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的思维特征管窥*——兼及语言与思维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汉语论文,词汇论文,特征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产物，人类思维的某些方面总不可避免地在语言中留下印记。汉语词汇中，事物的形体因素和事物的情景图象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在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的活动中，具有比较直观的、具象的思维特征。
关键词 民族 语言 思维 词汇
A DISCUSSION OF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OCABULARY
Chen Yueming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tool for thinking,but meanwhile,it is the product of thinking,Some aspects of human thinking,therefore,inevitably leave some marks in language.Physical appearances of objects and situational images of events show themselves conspicuously in Chinese vocabulary.This,more or less,demonstrates the Chinese nation's rather intuitive and concrete imagery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ation'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Key Words nation language thinking vocabulary
语言文化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①本文尝试从语言符号层面之一部——词汇探究汉民族思维的特征，结论是：汉民族倾向于从直观形体和具体情景去把握和反映事物。
一、语言与思维
语言和思维是一对孪生姊妹。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同时又是思维的产物，不论作为工具还是作为产物，语言必然或多或少地“记录”着有关人类思维方面的信息，正如布留尔所说：
所与社会集体的思维的本质特征在它的成员们所操的语言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集体的智力习惯终究不能不在它们的表现方法上留下自己的痕迹......②
人类在语言产生之前，应该说已经有感知和经验能力了，有了形成概念和观念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也许是很初级的，这些感知和经验是朦胧的，但只有在意识到某一客体或经验并觉得它十分重要时，才会赋以语言标记，把它固定下来。而那些没意识到或虽意识到但显得无关紧要的客体或经验，则不赋予语言标记。例如爱斯基摩语中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指称各种雪的词语，这是因为爱斯基摩人不仅感知了这种种雪的差异。并且觉得这些差异对他们的生活显得十分重要。关于雪，汉语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词语，也许是因为汉人没有感知到这些差异，或者是虽有所感知，但对生活没什么关系，因而没有必要把它们固定下来，没有形成概念，于是就没有表示这些不同雪的名称。又如云南的永宁纳西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母系氏族的阿注婚姻，这种婚姻制度的特点是男不娶、女不嫁，各有自己的家。男子晚上在看中的女子家与她同床后，第二天就回到自己家里，所生的孩子属于母亲，不属男子，生父没有抚育孩子的义务，也不存在任何经济联系。这种阿注关系可以随意中断，又可以随意恢复，不造成感情创伤和经济纠葛。所以他们的语言中没有“爱情”、“忠贞”、“寡妇”、“私生子”之类的词语，也没有“父亲”、“叔”、“伯”这些父系称谓。③纳西族语言中没有这些词语，是由于他们没有象我们这样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思维中自然不会有这类概念。同样，思维方式和发展过程也将在语言上表现出来。例如语言中一些表示时间的词往往是从表示空间、视觉概念的词以隐喻方式转化来的，④这不仅说明了其思维中时间概念的形成比空间概念晚，也反映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发展的思维演进过程。抽象概念的形成产生依赖于具体的可感知的概念，儿童心理学和原始思维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语言往往反映出思维活动的一些特征，而从语言的发展线索可以探得思维演进的一些轨迹。但语言不只是对思维的消极反映，它反过来又将影响和干涉人类的思维，约束人类的感知、经验和认识。
