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论文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论文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

陈丽晖1,2,李斌雄3

(1.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莆田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3.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内容,对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具有带动作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的一系列论断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

关键词: 列宁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发展者,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者、建设者。苏维埃俄国是在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制度落后、文盲充斥的国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批判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及“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南。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融入苏维埃俄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而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遗留下可贵的政治基因和政治遗产。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并根据中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研究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列宁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思想

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针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提出了严厉驳斥与批判。他数次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列宁对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地位作用的探讨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依据。分析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思想是深刻把握列宁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前提。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教师在小学阶段的数学课堂的教学活动中,应合理利用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将图片与文字进行结合,从而极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接受。如教师在讲解“数字的乘除法”这一课时,由于学生的人生阅历有限,很难理解数学中抽象的数学知识,这时,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化的信息资源进行一些知识的讲解, 利用数字化的资源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兴趣,从而高质量地完成教学活动[1]。

2.证券业、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17年12月底,证券机构数量都有所增加,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总额达到 968,961.55 亿元,证券公司股票账户数达到8052.08万户,比2016年的6461.52万户增加了1590.56万户,同比增长24.62%。同时,在2017年末,据深圳保监局统计数据,深圳保险市场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29.75亿元,25家保险法人机构在2017年末资产总额达到5.15万亿元,比2016年的3.6万亿元增加了1.55万亿元,同比增长43.06%;保险分公司73 家,专业保险中介法人机构129 家。

第一,政治与经济并非完全割裂或对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这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逻辑。这一表述深刻表明了政治与经济不是完全割裂或对立的双方,不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其集中、深刻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状态、动力和趋势。那么,政治如何“集中表现”经济?任何阶级进行政治活动都是为了实现、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列宁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论断时,正值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期。该时期,如何发展经济、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是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2]449从某种程度上说,做出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这一经济政策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包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论断的作出本身就体现出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经济建设过程的政治意义。

第二,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才能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改变其经济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同经济相比必然占首位。那么,在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之后,政治是否就不占首位了?事实并非如此。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思想,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列宁深刻批判其工会政策在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认为这种错误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与群众的分裂,甚至导致苏维埃政权灭亡。可见,无产阶级未从政治上看待问题或发生了政治错误,就有可能丧失领导权,那么苏维埃的生产任务便不可能完成,其经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对执政后的布尔什维克党而言,否认政治占首位就是遗忘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常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其经济建设的基本保障和政治前提。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列宁表示要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的前提是“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3]。可见,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坚持加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需要,更是苏维埃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及其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路线的嬗变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的发展性特征。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随着俄国革命形势、革命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在国外武装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力量共同裹挟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对党的政治路线作出调整,及时宣布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临时性政治路线是布尔什维克党在非常时期作出的,是战时客观现实在政治战线上的反映,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国家政权、政党执政的重要保障。但后来在自然灾害爆发、军队复员困境等系列因素影响下,列宁开始制定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的嬗变历程体现党的政治建设鲜明的发展性特征。其一,从紧紧依靠工人农民、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的政治力量到改善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嬗变,体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汇集民智、用好民力。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分析克伦斯基和高尔察克的资产阶级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时,列宁高度评价了工人和农民的推动作用。该时期,工人掌握着工厂,而农民在拥有土地和失去土地中游离使其和工人阶级有着天然联系。工人和农民在参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战争、建设和管理中得到锻炼、获取激励、接受教育,“工人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将日益有效地发挥出来”[6]18。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有两条阵线:一边是工人和农民,另一边是资本家”[6]25。特别是对中农的态度和立场直接成为考验布尔什维克党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农村的中农这一庞大群体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受其文化水平、知识结构、利益驱动的限制,极可能出现动摇性和不稳定性。列宁审时度势,提出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为中农“决不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6]356。他在《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论中农》中对中农的地位、性质、作用等逐一进行分析和研判,认为应当同他们结成联盟并坚持党对中农妥协的路线,认为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因为他们并不从他人劳动中取得利润”[7]196。而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如何改善工农联盟、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都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的现实难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5]207,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改善工农联盟的前提条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是布尔什维克党继续执政的必然要求。其二,从实施粮食垄断、解决民众饥荒问题到征收粮食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嬗变,体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稳住民心、赢得民意。在国内战争爆发后,饥荒问题已逐渐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如何合理、高效地收集粮食、分配粮食是党“面临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8]424。列宁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论饥荒》《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等一系列文献阐明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并在随后制定余粮收集制、进行公社间的竞赛表报制、履行劳动纪律制、坚持劳动义务制等。他着力强调成立共同征粮队、粮食人民委员部,明令禁止私人买卖粮食、杜绝私存和隐藏余粮并要求严惩违背法令者。在列宁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使我们现在在粮食问题上体验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抓起来,切实地加以解决”[8]471。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还通过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实现国家代替私商垄断一切产品的贸易国有化、消费合作社统筹调配的实物配给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意识到征收粮食税能够极大激发小农的种粮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支持勤劳的业主的路线”[5]72。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度是该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的重要体现。“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5]50,列宁认为粮食税这一政策将使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最终获得胜利。他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中具体阐述俄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将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变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予以重视。他还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进行新探索,如允许地方流转自由和个体商品交换、实行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等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

