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历史困境
文/董军
19世纪末，在西方及其追随者——日本的剧烈冲击之下，中国人坚守了几千年的“天下想象”不得不走向了终点，从此西方从中国人想象中的“低劣他者”一跃成为了“巨大的他者”。中心与边缘的转换，使得中国人被迫失去了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传统模式。在自我与他者中心位置的转换过程中，现代中国一方面丢失了自己的传统身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西方他者的目光中重新追寻自己新的身份。在这过程中，对传统中国的怀念与鄙夷，对现代中国的憧憬与茫然，对西方他者的羡慕与憎恨，一同构成了追寻之路上的复杂心态。国家形象的焦虑就此凸显，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也由此越来越被中国学人所关注。然而问题是，由于国家形象问题在中国出现并不是一个自发的结果，而是外力作用的直接结果，那么这种特殊的境遇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和研究会不会构成一定的影响，在这背后又是否潜藏着不为我们所觉察的风险？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国家形象研究的基本路径
既然国家形象问题肇始于“与他者的相遇”，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了很多学者研究异国形象或自我形象的一个根本出发点。然而，正如李普曼所说，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过于庞大、复杂和短暂，“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构”。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众多学者在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形象生成过程中“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都是在“自我与他者”“现实与想象”这两个脉络上展开的，并在不同领域相继形成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跨文化形象学”和“信念体系和形象政治研究”这三个相对成熟的研究版块。不过，这三个研究版块虽然都是在“自我与他者”“现实与想象”这两个脉络上展开的，但是由于进入的路径不同，三者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视角、学术主张上逐渐渐行渐远，最终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版块，具体区别详见下表。
东方主义的范式危机
中国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在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中，一直颇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这类研究虽然视角各不相同，但多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之上——中国是西方的文化他者。这个理论假设不仅主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国家形象研究。
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
（一）中国形象研究中的东方主义
这些研究通常在问题提出之初，就主动将中国置于西方他者的位置之上，从而不仅表现出了浓重的“西方情结”，也表现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普遍比较重视西方的中国形象，忽视世界的中国形象；重视异域的中国形象，忽视本土的中国形象；重视负面的中国形象，忽视正面的中国形象。在这过程中，“东方主义”不仅成为了他们使用最为“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了他们在思维上无法走脱的一种统治方式。具体表现在，它们对“东方主义”的借用，既体现在直接将“东方主义”用作了理论批判的武器，更体现在将“东方主义”自觉的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异域的研究如此，本土的研究更是如此。由此，一个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形象研究为什么走不出东方主义的窠臼，在这背后潜藏着怎样的认识风险和理论陷阱？
（二）东方主义在中国的陷阱
萨义德的《东方学》不仅忽略了东方人的参与，对于西方制造的东方形象在东方国家的传播历程也绝口不提。这就使得我们在看到西方对东方构成钳制的同时，却忽略了东方国家主动传播西方的东方形象的幕后动机和具体路径。自甲午战争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就频频通过各种媒介陆续地被介绍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国族认同的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形象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在了西方的文化机制如何生成了中国形象，却绝少有人关注这些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化进程。
1.民族主义的陷阱
在东方主义的指引下，一些学者一旦发现所谓“负面的中国形象”就奋起反击，且不论这些论述来自何方，都一概贬斥为西方文化霸权下的“阴谋”产物。很多中国形象研究，都主动成为了《东方学》在中国的“注释”。为此，周宁提醒那些研究者：在看到西方“否定的中国形象”时，千万不要忽略了“积极的中国形象”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加辨析地将东方主义移植到中国，就极易“培育一种文化自守与封闭、对立与敌视的民族主义情绪”。换而言之，当中国学术界挥舞“东方主义”这一利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和西方现代性（主要是殖民性）展开批判的同时，极有可能为中国的思想界埋下狭隘的民族主义隐患。
2.本质主义的陷阱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是课程课题体系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人才培养方向的重要指标。2017年安徽财经大学提出“新经管”学科建设战略以来，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在核心课程设置上进行了充分改革，弱化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安排，重视计算机使用课程、软件程序编写、网络安全等通识、基础工具性课程，强调“以学生为根本服务对象，以学科建设为主要抓手”，夯实教学改革与发展基础。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很显然，在描绘东方学谱系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给东方人留下回应的机会。对此，德里克提出了严重质疑：“‘东方人’是否像萨义德的研究所说的真的缄默无言？不能表现自身呢？”事实却是，在西方对东方进行东方化的过程中，东方人也在主动地利用西方的东方化成果，并且创造性地对西方的论述进行了挪用与改造。忽视东方人的参与，我们就不能真正发现东方化是如何发生的。
