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1]2001年在《中国早期喜剧电影美学初探》文中指出本文是针对“喜剧电影”概念模糊、历史与现实隔膜、研究现状滞后等问题，对中国早期喜剧电影进行美学解释的一种尝试，目的是要把喜剧电影研究从创作方法沧上升到美学研究的层面，同时作为哲学美学对第七艺术的一次深入和拓展。分析哲学、历史研究和辩证思考是论证行文的有力工具。内容主要包括叁部分：首先，通过对西方喜剧艺术史和喜剧理论史、中国戏剧/戏曲史和中国人喜剧精神等四条线索的分析，结合上个世纪初文化启蒙和现代化的步伐，确立了现代喜剧俄剧性的概念及其与电影艺术的融合。其次，根据现代的喜剧电影概念划定的范畴，对中国早期(1905—1950年)喜剧电影进行分期、分类式的历史分析和美学描述。最后，本文对素材/题材、技巧、意识形态与真理性、作者与风格、喜剧美感与忧患意识等几个就中国喜剧电影而言较为重要的范畴进行了美学思考。从而对中国早期喜剧电影的美学面貌作出较为清晰的描述。 论文的观点是：中国早期喜剧电影是逐步发展成熟的，并且是和喜剧观念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的。中国早期喜剧电影是对欧美喜剧电影的模仿与超越、对西方喜剧观念的溶借与吸纳的结果，更是中国人传统的喜剧精神和一切喜剧性叙事艺术自觉贴近时代潮流，在电影这门年轻的艺术里绽放的绮丽之花，是以乐感文化和忧患意识为心理结构、以温柔敦厚为审美理想，通过讽刺、幽默、滑稽、机智、荒诞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让人在笑声中获得轻松快乐和超越意义的艺术。和西方喜剧电影相比，她有着自己独特的幽香魅力和美学品格。她既是一种历史存在，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王颖怡[2]2017年在《百年香港喜剧电影美学特征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喜剧电影是香港电影的灵魂所在,占据了半壁江山的位置。每年出产的电影中,喜剧电影占绝大多数。香港人更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价值取向毫无保留地映射到喜剧电影之中,喜剧电影犹如港人的"镜子",从中可以发现港人的文化心理及这座浮城的历史变迁。在研究香港喜剧电影的美学特征之时,发现喜剧电影经历了以丑为乐、以美为乐、以武打为乐、以狂欢为乐及以情为主五个时期的转变,相应体现出滑稽、幽默、奇观化、解构及内省的美学特征。
康宁[3]2010年在《香港喜剧电影研究》文中认为在华语电影的研究视域内,因香港的独特历史,香港电影面貌也呈现出与别处不同的特征。在香港电影发展史上,独具的类型成为其标志之一,影响世界的武侠电影成为香港电影标志之一的同时,喜剧电影也日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它既是香港电影所有的类型中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也是香港最重要的影片类型之一。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娱乐为出发点是香港电影的典型特点,而喜剧电影则更加突出了“娱乐至上”的终极目的。喜剧电影在发展历程中不断随市场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喜剧电影不断寻求自我定位,修正自身特征的过程。回溯香港喜剧电影1909年至2009年百年的发展历史,喜剧电影特点的转变在影像中体现为对身体动作不同程度的开发。根据各个阶段对身体动作不同程度的开发,将喜剧电影发展历史分为五个阶段:默片时代以及第一次粤语喜剧高潮是从舞台到银幕;国粤语喜剧双线并行是对生活动作的夸张阶段;动作喜剧的黄金年代的身体动作是武喜与无打不喜;无厘头喜剧一枝独秀阶段是身体动作的极致开发;而CEPA签署后香港喜剧电影进入了探索年代,身体动作表现为喜剧与动作的博弈。香港喜剧电影的突出表现是对身体动作的极致开发,其具体的特征表现在叁个层面,首先是对于其它表现形式的影响,以身体动作为本的开发方式表现为叁个特征即:其电影特性表现为动作为主性,喜剧动作特性为穷身体动作极限的身体极致性;喜剧电影特性表现为语言为动作服务的语言附从性。其次体现在喜剧性叙事上,喜剧情景在身体动作中完成与强化;喜剧性的情节发展依靠身体推进;喜剧性的细节展开在身体动作中完成,喜剧矛盾冲突的动作性是香港喜剧电影的一大亮点。同时,香港喜剧电影的特征在电影语言上也有其独特的动作性表达。香港喜剧电影之所以以身体动作极致开发为本,是由诸多因素交集而成的。其中社会历史原因是香港喜剧电影的外在大环境;市场的选择是香港喜剧电影迫于生存需要而不得不屈从的必要条件;而与影像自身有关的因素是构成喜剧电影特征转变的内在动力。这叁种因素交织作用在一起,导致了香港喜剧电影特征的生成。社会历史方面涉及到香港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导致的港人身份的变更,及香港的文化身份的转变。市场的影响下形成了香港喜剧电影特有的演员中心制及片场美学,观众的心理诉求和影片的票房因素都成为喜剧电影对身体动作不断开发的原因;影像自身的原因及受到的影响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喜剧电影的题材,创作人员的个人风格、粤剧、文化传统及功夫电影都对喜剧电影的特点形成产生了影响。香港喜剧电影以身体动作极致开发为本的特征不仅影响了本土的类型电影,将对身体动作不同程度的开发引入了警匪片、爱情片、武侠片和动作片,使之形成新的风格,而且还对大陆及国外的电影产生影响。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身体动作的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因素,以至出现身体动作的滥觞。而身体动作是否会一直以与科技融为一体,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香港喜剧电影庞杂烦乱的影像和文本资料中,寻找发展轨迹,逐渐发现身体动作的开发与其说是一个特征,不如说是交织了社会、市场和艺术的复杂链条。影像世界的呈现是这叁者共谋共建的结果。身体动作的极致开发作为核心特征,其动作演变史可以迭化为香港喜剧电影发展史。
