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与政治：实证方法的引入与研究范式的创新——徐勇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实证论文,田野论文,教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是政治学出身，又是国内较早涉入“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三农”研究渐成“显学”的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首先听听您当时是怎样进入“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
●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你们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
我经历了五年“下乡”，当了三年工人后，于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留校工作，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不幸的话，我们开始学术研究则刚好乘上了“改革”的东风。同当时的大多数学人一样，我也曾为改革开放后理论的活跃和思想的奔放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的心中逐渐生出些许遗憾。一是人们较多地沉浸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用，而对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关注较少；二是在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提法中夹杂着浓厚的浮躁之气，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的事实依据。
特别是就政治学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新中国的政治学的真正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即使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政治学却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政治学陷入低谷之时，也促使着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殿堂”政治和注解性的政治学研究，并试图寻求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在1991年，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认为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而对于社会基层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地由国家自上而下延伸，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我1992年出版的著作《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就试图提出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层政治不断地变动，而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革？为解决此问题，在书中我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即将政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上层政治；一是与基层社会相关的基层政治，并认为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由此也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调整到基层社会，特别是长期以来与城市发展有巨大差距的农村社会。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就为我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直接契机。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可能是选准了学术研究方向之后能持续不断地做下去。从您进入“三农”问题研究的逻辑中，我已经隐约体会到了您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以村民自治为窗口，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政治学研究；以“三农”问题研究达到对“基础性政治社会”变迁的认识和研究，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能不能详细谈一谈您的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坦率地讲，我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探讨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思路。
1992年之后，我与同事们共同从事农村基层调查和研究，注意到实证经验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围绕村民自治进行了数年的田野调查。随着村民自治研究，实证调查作为一门方法不自觉地被应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我所在的学术团队所策划的“村治书系”中，共计十部著作。1998年，承蒙湖北省相关部门的支持，我出版了一部自选集，自选集收录了90年代以来的主要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个案性经验研究。包括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的第二部分也属于此类研究。该书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续和伸展，专题性和实证性更强。这一时段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度挖掘、认识个案，探讨村民自治的产生、适应、实际运转与调适等方面。因为全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不一，运行效果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个案研究还是比较适合的。
在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以村民自治为先导的农村改革其实标志着基层政治社会领域的重大变革，也标志着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更替。所以，随着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由村民自治引入的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这一方面说明村民自治研究的拓展和提升，也说明了基层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回归和深化。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我所在的学术团队策划出版的“乡村治理书系”。我的第二本论文集《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我与徐增阳合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就是这个书系中的两本，均可以概括为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乡村治理书系”的出版标志着我们的研究步入到自觉状态。这是因为，我们逐渐地认识到，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历史变迁。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在乡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进展，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为中国的乡村社会以及基层政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这一政治实践经验显然与以城市和市民为先导的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认为，这一研究思路应该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我知道，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后来获得了首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我感兴趣的是，当时您为什么会以“村民自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村民自治”刚开始是作为一项政府工作出现的，而不是出现在学术研究中。但是这项工作通过相关法律时有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时的争论，这次是局限于制定法律的争论。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村民自治是体现民主价值的，民主自治会不会引起动荡呢？谁也吃不准。这时候，政府部门发现，如果理论问题不解决，实际工作则很难推进，所以希望学者更多地去研究，因而吸收学者参与村民自治实践工作。由于我们华中师范大学较早进入了农村调查，这时便参与了有关村民自治的农村调查。在当时，村民自治的研究，一是研究人员少，有人说中国有九亿农民，但只有不到九个学者在研究他们的政治实践；二是真正系统的、完整的研究少，更多的是一种零碎的政策解说。从1992年出版《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到1997年的五年时间里，我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在做博士论文之前，我就开始参与民政部的一些工作，一些资料也是民政部提供的，同时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实际调查。在此基础上，便选择了“村民自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可以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就是有关村民自治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思考。现在看来，这本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方法：没有做什么价值判断或者是论证村民自治应该怎么样运作，而是把村民自治这项制度的要素、结构关系呈现出来，把它的运作过程、运作环节展示出来，着重于实际过程和实践活动。
