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争论”与新古典边际分配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边际论文,分配论文,资本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04)05-0011-10
一般认为，最早的新古典学者是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即在19世纪下半叶利用“边际革命”概念——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个别商品和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形成和集中于可能存在的一组将会保证使该经济在所有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相等的价格上。（注：美国学者豪伊认为，霍布森在《工业与财富》(1914)一书中首创“边际主义”，用以概括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其中“边际效用”为“边际主义”第一个特性，“边际生产力”是其第二个特性。豪伊(1960)：《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绪论：“边际主义的起源”.）然而，就是这些新古典的中心思想与概念，到了20世纪中期，在由新剑桥学派发起的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提出的一系列对新古典神话教条的批判中，却不断以悖论形式被公诸于众，从而令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两个剑桥之间就‘资本’的概念、经济增长过程和技术变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很少见的。”（注：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6页.）用哈考特的话说，“重要的问题——如增长、分配、积累，事实上我们这一行的所有古典难题，如果不说是著名的难题的话——均得到了讨论。”（注：Harcourt,G.C.(1971):Capital and Growth,Penguin,Harmondswor and Laing,p.14.）
一、克拉克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微观经济学的传统结论说明，获得最大利润的企业家将会一直使用生产要素（如资本或劳动）到其边际收益产量等于价格这一点。如果把它译为宏观经济学的言词，也就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它是19世纪最后25年由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作者——美国的J.B.克拉克、英国的马歇尔和威克斯蒂德、瑞士的瓦尔拉斯、以及瑞典的威克塞尔等，都结合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提出了这类理论。与古典学派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剩余传统不同，这些专注于技术关系分析的新古典学者们，均是直接将“边际”因素应用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每种要素上面，如资本、劳动、以及后来的管理、技术等等。在此，新古典的这种“嫁接”功能主要归功于克拉克。即借助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主要使用边际分析法，通过把要素组合方式、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相联系来说明要素价格的决定。其中，市场供求因素和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如生产函数）是决定要素价格的关键条件。这样，在竞争均衡下，产品价值决定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工资和利息也各决定于其边际生产力，如工资收入已定则利息为其余额，如利息收入已定则工资为其余额；一个企业的情况如此，全社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克拉克认为，这种分配的原因是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共同创造了财富，也就要求共同参与财富的分配。正像商品价格受边际效用规律支配一样，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利润率与工资率的决定也将遵循边际规律，即分别是由资本与劳动的最后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用克拉克的话说，也就是：“如果自然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从事任何生产职能所应当分配到的收入量，都将以它实际所生产的成果来衡量。换句话说，自由竞争倾向于将劳动所生产的部分给予劳动者，将资本所生产的部分给予资本家，而将调和职能所生产的部分给予企业家。”（注：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在此，克拉克摒弃了古典传统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所有权制度的关注。他否定了古典学者斯密的“有了地主和雇主，才有了这种巨大的变化”；相反，他认为，“在近代生活里和在原始生活里，工资和劳动的产品大体上接近于保持一致，而劳动的产品提供了在短时期内工资围绕着它变动的标准。”（注：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页.）也就是说，在克拉克那里，原始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工人所有’，只能说产业的全部产品归于那个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的独立的人所有。无论在什么地方，实际的经济不会原始到绝对不使用资本的地步；什么地方有了资本，产业的一部分产品就是由资本所产生的。在‘原始状态’下，几乎不可能说一个人的产品有多少仅仅是由劳动得来的。但是，劳动的全部产品和产业的全部产品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产业，就有劳动和资本的合作。”（注：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页.）由此，收入分配问题，对劳动者而言的工资和对资本家而言的利润，均成了各投入要素的价格，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工会问题、公司权力结构、总需求状态、政府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政策等所有这些看来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因素，就都被新古典理论想方设法地推给了“社会学”；而新古典理论则仅用技术、消费者偏好和给定的要素供给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工资和利润。
