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情报资料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思想论文,资料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情报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情报资料思想。本文拟对此作一探索。
一、关于情报资料的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情报资料工作，在于他对情报资料意义的认识：第一，情报资料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在广泛搜集和积累情报信息的基础上，从中分析、掌握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及与周围事物的联系，揭示事物的发展动向和趋势，从而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依据。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情报资料”一词， 讲的是军事情报和军事决策之间的关系，但可以看出：“侦察材料”其实就是敌方情报资料。对敌方情况的准确把握是制定正确作战方案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此，他又讲，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革命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在军事作战中表现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事实上，任何决策都是一样，没有系统周到的情报资料，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美国学者迈尔斯·科普兰说过：情报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术语，政府、军队、私人企业以至于个人都要搞情报。毛泽东认为，做任何工作“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的”〔2 〕“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3 〕这里的计划也是来源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分析。解放初期各项经济计划的制定、《论十大关系》的撰写等，无不首先取决于对现实国情的调查研究，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的建设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第二，及时纠正完善决策计划，避免犯主观、盲目性的错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盲目行动，都与对客观实际不了解相关联，与情报信息的不畅通，甚至窒息有关系。不从现实出发，不以情报资料提供的信息为依据的主观主义、盲动主义在我党历史上并不少见，并且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毛泽东深信，情报资料可使革命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并能及时纠正自己的方针决策和工作计划的错误。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从在哈达铺获得敌人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后，非常兴奋，认为中央红军到陕北更为合适有利，于是改变了原来准备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向陕北进发。
第三，宣传教育作用。毛泽东历来主张，宣传和教育人民，不仅要有理论材料，而且要有实际材料。1926年初，他在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时，就曾撰文对前几任宣传部长的不能将宣传材料充分搜集，不能及时将材料供给下级党部的弊端进行过批评。为使宣传部对全国宣传做到心中有数，使宣传工作具有计划性、针对性，他要求对当时国内外中文日报及各种定期刊物的内容、发行量、读者等进行调查统计。他认为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尽可能掌握国内外信息，把握宣传的主动性。到1955年；毛泽东为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亲自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深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宣传群众、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是很有帮助的。
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情报资料的对外宣传功能。1943年，毛泽东为了组织舆论反击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致电要求各中央局将延安发表的文件及当地发表的文件迅速编印成册，在发给干部阅读的同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使其了解事情的真相。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 为了向记者介绍我军英勇作战的情况，粉碎国民党对我军的诬蔑，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各军区和各区党委：“望各局各委及各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要有出版名称、出版年月日及作者姓名。”〔4〕 中央将这些从四面八方汇集的情报发布给记者们以及由此而辐射到国民党及其统治区乃至全世界，对于宣传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战的伟大壮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获取情报的途径
毛泽东十分注意对情报资料的搜集。他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5 〕因此，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毛泽东总是广辟渠道，不拘一格地组织开发情报资源，灵活机动地广集博采情报资料，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调查研究。这主要指对实地情报资料的搜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毛泽东获取情报资料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是我党从事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和倡导者，早在1918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与蔡和森一起在洞庭湖畔的浏阳、沅江等县进行实地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在1927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长沙、湘潭、衡山等地进行调查之结果。直到1961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其错误，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使这一年成为调查研究年。事实上，在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中，以调查研究为题材的占有相当数量。从实际出发，在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实地资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第二，收集积累。它主要是对于那些具有资料价值的成品、半成品、甚至理论专著的搜集。善于学习是毛泽东获取情报资料的又一途径。1929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6〕1938年，延安边区政府的交际科长， 从一位广东来延安考察的地区工作者那里了解到国民党的一些情况，整理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搜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7〕1936年， 他要白区工作的同志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1943年12月，为了学习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他要胡乔木把能搜集到的有关书报都找给他，甚至包括一本苏联作家写的关于猴子变人的小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搜集文献资料时，无论是在体裁的多样性上，方式的灵活性上，还是内容的广泛性上，都是令人感叹的。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获取材料的完整系统。他认为，搜集文献资料要全面，各种内容、观点都要有。只有实事求是地把各种不同观点搜集起来，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理论界和思想界的实际情况，保证情报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了一套综合反映日本问题、国际问题及中国抗战问题的《时事问题丛书》，对此，毛泽东不无赞 赏地说，这样系统的研究时事问题，为抗战干部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和重要的。在50年代毛泽东大力提倡学逻辑时，曾向周谷城建议，对西方哲学史上所有逻辑家的逻辑思想从古到今来一个系统论述，并建议把所有的逻辑书搜齐，印成大部丛书。此后出版的《逻辑丛书》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逻辑学研究者提供了包括古今中外的全面而系统的宝贵资料。
