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阶段拖延行为的演变过程研究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
Jhony Choon Yeong Ng，单庄园，谭清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对38名大学生、不同阶段的职场人士、退休老人进行深入采访，研究分析拖延行为的具体产生过程和影响以及不同阶段拖延行为的演变过程，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美好幻想是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而拖延行为是个体在无法达到期望时产生的逃避应对行为，它不仅会压缩项目完成的时间和质量，还会对项目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工作经验的积累使人们形成利益分析决策模式，心理抗压能力增强，以致年长者惯于分拆项目和碎片化工作，而年轻人更倾向将项目一气呵成，进而造成频繁出现项目拖延的情况。本研究对现有文献作了三项补充：年长者的拖延决策模式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拖延行为能够增强个体的时间估算能力；应对机制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会导致个体对项目产生抵触心理，引发长期的拖延行为。
关键词： 拖延行为；逃避应对；情绪应对；经典扎根理论
拖延是指拖后本该完成的事情的行为，或延后该做的事情的非理性倾向。[1]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拖延被定义为一种自我调节失败，是个体在能够预料后果和危害的情况下，仍然向后推迟已制定的计划或行动的行为。[2]过度的拖延会使人们不断降低自我效能，引发情绪上的折磨、后悔、自责，更有甚者，可能产生精神疾病，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如今，拖延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根据Solomon和Rothblum对342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有46%的学生在写论文时会拖延，而在准备考试和在完成每周阅读任务时拖延的学生比例各为27.6%和30.1%。此外，还有50%的大学生声称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至少会将一半的时间用来拖延。[3]有调查显示，25%的成人将拖延视为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更有40%的人因拖延而造成过经济损失。[4]Harriott和Ferrari发现，约有1/5的成人有长期拖延的习惯。[4]一项对江苏某职业学校的调查显示，此校学生拖延的比例竟高达97.43%。[5]可见，拖延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扰。
然而，目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主观上产生拖延的人格特质和解决拖延的方法，忽略了拖延的产生过程及其演化和影响过程。例如，李艳通过使用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对高职学生拖延心理和现况进行研究；[6]陈保华和庞维国等人在研究中将拖延视为个人的不良习惯，并通过对拖延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的重视，努力寻找解决拖延的有效方法。[7，8]然而，这些学者只能说明影响拖延行为的相关因素和拖延行为带来的结果，却忽略了个体的具体拖延行为对行为过程的影响。
另外，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将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对特定时期的拖延行为单独进行研究。例如，有学者对在校大学生学业拖延情况进行分析[8]，也有学者对如何快速克服职场拖延进行探索[9]。但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拖延行为的变化却少有人关注，跨不同年龄阶段的拖延行为研究较为缺乏，以致我们对个体当下的拖延行为与其下个年龄阶段的拖延行为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采用不同年龄阶段的样本，探索不同年龄阶段的拖延行为演变过程以及拖延行为的产生和影响因素。
一、研究设计理论基础
（一）拖延研究的发展演变
拖延的三大特征分别是自愿性、回避性和非理性。[10]首先，拖延的自愿性体现在拖延的决定权在个体本身手里，不受他人胁迫，也不是客观延误。其次，拖延的回避性指拖延者不愿意开始或完成原本计划完成的事情。拖延与推迟的不同在于，推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是为了有效完成工作而选择的一种战略性、暂时性的策略，而拖延则是以逃避为目的，偏离计划之外，是对整体计划轨迹的一种偏离和背叛。第三，拖延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即拖延者在没有适当的理由明知会造成恶劣后果的情况下，还是继续拖延。
边缘利益是指符合公司利益但个人收成率较低的项目收益。当被分配到边缘利益性质的任务时，年长者会尽可能地找借口推脱。例如，他们通常会过分夸大手头上工作的难度或者过分贬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避免自己变成边缘任务的负责人。当年长者发现领导执意将工作安排给自己时，就会以敷衍领导为目的，通过拉长工作时间，试图制造出努力认真完成工作的表面现象，以此维护自己的名誉，获得领导的认可和信任。
关于拖延的分类，以拖延时间和拖延者情绪的变化为依据，在现有文献中共有两种分类方法。根据拖延时间的长短，拖延可以被分成特质性拖延和特殊情境下的状态拖延。首先，特质拖延也称长期拖延，是由于人格特质引发的稳定拖延行为，通常包括唤醒型拖延、害怕失败的回避型拖延和决策困难型拖延。[13]其次，状态拖延是指在某种具体情境下发生的拖延行为。例如，学业拖延属于状态拖延[5]。此外，根据拖延者的情绪变化，拖延可分为焦虑型拖延和放松型拖延。[1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线性偏微分方程(PDEs)方法成为图像处理的一种有效工具.1990年，Perona-Malik(P-M)[1]提出的各向异性扩散问题在图像处理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拖延的理论视角也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早期文献主要关注拖延的负面影响，认为拖延是会让拖延者感到不适的非理性延迟倾向。[14]由于学者认为拖延通常会使个体沮丧，阻碍目标的达成，降低生活幸福感，因此，他们普遍将拖延看成一种会给个体带来有害结果的行为。[15]近期，有学者一改以往对拖延研究的负面视角，开始尝试探索拖延行为的积极影响。这些学者发现，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拖延被看成是平静的生活方式。[13]拖延有时也被当作个体作选择时采用的一种精明的、有远见的行为[13]，可以给个体足够的时间思考，获得创造性的见解[11]。另有学者指出，当任务带给人们焦虑时，拖延或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关注积极情绪，减少内心焦虑感。[11]