第一,取得政权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及其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革命和平发展、推翻临时政府、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目标和任务,其重点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就革命的现状、革命的前途、党的任务等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确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方针,同时明确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政治口号。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后,列宁提出以“夺取政权”口号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党的威信迅速提升,列宁再度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革命形势的发展表明,列宁对苏维埃俄国所作出的政治判断是正确的,列宁的政治主张也逐渐被接纳。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全国各地自觉发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活动。这些口号虽然在初期并未直指布尔什维克党而以苏维埃为落脚点,但其统一领导思想、权威意识已初见端倪。

第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及其集中统一领导是防范化解政治变色、政党分裂等重大执政风险的关键。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党内派别林立、分歧充斥,出现“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军事反对派”等利益集团和组织派别,半工团主义、工团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逐渐侵蚀党的肌体。这些党内集团、派别甚至制定自己的纲领与内部纪律,形成了党内有派、派中有别的乱象。以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等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通过出版宣传册《工人反对派》来煽动党员、污蔑中央,主张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5]34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主张由工会集中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权,甚至要求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管理局。“民主集中派”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其在党内高谈民主、反对集中,要求在党内成立独立派别。列宁警觉到无限制的派别活动将削弱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反对派分子轻易混入执政党队伍制造分裂行径。尤其是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使党正视执政后的政治建设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十八项议题中,除去开幕词和闭幕词,其中关于党的统一、加强党的权威的议题有十一项,这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对该问题的重视。其中,《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明确批判了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重大政治错误和政治上的危险性,认为“这种局面威胁到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工人阶级的专政”[5]13,将给党的建设和事业带来极大挑战和威胁。列宁提出保持党的统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5]81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大会同时作出解散党内一切派别的决定,明令凡不执行者,应无条件将其开除出党。当然,列宁强调党的权威、维护党的统一,并非禁止党内言论自由、党内民主,而是为了防止党内过度自由与辩论演化为党内争执、纠纷、内讧甚至是分裂。列宁强调党内争论、探讨应在党章范围内进行,《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成为党员意见交换、进行党内监督的重要载体。

三、列宁关于制定和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社会主要任务而制定并要求各战线各领域遵照执行的执政纲领、方针政策等的总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路线的丰富思想。

在道路很窄的情况下,汽车掉头需要慢慢的挪动,操作步骤是:①转动方向盘到极限位置(俗称“打死方向盘”);②汽车前行至道路边缘;③向相反方向转动方向盘到极限位置;④倒车至道路边缘.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操作.经过有限次操作,最后一次的④是使汽车实现掉头.

第二,创制“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0]1,提高党员深入实践、履职尽责的政治能力。虽然在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的斗争中,工人们的游击习气和疲沓涣散习惯转化过程较为迟缓,但他们为社会主义献身的政治觉悟、为军队建设和政党执政奠基的政治意识得到列宁的极大肯定。他充分赞扬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并称其为“伟大的创举”,即“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该劳动使共产党员的党性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锻炼,使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和提升:其一,“工人自己发起组织”是主动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自觉提升党性的体现。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合剿”的艰难境地中,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中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为援助艰难险阻中的苏维埃政权自觉发起该劳动。这种主动性、自觉性是党员在绝无外力干涉、排除他方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是政治觉悟与政治信仰相结合的自愿弘扬革命热情的体现。在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面对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包围不顾饥饿和疲乏投入劳动,甚至不领取任何报酬。这种努力工作、密切配合、不计回报的行为,只有拥有高超政治觉悟、对集体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共产党员才能坚持。与此同时,这种政治觉悟和政治坚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榜样性,吸引了大批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党内外人士加入。该实践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价值,提升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素养、政治意识。