○我在与其他师友的聊天中了解到，您及您所带领的学术团队在以“三农”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对已有的研究作一反思和批判的话，您认为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回过头来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但是对于需要传承、积淀、积累的团队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风格来看，二十六年的实践只是一个起步，对于存在的问题的检讨和反思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可以说，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
首先是实证研究的理论预设问题。应该说，实证研究在中国长期未得到重视。即使是运用实证研究最多的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恢复不久，也在实证研究方面较为欠缺。因此，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就如我前面谈到的，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运用的。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做实证研究，不是“理论先行”，先入为主，但是要有理论预设。经过实证研究之后可能证实预设，也可能证明当初的判断不对。有了理论预设之后，可以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调查更加集中，不至于造成漫无边际的陈述。
其次是科学规范问题。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着严格的逻辑、准则和程序。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缺乏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以为只要下乡就是进入田野，以为实地调查就是实证研究，误认为田野日记与调查报告就是实证研究成果。这种理解、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实证研究的质量：一是实证研究变为证实研究。有人做调查并不是从事实中出结论，而是为自己的观点找根据。最典型的是南街村调查，同样一个村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乌托邦”研究的变种。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到一个地方看了看，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三是价值中立原则被抛弃。我不反对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但是科学研究中应该避免价值问题干扰，学术研究应该做到价值中立。现在不少“三农”研究者怀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要为农民代言，为乡村请命，而且将自己的这种道德关怀注入实证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与现实大相径庭。有些人开玩笑说，现在“三农”问题变成了“四农”问题，即“三农研究”也成了问题。科学规范的不够大大损害了研究的科学性，更不能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再次是调查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实证研究在中国主要与一些课题联系在一起，大多为某些应用性的政策研究。所以，课题一结束，调查也结束了，原有的调查点也放弃了。而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真实的事实或者掌握其变化情况，一劳永逸式的实证难以有真正的发现。科学研究的展开有两个层面：一是横向层面的共性考察，即通过几个个案、几千个样本进行横向归纳，发现样本之间的共性。这种研究的特点就是能较快得到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二是纵向层面的历时考察，即通过长时间的历史考察，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性或者相关性。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时段长，对个案的变化可有一个深度的挖掘。在政治学中，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横向层面的调查做得比较多，但是纵向的调查做得比较少。其实，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放在长时段的实践中去观察才能够得到；另一方面需要从尽可能多的案例中去寻找。
最后一点是理论提升问题。“三农”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要不断回归学术本位。也许“三农”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就不存在了，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要常新长青。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有理论的提升和总结，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其实，中国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但是目前的概括、总结和提升还远远不够充分。实证研究不仅重视“是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因为任何事实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根源。“发现事实”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弄清楚“事实为何如此”，并建立起相应的解释模型。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和不注重学术积累，整体而言，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采集“矿石”的阶段。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调查前缺乏必要的理论预设，调查后缺乏应有的学术分析，以至于实证研究的学理知识含量较低，出现所谓的“只见描述，不见解释”的状况。更有甚者，出现了不少“出口转内销”现象，即外国学者借用在中国所取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精加工”，产生理论观点，转而影响中国学者。如“过密化”、“有增长无发展”、“经纪人”、“内卷化”、“蜂窝状”、“依法抗争”、“共同体”理论等等。所以，尽管中国的实证研究在政治学的运用已有十多年时间，但我们还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
○如您所说，“三农”问题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为什么您近几年的研究好像又转入了理论研究，不再直接讨论“三农”现实问题了？
