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德国《历史与社会》杂志记者L.拉斐尔对P.布迪厄的访谈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斐尔论文,德国论文,史学论文,社会学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L.拉斐尔问：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您曾对史学开展人种学研究的做法进行了评论。依您看，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历史人类学是一种懒惰的方式方法吗？如何才能使人种学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史学和社会学研究？
P.布迪厄答：显而易见，当您谈到象征性日常生活史的面貌更新起始于人种学时，您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德国，而不是法国。而我在评论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却是法国。所以，为了使我们谈论的问题一致，最好明确一下您所指的史学家的范畴：德国无疑是日常生活史学派，法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派别。
不管怎样，社会科学比较社会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C.利普已在他的一篇论述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文章中，阐明了社会科学史的具体的构成部分。至于法国，只有部分研究成果确实应用了人种学方法和概念（例如：在家庭策略研究方面，发表有C.克拉皮希—楚贝尔和H.德里勒的最新成果；在教育人种学方面，先后发表了E.克拉韦里，P.拉迈松，I.希瓦，G.奥克斯坦，F.左纳邦，Y.韦迪埃等人的论文和论 著），但多数研究却倒向了G.迪比说的“人种主义”（ethnologisme）：采用人种学模式或概念，但却不关心其实效性，结果常常失去了史实性。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史学，人种学，社会学以至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学科被人为地隔裂开来，应该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甚至在身分上，史学界的同仁已把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划入史学家范畴。我在上边谈到史学家也可以将其纳入社会学家范畴。优秀的教育史学家或知识分子原本都是社会学家或改行研究社会学的史学家，对这些人，史学家们了解的不多。
问：目前，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之间的接触不象70年代初那样频繁，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却趋于一致，共同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读了您的《思考社会学引论》，感觉您是在介绍一门尚未出现的职业：社会科学不是以大学教育和研究社会问题为标志，而是以研究当代和历史问题为标志。依您看，迪尔凯姆的统一计划仍应提到议事日程上吗？
答：这个问题要分开来讲，因为德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年鉴》杂志的副刊名已由过去的“经济，社会与文明”更改为“历史，社会科学”。为了与所谓的社会科学，或阿尔都塞所说的“学院精英主义的支持者”保持一定距离，史学家常常探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冲突问题，或者指出史学有别于社会科学的具体特征。为了让人们相信史学家对社会科学或社会学思想存有矛盾心理，只需分析比较一下德国史学家与M.韦伯的关系和法国史学家与迪尔凯姆，莫斯及其弟子的关系。
事实上，史学家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鉴学派认为自己与“普通的”史学家不同，具有创新性，大量借鉴社会学，即迪尔凯姆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反对“迪尔凯姆的强权”，以及自己难以忍受的“正统观念”和社会学的“集权”野心，摆脱社会学的束缚。
实际上，这种后退一步的作法，以及矛盾的举动和认识是大学史学的主要立场：介于哲学和文学史等标准学科和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之间。始终在现代主义，学院派和具有文人谨慎传统的守旧派之间摇摆不定。
问：如果说这是大学中史学的主要立场，我们可以由此推论这种摇摆不定表现在每个史学家身上，他们因生活的年代和从事史学研究的年代不同而最终分裂成两派，其中一派主要研究纪念史，另一派重点研究科学的历史。
答：一点不错。期望具有科学性和进入国际领域的史学，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应当考虑满足“大众的期望”，正如人们所说，发挥史学通常不偏不倚的社会功能。科学史学的支持者有可能都是专业人员，但专业人员不一定都能写出科学的历史。面对社会需求，史学界出现了对立分化的两极：一边是已超出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法国史）范畴，至少在编写方法上是这样的科学的史学；另一边是能够维护最敬业的史学专业人员的声誉，同时又可以撰写收入颇丰的传记，纪念性专题论著，或集体创作大型史书，不断扩大销售市场的纪念史学。
问：事实上，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观点和理论方面……
答：确实如此。我认为它们之间的分歧很大；因为它们的传统和构成不同，但也可以这样假定：鉴于社会学和史学的目标一致，它们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也应当一样。我的意思是，我利用《社会科学研究学报》展开持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使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早日诞生。在统一的社会科学中，史学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学是一种现代社会史。同时，我还认为可以改变这两门学科之间相互不信任和相互躲避的现状。
德法两国的历史编纂学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与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两国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史学家的职责不同造成的，德国史学家的研究有一个“附加方面”：多数情况下是哲学，也有时是民俗学或日尔曼语言。法国史学改变形式的目的是为了使史学家掌握真正的哲学（以及社会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改变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和彻底更新史学的研究方法。
象史学一样，社会学也是根据社会需求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社会学家的紧迫感比史学家强烈，但在思想和理论建设方面，多数社会学家远没有史学家准备的那样充分。
问：没有迹象表明法国的史学家重新重视起理论研究吗？
答：在我看来，有些史学家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从理论方面探讨历史上，而不是放在履行“史学家的职责”，或需要时，放在研究新课题和阐释新的社会阶段上，法国的年鉴学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偏重理论研究的法国史学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是，用一种依附取代另一种依附，在没有明显超越外国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家的情况下，不得不受其他理论或理论学家的控制。
