集”和“吠陀文献”、佛教的“三藏”、犹太教的“经书总集”（即《旧约》）、琐罗亚斯德教的《阿维斯陀》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艺名著，两者密不可分。
自从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 阿拉伯人便始终用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伊斯兰教神学为整个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和母题，无论是阿拉伯的宗教文艺抑或是世俗文艺，都在根本上反映着作为基本思想和统一理念的“伊斯兰”思想。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意为顺从，即顺从唯一真主安拉的意志。这种追求人与宇宙主宰和谐合一的情感体现在宗教建筑上，便形成了上面圆顶（象征上帝、天堂）与下面方形（象征人间）的圆满统一的清真寺建筑风格。以抽象化几何形和波状曲线为主的装饰纹样体系，蕴涵着极其玄奥的宗教象征意义。既是宗教圣典又是文学杰作的《古兰经》为整个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母题和多样的文体。阿拉伯世俗文艺同样也是倡导和维护宗教神圣价值的工具，弥漫着宣明道德、褒贬时政、劝诫君主、指点世人的浓重宗教伦理气息。
源于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埃及古代宗教是世界最早的宗教之一，它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继续依附于其尸体等待复生，因而要在墓中放随葬品，进行“供养”。为了帮助亡灵顺利通过冥王奥西里斯的审判，表明亡灵在世时的清白，往往要将一本“死者之书”放在墓中。庞大的宗教性诗歌总集《亡灵书》便是这样一本“死者之书”，它汇集了各种咒语、祈祷诗、颂神诗、神话诗和歌谣等，书中还有大量劝诫诗作，如叮咛替身俑如何为主人服役和殉葬，指点亡灵在幽冥路上如何摆脱各种凶险等。《亡灵书》和《尼罗河颂》、《阿顿太阳神颂诗》是古埃及文学的代表作，体现了文艺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宗教意识对古埃及人思想情感和文艺生活的渗透还表现在，一般重大喜庆节日都要演出神话戏剧，乃至国王和王后也会亲自扮演剧中的神灵。产生于法老时代的“法老戏剧”几乎全都是宗教剧。
由于视神和希伯来人的伦理法律关系为神与世界之关系的中心，犹太教的“经书总集”（即《旧约》）便成为具有宗教伦理法律性质的圣约。《旧约》汇集了经过祭司们搜集整理的宗教经律、国法政令、典籍文献、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歌谣箴言等，故此，它既闪烁着原始思维的艺术灵光，集中地体现了古希伯来文学的主要成就，又成了基督教典籍《圣经》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对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
文艺与宗教融为一体的特征在印度文化中尤为突出，古代印度文学作品往往多是某种宗教思想和情感的演绎。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宗教诗歌汇集《吠陀》，后来被奉为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根本经典。《本生经》和《五卷书》分别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寓言故事集，它们均以文艺的形式阐释宣扬各自的宗教价值观念。规模宏大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则是印度教徒的圣典，充分地体现了印度民族文化精神，并成为许多文艺作品的母题、原型。印度文艺浓郁的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同样是深受宗教影响的结果。譬如美术作品大多内涵深奥、想象奇特，而物象也往往是变形的，带有超现实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中古流行的虔诚诗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并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信仰，已成为神秘主义文学的范本。近代杰出诗人泰戈尔被誉为“宗教诗人”，他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便是一部颂神的“献”诗，具有“梵我同一”的神秘意趣和证悟色彩。
相比之下，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文艺的宗教性似乎没有阿拉伯和印度那么浓重。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西方那样曾经拥有过“国教”的地位。不过，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等宗教观念曾经成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尤其是哲学和文艺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形式的影响十分明显。汉译佛经文学影响了唐宋以降的变文、话本、宝卷、弹词、鼓词、诸宫词等文学样式的形成，中国诗学追求“大音希声”、“无迹可求”的玄虚境界和“羚羊挂角”、“韵外之致”的空灵效应都与道家、禅宗思想有关，而基于佛教轮回业报观念的“因缘”母题成为古代戏剧和小说的主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日本诗歌善于将宗教意味的永恒与无限，以世俗化和审美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流露出世变物化，生死流转的无常思想，和歌、谣曲和俳句等也都追求澄怀静虑、物心合致的大和式禅境之美。朝鲜最古老的典籍《三国遗事》除历史记载外，还包含丰富的宗教信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谣乡歌等宗教资料和文艺作品。古典小说名著《春香传》、《沈清传》和《兴夫传》“三大传”以劝善惩恶为主题，具有儒家仁义孝诚和佛教因果报应的意味。朝鲜古代文学这种宗教伦理训诫特质，无疑与儒释思想在其文化中占据权威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东方宗教价值体系藉其权威的思想观念、信仰崇拜、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对东方文艺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支配作用。
东方民族超理性的直觉、感悟思维方式和注重宗教伦理情感内在体验的心理定势孕育其独特的审美文化。东方式思想感情的内倾性不惯思辨与理性认识，而是突破外在事物的因果关系，超越理性认识的僵板模式，进入与天地合一的至境，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关注外物景致与人心情趣的浑然交融，天地万物气韵与人之生命节律深度契合；如佛教的“涅槃”，伊斯兰教的“顺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梵我一如”等皆强调人神相契合而和谐同一的圆满境界。面对自然的玄虚性和宗教的神秘性，东方审美文化不凭借理性认识与抽象思辨，而是以外在事物为媒介向内观照，从内心转向与自在之体相融合的途径，在寂静澄澈中达到最终理想境界，体验内心与表现内心成为东方审美文化的一种主要情趣。与西方艺术重写实的精神不同，东方审美文化更多地具有非理性与表现性的特质，它崇尚与自然交融的返朴归真和超凡脱俗，对凭借思想意趣的艺术想象的运用远远超过对物质媒介的运用，它不追求对审美对象作更多理性与科学的认识，而追求审美对象中精神的美，以审美对象为媒介走向内心表现。上述和谐同一性和缘情表现性正是东方艺术精神的内核。