长期以来，这种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一直居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而为人们广泛接受。经过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如今新古典理论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似乎所有现实问题都可以用其理论推理得到合理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说，其核心观点也就是：物品的定价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系由共同的原则支配，即主要是由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者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决定，这其实也正是其分配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但对这一理论构成的基础则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如一些人把边际生产率视为基本特征，另一些人认为总量生产函数（或如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数）为基本特征，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新古典分配理论是一般均衡论。但不论形式如何，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技术关系；通过这套技术关系，加入资源稀缺性、要素和产品的可替代性、厂商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假设，运用边际原理即可推论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分配理论都是以微观企业为基础来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其经典形式也就形如生产函数Y=F(L,K)，Y、L、K分别代表该企业的单一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其中资本是一个给定的生产要素，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其计量单位使用实物数量来表示和不考虑生产成本。
假定厂商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相对价格。这样，由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边际生产力与产品价格之乘积的边际原理，即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一致，完全由技术关系决定。在产品价格为P时，也就是：工资率
。根据欧拉定理（注：“欧拉定理”指如果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条件，则偿付给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把总产量刚好耗尽，这样函数的值就等于每个自变量与函数同其偏导乘积的和，也称为总额相符问题.），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注：当生产函数Y=F(L,K)是一阶（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即规模报酬不变时，F(tL,tK)=tF(L,K)，从而F(L,K)=LF(L/L,K/L)=LF(1,K/L)=f(k)，其中，k=K/L,f(a)=F(1,a)。两边同时对L求偏导，得
，存在“不足”。这说明，保持线性一阶齐次性对新古典生产函数至关重要；一旦条件不能满足，则该函数仍然作为新古典边际分配理论的依据就不再正确.），则产品总构成就是：PQ=LM
+KM
，或者Y=wL+rK。显然，这种新古典分配论表明，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完全取决于所用生产函数的技术，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无关；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这个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分配理论。对此，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曾指出，所谓“分配理论”应当是关于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是总收入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配比率问题的相关理论，但上述边际生产力论却只是一个并不与收入份额的分配相关的要素定价理论，即“在要素供给既定的前提下，一种所谓的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所以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拟分配理论(a theory of pseudo-distribution)”。（注：Blaug,M.: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5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408.）由此，用这样的新古典理论解释分配以及与分配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了。
二、“剑桥资本争论”及新古典悖论
“剑桥资本争论”来自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即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前者是将凯恩斯经济学与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古典综合派，它秉承的是新古典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后者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1776年以来的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剑桥学派，它秉承的是古典剩余经济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如所有权与经济制度）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因此，“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从历史上看，资本理论一直是产生经济学争论的主要根源。至少从工业革命时期以来，就已经揭示了物质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价值资本作为转让利润权的财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特征。据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概念一直都被假定具有两种作用：第一，当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量（或劳动服务的流量）一起置于一个总体生产函数时，它可以用来解释将来产出的流量；第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说明或决定了利润率和每一劳动者的利润。这一思想似乎解释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用”和“公平合理”的问题。但若放在现代经济理论教科书的范围内，则会遇到有关资本的主要问题，即现实世界中不同种类资本品的存在，是否会使仅包括单一的、易适应资本品的简单新古典结论仍然有效？显然，几乎所有新剑桥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能够找到任何可以使不同种类资本总合、从而满足上述两个新古典要求的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怀疑使用其中包含了“总体资本”的总体生产函数，并以此来解释产出流量、相对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比如经济中各资本的存量是各种不同的机械的集合。