由于在不同视角下，拖延被认为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将通过观察拖延形成的过程和影响以及其中拖延者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探讨拖延行为的影响。
（二）经验逃避与逃避应对
临床心理学中，逃避文献通常分为两脉，分别是研究经验逃避和逃避应对策略。经验逃避主要关注人们逃避压力感知的倾向。经验逃避是指当人们面对逆境，怀有消极的态度及情绪时，想要通过逃避的方式来回避所厌烦的事物。[16]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从主观上，不愿回忆起让人反感的经历；从客观上，采取的避免感知此类事物的行为。[17]
经验逃避一般会出现在个体遇到自认为无法克服的压力的时候。由于经验逃避与焦虑敏感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18]，不满意自己生活的人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经验逃避。虽然经验逃避行为并不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但却可以给逃避者的内心世界带来一份短暂的安宁。因此，在短期内，经验逃避是处理情感问题的有效方法。[19]
2.遭遇困难的心态波动
根据心理动力学理论，由于精神自身的脆弱性，在面对心理压力时人们会本能地选择趋利避害，无意识地启动防御机制，禁止威胁信息进入意识，以减少个体所经历的焦虑。[24]这种机制的主要作用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调整认知和行为减少个体对压力的感知，缓解情绪上的不适感，以避免精神崩溃。
虽然经验逃避和逃避应对都是解释个体为了远离压力而产生的逃避倾向，但是从对身心的治愈效果上看却有所不同。[20]有证据表明，分散注意力是一种策略性的“自上而下”的调节[21]。在特殊情况下，逃避应对能让个体通过分散注意力等行为进行自疗自愈。也就是说，逃避应对的目的是自我治疗，而经验逃避的目的是回避问题。如果利用得当，逃避应对甚至可以保护人们的心理健康，降低个体精神崩溃的可能性。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在访谈时关注受访者逃避行为的目的，探索其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积极或消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一共有38位受访者。其中有21名大学生，分别是11位女生、10位男生，平均年龄20.7岁。他们分别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南京金审学院。其中有4位来自国际贸易学专业，3位来自会计学专业，3位来自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2位来自金融学专业，2位来自电机与电器工程专业，2位来自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专业，来自欧洲语言文学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社会学专业、经济法学专业、传播学专业的各1位。受访的职场人士共14人，7位女士、7位男士，平均年龄35.4岁。分别来自保险业（1人），货币金融服务业（1人），电信业（2人），教育业（5人），卫生业（1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业（3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1人），其中4人拥有研究生学历，6人拥有本科学历，4人拥有专科学历。为了能够得到拖延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更清晰和完整的画面，我们还采访了3位退休老人，2位女性、1位男性，平均年龄68.8岁。受访者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包括江苏省、四川省、辽宁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北省、澳门特别行政区等。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扎根理论法[25]。由于主要探究不同年龄阶段之间拖延的形式和特点的异同，因此，本研究在大学生、初入职场者、有近10年工龄的上班族3个群体中寻找样本。由于有严重拖延习惯的人难以寻找，所以，在采访少数受访者后，我们要求受访者推荐他身边有严重拖延倾向的人，以方便访谈的继续。选择这3个群体的主要原因是这3个年龄阶段面临不同的环境和压力来源。首先，大学生主要处于校园环境之中，虽然与外界社会有所接触，但面临的最主要压力来自于学业。其次，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处于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期，个人心态和生活发生巨大转变，面临着必须快速适应转变、融入企业和社会的挑战。最后，工作多年的上班族，在长期的工作生涯中，虽然拥有了熟悉的工作环境和社交群落，比初入职场者拥有更稳定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面对着供养父母子女、照顾伴侣、兼顾事业等多重压力。此外，为了能够得到一幅关于拖延发展演变的更清晰完整的画面，我们还采访了几位退休老人，并将所得数据与以上3个年龄阶段作比对。
我们使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来收集定性数据[26]，并采用将理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27]，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中寻找合适的访谈样本。平均每次访谈用时35-60分钟。每次访谈结束后，及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并进行编码分析[28]。
在最初的访谈中，我们使用的引导问题如下：“请问您是否会拖延？”“拖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您对自己的拖延有什么应对方法？”“拖延后您的感受是什么？”“请问您是否认为拖延有积极影响？”我们把访谈的核心问题锁定在拖延及其影响上，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深入挖掘。研究初期，由于拖延一词常常被用来指责不良的工作生活习惯，所以当受访者被提问有关拖延的问题时，都有或多或少的负面情绪。其中有6位受访者在受访过程中拒绝承认自己有拖延行为，并声称“只是一时疏忽”。有2位受访者则在感到反感后，以访谈时间太长为由中断采访。有1位受访者甚至在采访终止后将我们的联系方式拉黑。因此，我们未将这些受访者的数据纳入本研究的最终样本及数据之中。据此经历，我们将问题“请问您是否会拖延？”改成“请问您有没有到截止日期才勉强完成项目的经验？”