西沙群岛有开展定制旅游的市场条件,以及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政策和地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一岛一特色”的策略,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优化定制模式,从个性化需求入手,提高游客忠诚度。

布尔什维克党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联合绞杀,从革命到执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曲折。在革命、执政历程中,“夺取政权并且保持政权”[4]思想始终贯穿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列宁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守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立场,作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声明,就必须完成夺取政权、执掌政权、保持权威的重要任务。

四、列宁关于严明政治纪律的思想

第一,重视劳动纪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大生产过程中的纪律,决不允许擅自行动、我行我素。无产阶级劳动纪律是无产阶级政治纪律的具体化,要求同怀疑、倦怠、动摇、退缩等不良习气作斗争,激励人们的斗志,养成细致勤俭正直的纪律。布尔什维克党面临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的威胁,只有建立起严格的、及时有效的纪律,才能养成人们的主动性、责任心,才可攻坚克难,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是目前的首要任务[8]174。列宁十分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认为在劳动战线中、在政党中必须严格遵守和服从党的纪律,要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9]203。他还强调指出,“党员在遵守劳动纪律和发挥劳动干劲方面应当走在大家的前面”[10]305。随后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批准的《关于使用新党员的提纲》中明确规定了巩固和提高党员的纪律意识的具体措施。

与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不同,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的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纪律,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纪律。这种纪律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夯实无产阶级政党根基起到利器作用。列宁提出“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8]20。无疑,严格的党内纪律是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刚性约束和硬性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施行最严格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才能维护自己作为领导阶级的权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其坚持了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执行了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真诚拥护的纪律[2]3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12],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其在构建、发展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过程中形成、完善的。人类社会历史条件虽然发生巨大变化,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依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提供重要指导。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历史传统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是防止异化变质、提升政治功能、为党的其他方面建设提供政治标准、政治要求以及稳定有序政治环境的重要途径。

第二,重视军队纪律,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起铁的纪律,严格禁止破坏纪律、漠视纪律。在同德国签订极苛刻、极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列宁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战乱的苏维埃而言,红军问题应当是每个组织都严正重视的问题。而在红军问题中,政治纪律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军队每个团的党支部中建立起铁的纪律,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但当时党内存在一些“军事反对派”,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反对中央的军事政策,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列宁对这一思想予以严正谴责,认为这是党内分子意欲走向分裂的一个步骤。他严厉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组织松散、散漫拖沓等弊病。“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8]18,如果不对这些弊病进行整治和革除,不建立起具有严明纪律的军队,就会危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执政,就可能依然处于德国的蹂躏之下。列宁认为,吸收旧军事专家、进行红军正规化建设、建立起严格的铁的纪律,在军队中“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7]410,才能使军队更好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赢得苏维埃人民的认可和尊敬。

第三,重视正面纪律建设和负面清单制度相结合,必须大力奖励遵守纪律的行为,严肃惩处违反纪律的行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及其对革命的忠诚来维持,靠其正确政治领导来加强,靠广大人民群众来检验。鉴于此,其有效做法是:对遵守、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劳动者集体和个人,布尔什维克党给予劳动红旗勋章或实物作为奖励。而对于违反、破坏纪律者,予以相应的惩处。如对违反、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布尔什维克党通过设立同志审判会这一工人阶级组织进行训诫、警告、罚款等,同时颁布《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例》将其法律化、制度化。这是劳动纪律的法律化发展,也是政治纪律的制度化形式。同时,“一切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民心等违反党的决定、政策和路线的言论、行动都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表现,应加以纠正和制止,严重者可以开除出党”[11]。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使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混乱走向规律。

五、列宁关于党员加强政治文化修养的思想

在《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无疑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从“桃源胜地”到“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直至最后沦为“温柔富贵乡,人间销金窟”。在这里召开的由徐吉士四处张罗并得到花家舍商贸集团支持的全国诗歌研讨会,无疑给诗歌已滑向边缘地带的社会现实,增添了末世情调。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形态不一的悲欢离合故事无疑给我们透视与反思中国百年历史经验与教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斯人已逝,彼时的旧日故事与今日的时代风貌,共同构成了我们藉反思历史而更好面向未来的立体景观。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9]210论断是列宁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做出的精准判断。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面临急剧变化和严峻挑战。在列宁看来,文盲无法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远比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等的斗争更隐蔽、更残酷的事实。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扫除文盲,提升布尔什维克党员管党治党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思想政治素养,提高党员深入实践、履职尽责的政治能力都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