三、情报资料的加工、整理
原始资料一般是比较杂乱的，要使其成为系统有序的资料，就必须经过加工整理。毛泽东善于从充满杂质的情报海洋中提取情报精品，为我所用。对于整理加工文献资料，毛泽东提出了一套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认为情报资料的加工必须忠于原作，但他又不主张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指出：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但他并没有因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原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修改，维持了文献的原貌。不过，为提高文献资料的质量和价值，他认为对文献从文字和技术方面进行整理和加工是必要的。因而他提出：“消灭错别字”，“标点符号不再弄错”的要求。1955年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鉴于所集文章材料存在严重的党八股之风，他指出编辑人员应要求作者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并且“自己动手帮助作者修改”。〔8〕
在资料的分类上，毛泽东主张按照事情的内容联系进行，在具体加工整理情报资料时，他或是按照情报资料时间顺序的先后，或是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要求；或是按照各类学科的差异；甚至是按照情报所反映地区空间的特性进行分类编排，这样既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之间的历史联系，又恪守形式逻辑的划分原则。
对情报资料的加工深度，毛泽东认为有两个层次，一是对文献的初步整理加工，它表现为对资料的汇编、剪集等。如1942年11月至1943年1 月毛泽东从当时报纸中摘录的反映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动向的专题资料属此类加工。二是对文献的深度加工和研究。毛泽东认为，初级加工过的情报资料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没有解决。加工整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一种对资料的提供，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问题，从材料中引出结论。即对这些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透过材料和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毛泽东时刻提醒在对文献初级加工的基础上，还要深入加工、研究。
四、情报资料设施建设
要从事情报资料工作，就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进行情报资料设施建设，这是情报资料工作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主持学友会工作时，就广泛地收集、募捐购买多种书刊， 建立了学友会图书馆。 1921年8月，他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1922年， 他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1939年12月，他捐款扩建延安的鲁迅图书馆；1942年9月为绥德县子洲图书馆亲笔题字， 并建议成立中央编译部。1943年3月，中央机构实行精简，在毛泽东主持下， 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图书材料室和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合并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图书馆，并下设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同时制定了图书管理及借阅的严谨制度。1946年12月，毛泽东在研究杨勇关于解放山东聊城的请示电函时，下令保护中国四大藏书之一海源阁图书馆，体现了他对我国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
为学习和研究需要，建国以后，毛泽东建立了适合个人需要门类较全的图书室，成为他研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场所。
五、情报资料工作的管理
所谓情报资料工作的管理，指的是图书情报资料的保护、流通、借阅及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虽然较少有直接的论述，但我们从建国前后有关他的一系列具体事例中，可以看出他对情报资料管理工作的重视。
第一，对图书情报资料的保护。搜集、整理图书情报资料是为了运用，由于长期的流转、借阅造成的机械性磨损和丢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毛泽东很重视对现有情报资料的管理和保存。据建国后长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书籍就有专人管理，因为日机轰炸，书放在很深的窑洞里。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了，他非常生气，并一直对此不能忘记。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别的东西丢下很多，但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外，大部分随着他辗转千里，最后搬入北京。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图书资料的珍爱之心。此外，毛泽东对于情报资料特别是资料原件的保存极为关心。在《农村调查》序言中，他曾痛心疾首地回忆了他的一些重要调查材料因只有单份而毁于战乱，不能保存下来的往事。痛心之余，他写道：“为避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 并供同志们参考。 ”1976年初，周海婴上书向他提出，要把已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影印出版，以免原件散失，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毛泽东阅后当即欣然批示同意，从而保存了鲁迅书信手迹。
第二，自觉遵守图书资料借阅制度。早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实践，使他具有较强的自觉遵守图书管理制度的意识。1936年9 月1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关于组织流动图书馆的信中，对图书邮寄的本数（10本）以及停留的时间（10天或一周）作了详尽规定。1958年夏天，北京图书馆换发借书证，工作人员给他办了一个被编为一号的借书证，毛泽东就象一个普通百姓一样借还图书。每次外出借书，他都指示工作人员留下字据，因此，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在借阅较为珍贵的资料时，也毫不特殊。1958年，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写道“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9〕
第三，对情报资料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从事情报资料工作的人员，既是图书资料的选择搜集者，又是图书资料的提供者，是情报资料与读者的中介。因此，情报资料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是一个关系到图书情报资料的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有清楚认识。他曾对情报资料人员和编辑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理论准备和实践能力等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首先，他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各级的“秀才”——专为各级党政从事情报资料的人员，既要懂得马列主义，又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其次，编辑人员要提前进行一定的理论准备，要熟悉各学科、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如史学、哲学、经济学。其三是对编辑人员实践能力的要求。他主张，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都必须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工作。
毛泽东及其丰富的情报资料实践活动和博大精深的情报资料思想宝库，拙文虽远不能全面详细论及，但我们相信，深入地学习和发掘毛泽东的情报资料思想，对于充分认识情报资料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努力开发蕴藏在情报资料中的知识“能源”，从而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3页。
〔2〕、〔3〕同上第2卷，第383页。
〔4〕《情报资料工作》，1993年第6期。
〔5〕《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页。
〔6〕〔7〕〔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第125页，第547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