在访谈的初始阶段，我们通过备忘录来记录访谈内容。在访谈结束后，将备忘录拷贝给团队成员，进行独立编码[27]。我们以包容的态度使用开放编码来分析访谈数据，尝试挖掘数据背后的含义以及备忘录所指出的范畴[29]。在团队各成员完成独立编码后，我们进行讨论，直到达成一致共识[27]。在编码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一级编码，如“及时行乐”“不断精进”“尝试都有意义”等。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通过比对，我们发现访谈内容开始聚焦在一些主题上。例如，我们发现受访者的主要谈话内容集中在“项目搁置”“修改完善”“教训总结”等相关主题上。于是，我们通过筛选合并主题和一级编码，形成了更高层次的二级编码：“拖延出现”“局部修复”“后续影响”，并在这些新的编码范畴的指导下，进行后续的理论抽样[30]。此外，我们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来丰富我们的范畴，使范畴更加饱和[27]，例如，“您会如何分配接到的工作？”“在团队合作中，对待他人催促您会作何反应？”“当您出现畏难情绪时会如何调整？”等。当数据接近饱和时，我们的访谈数据中几乎没有新的属性出现[31]，于是，研究团队开始进行理论分类和三级编码，将备忘录和代码进行整合，形成一套完整且简明扼要的基础理论[32]。（见表1、表2）当数据达到饱和点时，我们停止继续收集数据。
三、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当被询问拖延问题时，受访者大多回答了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与项目处理相关的经历。因此，本研究将关注点锁定在项目处理上。通过了解人们完成项目的具体过程以及其中的心理变化，我们收集了大量有关拖延行为的定性数据，并根据访谈结果，演绎出人们在遇到困难后如何综合运用情绪应对和逃避应对来进行心情调节，使拖延行为发生转变，从而对项目实施过程造成影响的基本模型。（见图1）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辅导员应当对学生有一颗爱心，在工作方式上做到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工作目标上教育学生为学生自我教育，一切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点，全身心投入工作，不求回报，不求取索，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做到喻情于教。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和总结经验，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创新、不断完善。
本文通过讨论受访者项目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详细阐述受访者拖延行为的具体产生原因、影响因素以及演变过程。首先，我们讨论了个体在项目开始后遇到困难时，因为工作经验和性格的差异而产生困难感知，并开始拖延；接着，描述了项目失利后，个体如何经过内心曲折变化，重新恢复信心，并对项目进行局部修复的过程以及项目中期效果低于预期结果的原因；最后，探讨了估计时长、估计难度、积极性选择对项目后期拖延行为的影响以及项目经验对未来行为的影响。
（一）出师不利：启动项目后遭遇挫折而开始拖延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年轻人和年长者通常会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年轻人通常会不假思索就开始着手完成工作，而年长者则会选择先思考再行动。尽管年轻人会比老年人更早开始手头的工作，但是我们发现，看似充满干劲的年轻人往往在开始工作后，会比年长者更早地开始拖延。下文从工作经验的影响、遭遇困难后的心态波动、拖延的出现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表1 不同年龄段的拖延行为演变过程编码表
表2 三级编码的阐述
1.工作经验的影响
通过比较不同年龄阶段的做事流程，我们发现个体工作经验对项目启动之初的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刚入职的年轻人，会对自己和工作有较高的愿景，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工作给领导留下良好的印象，以增加升职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事事力求完美。他们一般会积极争取项目的负责权，并在接到任务后立刻开始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年长者开始意识到努力工作并不能保障事业的成功。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已被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和过去的失败经历所稀释，早已丧失了升职的斗志。因此，在承担任务和启动项目方面，年长者的工作热情远不如年轻人。
年长者一般会选择性地关注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项目，并在启动项目前进行利益评估。在项目开始之初，他们会先通过个人与公司收成比例的分析，甄别项目所含有的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以此权衡项目与职权范围的交叉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利益，从而调整工作积极性。决策模型见图2。
核心利益是指既符合公司利益又可以给自己带来较高比例收成的项目收益。在完成此类项目时，年长者会积极配合甚至协助别人提前完成任务。例如，一名在银行工作的受访者表示，由于领导将团队完成任务的质量和速度作为年终奖金的考核指标，他们会在完成份内工作后帮助队友完成任务。
图1 情绪及逃避应对机制对项目实施过程影响模型
图2 年长者的利益分析决策模型
对于拖延产生的原因，早期的心理动力学派、认知心理学派及行为主义学派都有各自的解释。心理动力学派将拖延视为出于本能的人类对死亡的抗争。他们认为拖延者通过对时间仪器的忽视，试图抵抗死亡。[11]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拖延，回避面对自身能力不足的现况，从而维持自尊。[12]而行为主义者则认为拖延是一种由个体对愉快活动的回忆和短期奖赏的渴望而引发的一种习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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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项目的利益分析式思维一旦出现，就会在受访者未来的人生阶段中不断被沿用。例如，受访的退休老人都在继续运用他们从工作中磨练出来的利益分析式思维。他们一般只将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视为核心利益，并将其他事物边缘化。所以，在体育锻炼、保健等方面，老人都有着极大的热情，展现出极强的耐力和自制力。在照顾儿女方面，老人会更加主动地帮助工作的子女照看孩子。然而，对于拜访亲友、出去游玩等属于边缘利益的事情，则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性。