●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要为打造整体性的学术平台做一些非学术性工作，这一点限制了我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做了一段时间田野调查后，也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反思；更重要的是，如前面所谈到的，实证研究也有自身的“限度”，需要与理论研究相耦合。于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研究方法有所转变，注重理论概括和提升。这一思路的转变还是与“三农”研究有关。主要是从前些年开始，“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由此引出的“三农”问题研究也成为一门学术“显学”。但这一“显学”的地位不是建立在扎实深厚的学术研究根基上的，相当多数的是发发议论，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甚至夹杂着许多学术泡沫。正是在“三农”问题研究热得发烫之时，我提出了要将“三农”研究由问题导向提升到学理导向，将“三农”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术根基上。基于这一学术自觉，近五年，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现代国家理论，研究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国家是如何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法律下乡”、“政策下乡”、“服务下乡”等方式进入并整合、塑造乡土社会的；二是提出“社会化小农”的观点，试图运用这一理论从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把握和解释当今的农民和农村。其实，这两个分析视角的提出，也试图说明一点：政治学研究在实现了由“殿堂”到“田野”的同时，也需要从“田野”走向“殿堂”，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在将近三十年的“追求实际”、“追求实证”、“追求实验”的研究活动中，您努力挖掘中国经验，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社会化小农”等学术理论。与经典的“三农”问题研究视角和“底层社会”研究的理论相比较，您的创新性研究能不能概括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这是我近几年不断思考并已开始探索构建的一大学术课题。我最近写就的一篇长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5月号上），就是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模式和话语体系。由于相关观点已在文章中阐述，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谈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任何一种分析框架都有其内在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反抗”、“顺从—叛乱”的分析框架，还是与“压迫—反抗”这一经典解释相联系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这一分析框架，都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都是把农民看作是历史的被动者——即使是激烈的反抗，也是迫不得已，一旦命运稍有改善，他们很快又成为传统体制的依附者；他们犹如钟摆，只是来回晃荡，简单重复。但是，当前提条件发生变化以后，理论解释就会受到挑战。因为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农民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为的盲目依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改变政策和行为模式。而这一现实，用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是难以充分解释的。所以，我试图以中国事实、中国经验为依据，将自己酝酿已久、也是琢磨已久的观点提了出来。“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是建设、执政、治理性话语，其理论是互动和整合理论，它强调基层社会的创造性，特别是原始创造力，但不排斥领导者或者统治者的创造作用。如果说“抗争性政治”是上层与下层冲突性政治，那么，“创造性政治”更多的是上层与下层的互构性政治，它强调历史推动的“合力”。因此，“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的提出，正是根据事实变化后的一种分析范式和话语体系的转换。
○为了充分挖掘中国的经验事实，尽可能达到理论创新，在反思已有研究方法和理论困境的基础上，继续拓展“三农”问题研究，您有怎样的研究设想和计划？
●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有原创性，减少重复性。正如上面所谈到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与“三农”问题的突出性相比，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却十分不足。现有研究与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实践还有相当距离。中国农村研究领域长期流行的是：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意思是在中国农村调查领域，就精致化、连续性而言，中国自己的农村调查还不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满铁调查”；在中国农村的理论研究方面，我们还没有像美国学者那样运用“满铁调查”资料进行理论概括，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这也是我经常说到的中国“三农研究”存在“虚火”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以上状况急需改变，但又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从基础做起。为此，我们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项目和“中国农村数据库”建设项目。此项目是我们中心未来要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60个左右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长期的调查和跟踪观察。至目前为止，已在全国100多个村庄进行了观察和调研。我们的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形成“中国农村调查和信息反馈系统”，实现“百村观农”，达到甚至超越日本的“满铁调查”。“中国农村数据库”项目则是要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农村研究，建立一个大型的农村数据库。这一数据库不仅能够集中数据，而且能够建立分析模型，实现“一库知农”。目前这两大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基础性条件。
○记得您在给我们作学术报告时说，政治学者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去指导政治问题的创新性解决。从您多年对“三农”问题的政治学研究中，您认为我们国家要解决“三农”问题，有哪些基本的认识、判断、经验可资参考？
●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紧扣我们今天访谈主题的话，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复杂，现代化的道路曲折。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基础，强调实践理性，避免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根据多年的乡村调查、实验和研究，我认为：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只有真正理解农民行为，才能真正理解农民。所以，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自主行为和首创精神，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基本原则。
○在结束访谈之际，您能不能对自己研究政治学的思路做一小结？同时，也请您对我们这些刚刚步入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给点指导或者建议？
●如果要对我历经的和正在从事的政治学研究作一总结的话，这一路线图大致为：在中国政治学陷入低谷的困境时，提出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的研究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将实证分析方法带入了政治学研究；在“三农”问题纷杂的争论中，自己“脱身而出”，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化小农”两个理论分析视角，解释“田野”与“殿堂”的互动；在理论与方法的统合中，试图实现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通过“百村十年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两大工程的建设实现学术资源的整合，为学术研究的历史跨越奠定基础。
至于对青年学子的建议，在做学问方面，我希望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学术想象力——我经常启发学生要能发现并提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开放性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要脚踏实地、充分掌握事实材料，根据事实逻辑展开严谨的陈述和论证，最后试图得出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结论；在做人方面，也同样要有“问题意识”，要不断自我反省。总之，做人和做学问的原理是相通的，一定要达到统一。特别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宣传者和塑造者。所以，我赠言你们：伸出你们的双手，拥抱世界；跨出你们的双腿，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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