从共时角度看，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完备的与我们思维适应的系统。人类通过语言把时空上连续的世界进行离析，把它纳入特定的词汇系统和语义范畴。这就是说，语言对我们的感知进行了分类和整编，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许多微妙而略有差异的感知和经验会因语言的精粗得到强化或淡化。语言中有表达这种感知和经验的词，那就会在运用中得到强化；若没有这类词，只得用相近或相类似的词语来表示，这些感知和经验会因此而变得模糊，或被并入更大的类属中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失去这方面的敏感性。例如汉语把基本颜色分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加上次类的桃红、粉红、深蓝、湖蓝等也不过几十种。但颜色是一个色谱连续体，而汉语把它分为有限的几段或几十段。这种粗疏分割无疑影响我们对颜色差异的感知和把握能力，许多深浅差异的感知因语言的局限而得不到定位，被疏忽了，只有把两种相近颜色放在一起比较时，才会感到有那么一点儿差异，而且会被看作是非本质的差异。莱曼曾把九种不同的灰色分别标以九个数码，结果证明，掌握了这些不同灰色与不同数码的对应关系，对分辨不同的灰色大有帮助。⑤这说明，如果我们的语言中有这么多表不同灰色的词语，那么我们的思维就会清晰地把握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设想，汉语中若有一百个表示不同白色的词，那我们对“各种”白色的感知和分辩就会敏锐得多。相反，有的语言只有两个或三个颜色词，那他们对颜色分辩能力就不会比汉人敏锐，在汉人看来属于明显而且重要的差异，就会因他们的语言系统和使用习惯而被疏忽了。
当一个小孩出世后，他对世界的感受和经验在习得母语的过程中渐渐清晰起来，同时他那丰富的感知也被母语系统“过滤”了。他在学母语的同时，也按母语系统的条块去划归感知和经验。
在语言影响思维问题上，萨丕尔和沃尔夫的主张比较极端。萨丕尔说：
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团的语言习惯上的。决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社会现实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这样看、这样听以及这样感觉，主要是因为我们社团的语言习惯为我们对世界的解释预先规定了选择。⑥
沃尔夫说：
世界被呈现为万花筒式的一连串印象，这些印象必须通过我们的头脑——即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组织起来。我们切分自然，把它编入概念，赋以意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家有一种协议，用这种方式把它组织起来......这种协议存在于我们的整个言语社团中，并编纂进我们的语言模式。⑦
按照他们的观点，特定的语言样式框定了思维形式，思维成了语言的囚犯，这显然过分夸大了语言对思维的制约作用。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但是萨丕尔－沃尔夫尔夫假说的许多合理部分也广为人们接受，卡罗通过大量的研究，对这一假说进行了修改，他说：
既然语言对客观经验的编码方式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倾向于按他们语言所提供的不同的范畴去区别和辩认经验。
从语言影响思维这方面讲，语言犹如拼花板，它并不钉死在拼板固有的几种形状上，可以拼出许多许多其他图案和形体。但我们也看到，它所能拼出的图案和形体，在数量和精细程度上多少受拼花板的形体、形体数量、以及精细程度、拼合规则等因素的制约。有的可以拼出类似工笔画那样的图案，表现内容丰实而细腻，有的只能拼出类似写意画那样的图案，把表现对象的许多内容略去了。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保守的观点，即不同的语言及其样式符合并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思维形式和特征，思维形式把自己投射到语言上，语言反过来也影响思维活动。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这一外在形态透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特征。
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各语言的结构形式虽然不同，但全人类的思维形式或模式是相同的。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学似乎对各民族都适用，原因之二是不同语言之间可以较为确切地翻译和理解。诚然，正象人类有许多共性一样，人类思维也有大量相似或相通之处，但不能根据逻辑学的普遍性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来确定全人类的思维形式是完全相同的。其实，逻辑学所包含的只是人类思维形式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一些推理形式为全人类所共有，但也应看到这些形式是被高度抽象和模式化了的，实际的思维形式比它丰富得多，而且灵活得多。这一点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传统逻辑以及现代数理逻辑的公式和方法实在应付不了自然语言所呈现的逻辑形式。至于语言之间的对译，且不说翻译上存在找不到对等词和对等表达式的现象，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混淆了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两个概念。