贺彩虹[4]2011年在《笑的解码》文中提出电影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其特性之中就具有商业性和娱乐性,而喜剧电影正是其最具活力和最具观众缘的类型之一。喜剧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对于电影工业发展的现实意义不容忽视。但中国喜剧电影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探索过程,文以载道的思想意识和注重教化的政治功能使得喜剧电影受到严重束缚,即使在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电影人的娱乐意识逐渐增强,喜剧电影也呈现出繁荣局面,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痼疾。然而,当前泛喜剧文化的整体社会语境呼唤喜剧电影的良性发展,广大观众期待深入人心的健康喜剧,当前中国的电影产业需要喜剧电影的激活和带动,众多电影人在喜剧电影方面的努力和在广大观众中的深入影响应该受到尊重和认真对待。本论文以喜剧性笑的发生作为逻辑起点,从喜剧性营构的特殊规律和电影艺术的一般规律在喜剧电影中的应用出发,充分发掘喜剧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具体模式,通过对中外喜剧和喜剧电影理论的研究,结合1990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的实际,参照喜剧心理学、观众接受学、电影叙事学等观点,从探询喜剧性营构的规律出发进入喜剧电影的文本内部,对通过喜剧叙事、喜剧人物、喜剧情境、喜剧语言等手段制造喜剧效果的策略加以全面剖析,并从接受学的角度对喜剧产生的文化土壤进行探源式追问,从文化学的维度对喜剧内蕴的人文内涵和近年来喜剧电影中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解析。总结喜剧建构模式的同时对我国喜剧电影发展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以期促进我国喜剧电影的繁荣与发展。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于笑的发生原理进行了考辨与梳理,分别从优越理论、不和谐理论、解脱理论等叁个不同的理论路向对人类哲学和美学史上的有关笑论进行总结,从中发现笑的来源往往与我们同类的某种缺陷、癖病或不自量力的固执己见以及由此带来的受挫性遭遇有关系。并厘定了喜剧、喜剧性、喜剧电影的相关概念,从世界喜剧电影、中国喜剧电影的源起出发回顾其发展历程。第二章从类型和风格的角度概述中国1990年代以来喜剧电影走向繁盛的现状,指出伴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文化多元,电影的娱乐价值渐渐彰显,而喜剧电影的类型在分化和杂糅中不断满足着观众的娱乐诉求;从现实与超现实的两极风格对喜剧电影的不同倾向进行梳理,指出只有将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并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分寸,才能够创作出成功的喜剧作品。最后,在总结类型与风格衍化得失的基础上以黑色幽默喜剧电影为例,分析其艺术贡献和不足之处。第叁章为喜剧叙事研究,指出叙事视点的转换、叙事知情权的分配、叙事时空的倒错以及运用间离手段等都是有效的喜剧叙事技巧;而在叙事结构方面,不同的结构样式也会带来效果各异的喜剧情节;一些永恒不变的喜剧母题对应着不同的大团圆结局也是喜剧叙事的不变策略。中国喜剧电影在喜剧叙事方面还不够成熟,而近年来伴随着戏仿叙事的运用,戏仿喜剧电影成为一种新的喜剧模式,不过,风生水起的群起效仿却并未带来真正有力的喜剧创作,反而加重了近期喜剧电影中浮躁庸俗的闹剧风潮。第四章为喜剧人物研究,分别从喜剧人物的身份、喜剧人物的性格以及喜剧人物的生存境遇等几个方面对喜剧电影如何利用人物营构喜剧性效果进行了探析,从身份地位上说,他们往往是地位低下甚至较为卑微的小人物,或者是某些脱离常态的“大人物”;从性格上看,他们或具备某种无法摆脱的癖病,或具有与自己的身份地位距离甚远的大胸怀而与社会环境不合;从生存境遇看,不断受挫陷入窘境又是他们常见的人生遭遇,而从结局看,他们又往往在某种阴差阳错的巧合和偶然中解决危机成就愿望。最后,从喜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出发对中国喜剧电影中喜剧人物塑造的得失进行了辨析,指出对喜剧人物塑造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喜剧电影发展和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五章为喜剧情境研究,在喜剧电影中,由人物、时空环境或意外事件作为推动力,由误会、巧合、错位等策略,制造出某种假定性的喜剧情境乃是喜剧性的重要基础。其中喜剧情境的假定性往往成为最有效的喜剧前提。中国喜剧电影多从喜剧情境的营构出发去制造喜剧效果,从而带来了喜剧电影的“小品化”现象。