（三）东方主义未尽的问题
东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存在着滋生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风险，其刻意遮蔽或无意中忽略的问题，如对他者声音的忽视以及对他者形象跨文化传播历程的避而不谈，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由于萨义德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东方国家在他的理论世界里，一直只能扮演着沉默的他者角色。中国的很多学者在采借他的理论范式的同时，往往也因此而忽视了东方国家在东方主义结构里所发挥的主动性，从而遮蔽了观照他者和反省自我的一个重要视角。
1.他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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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东方主义在中国，不仅成为了滋生狭隘民族主义的温床，也成为了部分知识分子为文化本质主义摇旗呐喊的旗帜。一些学者在采借萨氏理论对西方殖民性及其文化霸权进行批判时，更像是有意忽略了萨氏的自省和德里克的警示。他们不仅坚持将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更不断强化中国文化或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中，到处充斥着类似“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等这类高度约化的论述，这些论述显然高度漠视中国形象在不同时空里的变化与差异。它们抹去的不仅是世界外部的差异，还有中国内部的差异，从而不仅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更影响了我们观照自我。
1.在自我的想象中发现中国形象
自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与打压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止，反而不断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在中国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也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之下，东方主义迅速成为了中国学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不可否认，东方主义的出现，的确为当代的社会科学重审西方现代性和东西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新的视角；然而，它对他者能动性和他者声音的漠视，却在无形中为它后来的传播与运用设置了重重障碍和盲区，无法挣脱的本质主义倾向则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范式危机。
3.5 药物护理 采用以上护理措施无效者，或顽固性便秘患者需用药物治疗［15］。根据医嘱必要时指导患者口服容积性泻药如麦麸、魔芋等，能起到膳食纤维的作用使液体摄取增加，以促进肠道运动，刺激排便。正确使用开塞露、便塞停等药物辅助排便。使用微生态调节剂、双歧三联活菌胶囊和乳果糖调节肠道菌群平衡［16］。利用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或泻热理气通腑，或益气滋阴通腑，或养血润肠通腑等给予服用中药调节肠道推进功能，从而治疗便秘。以及选用中医针灸穴位疗法，改善症状，防治再次发作［17］。
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陷阱和思维方式，重新深入到形象话语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谱系”中，并从中发现它们的行走轨迹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破解“中国形象”话语迷思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回到自我的想象，学会倾听他者的声音，从而在时空的坐标系中重新“发现”中国形象。
走出中国形象的话语迷思
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他指出，话语虽然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国家形象研究显然也无法挣脱语言之网，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让国家形象得以表述和识别。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为话语的中国形象，并从中发现福柯所说的符号背后的“不止”。所以笔者倾向于将国家形象看作是一种指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话语系统。在表述上它表现为对他者和自我的描述和评价，在指涉上则呈现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现代生物技术作为21世纪的主要技术之一，它产生于食品研究，同时又很快被应用于食品生产。对于解决国家粮食危机，转基因产品举足轻重。但随着转基因产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安全性遭到质疑。如何应对转基因产品，成了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全球各国都在寻求一条有效途径，来平衡两者的冲突。如何用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制，已成为人类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因此，在借鉴东方主义对他者形象和西方现代性反思成果的同时，如何走出其一并带来的理论陷阱和认识盲区，并且在思维方式上挣脱对它的依赖，对当前的中国形象研究来说显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实的问题是，走出东方主义何以可能？