翻译只是思维内容的转写，不说明思维形式相同，正如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表达相同的语言内容，不同的思维形式也可以表现相同的思维内容。例如有的语言名词有单数、双数和多数的形式变化，汉语却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汉语无法表达这些内容，也不能说汉族思维中没有这种概念，我们可以分别用：“一个”、“两个”、“许多个”来表达，我们头脑中这三种数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语言中有单数、双数、多数变化形式的民族，在他们的思维中，这三种数的观念在观察事物时显得十分重要，这种思维“结”时时刻刻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且通常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把各种“数”纳入这三种类型中。而汉民族则觉得单数、双数、多数与其他数一样，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也没有这种三分法的思维模式。所以内容上对等翻译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思维模式相同。
二、量词，形体类型的思维符号
汉语中有许多量词，如“一条河”“两支笔”“三本书”“四把椅子”“五头牛”“六根头发”“七张纸”“八粒糖”“九盏灯”“十套衣服”“几棵树”等中的“条”“支”“本”“把”“根”“张”“粒”“盏”“套”“棵”。汉语量词之多，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感到很难把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把握汉语的结构方式，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还没适应汉人的思维习惯。
计物度量的单位是人类衡量客观事物不可少的尺度，所以各语言总有一些表度量的词语，如英语中有：1)计衡的meter（米）、inch（时）、ton（吨）、acre（亩）；2)表数和量的pair（双）、dozen（打）；3)借用名词计量的cup（碗）、pach（包），等等。但是现代汉语的度量词却在数量和类型上要比印欧语丰富得多，而且简直到了繁冗的地步。汉语除了上面英语的那几类词以外，还有大量的个体量词，它们根本不表示什么度量，如“扇”“棵”“本”“片”“朵”“粒”等等，如“一本书”，“书”这个词概括了各种各样的书，它的意义中包含了“成本”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书”的释义是：“装订成册的著作”，“成册”云者，成本也。因此，“一本书”中的“本”似乎没什么价值，是冗余信息，我们完全可以象英语a book那样说成“一书”，而意义不见减损。
但是，汉语中这些量词又是那么重要，表达和结构上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语言习惯，更重要的思维习惯。这些量词不表示度量，只表示事物的形体特征，是一种形体符号。如“三条河”，“条”不是表量的“单位”，它负载的是“细长”这样的形体信息。这“细长”是相对的，是就事物的宽度和长度的比例而言的，它没有固定的量，可以用于量不同而形体相类似的许多事物，如“三条带子”，“一条伤痕”，“几条鱼”等。当我们体会和把握“一只苹果”、“一片苹果”、“一块苹果”、“一瓣苹果”之间的差异时，似乎有一种“量”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根据我们关于形体的经验产生的，量词本身不存在“量”方面的确切区别。“一块苹果”虽比“一只苹果”在量上要少，但“一块石头”却可能比“一只苹果”在体积、重量上要大得多。
由于量词本身表示着形体特征，所以一方面当它们用于同一事物时，充分表现出形体差异，如“一片木头”、“一块木头”、“一根木头”形体不一样；另一方面它们在使用上对事物形体有一种选择性，我们可以说“一片玻璃”，却不能说“一片杯子”，我们可以说“一粒糖”，却不能说“一粒虫子”。英语很少有汉语这类纯粹表形特征的量词，往往是数词和名词直接结合，如three rivers（三河）、a tree（一树），不象汉语的出现一个表形体的量词。而“一块”、“一张”、“一片”等英语则笼统地用 a piece of 来表示，piece丝毫没有形体上的含义，倒是带有一种量的信息，即“碎片”、“断片”、“整体的一部分”等。
现代汉语这些量词表现了形体上的类概念，是一种超事物属性的范畴。汉语量词的丰富性和形象性，反映出汉民族思维中存在一种重视形体的倾向，一种以形体为参数来分析划归客体的模式，把事物分为几个有限的形体类属。尽管这种形体上划归不是汉民族对事物分类的主要尺度和全部内容，但至少反映汉民族世界物观态度的一个重要侧面。汉语中量词在语法上总是要求伴随事物名词一起出现，这使得汉民族在语言交际时势必把一部分注意力投到对事物的形体把握上，以便正确地使用量词；而就听者来说，这些量词能唤起一种形体心象。汉民族在量词和事物形体的对应性上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意识，当有人说出：“一只蛇”或“一块蛇”时，就立刻会察觉这里的量词用错了。幼儿或外国人要学会汉语量词的用法，首先得培养一种对事物形体的敏感能力，学会汉人思维中对事物的形体划归模式，若不从思维上适应这一点，要学好汉语量词自然是很困难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古汉语中量词是极为贫乏的，这又将怎样解释汉民族这一思维特点以及古今一致性呢？确定，古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中表形体特征的量词极少，而现代汉语的量词大多是从古汉语的名词（也有一些动词）发展演化来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汉语词汇，就会发现古汉语词汇中事物的形体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形体特征是词义构成的一部分之一。下面是《尔雅·释山》的部分释文：