而不是同质的具有购买力的资金的集合；因此，虽然劳动和土地可用其自己的技术单位进行度量，但资本存量却无法用其技术单位计算价值；因为资本估价必须以某一特定利率为先在条件，这就意味着除非作循环推理，否则利率不可能由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所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不可能解释利率的决定。具体到不同的新剑桥学者，如斯拉法曾试图采用李嘉图的方法来避免出现任何总体资本数量的必要性，并指出其方法中“不但很难找见一个要素的边际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干脆在那里就找不见。”（注：参见陆长平：《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如卡尔多也对总体生产函数、总体资本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表示怀疑，但他更强调了“测度”（资本的）困难，因为“测度的可能性取决于为什么目的而要求测度”（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页。）；同时，钱珀努恩则认为，脱离不变的静态范围之后，“生产函数将不会保持不变、而是蜿蜒而行，而且一旦我们打算利用它，它就以一种损害了的表达方式来对待我们。”（注：Kaldor,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3,pp.83-100.）
不过一般认为，对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总资本概念进行最坚决批判的是罗宾逊夫人，这场现代争论可追溯到她发表于1953年的著名论文《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用哈考特的话来说，这篇论文“对经济理论的状况和某些经济理论家的状况进行了若干特殊的指控。”（注：Lutz,F.A.,and D.C.Hague:The Theory of Capital,Macmillan,London,pp.223-24.）该论文中最有影响的论断是：用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仅就只存在单一混合商品而言，采用形如Y=F(K,L)的生产函数，给定资本－劳动比(K/L)，则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该函数的斜率等于或决定利润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存在许多各种各样、但必须加总起来的异质资本品，那么“该曲线就不能建立，其斜率也无从测度，除非准备确定的价格在事前就已知道”。（注：Harcourt,G.: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11.）罗宾逊夫人指出，“如果我们不努力设法解救出混杂在生产函数中的常识因素，就必须抛弃这种生产函数。”（注：Harcourt,G.: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20.）为此，她曾建议利用反映不同资本设备项目的不同酝酿期的既定利率，按照生产不同种类资本品所要求的劳动时间来测度资本数量。在此基础上，罗宾逊夫人建立起一种“拟生产函数(Pseudo production function)”，即把人均产出表示为人均资本量的函数，并加入资本品的生产时期t；由于考虑到利润率对资本量的影响，所以这一生产函数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有着重要区别。（注：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0页.）显然，如果给定这种含有按劳动时间测度资本的生产函数，则“劳动的工资率和单位资本的收入在竞争条件下就不同于产出对所用资本和劳动量的偏导数。”（注：Harcourt,G.: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21-22.）对此，新古典一般的回答是退却到单一而多用途的资本商品这种假想的世界中，其中索洛的反应就是证明“非常狭窄的一组情况”，并认为这种情况中利用具有劳动和“一般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是合理的。（注：在此，拟生产函数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后者把工资率与利息率视为内生变量，试图通过求解生产函数的导数值来决定分配问题，其理论含义在于强调生产技术决定收入分配；相反，前者将工资率与利息率视为外生变量，并集中考察这种外生决定的分配变量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其理论含义在于强调收入分配关系对技术选择的制约。所以，拟生产函数的提出无疑是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资本计量及利润率决定性的一个批判.）
图1 从新古典的集约生产函数到w-r曲线
这里按照新古典的做法，比较两种不同稳定状态范围的“新古典寓言”，（注：Champernowne,D.G.: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a com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1,pp.112-35.）即：如图1所示，生产函数由传统的人均（或集约）生产函数构成，假定
分别与两种不同稳定状态的资本与劳动比K/L有关，
代表一个高水平人均产出与资本和消费的稳定增长状态，
代表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图(a)，在低K/L的稳定状态中，利润率等于AE线的斜率，而在较高K/L的稳定状态中，利润率等于BD线的斜率，显然与资本密集的有关的利润率低于欠资本密集的中的利润率；图(b)表示了利润率与稳定状态的K/L之间的反向关系，在资本密集中的工资率等于OB的距离——它显然大于欠资本密集的中的工资率（以OA量度）；图(c)，表示了工资率与K/L之间的正向关系，较高的K/L与较低的利润率r相关，又与较高的工资率w相关，这意味着工资率和利润率间为逆向关系；图(d)，W-r曲线为向下倾斜的曲线。在这里，W-r曲线在有关资本概念问题的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萨缪尔森称之为“要素价格边界”。这里已暗含假定W-r曲线上任何一点的斜率都等于总的资本与劳动比，它在新古典分析中形成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特殊组合。
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中，单一产品模型与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不变，即各部门资本构成C/V均等的特征一致；此时，整个社会可被设想为一个单独部门或平均有机构成部门，其中，r的变动被w的同比变动吸收，从而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这样，工资率w与利润率r间就是一种单调逆向关系，即线性w-r曲线，该曲线上每一点的K/L都相同（见图2）。
图2 线性工资－利润曲线（注：Solow R.: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pp.312-20.）