（一）作为话语的中国形象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形象研究而言，东方主义带来的障碍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遮蔽了我们本应倾听的他者声音，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边界。在东方主义的理论范式里，“西方的文化机制如何生成了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在西方的现代性想象和思想脉络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是，“中国如何参与了西方中国形象的生成”、“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传播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参与了这些国家的自我想象”、“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又如何利用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等这类课题，却因为超出了东方主义的理论视野，鲜少有人提及。不仅如此，在现有的研究中，中国的很多研究者因为受东方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始终未能走出西方话语霸权的分析框架和本质主义的窠臼，从而致使他们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充溢了民族主义的义愤，部分研究甚至直接沦为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单宣泄。
（二）回到中国现代性的自我想象
他坚信秉承“金般品质、百年承诺”的经营理念，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强化茶叶的深加工、加强横向联合，创立民族产业的著名品牌；他保护非遗尊重传承，为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1.2.7 基因测序 针对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的特异性基因SLC26A4的21个外显子设计了18对特异性引物，将SLC26A4基因进行全外显子扩增测序。扩增的PCR体系包括10×L.A.缓冲液、dNTPs、引物、L.A.Taq酶及DNA模板，总体积为30 μl。扩增完成后，将PCR产物进行纯化，使用ABI 3130对产物进行Sanger测序。测序序列经过与参考基因组比较(NCBI：NG_008489.1)以及家系分析，确定致病突变。
2.他者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东方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给中国形象研究带来的最大隐患，就在于它将学者的全部兴趣吸引到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上，从而致使他们忽略了内部的抗争与分歧。邵建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化，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如何抵抗西方霸权，相反，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如何重建一个主体”，如果“无端把并不构成实际威胁的外部问题热炒放大，以图获得所谓全球性文化格局的辽阔视野”，“却忽略或淡化了文化问题在内部的急迫性”不能不说是理论把握上的错位。相反，更多采用柯文所主张的China-centered视角和研究取径，在自我的想象中重新发现和审视中国形象，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形象的意义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更有意义得多。
2.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发现中国形象
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公司可以从消费互联网转到工业互联网（或曰之“产业互联网”）了，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互联网公司何尝不知道从消费互联网转到工业互联网，还有五座珠峰等着爬？他们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不转吧，消费互联网已经找不到类似于过去10多年那样的增长点；转吧，又没有太大的本钱和先天的基因，只能先打技术外围战。
就东方的东方主义，德里克曾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东方主义到底是一个“事物”还是一种“关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经过二次传播或反复传播以后，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依然把它看作是西方抛向东方的一个事物，无异于又再次走进了东方主义的理论陷阱。因此，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我们才能发现这些形象话语是如何生成、又是因何转化的。
3.在时空的坐标系上发现中国形象
德里克也曾提醒我们，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不仅是时间上的同质化，也是空间上的同质化。就中国形象而言，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在时间上忽略了那些诸如“东亚病夫”“黄祸”之类严重约化话语的动态变迁过程，同时也在空间上抹去了西方和中国的内部差异。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提醒我们的，在西方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国形象，也没有什么“一致”的中国形象。同样，即使在中国，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抑或一成不变的中国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在“黄祸”“东亚病夫”“睡狮”等一个个国族符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威胁论”又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新的话语神话和形象标志。因此，未来的中国形象研究如何打破有关中国形象的一个个话语迷思，并从新的历史视角出发，刻画出它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谱系”，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生产机制，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他者和自我无疑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走出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在时空的坐标系中重新发现并解读中国形象，对于当前的国家形象研究来说不啻于是一个新的契机与突破口。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摘自《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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