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众岿；小山岌大山垣；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⑨
这些不同的名称都是依据形体特征来命名的，它们之间包含着一种形体上的差异，不同的名词、概念是和不同的形体联系着的。又如古汉语中，“马”这一属细分出几十种，各有名称，其区分也往往是从外部形体或毛色特征上着眼的。这说明古代汉民族的思维中，具体的形体因素在概念的形成中显得更加重要，重要到形体差异导致概念差异的地步。这种思维逻辑性显得比较微弱，“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⑩带有一种图画式的描绘特征，而重要的逻辑共性被淹没或忽略了。
从汉语量词形式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古代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以及古今相承的发展过程，如“条”“枚”：
《说文解字》：条，小枝也。
《诗经。汝坟》：“伐其条枚”，传曰：“枝日条，干日枚。”
在古汉语中，“条”和“枚”的意义中就包含着形体内容，两者的区别包括了形体上差异。在尔后的发展中，它们的形体含义被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意义而被运用，这时“条”不再限于指“枝条”，而且被用于一类具有“枝条”形体特点的事物上。通过这种隐喻式的“泛化”，“条”形体方面含义获得了独立，并逐渐在人们头脑里替代了它的原始意义的地位，成为一个量词。
汉语中许多量词所表现的形体特征，可以从它们的前身名词或动词中找到意义上渊源，而量词的形体特征也受它们的前身的意义所制约。如“团”，原始义是“圆也”，它演化为量词，“一团棉花（烟、雪）”的“团”依然表现出“圆”这一形体特征。“卷”“串”“叠”等由动词演化来的，这些动词本是和特定的形体相联系的，当它们作量词时，表现着动作加于事物后所产生的形体结果。
从量词的产生看，一方面，古汉语词中必须已包含着形体特征方面的意义因素，而且这一因素在人们的心理上是十分显著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古今汉民族思维在重形体方面的延续和发展。量词的产生是一种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和分类，这应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思维表现。同时也是这种抽象，使得汉民族思维中事物的形体类属观念达到了明确和固定。
三、“煤饼”，是煤还是饼？
“煤饼”是煤还是饼？这个问题或许人们一直没注意过。当要我们回答时，我们会说煤饼，不是饼，正如“黑人”是人，“钢床”是床一样。可是倘若仔细分析一下，会觉得其中尚有一点意思。
在现代汉民族的语言结构中，当几个成份构成一个表达概念的词或词组时，若是偏正式的结合方式，那么修饰性成份总是在前，起到限制或区别作用，而实质性成份在后，表示该语言单位所指事物的类属。如“钢床”中，“床”表明该事物属于床这一类，“钢”是区别于其他床的限制性成分。类似如“茶杯”、“酒杯”、“玻璃杯”、“课桌”、“餐桌”、“纸箱”等等。汉民族在词语构成上有一种前偏后正的心理倾向。所以当“钉鞋”“槐刺”中的成分换位后，变成“鞋钉”“刺槐”，“钉”“槐”由限制角色转变为类属的角色了，而“鞋”“刺”正相反。
当我们明白汉语结构上的这种心理倾向后，再来分析“煤饼”之类词，就可以体会其中包含的思维特征。“煤”是实质性成分，表示着逻辑类属，而“饼”只表示其形体，实际上是限制性成分，若按一般的前偏后正结构方式，该词的结构实在应为“饼煤”，而不是“煤饼”，汉语却选择了后者。这种结构方式似乎和汉语的结构总倾向相悖逆，这又恰恰说明汉民族心理中把形体特征看得十分重要，在逻辑关系和形体特征的天平上，把法码放到了形体这一端，把表形体的成分放在结构的中心位置上。这种词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雪团”“铁块”“纸片”“木条”“饭粒”等。这类词中后一成分在表义上与量词相似，完全是表形体的，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前一成分才是代表所指事物的属性的。这类词中的后一成分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可以出现在许多成分后，表示类似的形体特骱
～片：木片 肉片 镜片 铁片
～团：面团 纸团 泥团 线团2.“铁丝”“玻璃球”“水珠”“冰砖”“烟柱”“铁沙”等，“煤饼”也属于这一类。这类词中，后一成分本是指物的，在这里只是表示形体，只是取它原来所指那个事物的形体含义，带有“隐喻”性。《现代汉语词典》“丝”下有一义项是“象丝的物品”，并列举了“铁丝”“钢丝”“蜘蛛丝”“萝卜丝”等例词。所谓“象丝”，自然是就形体而言的。现代汉语中这类词数量较多，后一成分也有较强的能产性：
～球：煤球 棉球 石球 红血球
～珠：汗珠 泪珠 钢珠 露珠