这种重写神而非写形、重表现而非再现的东方审美观导致东方文艺多从写意着手去创造自由漫游的流动意象，并使得东方缘情写意的文学样式特别发达，几乎所有东方民族都以诗为中心文体。印度诗歌往往以抒情形式来体现寂静内向、和谐融通的审美情趣。即使是偏重叙述性的戏剧和小说等，也不追求强烈的矛盾冲突悲剧效应。著名梵文戏剧《沙恭达罗》在悲到极点时仍不给人苦不堪言的沉重感，而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来缓解那种男女分离的悲痛，体现了冲突而不剧烈的东方戏剧味。日本《源氏物语》之类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写的小说，也是偏重于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很少对外部客观现实进行具体的再现和摹仿。作为诗歌创作方向之一缘情表现艺术观占据中国古代诗学的主要地位。印度古典诗学推崇“味”与“情”这两个美学核心范畴，将之奉为印度美学的圭臬和文艺通则，味与情实质上属于审美情感，可唤起观众的审美情感状态。在阿拉伯的文学活动中，最常见的是诗人本能的即兴的创作冲动，他们热衷于抒发细腻敏锐的情感。虽然他们对诗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情感洋溢的抒情诗和自然诗，却始终没有写出叙述性强的史诗。印度两大史诗和其后出现的“史诗”，既不追求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也不强调再现社会生活，所表现的是体现在人生历程、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中的民族精神。特别推崇“天人合一”的汉文化圈的各民族受物我无间的意识的支配，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或咏物诗。中国诗歌呈现的是物我一体、意与境浑的淡泊恬静的境界，其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朝鲜古典诗歌的鲜明特色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内化的隐逸性和素淡性，其艺术也表现了追求淡雅自然的民族特色，在形式上不太拘泥写实，风格纯朴素淡。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美是通过描绘植物在四季各个时段的状态（如华丽、繁盛、苍劲、枯瘦等）而产生并抽象化的概念，这种审美意识致使日本人善于发现自然的美，在自然与人生之间寻求对应，藉春夏秋冬时令的变化表现内心的喜怒哀乐，在和歌与俳句等短小精致的诗行中流露心灵情绪的微妙变化，以及与宇宙万物之间的相通感应之情。他们追求的是“感触”和“寓意”的创作意旨，而缺乏创造史诗的力量。
如前所述，由于东方各民族在地理、种族、语言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其审美情趣及与此相应的艺术风格便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印度文艺讲究庄净宏远、肃穆深奥，具博大精深的品格；波斯、阿拉伯的艺术风格则倾向于华丽装饰、精致隽永；而日本以幽玄美为艺术极致，崇尚自然恬淡、闲寂余情。但是，东方各族审美文化这些特质同东方哲学传统重感受体验重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正是这种在共同的东方审美文化精神统驭下的东方各族审美情趣的差异性，成为表征整个“东方精神”最丰富最形象的重要层面。
三、文化视域中东方文学史的断代
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思想感情以及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背景下对文学作跨文化的思考，从东方文化自身特质中寻找东方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轨迹，这已成为当代东方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由于东方文学既是在极为深厚博大的文化传统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又是悠久渊博的东方文化史范畴下的一种专史，故此，笔者依据东方文化发展史的演变历程，相应地将整个东方文学史依次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现代以及当代五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文学又随整个社会文化的进化而嬗变。
（一）文化古国形成时期的古代东方文学
最早的东方文化源地是在不同地理空间相对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即东方各主要民族文化其地理上的发源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中心。这个文化源地中心具有将自身的文化特质向外辐射出去，并传播遍及这个源地的力量。通过整合统一，那些地理邻近而性质近似的源地的文化特质和文化集丛相互联结形成系统，便构成了某种文化模式。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从新月形地带的源地向西传，南向直达埃及，北上抵东南欧；埃及文化传入地中海东岸后，又通过地中海西传。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埃及文化分别围绕西亚和北非形成自己的文化区域，并进行交汇与综合。这种通过采借外来民族文化因素而进行的文化交融汇合，同时也促进了各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各种宗教思想、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母题和原型被融入不断交汇的东方这个大文学体系中。
古代东方多源生成的文化区域后来主要聚结成五个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希伯来和中国。东方文化的多源性决定了东方文学的多源性。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埃及文学、印度文学、巴比伦文学、希伯来文学和中国文学分别取得了具代表性的成就。
（二）文化圈内外的中古东方文学
东方建立封建专制的集权国家后，东方文化进入中古时期。中古东方文学即是属于这个封建时期的文学。
随着中古东方多个文化中心区的文化质料不断地向四周扩散，以及不同文化区域经过整体化的统合，中古东方的文化拓展为三个大的地域分布范围：佛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以及汉文化圈。这是三大文化综合体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格局，它们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比前述古代东方的五个主要文化区域更为广泛，并经历长久的时间一直延续至今。文化圈是宏观意义上的空间范围，是一系列有特征的文化因素的综合体以程度不等的聚结形式在全球广泛分布的结果，每一个文化圈并不只是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是连成片的，同一个文化圈可以包括世界各地两个以上远隔区域或者洲际区域，包括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一个文化圈既具有独立性、自足性和持久性，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如前所述古代东方五个文明古国中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也有与其他文化圈相交叉重叠的情形，即自身的文化因素与邻近文化圈的文化因素相混合，而且自身的文化因素还会传播到本范围外的文化圈里去，如印度的佛教文化内容深奥，形式丰富，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它伴随着佛教向古印度增外不断扩散，传遍了尼泊尔、蒙古、俄国西伯利亚、中国、朝鲜、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并在许多东方国家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圈对东方的历史（尤其是中古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 世纪以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其源地阿拉伯半岛扩散与渗透遍及北非、西亚、中亚、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并拓展至中亚、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乃至成为中古以及文艺复兴时连结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甦醒。 