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小品化的喜剧电影往往能够带来即时性的喜剧效果,而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喜剧情境的营造,喜剧电影会陷入闹剧化,很难在带来欣悦的同时再给人以感动和回味的空间。第六章为喜剧语言研究,通俗化和陌生化的双重要求使得喜剧性语言的营构既需采用传统的曲艺技巧和修辞策略,又要运用戏仿、拼贴等手段将喜剧语言的营构推至狂欢化的境地。中国喜剧电影在喜剧语言的运用有着丰富的经验,不论是冯小刚的京味幽默,还是冯巩的津味调侃,不论是近年来古今拼贴的话语狂欢,还是方兴未艾的方言荟萃,都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喜剧语言的新风潮。然而如果仅仅将喜剧性的营构停留在语言的表层,那么喜剧的层次也必然将难以提升,如果仅仅把创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代流行语作为喜剧电影的终极目标,那么其总体意义必将大打折扣。结语部分对喜剧电影之于当下与未来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展望,指出当前观众更需要优秀的喜剧电影,而优秀喜剧电影需要创作者想象力和智力的发挥,同时指出,虽然喜剧性的笑可以作为喜剧电影的目的,但属于未来的真正喜剧还应落实到对人与社会现实的关注上来;只有在对人类的热情与悲悯中,怀有诚意的创作,才能创造出既有喜剧效果又富精神内涵的高质量喜剧影片。
李越霖[5]2017年在《《囧》系列旅途喜剧片的类型学研究》文中提出2010年《人在囧途》上映,以800万的投资最终获得了近4000万的票房,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热烈讨论。随后,由徐峥执导的《人在囧途之泰囧》《港囧》相继上映,象征着《囧》系列电影作为一种旅途喜剧类型电影取得了中国市场和中国观众的认可。然而学界至今尚能对这一系列影片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因此,文将立足于类型学理论框架,对《囧》系列的类型程式及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归纳《囧》系列的主题意涵,剖析其美学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囧》系列对中国土类型电影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文主要由以下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针对该系列电影的研究背景,目前国内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以及所产生的意义进行阐释。通过对学者的专着和期刊论文的解读和描述,了解《囧》系列类型电影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囧》系列旅途喜剧电影的类型创生是对《囧》系列类型电影进行类型界定。界定该系列为国产类型片的新类型——“旅途喜剧片”。分析《囧》系列类型电影的原发程式影片《人在囧途》的类型范式。第叁部分:《囧》系列旅途喜剧片类型流变考察。这部分主要分析从《人在囧途》到《泰囧》和从《泰囧》到《港囧》的类型程式与类型元素的变化。第四部分:囧系列的主题意涵与类型美学特征。这部分一是从《囧》系列旅途喜剧电影的主题意涵切入,分析影片中中产阶层中年危机的核心主题意涵。二是从该类型美学特征入手,分析其喜剧性的营造和后现代影像风格。第五部分:《囧》系列旅途喜剧片对国产类型电影的启示。这一部分主要从两个部分来探讨该系列对国产类型电影的启示。一是懂得借鉴国外优秀类型电影,并进行土化改造。二是要打造类型电影的土品牌。
王雨昊[6]2016年在《全媒体语境中的华语电影品牌影响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华语电影市场尤其是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突飞猛进的发展引人瞩目。在此背景下,作为电影产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品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与华语电影产业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以及全媒体趋势在社会发展中的逐渐深入。本文将从“公路喜剧片、营销物料、电影IP”叁个视角进行切入,以此观察分析全媒体时代华语电影品牌在品牌建设、品牌营销与品牌延伸叁个方面的影响力,并对华语电影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路径进行思考与建议。品牌建设方面,以“华语公路喜剧片”为视角,采用数据统计、类型电影理论、受众分析等方法,通过对华语公路喜剧片创作热潮的分析,来解读其背后所呈现的华语电影品牌建设的新趋势与新内涵:“段子化”的电影创作潮流,华语电影的观众换代,以及网络审美对电影内容的影响与渗透等。品牌营销方面,以“电影营销物料”为视角,通过分析营销物料所呈现的新特征来把握全媒体时代的华语电影品牌营销:营销物料的多样化、内容化倾向,传统物料通过融入互联网平台呈现为新的表现形式,O2O媒体以及O2O物料的出现,以及观众口碑成为物料等。品牌延伸方面,本文分析了全媒体时代,国内影视产业IP现象的兴起;并以全媒体理论、媒介理论为背景,分析全媒体与电影IP的关系,IP现象对于传媒环境、影视产业的影响等。最后对IP与电影品牌的关系进行思考:IP是品牌的延伸。在以上各部分的分析中,“品牌建设”是品牌影响力的构建基础,“品牌营销”是品牌影响力的提升途径,“品牌延伸”是品牌影响力的扩展与放大。从品牌的“建设”到“营销”再到“延伸”,这是一个华语电影品牌影响力逐步深化与扩张的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分阶段地进行梳理,将有助于对全媒体时代电影品牌影响力进行整体性把握与细致化思考。