早在1972年，著名学者哈考特曾针对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归纳出几个代表性的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间存在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与劳动的比率Y/L间固定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r（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工资率w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P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注：由于单一产品模型过于简化，并回避了资本计量这个与利润率紧密相连的问题，因此该模型常常被称为“新古典寓言”，但该寓言在新古典传统中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济分析中.）其中，第4个命题表述的边际生产力分配思想，作为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在上图中也就是“w-r曲线”，它一直被新古典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而备受推崇。然而问题是，在不存在特殊假定，即资本与劳动比Y/L均等条件下，与某种特定技术有关的工资边界就可能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也就是说，只要两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或资本与劳动比不同，收入分配变动就会影响资本存量的价值，从而不能用以前的资本存量价值与目前流量中的利润计算利润率。所以，正是这种对新古典论证过程提出的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折等一系列逻辑悖论，令新古典的信条——以“替代原理”为基础的r与K/L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从而令其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无法适用于异质品模型。
假定商品由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存在规模报酬不变和欧拉定理，由上述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可知，在工资边界上每一点所暗含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任何组合均会使下式成立：
Y=rK+wL(1)
即总产品Y恰好被耗尽。以L除以(1)式，得到：
q=w+rk(2)
这里的y=Y/L,k=K/L。对(2)式求导，可得：
dq=dw+rdk+kdr(3)
对(3)式同除以dq，得：
1=dw/dq+r(dk/dq)+k(dr/dq) (4)
可见，在(4)式中，只有dw/dq+k(dr/dq)=0，即-dw/dr=K时，才会有r(dk/dq)=1，即r=dq/dk成立。也就是说，只有w-r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dw/dr=k=K/L时，资本边际产品价值才会等于利润率。显然，dw/dr=-k指的就是线性w-r曲线，即这里只有线性直线存在才可保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成立。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w-r曲线为线性与K/L始终不变一致，显然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才会成立；一旦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脱离各部门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不变这一平均有机构成的前提，其结果就会发生变化，这将意味着w-r曲线呈现非线性形式；而这种非线性的w-r曲线在多重可供选择的技术条件下，随着利润率的变动，必然会发生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现象，从而使得投入比例变化的方向不可能再明显地同所谓的“要素价格”的变化相关。这样，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也将因此失去必要的依据而出现问题。
面对新剑桥学者的责难，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其196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代用生产函数”的概念（注：在这里，线性工资－利润曲线的经济含义在于，它只有使劳动和中间投入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比例都相同的技术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一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化对相对价格才会没有影响.），试图用新的方法来论证新古典传统理论的命题具有一般合理性，即打算“证明如何通过处理，使得某些相当复杂的异质资本模型与从简单生成的生产函数中推得的结论一样，从而可以确切地预言这些模型将如何运行。”（注：Harcourt,G.: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p.122.）这一想法实际上就是要表明，在萨缪尔森称作一种商品世界的“新古典虚构神话”的主要命题，仍然等同于由某种包含许多不同特殊资本品的模型所产生的结论。那么，这一论点能否经得起彻底考察呢？
图3 两种技术的w-r曲线与多种技术的包络工资边界
图(a)中表明存在两种可能技术a和b。对小于
的利润率，竞争将保证只有技术a会被使用，因为这个范围对任何给定工资率来说，技术a将比技术b提供较高的利润率；相反，在利润率大于的任何一点，技术b更能获利；在位置上，两种技术一样有利。容易看出，这个简单的、包括两种不同资本品的两种技术经济，所产生的结果与单一产品模型的“新古典寓言”一样。图(b)说明存在四种不同技术，按萨缪尔森的话说，“均衡只可能处在所有直线的东北面或‘包络’上”，（注：在这个函数中，萨缪尔森放弃了新古典通常习惯采用的同质资本品的抽象假定，将不同资本品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技术引入。不过其中萨缪尔森也附加了另一个重要假定，即该经济中不论包含多少生产部门，每个部门中的资本－劳动比K/L都将均等，这一假定对萨缮尔森的结论至关重要.）所以图中粗线就称为“总的要素价格边界”，是w-r关系的外包络。该图试图表明，上述新古典命题如资本存量与利润率间的反向关系等依然成立。
但这里的问题是，存在a和b两种不同技术的工资边界，也可能是如图4所示：
图4 技术再转折问题
图4中，对低于
的利润率来说，较为有利的技术a会被采用；对于处在
之间的利润率来说，技术b又由于较为有利而被采用；但对高于
的利润率来说，技术a再次成为较为有利的技术。也就是说，适应于较低利润率
的利润率上，又会重新回复或“再转换”到曾经在中间利润率上因无利可图而被放弃的技术a，这种现象——即被称为“技术的再转换”或“双重转换”——显然使人们对“新古典寓言”的普遍正确性产生了重大怀疑，因为这一现象与该寓言本身所依据的一个根本假定——即高利润率r始终与包含较低资本与劳动比K/L水平的技术相联系——是矛盾的。
也就是说，萨缪尔森的论证始终严格地依据各部门资本与劳动比K/L均等的条件，一旦撤销这一假定，则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就会呈现如图所示的非线性形式，这意味着一个生产过程的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比例都不同于另一个生产过程中的相应比例。这样，工资与利润的边界特征就可能使工资与利润曲线的相交点超过一个，从而引起多次转换的可能性；在同样情况下，它也就表现为利润率和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逆向单调形式。由此，则新古典由均等资本与劳动比得出的全部论证都将归于失效，从而使得该模型在本质上并没有超出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范围。对此，就连新古典著名学者希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搜捕的假想的动物”——它能够“确定可能与利润率下降相一致的技术变动方向”——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猎物，因而在一种商品世界的简单模型之外，这种探索似乎总是不成功的。（注：Samuelson,P.A.: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pp.193-206.）在这里，逆向资本密度增加使得人们对传统资本理论的基本原则产生了重大疑虑，特别像利率是生产要素——资本的价格以及利息可以由实际偏好来解释这类观点都显得站不住脚了，由此也就引发了与之紧密相关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这样，萨缪尔森模型中看似无关宗旨的变化，在失去假定的情况下就可能完全破坏了“新古典寓言”的结论与异质资本品模型结论之间的确切关系。