逃避研究的另一子领域把逃避视为一种应对策略，研究逃避应对的治疗效果。[20]应对的概念于1966年被提出，是指人们对压力的回应方式。[21]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问题型应对、情绪型应对和逃避型应对。[22]逃避应对是指由于害怕面对结果，而采取不闻不问、不看不想、假装事情没有发生的鸵鸟策略，即通过回避或者减轻对压力的感知来进行行为或思想上的逃避。[23]
底层为沉积岩或结晶岩；沉积岩按石油钻井技术体系考虑，结晶岩破碎带、漏失带等，强致斜岩石；孔底地层温度约175℃，循环孔底温度约100℃。
受访的年轻人在项目之初通常有较高的热情，表现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在项目开启时很少有所迟疑。然而，由于年轻人缺乏足够的工作经验，且项目启动过于仓促，对项目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他们一般在开始之后会发现项目的内容和他们原本的设想存在巨大的差距。项目的执行过程远没有想象中的精彩有趣，而项目的完成也不会给他们提供理想的学习机会或带来收获。因此，在项目启动后，年轻人的积极性往往会迅速降温，难以保持长时间的积极性。当项目进展遭遇瓶颈期时，他们就会产生困难感知，而感知的效果则受个体性格差异的影响。
根据受访者性格的不同，可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类。乐观者通常对任何事物都有天然的积极判断。有些受访者甚至相信问题有时会自行消失。他们同时也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化险为夷。所以，当遇见困难时，乐观者会放松心态，有着“解决困难易如反掌”的心理暗示。这种暗示会降低他们的困难感知，有时甚至会出现轻视困难的情况。
后来我们长大了，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过，反而渐渐品味出李公甫的好来。他一生平凡，但挣得回生活所需，能把老婆孩子都养得白白胖胖；他不懂浪漫，但始终都能给爱人一个肩膀，甘愿为家人奔走努力，给他们安稳踏实的余生。
而对那些担心失败、战战兢兢的悲观者来说，由于潜意识中蕴含着对失败的恐惧，所以他们会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一旦遇到瓶颈期，他们就会肯定潜意识中“失败终将出现”的悲观预期。因此，在产生困难感知后，他们倾向于将问题的难度“几何数倍放大”，进一步地强化困难感知，从而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如一位受访者李某说：“在生活中做比较重要的事情会先紧张。总感觉自己做不好，会用很多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导致其他事情被推迟，但是没有改进的方法。所以就会一直很焦虑，甚至不想做了。”
另一方面，年长者在面对瓶颈期产生的困难和压力时，能保持与乐观者相似的平静心态。这是因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年长者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心理的抗压能力也随着失败经验的积累而增强。所以，在面对困难感知时，原本有着悲观倾向的年长者能够通过在心里降低对项目的重要程度和难度的预期来进行自我调节，降低消极心理暗示产生的可能，从而减少了遇到困难后的心态波动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3.拖延行为的出现
有悲观倾向的年轻人在遭遇困难后，会受负面情绪影响而进一步强化其困难感知，进而产生更消极的心理暗示。而消极心理暗示的产生，会导致更多悲观预期出现。因此，在困难感知、消极暗示和悲观预期三者交错的影响下，遇到项目困境的年轻人会变得焦虑。
为了减缓焦虑，年轻人的应对机制会在潜意识中被唤醒。我们发现，年轻人面对项目焦虑一般会通过拖延行为来逃避应对。此类拖延行为通常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自我放纵式拖延或战略性拖延。自我放纵式拖延通常表现为通过放弃工作追求当下享乐、自我放松；而选择战略性拖延者，则会通过做无关联的事情或细致规划，将工作暂时搁置。此类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调节情绪提高未来工作的效率。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心情不好或者累就放一会儿再做，休息的时候可以规划一下，然后回来做事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一气呵成，做得很顺了。”
由此可见，拖延行为并不一定会使人们失败。如战略性拖延是先将问题搁置，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借此得到更优质高效的解决策略。而选择自我放纵式的拖延行为却往往会带来失败。究其原因，此类拖延行为的目的是通过远离问题，将问题束之高阁，以此来减少内心的压力。其本质是在逃避应对的作用下改善心情，而非解决问题。我们发现，当人们的心情一旦发生改善，逃避应对的目的达成之后，就会拒绝再次接近压力源。他们会通过继续回避困难将项目工作无限推迟。由于逃避应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等待他们的只有无疾而终的失败。
（二）虎头蛇尾的再挑战：项目失利后恢复斗志并开始修复
在逃避应对机制下，拖延行为会导致受访者长期不作为，使项目在进展初期无疾而终。研究发现，在项目初次失败的压力之下，受访者会采用总结经验和情绪应对的方式，逐渐恢复斗志。受时间的限制，个体一般不会将项目全面推倒、从头来过，而是会对现有成果进行局部修复。在时长和难度的估计和个体积极性选择的交错影响之下，项目的中期效果一般会低于原本的预期。下面从拖延者内心曲折、项目的局部修复、项目中期效果三个方面，具体描述在项目中期拖延者面对失败和压力的情绪起伏以及他们的项目再挑战过程。
第一，高敏感性者极度在意他人的看法。这类受访者在完成可观察的表面工作时，都会极其认真、力求完美、很少拖延；而在完成无人监督的非表面工作时，会毫无积极性、草草了事、拖延项目。尽管如此，一旦被他人催促，高敏感性者便会将工作视为可观察的表面工作，进而认真地完成任务。
1.拖延者内心曲折
经历项目失败后，拖延者一般都会通过反思来总结失败的教训。他们希望能借此获得思想上的提升，从而改变面对困难就想逃避的态度。通过比对自己和他人的项目完成情况，初期的项目失败经历会使年轻人的内心充满愧疚和负罪感，更加渴望有所突破。我们发现，面对项目初期失败所产生的巨大无形压力，为了有效回避精神上的不良情绪，受访者会采用情绪应对的方式来恢复信心、重燃斗志。