孟缨[7]2017年在《益世、艺术与商业的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石麟是中国电影历史上成就卓着的电影人,特别是在战后香港电影界,更是领导香港国语片复兴的一代影坛巨擘,却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长久置入史学研究的边缘位置。朱石麟作为大时代之子虽然难逃时代拘囿,却能够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文化选择。朱石麟在追求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始终遵循电影商业属性的内在规律,在其一以贯之的家国视野下的家庭伦理片创作中传达其经世济俗的益世理想和爱国之志。本文拟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式,从朱石麟创作的微观电影文本和其所处的宏观社会语境中探究朱石麟作出的文化选择以及其文化心态对其电影创作的影响,同时,本文以发展的眼光探询朱石麟电影对当下合拍片、电影海外推广的现实价值。通过探询朱石麟电影融汇中西方有益成果形成的以女性为主角、喜剧形式以及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家庭伦理片这叁大风格标签,深入挖掘其风格形成的深层文化内蕴和社会动因,以期还原电影历史本真、指导当下电影创作、促进电影未来发展。
杨珍慧[8]2017年在《互联网语境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形态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产量不断增长,票房也一次次打破记录,喜剧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最大的一部分,其质量也在不断地提升。时代的变化是中国喜剧电影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文化背景,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喜剧电影又经历了一次变革。互联网与中国喜剧电影的互动也越来越多,为喜剧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喜剧电影的创作形态在其影响下也发生了多元化的转变。此研究以互联网背景下喜剧电影的创作形态为研究对象,以2013年至今上映的喜剧电影为研究文本范畴,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创作大背景的变迁,归纳总结出外在语境对于喜剧电影创作的影响;通过分析影像画面风格的转变与喜剧元素互联网化的变迁,归纳总结出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思维的渗入对喜剧电影整体影像风格发展走向的影响;通过分析当下喜剧电影的主题表达与叙事方式的互联网化,总结出互联网语境为喜剧电影带来的新的叙事美学;通过分析喜剧电影类型探索发展的繁荣现状,归纳总结出互联网语境下中国喜剧电影正在进行类型融合的发展方向;进而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形态在互联网语境下产生这些变迁的内在原因;最后,根据喜剧电影创作形态的这些变迁,结合其外在语境与内在原因,分析今后中国喜剧电影在互联网语境影响下的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喜剧电影今后的创作有所指导,使中国喜剧电影沿着健康道路发展。
徐文明[9]2010年在《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文中研究说明在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中,华语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清代题材影片。这些影片讲述了发生在清代的历史、故事,也在其中传递了关于历史的想象与意义生产。本论文以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为论题,以电影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运用较多的历史史料,并采用类型研究、文本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及观众研究、接受美学等方法,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多元风貌。论文总体上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历史语境中的华语电影清代题材电影创作流变,将华语电影中清代影片创作分成求索期(1920—1949)、叁地发展期(1949—1980)、融合发展期(1980—2010)叁个阶段,探讨了各自阶段内的发展演变轨迹,指出清代题材电影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事实。