第一,设立“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提升党员管党治党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俄国曾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守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旧社会留下的遗毒。列宁认为文盲是共产党员的“三大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以及贪污受贿)之一。文盲的不识字或少识字,通常使其无法认知自身政治定位、政治角色,无形中将自己阻隔于精英政治、优质经济、先进文化之外。他一再强调“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344,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科学文化素质直接制约其认知水平和政治修养。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国家需要大量懂知识懂文化懂管理的共产党员共同参与建设。而文盲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性无法理解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必然性,无法判断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无法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列宁认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9]210。为了改善建党初期党员的识字率低、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苏维埃俄国专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该特设委员会还设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9]590,有针对性地做出重点部署,责令各省做出相应的工作报告。另外,布尔什维克党还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将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下的共产党员剔除出党。通过扫盲特设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的一系列努力,截至1921 年10月,红军中的文盲比例降为5%,而与之对应的沙皇军队中的文盲比例仍高达65%。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与其正确的政治路线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中,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及其贯彻执行情况将直接关系党的政治建设,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和兴衰存亡,甚至关涉党的生命。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与其正确的政治路线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等对社会主义道路政治路线的探索上。尤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两条影响世界社会主义模式甚至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政治路线,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建设意义重大。

六、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新时代意义

对于组织因素如何引起侵犯行为的问题,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首先因为这些因素会引起个体产生负面情绪,随后唤起了个体的侵犯意向,在有明确的对象的情况下导致侵犯行为发生。

第一,解决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确保党路线正确、道路坚定,必须把准政治方向。“布尔什维克独立地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并且早就在人民面前树起了自己的旗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13]371,“正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着独立的政治路线,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某些集团和优秀分子争取过来”[13]117,在任何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的合理性、正确性都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实现党的胜利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事实上,抓准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抓准政治方向的“七寸”,是激发党的政治建设指南针功能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强调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14]。在党的十九大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其总纲部分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要的就是要坚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该章程同时认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五项基本要求,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15]。新时期,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的主体内容没有变。这一政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新时期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的根本指南,共产党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6]

第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必须坚持政治领导。“没有权威是不可思议的”[17],列宁高度赞同恩格斯的《论权威》《论权威原则》中关于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他严肃批评了将自治原则视为绝对好的东西、将权威原则视为绝对坏的东西的观念,认为权威与“服从”能够相互和解、相得益彰。列宁将权威作为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责备巴黎公社对权威应用得太少导致其最后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直接体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1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新时代条件下,国内外各种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粉墨登场,干扰甚至威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和历程;而党内外各种问题如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等各种弱化政治情形甚至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甚至降低了党的政治建设质量和效果。当下多变的世情、国情、党情,加上当下多元的传播途径、利益主体、市场需求,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存在被弱化、被淡化、被虚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可能。《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逐步完善并贯彻落实“两个维护”的保障制度机制和督查问责机制。这为党员干部从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维度践行“两个维护”提供制度保障。新时期坚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发挥党组织“轴心”作用、解决政治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整合社会力量、统一各界思想、凝聚价值共识的前提条件。

第三,着力于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落脚于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夯实政治根基。列宁称新经济政策时期解决粮食问题“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争夺粮食的斗争,实际上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8]420。人民是最好的检验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党执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本因素。中国共产党要练就长期执政的本领,就必须紧紧抓住民心这一最大的政治。那么,如何达到人民满意这一检验标准便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人民检验是人民对特定的政党政治、国家体制机制、社会发展状况等做出的思想认识、价值评价活动。这种检验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时代性、发展性、意识形态性。因此,一致的政党认同是政党善治的价值追求,也是人民检验的重要指标。自从“政党认同”(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19]一词被提出以来,政党认同便成了各政党的重要价值追求和执政目标。要抓好民心这一政治工程,就必须使党的执政理念成为一种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执政认同也不是既成事实,而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是经过几代甚至代代共产党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这种政党认同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认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到弱化、质疑甚至反对,“如果没有经常的措施来灌注对政治理念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成员们可能很快就失去对输出的那种感情的输入”[20]。在这点上,强化政党认同是抓好民心这一最大政治的重要节点。

