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计划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2)07－0961－15
关于科学能否计划，应该如何计划，2004年，围绕着“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酝酿，曾有过一段热议。海内外的华人科学家在国内外的媒体上热情表达对中国大科学规划的担忧①，这些担忧，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科学家对纯科学发展的担忧不谋而合。自20世纪30年代末，在英国，以《自然》(Nature，下同)杂志为中心，以贝尔纳和波兰尼为代表的两个科学家群体曾展开过一场长达数年并波及世界的争论。这场争论通常被我国学者称为关于“计划科学”的第一场争论，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将之称为贝－波之争、波－贝之争，或者是科学自由运动、科学与社会运动。该争论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在计划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发展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也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目前，国内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仅限于简单述及，对它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演变过程以及争论的影响等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在此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1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1928年，苏联编制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29年批准执行，1932年，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在1930年以前，虽然苏联计划经济仍存在许多问题，党内核心领导人在经济建设进程上仍存在斗争，但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极具冲击力的[3]。它呈现给世界各国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与正遭受经济危机煎熬的欧洲其他国家形成强烈反差。世界各国纷纷关注苏联的经济建设，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英国则尤为突出，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大量一线的科学家纷纷卷入其中，由对“计划经济”的关注进而发展成为对科学的社会关系的讨论，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1.1 苏联的计划工作及苏联代表团在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报告
苏联计划经济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就是布哈林，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经济学家，“一五”计划酝酿的直接参与者，在20年代的苏联曾一度拥有不亚于斯大林的地位。在1928年以前，布哈林与斯大林有着不太一样的经济主张，虽然他支持计划经济，但却十分反对斯大林在经济建设上搞大工业计划，也反对快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主张逐渐过渡的方针。布哈林到处宣讲他的主张，到1930年，他在与斯大林关于经济进程问题的对抗中处于了劣势，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研究工作负责人[4]。在这个岗位上，他着手为下一个五年期间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机构的发展制定计划，同时开始“就科学计划的方法论和研究科学中的问题开展工作”[3]。1931年4月，布哈林主持召开第一届科研工作规划会议，在会上，他做了题为《论科研工作的规划》的报告，对“计划科学”做了方法论上的探讨，布哈林认为：科学有五个方面可以进行规划，一是国家预算中要确定拨给科学事业的经费所占的比重；二是科研的项目；三是科学研究机构的供应；四是科研机构在地理上的布局；五是提供人才和干部方面[5]。同时他也指出，科学规划工作的一般原则是：最高计划机关只对科研工作的“基本方面”做出规定，计划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研究所和实验室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计划还应当照顾个别科学家的癖好。他甚至提出了工作效果考核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建立重视质量特点的综合指标制度，或者是间接的经济评价方法[5]。在全国科研工作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两个月后②，布哈林率团出现在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6]。苏联代表团在会上的报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一直以来，赫森的报告多为学者关注，但布哈林所做的报告——《从辩证唯物主义看理论与实践》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报告中，布哈林从认识论和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用苏联的实践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其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点，这同时也是该文的主要观点[7]：
一是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观点。他提出，“科学——即使是最抽象的分支——均具有社会功能……那些认为科学自足自在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将科学神化并认为其完全脱离社会功能，是与实践不符的。
二是，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以有四种方法区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③。这四种方法是：
其一，将因果理论系列和技术规范性系列的区别作为一个原则(规则、规则体系、方法)；
其二，根据研究对象——纯科学研究自然赋予人类的环境，应用科学则研究人造的环境(机器、运输技术、仪器、天然原料)；