论文第二章选择了语境式个案研究的视角,以大陆“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电影《武训传》与《宋景诗》等影片为例,详细分析了在大陆“十七年”时期,大陆电影历史表述的政治倾向与电影中清代历史表述面临的困境。强调了在这些影片的生产中,因特定的政治指向而导致影片影像清代历史表述中的“阶级斗争”意义生产的着力凸现。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陆电影清代历史表述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表述体系之中,并服务于当时阶级斗争主题的尴尬处境。论文第叁章主要讲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如何彰显“创伤记忆”,并在其中凸现诸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气节、政治合法性等社会意义的策略与倾向。本章分析中,使用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并较多使用了相关史料,展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如何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实现沟通,充分利用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凸现灾难意象、双重他者、死亡、不屈的女性、民间小人物与英雄主义,在调动广大电影观众对清代历史的“创伤记忆”的同时,借此传递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本章中还以1980年创作的影片《辛亥双十》为例,着重分析了台湾电影如何借助清代历史表述中的“创伤记忆”及1911年武昌起义历程的表述,将清代历史表述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对接,并经由对清末革命起义胜利的彰显,凸现台湾所承继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话语表述策略。论文第四章以较丰富的史料和文本分析,采用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论述、分析了在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创作者如何从正史与野史(特别是野史)中获得创作素材,并采用类型化的包装与叙事技巧,将华语电影的清代历史故事以一种不乏想象化的与商业性的通俗化运作方式,融入广大海内外华人的大众娱乐版图,使其展现出比较明显的商业性与通俗性,在对历史的想象与表述中凸现出其商业诉求。论文第五章则主要从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和观众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华语电影历史表述所受到的多重因素影响,从电影的接受与传播角度强调了广大华人电影观众对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影响。展现了华语电影经由清代历史表述参与广大华人观众民族认同观念构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郝蕊[10]2016年在《英美喜剧电影的美学价值初探》文中研究表明英美的喜剧电影源远流长,形成别具一格的美学风范。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就产生了诸如卓别林、梅里埃等喜剧大师和一大批杰作。之后的英美电影更是将喜剧题材发扬光大,成就非凡,具体而言有叁大方面,分别是快感营造和复调对话等美学经验的独特表达;游戏化的编排和反讽的策略等美学秩序的反抗;反思"现代性"和重建"感伤的体验"等美学意义重建的尝试。当然,英美喜剧片的美学价值远不止如此,其魅力仍须进一步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 中国早期喜剧电影美学初探[D]. 刘宇清.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2001
[2]. 百年香港喜剧电影美学特征初探[J]. 王颖怡. 电影文学. 2017
[3]. 香港喜剧电影研究[D]. 康宁. 上海大学. 2010
[4]. 笑的解码[D]. 贺彩虹.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5]. 《囧》系列旅途喜剧片的类型学研究[D]. 李越霖. 西南大学. 2017
[6]. 全媒体语境中的华语电影品牌影响力研究[D]. 王雨昊. 南昌大学. 2016
[7]. 益世、艺术与商业的抉择[D]. 孟缨.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
[8]. 互联网语境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形态的变迁研究[D]. 杨珍慧. 郑州大学. 2017
[9]. 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D]. 徐文明. 上海大学. 2010
[10]. 英美喜剧电影的美学价值初探[J]. 郝蕊. 电影文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