作为人类重要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汉文化具有如下特点：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对位于农业经济的重农意识，深厚的宗法制观念，浓重的尚人伦色彩，尊崇祖宗及传统心理定势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和行为模式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文化源地形成后，扩散到全中国，形成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从四周向外辐射和扩散，这一系列含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传布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后，分别被同化到上述国家国民的主导思想和基本行为中，并分别构成了上述三个国家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由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复合体具有许多均一的共性，因此一般将之归入汉文化圈。
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的繁荣兴盛带来了中古东方文学的“黄金时代”。除了极其辉煌的中国文学外，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等国的文学皆位于当时东方乃至世界文学的前列。这种文学昌明的局面同时也是东方三大文化圈之间进行交汇与融合的结果。
（三）文化启蒙与救亡局势下的近代东方文学
19世纪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东方源远流长的三大文化圈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遭到了剧烈的震荡。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基督教为前锋，通过种种不平等方式把自己的经济形态、宗教意识、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生活方式等强加于东方各国，这种不顾东方民族的意愿而强行灌输西方文化观念准则的野蛮侵略行径，引起了东方各国的强烈抵制，它们以各种方式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价值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
诚然，近代欧洲的物质技术和思想观念都达到了当时世界较高的水准，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承认近代西方走在世界先进前列这样一种事实，并不等于同意“欧洲中心主义”这种错误论调。
由于民族心理素质、思维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经济发展程度、社会体制等的不同，东西方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模式迥然有别。不过，东西方的文化在价值上是相等的，无“落后”与“先进”之别，既不能按照双方中的某一方的文化标准去评判另一方的文化价值，也不能进行孰高孰低的相互比较。然而，东西方这两种差异巨大的文化模式在近代的遭遇中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东方各国不仅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而且也从宗教、伦理、习俗、文艺等方面顽强地抵制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虽然近代这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引起了东方各国的文化震荡，造成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断裂，致使东方各国的社会失去了安定。但是，这场大的文化冲突作为一种维持东方各国本土文化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近代东方文学正是在上述西方文化强行介入的历史境遇中困难地发展起来的，并且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文化困惑之中。一方面它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引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独立、博爱等新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启蒙思潮，以此革新或者消解传统；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断所带来的失落感和遭受文化侵略的屈辱感又迫使其拒绝外来异族文化，死抱着以顽固的方式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因此，文学领域中的文化变革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改革传统观与抛弃传统观、借鉴西方观与全盘西化观的对立十分突出，具有鲜明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救亡的政治和功利倾向。一些作家固守传统、民粹，另一些作家则借鉴西方近代小说、戏剧、散文等新文学式样表达民族独立自由、反对侵略压迫的强烈愿望，肩负着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尽管近代这个时段，日本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黎巴嫩文学等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现了在世界诗坛享有崇高声誉的泰戈尔、驰名世界的大诗人纪伯伦等，但总的说来，近代东方文学发展时期较短，且展开也不太充分，处于从中古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渡阶段。
（四）文化传统维护与变革情势下的现代东方文学
作为一个独立定型的系统的东方文化，尽管处于西方列强以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等手段建立的统治之下，但是，它仍绝不能够从属于强行入侵的西方文化体系，否则，就会破坏自身的内聚性和整合性，最终导致本文化系统的解体。因此，东方各民族在现代这个历史时段里继续发挥文化隔离机制的作用，抵制西方文化无限移入，始终毅然保持本文化系统的民族特色，从而使东方各民族文化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凝聚而不致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所摧毁。