那么，新古典理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在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中，工资率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与劳动的工资和土地的地租相同，这里的利润率作为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是租金，因而与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无关。这样，这里就存在着一系列微观生产函数，而且在每个单一产品的模型中，由于不存在异质资本品价值计量的矛盾和可以保持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一致性，从而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其中只有一种资本品和只能用实物单位来测量。其实，建立在技术关系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理论，其核心也就是要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以仅就根据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指导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言，只需要新古典的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然而，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更接近于现实的多种异质品模型，也就是说，一旦把用于单个企业微观层次要素配置的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中的分配份额决定理论时，用来说明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合理性就是不确定的，因为除了劳动和土地可以人为地假定同质外，首先就是需要在宏观层次上有一个同质的总量资本概念。而在新古典理论中，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却只能使用微观生产函数，且每一种资本品都将有自己的生产函数和自己的收益率，并不存在同质的总资本和总量资本品的资本化的价格——即一个统一的资本利润率。所以，只采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资本以获得总量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根本无法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讨论整个宏观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事实上这个“总量资本”及其边际生产率也是根本无法表示的。同时，“资本”的定义也是新古典的问题所在。比如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生产要素；而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其各种构成并不是同质的，它们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资拼凑成一个生产要素，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对此，罗宾逊夫人明确指出，“当面临在工业产品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这一任务时，新古典主义将发生困难（即使在绝对的宁静状态下），这是由于它在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对资金由运用能力这个意义上的‘资本’未能做出区别。”（注：Samuelson,P.A.: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pp.193-206.）而且在现实经济中，资本总是由异质的资本品构成，并具有不能用于实现所有目的的特点，所以也只有在保持资本品这一面貌的情况下，设法用某种总量来代表资本品才具有意义。因此，如果承认资本品的异质性，并允许它们用于不同生产目的的前提存在，那么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内，仅用其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是无法真正解决加总问题的。
三、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
与上述新古典的分配理论不同，新剑桥学派强调了明确财产所有权对于获取不同收入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由不同阶级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决定分配的特征所作的强调。以此为基础，在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中（注：Hicks J.R.:Capital and Grow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53.），作为纯产品的国民收入Y被分割为工资W和利润P两部分，即：Y=W+P。假设稳定增长，资本家储蓄倾向Sp高于工人储蓄倾向Sw(Sp＞Sw)，总储蓄为S=SwW+SpP，则有如下关系式成立：
r=P/K=g/Sp
(1)
P/Y=[g(K/Y)]/Sp
(2)
（r：利润率；P：利润；K：资本存量价值；g：增长率）
其中，(1)式说明，均衡利润率只取决于外部给定的增长率g和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Sp，而不受技术关系上的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影响（因为这里既没有投入－产出系数、也没有资本存量价值的介入），此式即是新剑桥学派著名的利润率决定公式，也称为“帕西内蒂定理(Pasinetti Theorem)”或“新剑桥方程”。（注：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1页。）对此，新剑桥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帕西内蒂曾指出，“该公式表明，利润率的决定依赖于增长率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而独立于任何资本的‘生产力’，而且事实上它也独立于任何东西。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得出的长期利润率甚至还将独立于资本；因为到了长期，资本本身也将成为一个变量，从而不得不适应于一个外生决定的利润率，而不是相反。”