其三，时间标准(纯科学是计划好的长期工作，预期的发展，应用为当前服务)；
最后，是特定科学的一般性(抽象、理论)程度。
三是，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有组织的、计划的、反剥削的经济系统。社会主义的建设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计划，计划的原则适用于精神产品领域、科学领域、理论领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关系的最突出的表达是“计划科学(planning of science)”问题[7]。
总之，布哈林文章的最后落脚点是宣扬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系统，它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不仅介绍了计划经济，还第一次将“计划科学”的概念提到了科学家们面前，并且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相区别的观点[7]。他的这些观点对随后的争论特别是作为争论一方的贝尔纳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 科学史大会后《自然》杂志的变化
布哈林和他的团员们的报告在会后一周被刊印了出来，这就是论文集《十字路口的科学》。虽然有人反映在当时的会场上他们的报告并没有激起强烈的共鸣，但论文集的迅速出版和英国媒体对布哈林到来的恐惧④则足以证明，布哈林代表团的这次参会，无论对政界还是科学界，都产生了比较大的扰动[8]。据当时参会的科学家记载，由于英语口语的问题，苏联代表团的报告并未能让与会的大多数科学家们当场理解，排除苏联自我宣传的原因，这可能也是论文集迅速出版的另一个原因。出版的论文集为部分科学家会后对它们进行重新研读创造了机会，《自然》杂志随后出现的新现象与此应该不无关系⑤。1931年以后，《自然》杂志陆续出现了诸如“科学与服务”、“科学与经济”、“科学与工业”、“科学的社会关系”、“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政府”等为主题的文章，而这在之前是比较少的，详细情况可见下表1。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在整个30年代，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科学与社会”或“科学的社会关系”，1931至1939年间共有30篇之多，其他主题如“科学与经济”、“科学与服务”、“科学与工业”等也几乎都可以划入“科学与社会”的范畴。可以说，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或科学的社会功能在1938年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仅此一年直接相关文章数即高达12篇。
1.3 “科学的社会关系”研究组织的建立
《自然》上所出现的状况虽然不是贝－波之争的导火线，但却为他们的争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科学史大会后不久，英国就兴起了讨论科学产生和解决的社会问题的运动，英国科学促进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BAAS)便是运动的一个平台[9]，科学工作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AScW)、化学工业协会(the Society of Chemical Industry)、世界电力大会(the World Power Conference)等均对科学发现被应用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表达看法[10]，英国科学促进会更是提出由英国国家掌管科学研究并使科学从属于社会目标和用途的倡议[11]。同一时期解剖学家索利·朱克曼(Solly Zucherman)和贝尔纳等还组织一个非正式的活跃的年轻学人俱乐部，调查如何使他们的专业最大限度地贡献于社会[12]。所有这些情况和《自然》杂志上的新现象是一致的。大约在1937年初，皇家学会提出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动议，该委员会调查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重要成果、进展的方向和提出的观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世界科学发展的一般前景；二是科学成果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13]。1937年4月，皇家学会动议的国际组织成立，它就是“科学与社会关系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its Social Relations,C.S.S.R.)，其成立实际由科学联盟国际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I.C.S.U.)组织，最初被赋予的职能一如皇家学会的建议，即，考虑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科学研究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对一定领域的科学工作开展调查[14]。次年，在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份指导性的一般问卷，所有的问题被置于三个标题之下，它们是：一、科学研究对我们的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在哲学意义上被理解，而且要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市民思想上有所反映；二、科学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些应用诱发的转变和结果需要的适应；三、人类社会对科学工作的反应。会议强调调查者可以在这个一般问卷的框架下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问题，而针对个人的问题应该为：各类社会团体世界观中科学思想扮演的角色；科学工作者和他们的工作卷入到各种人类社会斗争与冲突的形式；正在形成的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社会责任意识的形式[15]。问卷向国家的科研机构、国际科技组织和科学家个人发放[9]，得到了各方的热情支持，皇家学会甚至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以应对此调查[15]。这次活动引起科学家对科学社会关系进行探讨的广泛兴趣，它还导致了牛津努菲尔德学院和伦敦经济与社会研究国家研究院两个科研机构的成立[16]。C.S.S.R.在中国也成立了分支机构，若干后来的中国著名科学家成为其通讯员，作为分委会秘书，刘咸曾专门著文介绍C.S.S.R.的成立经过、组织形式及工作目标等[17]。