不过，从文化视界看现代东方文学，还应看到变革是任何一种文化模式赖以维持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东西方这两种具有不同文化模式的社会发生激烈碰撞的过程中，东西双方有批判有选择地互相采借吸入对方的文化，这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变革产生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创造性地适应这种变更着的新的文化环境，现代东方各国根据本文化系统的价值标准和判断来选择西方优秀的文化素材，将这些文化素材放到东方的文化背景或体系中作出新的解释，这些文化素材便被调适整合入对它作出新的解释的东方意识形态传统之中，即融合同化于东方文化的行为模式和内在价值体系之中，于是被东方文化所接受，从而完成东方各国文化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的适应性变革。
上述这种保持传统和变革传统的情势在文学领域表现为东方各国作家都在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自己对东西两种文化价值的评判态度和选择取向，他们从最初对西方文学持偏激和片面的态度转向了更为理智和全面的思考，他们不仅仅对西方文艺思想、题材、风格和形式进行简单粗浅的摹仿或者否定，而是致力于从理性层面对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既有肯定又有批判的双重性反思，关于文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问题被摆在文坛的首要位置。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东方文学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和战斗性质的大众化文学，另一方是偏向于艺术实验和象牙宝塔的贵族化文学。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总之，在维护和变革文化传统的情势下，现代东方各国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精神和风格的作家作品，日本、中国、印度、埃及、伊朗、黎巴嫩等国的文学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文化普同化时期的当代东方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是结束了西方对东方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历史。二战后的日本及独立后的东方其他国家进入民族自治的平等发展时代，文化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课题。东西方在多元共生的文化共同体中进行平等交流、借鉴和融化已是时代的必然趋势。社会情势的转化带来文学的转型。如果说独立前的现代东方文学往往纠缠于拘守传统与变革传统、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辩，对西方一些具有激发促进作用的文化因素的抵触情绪失之偏颇的话，那么独立后的东方各国由于政治经济的自主所带来的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各国作家就能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中重新理智地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互补问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化系统均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各种文化因素发生着不断的接触、冲突、沟通、融合，这种力求平等的连续互动、彼此融合的全面性文化接触，导致东方各国全面而深刻地总结和反思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与现代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定向选择已成为当代东方主要国家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当代东方文学跨入了一个多元发展、创新开拓的文艺复兴时代。东方作家力图融汇贯通近代以来引进的西方文学成果，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学的同时拓构本土文学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批融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于一体而又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优秀作家，如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以色列的阿格农、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埃及的马哈福兹和南非的戈迪默等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融合，使得东方文化与文学形态能增生出许多不被地理环境、民族心理素质、历史传统、社会发展阶段所羁束的文化与文学因子，从更高层次上超越制约当代东西方文化与文学走向融汇的因素，这是一种推动东方文化与文学迈向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在这个发展方向中，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喀麦隆、南非等国文学均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文学接轨，并以东方文学的当代形态对世界文学作出巨大贡献。
文化进步的动力来源于平等基础上的文化对话。当今世界的一种倾向是各种文化的交流正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由此必然导致世界文化的普同性日益增加，而差异则日益缩小，并逐渐形成世界性文化，东西方文化合璧成为“文化共同体”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一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模式依然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于是文化相对主义再次成为东西方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呼唤对话和理解的时代，文学具有沟通人类思想情感和增进交换互补的作用。以东方特有的精神关注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窘境，尤其是工业社会和技术时代所带来的人性异化、精神危机、物质主义、身心失调、吸毒纵欲、反文化反社会思潮等问题，超越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民族界限，开发东西方文化的共性和互补性，恐怕是包括东方作家在内的所有作家不得不肩负的使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东西方作家将站在相应的位置上，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被工业技术和商品价值强烈异化的人类精神世界找到对策，用东西方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智慧之光照亮通往人类历史进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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