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与人的心理健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心理健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改革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新课题。社会改革和人的心理健康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改革环境的好坏最终决定着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人的心理状态健康与否又是影响社会改革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基础。良好的改革环境将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将促进社会的改革事业顺利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而不良的改革环境将会使人们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而消极的心理状态将干扰、阻碍甚至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这是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过程。因此，探讨社会改革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双重影响，阐明人的心理健康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调控人们的心理状态，这对于促进我国现实和未来的改革，尽早实现我国近期和长远的战略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社会改革的过程也是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的过程。改革意味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必须向传统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挑战，意味着社会要进步要发展，而人作为社会改革的承担者和社会生活的主体，首先必须向自身与改革不相适应的原有心理意识观念挑战。所以改革促进了人的一系列积极的心理发展。
（一）社会改革促进了人的个性的进一步解放。社会改革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而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是通过人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智力的发展和生产技能的提高等人的个性的解放和发展而实现的。我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使人冲破了种种限制个性发展的旧有观念的束缚，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价值意识、竞争意识、利益意识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二）社会改革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发挥。由于个性的解放，人的潜能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过去僵化封闭的旧体制下，知识信息资源的缺乏，职业领域的狭小，使人的潜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而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教育体制和就业体制的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为人的潜能发挥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受教育机会增多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后，政府把教育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蓬勃发展，人们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我国每万名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为11.6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每万名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上升到142.2人，是1982年的12倍多。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人员的正常流动和职业角色的转换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再不象过去那样一个职业或一个工作岗位定终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社会改革促进了人的需要的发展，表现在人们需要满足内容的丰富性、需要满足途径的多样性和需要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首先，社会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大幅度提高，为人们提供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例如，食物结构的改变，服装颜色款式的多样化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审美需要。其次，伴随着需要内容的丰富，满足各种需要的途径和手段也趋于多样化。如随着社会知识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为满足自我发展需要所需的知识信息，不仅仅通过单一书本来获得，还可以通过各种现代传播媒体如电视、录相、计算机网络等而获得。最后，人们需要的层次不再仅仅停留在维持生存的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上，而是向心理社会性需要等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如精神享受的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贡献社会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只追求吃饱穿暖，更进一步追求丰富的娱乐生活，追求知识，追求自身的完善，追求个人才能的发挥，对社会有所贡献。
社会改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解放，潜能的发挥和需要的发展等不仅消除了人们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人们积极的心理状态，使人们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激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未来的憧憬。
二
社会改革在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潜存着威胁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因为社会改革既带来了其外在特征上的变革，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及家庭的变革等，也带来了其内在特征上的变革，表现在各种价值观念、信仰体系、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等等的变化上。这些外在特征和内在特征上的变革，均意味新与旧的碰撞和冲突，它反映在人的心理上则会出现各种心理矛盾，引起心理不平衡状态的出现，因而产生种种危害社会改革的不良心理状态。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元价值观并存所带来的“集体焦虑症”。在我国改革转型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引进，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亦逐渐渗入并得到广泛传播，使长期积淀下来的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在工作中，传统价值观求稳、重安份、求踏实，而西方价值观求变、重竞争、求效率；在人际交往中，传统价值观重义轻利，而西方价值观重利轻义；在经济生活中，传统价值观重节流，而西方价值观重开源；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传统价值观以集体、社会为重，而西方价值观以个人为重，如此等等。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并存而又各有其利弊，这就迫使人们作出适当合理的取舍和选择，但究竟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并不清楚，或者即使清楚却在指导自己的行为时又难于适应，患得患失，再加上社会竞争压力，这就造成了人们情绪上的燥动不安，傍惶苦闷和忧虑，在行为上无所适从，即焦虑症状，之所以称为集体焦虑症是因为这种焦虑情绪不只存在于个别人，而是存在于大多数人之中，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障碍。
第二，物欲的无限澎胀带来的“心理贫困症”。改革前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物质财富缺乏，整个社会提倡用精神需求克制物质的欲望，因此人们在物质财富方面虽处于真正的贫困状态，但人们物质需求期望值并不是很高。改革后人们的思富心切，加上不切实际横向比较，物质需求水平急速增长，甚至物质欲望处于恶性澎胀状态。应该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吃穿住行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过去不敢想象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在人们的心理上并无满足感，总感自己处于贫困之中，即“心理贫困症”。北京商情咨询公司曾对500户都市居民进行了一次收入与自我评价的调查，结果是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满足感反而低，在低收入阶层中只有12.7%的人自认为处于“下等”，大多数人自认为“中等”，0.9%的人自认为“上等”，而高收入阶层的人却有1/3自认为“下等”，2/3的人自认为“中等”，无一人自认为“上等”[2]此种现象被称为都市心理贫困症，即自己并不贫困却时时抱怨太穷了，收入水平太低，早已步入小康或富裕的人们反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很不满足。在此种心理状态下，一部分人为了求得病态物欲的满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疯狂地积累物质财富，甚至贪得无厌。于是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唯利是图，权钱交易的事件屡禁不止，给社会的带来恶劣的影响。