首先，为了减轻沮丧和悔恨的压力，许多受访者会采用视角转换、重新诠释错误等情绪应对方式进行自我安慰。例如，一名受访者就把之前所犯错误当成是上了一堂课：“我觉得虽然问题出现，没得到解决，但是我还是能够获取经验。那我所做的一切，就算只是个失败，也不能算是浪费时间。”
其次，在改善心情之后，受访者会通过筛选记忆的方式，将脑海中的项目流程简单化、抽象化。我们发现，许多受访者通过选择性地遗忘项目复杂的部分而只记得简单的部分的方式，将项目流程“化繁为简”。项目的简化版记忆会使受访者觉得项目的实施难度低，从而缓解了心理压力，有了再次挑战项目的动力。
最后，拖延者会通过自我鼓励的方式来提升自信心。在这个阶段，受访者再次比对自己和他人项目的实施过程及结果。与前次比对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受访者会在这个阶段选择性地关注自己的优势与他人的劣势，以此增强完成项目的自信。在这种信心的指引下，受访的拖延者会再次对项目抱有积极态度。换言之，情绪应对的效果会使拖延者重燃他们的希望和斗志，从而产生再次挑战项目的意愿。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可以理解为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规定年龄组人口数[1]。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范围定为18～22岁。在“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精神的指引下，自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以“超常规”的速度不断发展[2]。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开始逐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严峻考验[3,4]。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5]：教育结构和布局不是完全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资金、力度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方面。
尽管如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小部分受访者会因情绪应对过程而变得更消极。尽管情绪应对过程会提高受访者的信心，但是少数受访者会在这个过程将自己的期望过度提升。这种过高的期望会强化他们的困难感知，从而增加他们再次产生逃避应对和拖延行为的可能性。
2.项目的局部修复
第二，乐于助人者愿意帮助别人完成项目，渴望得到认可。由于这类受访者渴望通过让别人对自己感到满意，从而得到认可，他们都会为自己定下较高的目标，并督促自己按时完成任务。当这类人被催促时，他们被他人认可的希望会被强化，进而会更努力地完成工作。
若发现项目修复完善难度较大，难以快速达到理想效果，受访者就会再次感受到焦虑。这份焦虑感会导致他们再次感知到困难，并采用逃避应对的方式来恢复心情。换言之，他们会开始项目中期的拖延行为。此外，如果个体觉得项目难以修复，他们有可能会不断自责和忏悔。此时，个体会为了缓解自责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再次采用情绪应对的方式来调节心情。例如，有部分受访者通过放弃项目和对项目原本抱有的期望进行自我安慰，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可能获得的新项目上。
他人敏感性是指个体对他人观点和看法的在意程度，主要体现在个体对于他人催促的态度上。受访者的他人敏感性可大致被分为四种类型：高敏感性、乐于助人、自我中心、零敏感性。
若受访者发现现有项目成果还有被修复完善的可能，他们一般希望在这个阶段将项目重新完成，以取得他们原本预期的成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访者重燃的斗志会不断减弱，其积极性也会不断降低。繁重复杂的项目工作和前期累积的挫败感，会将受访者想要通过修复项目成果来达成理想预期的愿望逐渐磨灭。因此，当受访者逐渐失去了“重新翻盘”的信心和动力，他们会只对项目进行局部修复。如受访者郝某的经历就具有代表性：“刚开始在做被安排下来的个人项目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没有跟上项目进程。后来想重新改进的时候，又有其他项目被派了下来。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我先做了刚被安排的项目。但是，做完这些之后，就没有精力再重做原来的项目了，最后只能稍微改一改。”
如图3所示，S．salivarius ATCC 13419模式株、临床株HS_01及HS_02中clpP基因在55℃刺激2 h后的表达水平均高于37℃时表达水平，分别达到4.53±0.58倍、3.96±0.63倍及3.72±0.22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项目中期效果
项目的中期效果是指失败的初期成果经过修复过程后所达到的完成度。我们发现影响项目中期效果的因素有三个：估计时长、估计难度、积极性选择。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会进一步地影响项目的中期效果。
估计时长是指人们对完成项目所需时间的事前估计。估计难度是指人们对项目难度的提前判断。积极性选择是指人们基于前两项因素的考量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们对时长的估计代表项目完成速度，反映人们对难度的估计，而完成项目的积极性受估计难度和估计时长影响。
年轻的受访者一般认为，估计难度大、估计时间长的复杂项目能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对他们的职业晋升有重要意义。因此，年轻人对完成此类项目的积极性较高，更渴望能一气呵成完成项目，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完美的效果，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把此类项目推迟，先快速完成估计难度小、估计时长短的项目，给复杂项目留下充足的处理时间。然而，随着简单任务被逐件完成，我们却发现这群受访者对完成复杂任务的积极性和收获期望也在随之下降。这种负面的态度会使个体完成简单任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完成简单任务所需的估计时间被拉长，以致复杂任务被进一步推迟。
我们发现，受访者在中期阶段尝试修复的项目，一般都属于他们认为能够带来可观收益但在前期未能做好的复杂项目。然而，由于在受访者尝试修复项目成果时，该项目一般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他们往往会在这个阶段被指派其他比较简单的项目任务。出于先完成简单任务后完成复杂任务的心态，许多受访者会选择先完成其他简单任务，再回头修复这项已经进行一半的复杂任务。当年轻受访者发现复杂任务被不断往后拖延，以致他们原本期望收获的巨大利益无法实现时，一般会在靠近期限的时候，降低自己对项目的期望，因此，项目的中期效果往往会远逊于自己的原有预期。