为适应形势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研究，英国科学促进会提出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分部的建议。在1938年8月于剑桥召开的促进会常委会会议上，该建议获得通过。其内容包括：协会建立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将考虑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通过调查、出版、召开会议等形式专门研究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具体处理的问题是科学进展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以及社会条件对科学进展的影响[18]。分部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研究。它以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开展工作，这个委员会由科学促进会理事会提名并由常委会任命，常委会还有权在年中时追加任命其他成员。科学促进会主席和常务委员是该分委会的当然委员。分委会主任任期、成员改选都基本比照科学促进会委员会进行[18]。组建者还建议在美国和荷兰设立同样的组织[15]。1938年11月，在剑桥召开的会议确定了分部委员会正式成员名单，并形成一个次级委员会，专门负责具体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式成员名单包括科学促进会主席和常务委员会成员，《自然》杂志的主编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任主席，贝尔纳、著名的物理学家布莱克特(P.M.S.Blackett)、生理学家A.V.希尔(A.V.Hill)、生理学家L.霍本(L.Hogben)、遗传学家J.S.赫胥黎(J.S.Huxley)，心理学家F.C.巴特雷特(F.C.Bartlett)等均名列其中，全部人员40余位，基本都是博士或教授[10]，有自然科学家也有社会科学家，大多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左翼分子，他们形成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无形学院，其中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争论中计划方的中坚力量。李约瑟后来也成为这个分部的一员。
2 论战的爆发
以左派激进分子为主体的科学家群体对科学社会关系的研究，使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争论蓄势待发。1939年，作为该研究的成果之一，贝尔纳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终于点燃了论战的导火索。
2.1 论战之初贝尔纳与贝克及波兰尼的争论
《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计划派最主要的一部著作，较全面地阐述了计划派的观点。该书通常也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奠基之作，在1939至1946七年间被重印了五次，几乎是年年印刷[20]。贝尔纳在书中第一部分，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状况、英国科学组织的现状、科学教育、科学研究的效率、科学的应用、科学和战争、国际科学概况等几个方面说明科学在当前所起的作用，强调科学的社会和实用的方面；[21]在第二部分，贝尔纳倡导计划科学，他认为，科学为每个人服务，科学有其社会作用，如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则可以大大改善人类的命运[22]。他说理的总体逻辑是：科学已对社会施加的影响——科学将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如何追求这些影响的最佳实现——将科学组织起来，进行规划——规划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21]。贝尔纳强调科学具有社会和实用的方面，可以被计划发展，这成为反对派抨击的重点。不过，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贝尔纳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波兰尼，而是J.R.贝克(J.R.Baker)。他是生物学家J.S.赫胥黎的学生，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任讲师[23]。在《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的第一时间，他即在《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对贝尔纳主义的抗议》[23]。文章中，贝克言辞激烈地疾呼：“一群科学家被告知去发现什么，贝尔纳们窒息了发现。……让这些强盗们离开人群去工作……让自由存在……”[24]。他指出，“对于许多深思的人，在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增加知识本身更有价值。”“科学首先有一个人类服务于之的更高目标，而不只是一个现有的服务人类的工具”[25]。尽管贝尔纳不是很屑于与贝克讨论⑥[24]，他还是于次月在同一杂志上回应了贝克，他明确地指出：科学为什么和怎样才能最好地发展才是要讨论和执行的最重要问题。科学必须并能够被组织，而不损害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自由[25]。
贝克的文章引起了皇家学会会员波兰尼教授的注意，著名的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也开始感兴趣。波兰尼的第一篇，也是阐明其反“计划科学”最基本思想的文章是《科学的权利与责任》(成文于1939年)，文中，波兰尼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所传递的思想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该书有四个倾向，即：对科学动机的轻视，对知识出于自身考虑的普遍兴趣的否定，把科学转到纯功利主义路线上去的企图，把科学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为人类福祉服务的热烈愿望。总之，把科学调整到它的社会功能上这个需要主导着此书，并且不接受为其自身考虑的科学[26]。他指出了贝尔纳认识的哲学根源，“他始终受到这个学说的指导：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根本上决定了生活的社会、政治和认识过程。不是人类存在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存在，相反，正是他们的实际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26]。