历史上的伟大史学家，坎托罗维奇，帕诺夫斯基，M.布洛克，布罗代尔，格申克龙，芬利，E.P.汤普森等，总是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或依据实践而建造理论。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他们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一身。
问：但这些史学家经常进行一些与实际研究没有多大关系的理论探讨。如果他们可以因此证实自己的霸权，这种霸权是不是受哲学或某些哲学家的支配？
答：社会科学专家有必要组织一场解放运动，把自己从那些不让人敬服的哲学家，而不是哲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劣等哲学家在哲学和科学知识贫乏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找到了另一处市场，并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他们。免受无价值和无说服力的理论影响的最好办法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建立一种真正的历史文化。
我们有必要对难以效仿的“德国名人名士”（mandarins allemands）出现以来的这种反科学的蒙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论说，以及今天四处盛行的P.里克尔和J.朗西埃尔关于“叙述”的论说，做一番追踪分析。
问：您认为这些自称为哲学的论说真的对史学家及其研究产生了影响吗？
答：这些哲学家试图把社会科学家从哈贝马斯所说的“唯科学主义”中解救出来，或让他们相信，科学性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这里我只想提醒一句，社会学家只有在这场运动中接受社会对其理论的检验，才有可能拥有科学的地位和获得“证实”的权力；也只有尊重社会事实，而不是尊重自己，才有可能具有辩驳和检验的能力。
问：您在上面谈到，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了解历史有助于史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抵制伪哲学的侵入，或避免错误的哲学研究。您能具体说明它对科研本身的影响吗？
答：通过各种方法，但一般讲，它是促使大家共同努力，不断进行思考的手段。刚才我已经说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历史不属于史学范畴（社会学的历史亦不例外），但必须有意识地开展历史研究。这里所说的历史，显然与已故去的史学家们多少有些圣徒传记式的历史编纂不同。对具体问题进行科学的客观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清建立史学和社会学社会理论的社会条件。不合常情的是，在对历史分析工具的看法上，史学家们表现得并不象是史学家：不要用历史的小镊子来拾捡史学（或社会学）概念……
问：您主张对史学和社会学的历史论据进行史学和社会学的批判，具体的批判形式是什么？
答：主要是有条理地系统地实现双重史实化。首先是历史编纂学的主题，概念和所采用的分类系统；即研究人员理解的历史范畴的史实化。其次是分析“材料”，特别是文献的史实化。
从这方面，历史的主要功能，正如米什莱等人所说，不是提供“德育”基础知识。我们之所以应该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增长学识，而是为了把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避免无知的盲从和违心地重复历史。
问：但这种对历史的不合常理的利用，是否与社会学家或人种学家的经验有关？
答：毫无疑问。因为社会学家不象史学家那样会轻易忘记：历史文献不过是前人留给后人的记事，回忆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生活史和传说同样要保持警惕，因为人种学和社会学常把它们作为纯“资料”收录下来。
问：在您的《国家贵族》一书中，您把法国旧制度时期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精英归为同一类人，并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一“贵族”概念有助于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吗？是不是有点儿太“泛”了？
答：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和建立在文化资本基础上，并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国家贵族，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资本形式。这种建立在认识和确认，或者您愿意，也可以说信仰基础上的资本具有普遍的特征。象征性资本是一种富有魔力的权力和一种可以随意利用的资产。这一结论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要是古代和现代的地中海国家得出的。
这一概念可以使我们在不失去被分析对象的历史特征的情况下，阐明问题。它与那种认为史学家经常是由理论和“一般思想”造成的想法大相径庭。事实上，史学家一直对理论和“一般思想”抱着蔑视和恼恨的态度，认为“广泛的问题应由社会学家去解决，由他们填补空白和把问题集中在一起。与莱布尼兹的想法不同，我认为“科学越发展，也就越集中”。
问：您在文章中常常举一些无论从史学、还是从地理学角度讲，离您的研究课题都很远的例子。您的社会学从不反史学，结果变成了比较研究。您主张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说，您如何分析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例如教育制度）和社会再生产战略的变化？
答：迪尔凯姆明确指出了采用“比较方法”的社会学的性质：韦伯不断地将社会学付诸实践。史学家总是对历史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归纳表现出深深的怀疑。但是，年鉴学派成立初期时的史学是盛行比较研究的。然而社会学认为，法国的比较史学远远落后于德国。德国的史学不象法国，离比较史学或比较社会学那么遥远。
问：在您的史学研究中，您所感兴趣的是一些领域中的“划时代”的人物，如福楼拜、海德格尔、马奈（Edouard Manet）等。 在分析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时，您试图通过“习性”，“领域”和同等结构模式等概念，把不同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分析怎样才能“阐明”创新的动力和来自文化领域的象征性革命？
答：我对文学领域中的福楼拜时代或马奈的革命的研究，和目前一位年青的女性研究人员有关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学术界的研究，能帮助您解答这个问题。无论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是今后将开展的经验研究，最终都应该让人们看到一种由科学思想武装和由各个领域构成的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将交替研究“长期”历史和“叙述事件”史，结构和作用，宏观和微观（社会学或史学），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静力社会科学和动力社会科学。
（摘译自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报》1995年第106—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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