第四,落实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筑牢纪律、规矩高压线,必须涵养党内政治生态。列宁提出加强纪律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义务。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完善的党内政治制度、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等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而政治纪律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是从政治纪律入手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的体现。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在第一章对党员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及其考察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界定和阐释,并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即“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部分特别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遵守党规党章党纪、严守纪律规矩高压线,这与列宁关于党的政治纪律思想是一致的。

第五,胸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必须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列宁紧紧依靠工人农民的思想体现他时刻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的意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改变道路,是其不注重党内政治建设的直接后果,也是其政治风险集中爆发的最终表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警惕和杜绝各类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历史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良思潮腐蚀党员的政治信仰、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防范政治风险”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切实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为进一步提高防控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并提出明确要求[21]。这次讲话再次重申并强调了防范政治风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防范政治风险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等的前提和基础。在防范政治风险上,要着力增强党组织及党员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对“灰犀牛”事件与“黑天鹅”事件都应保持高度敏锐性和鉴别力。

孔子复礼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定,为规范社会寻求路径,即使孔子对礼的强调在当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后来的历史实践却将孔子礼内容一一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证明了礼之可能性与有用性。诚然,孔子礼的作用在封建社会中更多体现在于维护和巩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但谋求社会有序运行乃至揭示社会结构基本法则方面的意义亦是相当明确的。孔子欲谋求社会的有序运行,则必须借助礼这一推动道德主体境界、伦理整体的发展的工具和纽带。所以,孔子礼的实践,不仅包含主体的道德实践范畴,还包括道德实践主体的境界,这是从整体上而言。

第六,加强党性锻炼、政治担当,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必须永葆政治本色。列宁尤其强调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宁要两三个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不要十个暮气沉沉的人”[22],“宁肯少些,但要好些”[23],这些都体现列宁对党员提出的严格质量要求和殷切期望。他通过严格入党条件、延长新党员预备期、实行入党介绍人负责制、进行清党工作等措施,避免党内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近9000万党员、走过近百年岁月的大党、老党,党员的素质、队伍问题是影响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状况的重要人本因素。其一,应当构建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在世界历史上,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执政基础动摇、亡党亡国的案例并非个案。如果我们建设的党改了名、换了姓,那就偏离了党的建设的初衷和目标。《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出台是构建一支清正廉洁、严格用权的新时代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其二,应当培育知敬畏守底线的廉洁意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勤政廉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树立勤政为民的人民观、廉洁奉公的公私观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25]是树立党员干部无产阶级政治理想、政治心理、政治心态的重要途径。

第七,增强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政治属性,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本领,必须提高政治能力。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党内出现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的情况,有些党组织存在政治功能丧失、政治属性弱化、政治作用削弱、政治导向不明等问题;而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认识不清、含糊其词的“不敢”领导问题,底气不足、能力不够的“不能”领导问题,只讲业务、不讲政治的“不想”领导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若不解决这些问题,便会导致党组织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弱化,其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逐渐丧失。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建设,使党的各级组织、工作机关同心协力、协同作业,发挥党组织体系的整体合力;必须彰显国家机关的政治属性,使中央、地方各级人大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积极工作、尽心履责,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发挥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政治作用,使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决策部署,业务与政治高度融合;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敏锐、善于鉴别,化风险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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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s Thought 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Party and Its Value in the New Era

Chen Lihui,Li Binxiong

Abstract :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nstruction . It’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the scientification on party’s construction. I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arty’s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ly. Lenin’s thought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has formed when he led the Bolshevik Party to create the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carried out Marxist political party’s building. He made a series of assertions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which include the thought of“Politics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economic”, the thought of“Politics must occupy the first place when compared with economics”, the thought of maintaining the party’s authority and unified leadership, the thought of formulating and executing political lines,the thought of being strict on political disciplines, the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party members’political and cultural quality, etc. His thought provides important guiding role for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should insist the stress on political awareness positively, maintain political orientation, persist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consolidate political foundation, nourish political ecology, guard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keep political character and improve political ability.

Key words :Lenin’s Thought on Party’s Construction; Marxist Political Party;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8-0038-08

收稿日期: 2019-04-06

基金项目: 福建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项目(JZ170129)

作者简介: 1.陈丽晖,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莆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李斌雄,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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