另一方面，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年长者通常很少抱有这种一气呵成完成项目的美好幻想。年长者凭借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知道遭遇困难是执行项目工作中的“常态”。因此，他们认为一气呵成式地完成项目是脱离实际的幻想。鉴于此，他们更习惯采用碎片化的方式处理项目工作，即通过事先计划将项目任务进行拆分，并以分块、碎片化的方式逐块逐片地完成项目任务。这种碎片化的项目处理方式往往能让年长者按时顺利完成项目。
（三）项目后期的拖延和记忆自我美化：临近期限的项目冲刺和后续影响
由于前两个阶段的拖延行为消耗了大量时间，使得项目进展缓慢，到了后期阶段，个体完成项目的时间所剩无几。在面对多次理想和现实间的落差后，许多受访者会在这个阶段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面对与所剩时间严重不匹配的项目难度，人们会在难度评估、他人敏感性和截止日期等内外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决定是否要“故态复萌”，再次拖延。研究发现，在项目完成之后，为缓解压力，受访者会再次采用情绪应对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并在过程中产生虚假的积极记忆。这份记忆会影响个体未来的项目执行过程。下面我们从后期拖延的决定因素和项目的后续影响两个方面探讨人们在项目后期的行为。
1.后期拖延的决定因素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于儿童，它属于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是非常高的[1]。甲氨蝶呤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重要化疗药物之一。大剂量甲氨蝶呤可穿透各种生理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血生精小管屏障)，也可通过浓度梯度的关系，直接扩散渗透至肿瘤细胞内，克服耐药。然而，如何正确使用甲氨蝶呤非常重要，由于大剂量甲氨蝶呤可大于常规剂量100倍，有严格的水化、碱化、亚叶酸钙救援、甲氨蝶呤血清浓度检测和出现中毒的处理等临床应用常规方法[2]。2016年7月～2018年12月，我们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过程中，应用品管圈管理降低口腔黏膜炎，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我们发现，个体在项目后期是否会出现拖延行为，受估计难度、他人敏感性、截止日期三项内外干扰因素影响。由于上文已对估计难度进行了详细描述，所以下文重点讨论他人敏感性和截止日期两个因素。
（1）他人敏感性
目前，毕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757公里，在建的六盘水至威宁、威宁至昭通等5个高速公路项目293公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现有国道1118公里、省道2395公里，在建干线公路项目135个2514.2公里；建成通村油路（水泥路）13308.5公里，实现所有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和通客运；投资66.9亿元实施农村“组组通”公路16712公里。
在本实验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输血患者减少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氨甲环酸组的患者比对照组接受输血的人数少，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其次，术中失血量的评估，并未将手术衣、铺巾上的失血算入，这可能导致误差。而氨甲环酸药物的使用剂量仍然是基于大部分脊柱外科推荐剂量使用，而具体氨甲环酸在肿瘤手术中的最佳剂量仍然需要大量的不同实验去验证。最后，两组患者术后的引流量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术后未使用氨甲环酸，患者血液中氨甲环酸浓度下降，而未发挥药物作用有关。
由于时间的限制，个体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无法选择将项目重新做一遍。因此，当受访者重燃斗志后，他们会对项目的可修复性进行评估，进而引发以下两种情况。
从试验中可以看出,在毛水头6.2m时,发电功率最大时的转速为234～252 rpm/min之间，相应电机极数为26极 （230 rpm/min）至 24极 （250 rpm/min）之间。经查有关水轮机资料，水头在6.2 m左右的水轮机的转速也在250 rpm/min以下，试验的结论和水轮发电机是吻合的。
第三，自我中心者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有明确的喜恶界限。这类人只会在乎和自己关系好的人的看法，对关系不好者的看法则会毫不在乎。因此，那些来自关系好者的催促往往效果极佳，而来自关系不好者的催促则会被忽略，有时甚至会导致恶意拖延的反效果。
第四，零敏感性者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对他们而言，任何人催促都几乎毫无效果。面对催促，这些人会进行他们自己的“小仪式”，证明自己没有拖延。例如，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面对别人的催促，首要的是要把近况和任务状况告诉他，同步两人对该任务的了解，尽量消除信息不对等的情况，这样别人才不会知道你是在拖延。”
（2）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分为主观截止日期和客观截止日期。主观截止日期是指人们通过对难度估计而预测出的项目进度节点。大体分为项目易于完成和难以完成两种。认为项目易于完成的人，通常会设置较为激进的短时间节点，即要求自己在短时间内在客观截止日期到达前就完成任务。当预期节点临近时，个体通常会提高工作效率，试图按节点完成工作；即使未能及时完成工作，由于原有节点的设置离客观截止日期有一段间隔，他们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亡羊补牢”。而那些认为项目难以完成，需要较长时间的人，通常渴望寻找合适时机，利用一段较长的完整时间块，将项目一鼓作气地完成。在此“奢望”的推动下，复杂项目往往被受访者不断地往后拖延。随着新任务不断挤压原有的时间安排，个体只能在最后阶段草草完成项目，并进行局部修复。
由于此类时间节点是由个体主观设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也难以被认真落实。大多数受访者到了项目的最后阶段，一般都会“虚设”多个主观截止日期，将项目一拖再拖，直到客观截止日期到来。客观截止日期是指个体真正必须完成项目、提交成果的日期。当客观截止日期来临时，小部分受访者心如死灰，彻底放弃项目；而大部分受访者则选择做最后的冲刺，迅速完成项目，只求完成，不求质量。