波兰尼还提出了非常模糊的“科学”概念，如“自由主义把科学看成是有效观念的有机体”，“有机增长的科学研究不能由于实际运用的前景偏离它自己的内在必然性”，“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独创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本能的——都不可能成为科学”，“尽管人的生命中每个阶段都依赖所掌握的实际知识，但是这些都不是科学……只要知识只能在其实际环境中来看待，就绝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兴趣。只有在控制着科学各个分支的大的观念框架展示出来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科学的兴趣”[26]。可见，其关于科学的观念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关键词，即科学首先是知识，这种知识有独创性，它们是一个观念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内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与发展以兴趣为基础。在这第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出了模糊的关于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问题，波兰尼认为，纯科学是为真理而真理，应用科学则是为实际的目的[26]。他甚至也提到，“尝试对可能导致实际应用结果的(问题)进行研究，却不能带来具有更多价值的科学发展。……实际上会使科学的发展完全停顿下来，结果使科学研究的努力转变成尝试找到对实际问题的经验性解决”[26]。这说明他坚持纯科学发展是应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是他在这里把“科学”和“纯科学”二者混用，这也进一步说明此时他之于“科学”概念的模糊。他用大量的篇幅专门论述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但逻辑层次却并不十分清楚，以至到1945年，他在《科学与福利》一文中又进一步对二者进行区分，提出了经济标准和逻辑结构两个原则。他认为，在经济上，纯科学需要(可能是巨大的)财政补贴，且根本不能带来收益，甚至最终也不可能，而应用科学是且可能服从于收益性和营利性标准。在逻辑结构上，纯科学以发现真理为目标，为自己而发现真正的知识，是一个自由的理性事业，与社会动机和结果无关。其价值不能也不该用经济标准来衡量。应用科学针对应用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取得的结果，其行为主要是发现应用结果和运用纯科学知识。必须与社会需求和结果相关，实际从属于社会经济的考虑，可以也确实是由经济标准来评价[27]。波兰尼对这个问题的诠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地去研读布哈林的文章。在后来的争论中，他攻击贝尔纳等不区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而仅以与布哈林的交谈为依据⑦，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28]。
波兰尼第一篇文章还反映了“反计划科学”论述的一个共性，即在苏联例证上做文章，在文中，他认为贝尔纳所引苏联的例子多为正面，而绝口不提当时存在的对科学家的迫害，同时有关资本主义部分却又多为反面，明显有宣传的嫌疑，而不是什么真理。因此，在这第一篇文章中，波兰尼有一个潜在的结论，即：科学不能加以计划，而且这里的“科学”是否确指纯科学并没有作出严格的界定。
1940年波兰尼将相关几篇论文结集出版，以应对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这篇小集子收入的文章除《科学的权利与责任》一文外，还有“集体主义计划”(1940)、“苏联经济——事实与理论”(1935)、“真理与宣传”(1936)等三篇文章[29]。在《集体主义计划》一文中，他首先试图给计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以军事计划为例，分析计划执行的过程和依据，同时分析监督的运作过程。波兰尼指出，计划不是指挥人类行动的唯一方法，监督管理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计划的本质就是将行动吸纳到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来自上面单一的综合性计划，它不与无需了解全局的子单位沟通，只是限于参加特定任务的执行，一个普遍的集权主义计划将毁坏一切自由，并最终毁坏它自己[30]。在苏联经济一文中，他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深入洞悉，认为一五计划后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及战前1913年的水平，无论是一五还是二五，都不是计划的经济系统，而仅是计划的产品系统。苏联经济的教条理论基础如果在许多观点上不被忽视或减轻，这个系统的本质对抗性将最终导致自身的僵局[31]。在最后一篇文章“真理和宣传”中，他对获众多叫好的Webb的书——《苏联共产主义》进行了剧烈的批评，尖锐地指出书中所称苏联蓝图是怎样用一厢情愿的逻辑解释的，人们所了解的苏联经济只是苏联的宣传，苏联经济的榜样并不能解决英国的问题[31]。
2.2 论辩双方的主要分歧
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反映双方在一些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也是争论的基本逻辑框架。首先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或者也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科学观。贝尔纳认为科学发展最初应该是各个学科全线推进的，在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学科会遭遇受阻地点，而同时另一些学科则会扩大战线，科学扩大战线后接着会巩固自己的阵地，进行理论的总结，这些总结出的理论在科学发展中会得到经常的修正，科学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21]。在这样的逻辑中，科学是一个整体，是不加以区分的，没有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说。而波兰尼等的科学发展逻辑则完全不同。波兰尼认为，科学是一种有效观念有机体，这些观念有力地吸引才智之士，激发出科学的兴趣，以此科学被推动并积累，这个过程有自己的内在必然性。科学区分为纯粹和应用两种，应用科学因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得到发展[26]。