3.“铁板”“炭棒”“铜线”“气流”“布带”等。这类词中的后一成分的意义已和它们的初始意义有所不同，“板”最初是专指木板，“线”专指丝线或纱线。由于它们初始意义中的形体含义得到了引申，到了现代汉语，它们已发展为指称具有木板、纱线相似形体的那一类事物了，它们的初始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不过与上两类相比，这里的“铁板”“炭棒”不光在形体上有“板”“棒”的特征，在功用上也有某些类似的性能，这点它们和“钢床”相仿佛，“钢床”之为床，主要是由于它具备床的功用。这类词中，很难说哪个成分是表事物类属的，但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即它们中结构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后一成分具有表形体的作用。
把这些汉语词与相应的英语词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异，例如：
面条——noodle
链条——chain卡片——card药片——tablet
英语词中没有汉语“条”“片”这样的表形成分。有的英语词语与汉语的结构形式正相反：
烟丝——cut tobacco（切碎的烟叶）茶砖——brick tea（砖茶）
石板——slabstone（板石）
英语是把表事物类属的“烟”“茶”“石”放在结构的核心位置，而把表形体的“丝”“砖”“板”放在结构的附属位置，作限定性成分。
更有意思的是，汉语中因形体特征差异而区分的几个不同的词，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或词语，如：
胶卷／胶片——film煤饼／煤球／煤砖——briqute
英语是从属性或功用方面去把握事物的，“胶卷”和“胶片”其属性和功用是一样的，形体差别不是要紧的，所以用同一个词表示。
当然，英语中也有许多词语与汉语的结构方式相一致，如：
钢珠——steel ball 肉丝——meat shreds
铁丝——iron wire
钢板——steel plate木片——wood chip
也是把具有形体意义的成分“ball”“shreds”“wire”“chip”等放在后面作为核心成分。但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成分与汉语的“珠”“丝”“片”等表形成分还是有区别的，例如“丝”表示“小而细”的形体，类似还有“铅丝”“萝卜丝”“烟丝”的“丝”，它是纯粹的表形成分，而英语中的“shred”和“wire”等却不是纯粹的表形成分。“shred”是指从整体中撕下或切下的碎条，是相对于整体事物而言的，而且与特定的动作行为相联系的，它可以表示“碎片”“碎条”“破布”等，显然不只是表示形体。而“wire”是专指金属线，与特定的物质属性相关，如：
iron wire（铁丝） fuse-wire（保险丝） telephone wire （电话线）
copper wire（铜丝／铜线）它不象汉语的“丝”只是形体符号，因此“肉丝”“萝卜丝”“烟丝”中的“丝”不能译作“wire”，而“铁丝”“保险丝”中的“丝”不能译作“shred”。同样，“chip”虽然有时与汉语的“片”可互译，但它只限“石片”“木片”之类，“肉片”“瓦片”“卡片”“纸片”中的“片”不能译作“chip”。
英语有许多词语的结构方式与汉语一致，把具有形体含义的成分放在结构的核心位置，但这些成分与汉语的“一片”“一丝”“一板”等有着明显差异，英语中这些成分不是纯粹的形体符号，其形体含义没有“泛化”，而汉语中则是“泛化”到一定程度的形体符号。汉语词汇中不仅有纯粹的形体成分，而且这些成分被放在结构的核心位置，这说明汉民族对形体这种事物的外在因素是十分看重的，它是作为区别不同事物的要素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有时甚至比事物的本质性看得更重，具有超逻辑的特征。这反映了汉民族世界观和心智结构的一个侧面。
诚然，汉语也存在一些把形体成分放在前面作为词的限定成分，如“条石”、“带鱼”、“块煤”等，但这类词数量少得多，能产性也很弱，如“条”放在前面的只“条石”“条几”“条案”几个，而放在后面的则有“铁条”“钢条”“锯条”“木条”“布条”“纸条”“藤条”“链条”“面条”等等，能产生性很强。“丝”的情况则更明显。
四、复合词 情景联系的思维符号
上古汉语中单音节占优势，而现代汉语则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占优势，产生这种发展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汉民族在创造新词时采用了复合法。复合是现代汉语最主要的、最能产的构词方式，当一个新事物或新观念出现时，人们给它命名，用一个新词去代表它，如“洗衣服”“电灯”“民主”等。汉语中的新生词大多是用几个表义成分复合起来的，如“电冰箱”是由“电”“冰”“箱”三个表义成分复合而成的词。
词是一种概念形式，指称某种事物或观念，词在意义上具有单一性和整体性，整个复合词的意义不是各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飞机”不等飞的机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复合词各成分的意义看出该事物或观念的有关属性或特征，“飞机”中“飞”是表性能，“机”是表事物类属，“电冰箱”中的“电”是有关动力能源的，“冰”是表性能、结果，“箱”是表形体结构的。这就是说，复合词的意义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成分整合而成的。
现代汉语中复合词是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构词形式，约占70%(11)，近代以后出现的表示事物或观念的词，则基本上都是复合词。这种用相关的几个意义成分整合起来给事物命名表示的方法，体现了汉民族在把握和理解事物的思维过程中，侧重于与该事物相关的情景方面去认识。如“电灯”选取的相关情景方面是“电”和“灯”，“电子计算机”选取的是“电子”“计算”和“机”几个相关的情景方面组合起来的。这种命名方法带有明显的具体性，情境性特征，是把一连串的事物或事件过程组织到一起，以此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形成概念。复合词，能给人相关的情景的联想。