此外，我们也发现，拖延可以使人们获得对工作时间的精准估计能力。许多有严重拖延倾向的受访者表示，拖延的积累让他们增进了对自己工作效率的了解。因此，这些受访者能够将项目拖延至距离客观截止日期很近的时间才开始工作，并及时完成项目。而许多惯于提前完成项目的受访者则多数表示，他们是由于缺乏精准的估时能力，所以才选择提前完成项目。
2.项目的后续影响
在项目完成之后，受访者会将项目最终成果与项目初始阶段的工作进行对比，评价自己的工作是否进步。此外，他们还会将自己的项目最终成果和同事的项目最终成果进行比较。他们一般会通过这两项比较的结果来判断自己的工作能力。首先，当与早期工作比较时，受访者会发现，由于后期工作时间紧迫，他们无暇作太多的修复，以致项目的结果质量不高。因此，他们一般会觉得自己没学习到多少有用的经验。其次，在和他人进行比较时，如果发现别人能够在没有拖延的情况下认真完成项目，受访者会因为自身性格和能力上的劣势而感到自责和沮丧。
在内涝灾害知识和防灾减灾技能的获取途径上，66%表示因亲身经历过内涝灾害，所以基本知识从实践中得来；64%则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方式获取这一方面的知识；10%的被访者（大多是学生和学历背景高的人群）则是通过学生课本和学校课程获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这一方面知识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针对性宣传、亲朋好友的交流等途径获取信息的人数最少。可见，居民的亲身经历和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成了居民获取内涝灾害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居民获取内涝灾害信息的渠道单一，对政府的科普宣传依赖度较低。
受访者会根据对比得到的结论进行自我评价以及经验总结。在总结经验、自我剖析的过程中，当发现项目启动之初的美好愿景与项目结果的现实情况存在巨大差距时，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会备受打击。为了恢复信心，许多受访者会再次采用情绪应对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情绪应对会使他们沉浸在由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想画面之中，将虚假的自我安慰当成了自己真实的记忆和经验。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失败的尝试是一种经验。和别人比较，你就会知道下次的方向，也能学会别人的优点。另外，我还有自身的优势，所以我下次做的项目一定会比他们更好。”
我们发现，由情绪应对创造出来的虚假积极记忆会随着项目的结束而持续，使受访者变得更积极。由于受访者的做事方法以及习惯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只是觉得自己由于这次的项目经历而变得更有经验。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会使他们在未来的项目中拥有更高的项目结果期望，而这种期望会为个体在未来项目中因遇到困难和落差而再次产生拖延行为埋下隐患。
爸爸不置可否。我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妈妈的话我一句都没放在心里，因为我的心碎了。家也不温暖，我需要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疗伤。
四、研究结论
多年来，学者们主要从人格特质等角度出发，研究大学生和成人等具体年龄阶段样本的拖延行为。本文运用了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进行采访，研究了拖延的产生过程和影响，对比得出了不同年龄阶段拖延的不同形式特点。研究发现，拖延行为是由困难感知和消极心理暗示引起的逃避应对的外在表现，它会压缩项目完成的时间和质量，对项目结果造成影响。人们对自己的过高美好期望不仅会给个体带来动力，也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进而导致拖延行为产生。因此，宏大目标的设立对个体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有待未来学者进一步探讨和评估。另外，年轻人和年长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年长者更加关注自身核心利益，更加习惯碎片化的工作方式，有更强的心理抗压能力。本研究的发现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
第一，目前大多数对拖延的研究都是采用自陈式量表，研究某一个群/个体在一个时间段的拖延行为[33]。这种研究方法所得结果无法解释不同群体间以及个体在不同时间段所具有的拖延行为的起因及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比研究大学生、职场新人和年长者的拖延行为发现，工作经验的积累对拖延行为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会使人们形成利益分析决策模式，增强心理抗压能力，习惯分拆项目和碎片化工作。这补充了现有文献在跨群体、跨时间样本方面拖延行为研究的不足。
第二，本研究发现拖延的积极影响，即拖延经验能增强个体对时间的估算能力。现有文献一般认为个体的公正严谨性是影响拖延的重要因素[5]。由于具有高度公正严谨性的个体有较突出的计划组织能力，学者一般认为容易拖延的人具有较低水平的公正严谨性[5]。而本研究发现，许多有严重拖延倾向的受访者有很强的时间估算能力。相比之下，提前完成项目的往往是时间估计能力差，害怕不能按时完成项目的人。鉴于时间估计是计划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现有文献的观点。
第三，现有文献指出，逃避应对具有自疗自愈功能[20]。本研究发现，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采用逃避应对的受访者会通过拖延行为来远离压力源，以取得情绪上的舒缓。然而，当个体因拖延而获得正面情绪后，他们会为了持续感觉良好而对项目产生抵触心理，进而导致了长期拖延行为的产生。这种拖延行为会在项目的后期导致个体感知更负面的情绪，影响其工作绩效及行为。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可针对应对机制的长期消极影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第四，通过对比发现，在完成复杂项目时，年长者习惯于事先计划、分解项目，碎片化完成工作；而年轻人更倾向于利用完整大段时间，将项目一气呵成。由于完整大段的时间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年轻者经常会出现项目拖延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年轻人在工作中采取碎片化的项目处理方式，以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参考文献：
[1]魏源.拖沓心理与认知因素 [J].中国临床康复，2005，9（20）：158-159.