第三，无精神支柱的“心理软骨症”。此指在西方错误人生观的影响下，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以金钱的多少作为奋斗的目标，以金钱的多少论英雄，论成败，追求感官享受，而在精神上无支柱，无所寄托，精神委靡，理想丧失，胸无大志，自我发展无目标，工作无动力。于是出现大款斗富、黄赌毒泛滥、腐败之风蔓延，面对工作则得过且过，“混”的心态较为流行。这种病态心理严重侵蚀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灵魂，阻碍着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四，人际关系上的“情感冷漠症”。这是指一部分人社会责任感、义务感、正义感等道德情感的丧失。人们不时可以从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几名歹徒在火车上公开抢劫，而数以百计的乘客居然默不吱声掏腰包；街上见人偷抢钱物却视而不见；见流氓当街奸淫妇女，路人竟袖手旁观；急重病人进医院，医生见了仍坚持先交钱后救人……。当前社会上，类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见老不让，见少不扶，学生见老师如路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足以说明部分人情感的冷漠，这种不健康的心态是影响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改革中的精神文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三
一方面如前所述，社会改革对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大影响，另方面，人的心理健康在社会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心理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改革进程的快慢和改革的成败。
第一，社会改革需要健康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社会改革发展的条件可以提出多种多样的因素，诸如制度、政策、资金、科学技术等，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的健康心理状态（包括态度、认知水平、情绪状态、价值观等等）更是社会改革和有效地发展的基础，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是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则是干扰阻碍改革进程的强大阻力。社会改革是亿万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参与的实践活动，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文明的进步，政策制订、科技的发展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根据心理学基本原理，人的实践活动是受人的心理调控的，人的心理不健康，其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智利的萨拉扎.班迪博士曾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3]此话确实发人深思，意味深长。社会改革要发展必然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人们的心理不能调整适应，则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国在改革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在企业制度改革中，因优化组合而下岗的职工心理难于适应而殴打厂长、经理，物价改革曾因心理不适应带来多次抢购风潮，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改革因部分人的不平衡心态而阻力重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改革的步伐。英格尔斯在谈到人的现代化的对国家现代化的意义时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4]可以设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如果人们的心理意识不能跟上改革的步伐，而只在头发式样、服装款式或娱乐方式上去病态地模仿西方社会，那么，即使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或资金，也只能带来暂时繁荣的假象，绝不可能给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持久的支持。因为社会改革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仅表现在一连串令人振奋的经济指标的数字上，而是更深层地表现在人的良好心理状态上。
第二，人的心理健康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首先，改革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所以社会中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是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具体表现。其次，社会主义的改革既要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也要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心理健康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人们的心理健康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表现。而且，只有健康的心理才能创造健康的精神文明成果。就拿文艺创作来说，如果社会中人的心理是积极向上的，各种文艺作品就会是健康的，如果一个社会人们的心理是颓废的，那么就会产生具有颓废色彩的文字作品和低级庸俗的影视作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的心理健康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所在。事实上本文前面所述的“心理贫困症”、“心理软骨症”、“情感淡漠症”已给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了不少折扣。
四
为了改革成果的巩固和深化，为了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主体——人的心理健康，应吸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教训：“精神病是我们为争取文明所付代价的一部分，彼一事物发展结果要成为此一事物的原因。”[5]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的社会。社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调控人的心理状态，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
第一，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减少心理污染。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生存的物质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却未被普遍认识到。社会文化就其狭义来讲主要是指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的总和，涉及思想、道德、风尚、伦理、文学艺术等。其中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污染作用。笔者认为，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当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建立起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观念体系。由于社会的全面改革和西方文化的渗透，人们原有的观念体系已经打破，形成了中西方观念混杂的局面，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观念进行选择和重组，将那些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改革顺利进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观念融合起来，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体系。新的观念体系的建立将对消除或减少人们是非模糊、行为无措、情绪紊乱的现象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社会对人们不健康的心理行为应进行有力度的干预。如社会的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应该具有强制性的干预作用。但目前法律的干预作用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执法不严，存在以钱代法、以情代法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又导致大众的法律意识模糊和价值判断失调以及消极不满情绪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社会应该利用行政手段、舆论宣传手段和法律手段等来综合干预人们的不健康行为。
第三，引导人们对不良心理状态的自我调控。人的心理状态的健康与否，既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取决于主体的心理调节，在主体的心理调节中首先最重要的是认识调节。因为同一客观存在的外部刺激，不同的人由于主观认识的差别而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心理反应。美国心理学家艾里斯曾提出情绪困扰的A—B—C理论，A代表情绪困扰的客观刺激，B代表主体对客观刺激的评价，C代表主体的情绪状态，主体的情绪状态并不直接取决于客观刺激，而是取决于主体对该客观刺激的认识评价。由于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使所有引起人们心理不平衡的外部因素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因此，引导大众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社会消极现象、挫折情境、环境压力等是预防心理疾病和保持人们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自我调控的另一方面是情绪调节，当出现情绪困扰时，利用心理学中的情绪调节方法来调控自己的不良情绪，情绪调节方法的掌握有赖于人们的自觉学习和实践，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
第四，大力发展社会心理卫生事业，为大众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服务。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和普及心理卫生保健意识，建立和健全心理咨询机构。目前我国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发展迅速，但社会性的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培养和训练一大批高水平的心理卫生队伍，以提高我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水平，使人们能得到良好的心理健康服务。
注释：
[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2]转引自光明日报社主办《文摘报》1997年2月13日第1版
[3]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4]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5]A.马塞勒（美）著，任鹰等译《文化与自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