（注：在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中，区分资本家和工人储蓄倾向、或处于不同类型收入储蓄倾向的做法，类似于古典学派倾向于资本家储蓄、而工人消费的假定，其间，卡尔多(1955-56)和帕西内蒂(1962)的著作分别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帕西内蒂将卡尔多的“储蓄倾向来自于收入分类而形成的阶级”这一假定，修改为“是由于个人的分类所形成的阶级”这一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假定，从而重新系统地阐述了卡尔多的模型。参见Kaldor,N.(1955-56):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3,pp.83-100.和Pasinetti,L.L.(1962):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pp.267-79.）显然，这就明确表述了古典剩余传统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利润率的决定与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关系无关，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2)式说明，国民收入Y之中的长期利润份额P/Y，由增长率g、资本与产出比K/Y和资本家储蓄倾向Sp（均为外生给定）决定，其中工人的储蓄倾向Sw是无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长期均衡增长的轨道上，即使工人的储蓄倾向Sw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有影响，也不会影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收入分配，即利润率和收入分配这两者的决定独立于工人的储蓄倾向Sw之外。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g愈高，利润率r就愈大，因而国民收入中作为利润归于资本家的份额P/Y就愈大，而作为工资收入归于工人的份额W/Y将愈小。这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相对份额的变化，经济增长将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失调，从而恶化工人的处境。所以，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就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即从改变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入手，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较为公平的分配。
从上述理论可知，新剑桥学派主要研究的是工资和利润之间或社会阶级之间进行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其对于不同阶级有关国民收入分配份额变化的考察，源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收入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关注，而这样一个社会关系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享有。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一种收入分配理论不能单从技术条件引申出来，而不考虑它要在其中应用的经济社会关于财产与权力的分配情形。”（注：在此，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指出，这个公式也隐含着一个假设、即该经济必须具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来产生剩余，使之能够小心地避开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也就避免了困扰其他派别理论的资本相对价格或总量衡量等问题。参见德赛(Desai,M.)，“利润和利润理论(Profit and Profit Theory)”，《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9页.）所以新剑桥学派认为，财产所有权是分配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正是在于发现了通过对资本品所有权而建立起来的利润和储蓄之间的基本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单纯地根据制度上的原则得出的：即利润按照对资本品所有权的数量成比例地加以分配，而资本品所有权又来自于被积累起来的储蓄。”（注：Pasinetti,L.(1974):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144.）这里可以看到，新剑桥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阶级冲突的社会，认为不考察它的制度因素、制度本质，就根本无法搞清国民收入在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区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工资和利润的范畴。也就是说，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特定制度中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显然，这与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所采用的抽象方法是一致的，即抽象掉技术关系而对特定经济制度下的各种总量关系或宏观变量作出分析。另外，在新剑桥方程中也可以看到，一旦利润的份额P/Y（作为资本与产出比K/Y、增长率g和资本家储蓄倾向Sp的函数）确定，那么在国民收入Y中，工资的份额W/Y就是一个剩余量。这样，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剩余”的概念再次体现出来：只不过，对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而言，剩余量由利润代表；而在新剑桥学派那里，一旦利润得以确定，工资就是一个剩余量。这样，由于强调了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采用了接近于古典剩余传统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古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兴”，也就是将凯恩斯短期理论同新剑桥学派这一理论长期化的努力结合为一体，因而可以看作是在古典主义上的“重建政治经济学”。（注：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4页.）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即使是新剑桥学者自身，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会把技术条件加入进来，这使得他们无法看清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真实联系了。同时，前述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无法克服的问题，在这里同样也成为新剑桥学派对资本积累分析的一大难题。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尔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凯恩斯主义（即新剑桥学派）的方法碰到了使新古典主义规范理论感到烦恼的同样问题。”（注：Pasinetti,L.