这种代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构词倾向的复合词，其结构方式和聋哑人的构词方式有某种相似之处。聋哑人要表示一个事物或观念往往用一组手势串组合起来，带有直观性和情境性特征，如“吸尘器”这一事物，聋哑人是用这样的手势串表示：先比划吸尘器那长方形形状，接着是“电”的手势，然后再模仿使用吸尘器的惯常动作。“田螺”的表示方式是先用姆指和食指构成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小圈，然后另一只手敲击那小圈的尖端，示意敲去尾巴，接着再做吮吸的动作。(12)聋哑人用一连串有关事物的动作来描绘性地表达该事物，这是一种形象的情境的定位方式，从空间多项关系中确定和表达某一事物或观念。汉语复合词虽不象视觉交际的手语那样具体形象，但在表现事物间的联系和体现相关情境这一点上与手势语有着相似性。
复合词为主要构词方式的现代汉语系统，与聋哑人手势语系统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汉语中复合词和词组、句子在结构形式上相通，用类似词组或句子的结构形式表达一个概念。如“关节发炎”是一句子，而词“关节炎”也是这种主谓式的结构；“卖火柴”是词组，“卖什么”是句子，而“卖力”是词，它们的结构方式相同，都由一个动作性成分和事物成分组成。聋哑人手语结构系统中，表达词或概念的手势在许多情况下和表达句子或判断的手势组合方式是相同的。这两种语言都有“电子计算机”“卖国贼”这种结构上象词组、句子那样复杂的词。
从汉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以及它们在整个词汇系统中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是通过知觉和经验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上去把握认识对象、形成概念的，这种复合词具有具体、直观的情境特征，它反映了汉民族一种关系型、外象型的物观思维模式。
五、结语
语言是社会团体共同约定并遵循的结构系统，它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产物，特定的思维模式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结构形式；我们虽不能说语言决定思维，但应承认，一旦语言成了反映和运算客观世界的符号，它的构成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思维，人类思维往往只能在语言基础上施展它可能的才能，只得依据业已建立的词汇、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来思考、把握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经验的过去和现在，并借此设想未来。从现有的科学水平看，从语言研究思维及其模式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效的。
通过现代汉语词汇的某些特点考察、分析，我们发现汉民族在反映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活动中倾向于把握事物的形体、情境等较为具体的方面，显示出一种比较直观、具象的世界观。
本文来稿日期：1995年3月5日
注释：
①见陈月明《语言文化研究的四个层面》（《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②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31页，商务印书馆，1981。
③见詹承绪《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④参阅《口语中时间概念的视觉表达——对英语和汉语的考察》（《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2期）。
⑤见W.Richard J.Harold:"Language in Beharior"（第二版）第十二章（Human Sciences Press,1985）。
⑥D.C.Mandelbaum:"Selected Writing of Edward Sapri"第162页。
⑦J.Carroll:"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of Benjamin Lee Whorf"第213页。
⑧转引自桂诗春《心理语言学》第18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⑨《尔雅》，商务印书馆，1937，引文中标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⑩见詹承绪《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第150页
(11)这数据是我们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前半部统计得出的。
(12)参阅游顺钊《视觉语言学》（《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
*本课题得到省教委社科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