[2]张元祝.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与完美主义、自我意识的关系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6.
[3]SOLOMON L J,ROTHBLUM E D.Academic Procrastination:Frequency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Correlates[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84,31(4):503-509.
[4]HARRIOTTJS,FERRARIJR.Prevalence of Procrastination Among Samples of Adults[J].Psychological Reports,1996,78(2):611-616.
[5]甘良梅，余嘉元.国外关于拖延与人格的相关研究进展[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8，（6）：28-34.
[6]李艳.高职大学生拖延心理的现状调查及调试方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6）：288-289.
[7]陈保华.大学生学习拖延初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8]庞维国，韩贵宁.我国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现状与成因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30（6）：59-65.
[9]陈慧，曾红，邓鹤泉.浅析职场拖延现象的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J].中国商贸，2013，（30）：43-44.
[10]郑新红.大学生拖延行为与完美主义、压力知觉的关系[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11]蒙茜，郑涌.拖延研究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4）：9-12.
[12]OWENSA M,NEWBEGINI.Procrastination in High School Achievement:A Causal Structural Model[J].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Personality,1997,12(4):869-887.
[13]包翠秋，张志杰.拖延现象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34）：129-132.
[14]廖燕然.工作拖延及影响因素研究 [D].重庆：西南大学，2014.
[15]米豆豆.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学习动机的关系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2.
[16]GERHARTJI,BAKERCN,HOERGERM,etal.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s: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Journal of 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2014,3(4):291-298.
[17]SPINHOVENP,DROSTJ,DEROOIJM,etal.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Emotional Disorders[J].Behavior Therapy,2014,45(6):840-850.
[18]BARDEEN JR,FERGUST A,ORCUTT H K.Experiential Avoidance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Sensitivity and Perceived Stress[J].Behavior Therapy,2013,44(3):459-469.
[19]KASHDAN TB,BARRIOSV,FORSYTH JP,etal.Experiential Avoidance as a Generalize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Comparisons with Cop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J].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2006,44(9):1301-1320.
[20]NGJCY,SHAOIY T,LIUY P.This isnot What IWanted:The Effect of Avoidance Coping Strategy on Non-Work-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at the Workplace[J].Employee Relations,2016,38(4):466-486.
[21]LAZARUSRS.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 Coping Process[M].New York:McGraw-Hill,1966.
[22]KAREKLA M,PANAYIOTOU G.Coping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Unique or Overlapping Constructs?[J].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2011,42(2):163-170.
[23]MACNEILL,ESPOSITO-SMYTHERSC,MEHLENBECK R,et al.The Effects of Avoidance Coping and Coping Self-Efficacy on Eating Disord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A Stress-Diathesis Model[J].Eating Behaviors,2012,13(4):293-296.
[24]Ng JCY,SONG K K W,LIU Y P.Influence of Emotional C oping on Decision to Stay in Dysfunctional Mentoring Relationship[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9,57（2）:208-226.
[25]GLASER B G,STRAUSSA L.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Chicago:Aldine,1967.
[26]Jhony Choon Yeong Ng，邵丹慧，贾良定，等.一群去专业化的人——斜杠青年的事业发展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35（6）：109-120.
[27]Ng J C Y,HUANG M M D,LIU Y P.The"feminine"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trait: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Female College-student Entrepreneurs in Chinese Wei-Shang Businesses?[J].Asian Business&Management,2016,15(5):343-369.
[28]Jhony Choon Yeong Ng，郑佳，贾良定，等.利他主义与利他行为：三个年龄群体的扎根理论研究 [J].中国青年研究，2018，（7）：40-48.
[29]GLASER B G.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EmergenceVersusFocusing[M].Mill Valley:Sociology Press,1992.
[30]BUNDERSON J S,THOMPSON J A.The Call of the Wild:Zookeepers,Callings,and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Deeply Meaningful Work[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54(1):32-57.
[31]GLASERBG.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M].Mill Valley:Sociology Press.2001
[32]GLASER B G.Theoretical Sensitivity: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M].Mill Valley:Sociology Press,1978.
[33]庞维国.大学生学习拖延研究综述 [J].心理科学，2010，（1）：147-150.
A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Procrastination Across Different Age Phases
Jhony Choon Yeong NG,SHANZhuang-yuan,TANQing-m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Jiangsu 211106,China）
Abstract: Adopting a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38 participants are interviewed,including college students,workers,and retirees.By studyingthe formation and antecedentsof procrastination,we found that fantasy is the cause of procrastination,and it is the form of avoidance coping that individuals adopt when they cannot realize their expectation.It will reduce the timeframe and quality of project,and negatively impact its outcomes.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s will cause individuals to form their benefit analysis decision framework,and increase their psychological stressresistance,thuscausingolder individualsto become inclined toward breakingtheir projects into smaller parts and work with project fragments,while younger individuals tend to work on their projects in whole.As a result,the latter tend to frequently experience project procrastin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crastination decision framework of older individuals will influence their work motivation;procrastin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time estimation capability;coping mechanism will cause individuals to develop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ward the project during itsimplementation,causing the individual to fall into long-termprocrastination.
Key words: procrastination;avoidancecoping;emotional coping;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72（2019）05-0029-11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GL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GL02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00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专题研究项目（NX20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S2018051）
作者简介： Jhony Choon Yeong Ng（1986-），男，新加坡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专家，江苏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国防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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