(1974):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p.127.）他认为原因在于，一旦离开单一部门的框架，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就意味着过量总需求所提高的不是一般价格水平，而是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因为这种过量需求完全集中于投资品生产部门，而且根本没有论及如何才能将它传递到消费品部门的问题。但这却并不表明会出现均衡，因为它使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处于不相等的状态。所以，新剑桥学者们也就提出，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将增加利润率，从而导致较高的储蓄等；但是，在一个存在两部门的模型中更容易看到，只有当资本品部门具有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反而取决于一个任意的条件（而部门的数目越多，任意性就更大）。对此，新剑桥学者的做法是通过完全避开这一难题来讨论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和收入分配，这就是其对稳定状态增长的假设。也就是说，在事先假定的稳定状态条件下，由于商品的相对价格不会发生改变，从而能将卡莱斯基的短期均衡收入分配模型扩展为新剑桥的长期分配和增长模型。不过内尔同时也指出，更糟糕的是，如果资本品部门具有更高资本密集度，且增长率略微上升，达到了新的均衡水平，从而要求增加增本品的生产（或实际增长率降至均衡水平以下）。与此相适应，则新的总资本与劳动比率K/L就将高于最初比率，但为维持充分就业还须将资源转移到K/L比较低的产业。这里的矛盾在于，为维持充分就业，必须压缩资本品部门；但为提高增长率，又必须扩大资本品部门。这样，在资本品价格上升将增加利润率，从而使凯恩斯主义机制得以生效的情况下，该体系是无法调整到新的稳定增长路径上，因为调整的两个条件互相冲突。
显然，这里稳定状态的假设是新剑桥学派模型建立的一个必要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失去这一假定，则新剑桥学派的长期理论将无法得到。对此，内尔明确指出，“通常证明，从一条稳定增长路径调整到另一条稳定增长路径，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即使技术条件不变。”（注：Baranzini,M.(1975):The Pasinetti.and the anti-Pasinetti theorems:a reconciliation,Oxford Economic Papers,27,pp.470-73.）也就是说，增长率的变化要求部门相对规模也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劳动和资源的移动，但它们通常是以不同比例或不同组合被使用。这样，从一条稳定路径“穿越”到另一条稳定路径，一般而言既要涉及失业又会涉及短缺。所以，“在决定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前，很难真正达到一条新的路径。用‘稳定增长’方法来分析积累，可能面临无法克服的苦难。”（注：参见内尔(Nell,E.)，“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Capit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页.）这样，在复兴古典经济学剩余和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沿着卡莱斯基和斯拉法的思路发展起来的新剑桥学派，其价值分配和增长理论的模型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新古典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的增长模型。比如，以统一利润率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如果把简单再生产和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作为说明均衡条件的基础，虽然可以把收入分配的变动和由此所决定的储蓄倾向作为决定均衡的条件，但这与新古典的稳定状态模型在结构上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在储蓄倾向以及其他假设上的区别而已。
至今，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剑桥资本争论”仍在继续。但不容否认的是，由新剑桥学派所发起的这场著名论战，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令一个“神话”教条的错误，即一直被奉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诸如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等一系列逻辑悖论被无情地揭示出来；同时，这场论战也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引入了新剑桥学派所要复兴的，曾被1870年以来的新古典“边际革命”湮没的古典剩余经济分析传统，从而再次引起了西方学界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和反思。与新古典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由新剑桥学派所复兴的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基础的古典剩余传统，始终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问题，其社会产品的分配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格局相联系。实际上，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看似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新剑桥学派的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在争论中明确指出，摆脱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制度的框架，仅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来讨论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其逻辑体系的矛盾，“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各种问题也正是来自于此。尽管新剑桥学派的分配与增长理论由于自身也将技术关系加入其中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和令资本争论存留至今，但他们不仅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也把经济分析的方向重新引导到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轨道上去。从而表明，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问题，就必须改变新古典的理论假设，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通过重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假设和结论的新的理论体系，才能得出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地解释。
收稿日期：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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