二者另外一个关键性分歧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贝尔纳认为，“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手段。它又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21]。总之，科学和社会存在交互的作用，具有社会功能。波兰尼则认为：科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社会把科学培养成为观念有机体，这些观念有力地吸引了才智之士的注意。作为总体上的科学以及科学的各个分支由于这两个结合起来的原因而得到重视。社会出于增加有实际意义的知识的储存培养了科学[26]。……科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相当于思想在社会中的位置，社会必须培育思想而不要试图控制它[26]。……“假如在社会的控制下不得不顺从于对社会功能的适应，科学还怎么能保持其本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26]？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波兰尼强调的是社会一方，极度弱化科学对社会的功能。尽管后来参加辩论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但所辩论的问题基本建立于最初的这两个认识框架之下，波兰尼本人的众多论著也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3 论战的发展
论战不仅在英国国内反响强烈，在英国之外也引起了大量科学家的注意，在1940年代初期，无论是参与的人数、影响的范围，抑或是讨论的内容，都急剧向前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由派组织的建立。
3.1 科学自由协会的成立
波兰尼的论文集似乎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更没能像贝尔纳的书那样反复重印，这使反计划派(以下简称自由派)捍卫科学自由的紧迫感更趋强烈。在论文集出版的当年，贝克和波兰尼开始着手组建一个捍卫科学自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科学自由协会”。1940年11月初，贝克给英国49位著名科学家写信，邀请他们参加一个新的、非正式和非政治的协会，以保卫科学研究的自由。在这封信中，贝克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也是说服各科学家支持其观点的理由：目前一个有影响的科学家团体轻视纯粹科学并只考虑它的物质利益，而且战后可能会强调坚持追求快速经济结果，这种尝试会导致纯科学研究自由的终结，科学家们正面临一种危险，有创造性研究的人可能会被埋没于一种洪水般来临的批量生产中，而这种生产直接与实践内容相联系[26]。之后的几个月，贝克收到了33封复信，其中27个答应作为创始会员。也有科学家复信是为了陈述拒绝的理由，马克斯·波恩(Max Born)即表示，他并未觉察到任何反对自由和科学研究个人主义的存在[25]。
尽管反响不尽如人意，协会成立工作还是实质性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于1941年3月1日在牛津召开，协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中成立，牛津大学植物学教授亚瑟·乔治·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任主席，贝克作为代理秘书兼财务主管，波兰尼、格拉斯哥地质学教授亚瑟·以利亚·特鲁曼(Arthur Elijah Trueman)、物理学家弗兰克·弗雷泽·达尔林(Frank Fraser Darling)为委员。会后，贝克和波兰尼起草了一份声明，并由坦斯利作了大量修改，声明提出协会的五条信仰，它们是：
第一，通过各类科学研究(获得)知识增长和维持与发展科学文化有一个独立和首要的人类价值。
第二，科学只有研究在自由的环境中开展才能繁荣和授予最大的社会文化和实践利益。
第三，科学活动应该自治，不遭受人事部门任命或社会资金分配等外部因素的控制。
第四，任命大学研究人员的条件应该是给他们在自己的学科内选择其问题，凭其喜欢进行独立或合作的工作。一些人独自工作时最好，其他一些人在团队中工作最好，这两种类型都应该提供条件。
第五，在非独裁统治国家中的科学家应该合作以维持有效工作所必须的自由，并帮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同志维持和获得这种自由[25]。
这五条信仰成为科学家加入协会的一个前提。科学自由协会将印有五条信仰的协会通告连同会员资格表一起，寄给希望发展的科学家。到1941年8月底，共获得48人的响应，这也是协会的首批会员。在这之后协会的发展四平八稳，直到1945年11月64位皇家学会会员参加了协会后，情况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协会各年度会员人数及地区分布状况可见下表2与图1。
从以上图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自由协会到1946年不仅人数上大大增加，而且会员遍布英、美、加拿大、南非等地，已发展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性组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人数增长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它不仅得不到科学工作者协会等组织的支持，《自然》杂志也在很长时间内疏于刊登协会成员的文章⑩，一些著名科学家如马克斯·波恩(Max Born)甚至反复拒绝协会的加入邀请[25]。有意思的是，作为无形学院中的一员和贝尔纳的好友，李约瑟却于1942年6月参加了该协会[32]。科学自由协会传播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成员间的通信以及印刷各种小册子在会员间传递。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末期才根本改变，有关情况我们还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述及。
3.2 论战的扩大
在科学自由协会成立同期，英国一些科学组织的参与力度也呈加大之势，多种媒体参与其中，特别是《自然》杂志和一些顶尖级科学家的参与，使论战真正具备了世界性的影响。
(1)一些组织和媒体的参与
与科学自由协会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几年，计划派处于如日中天的状态，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英国科学促进会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它们甚至先后加入了这种宣传，所办杂志也成为计划派的舆论平台[33][25]。1941年9月，英国科学促进会管辖的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在伦敦以“科学与世界秩序”为题召开会议，三天的会议，除会议组织者事先选定的人外，科学自由协会成员没有一人被允许在大会上发言，会议成了一言堂，会后被深入报导，进而BBC也组织了攻击科学自由运动及其组织者的专门节目，而同时期尽管科学自由协会委员会反复请求，他们也终未获得在BBC演讲的机会[33]。1943年，科学工作者协会赞助并组织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计划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场场人满为患，听众站到了卡克斯顿礼堂的门厅。会上，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宣读了苏联科学院关于苏联科学在战时的贡献的报告信，同时还安排了一个苏联科学院科学家做“关于苏联战时科学工作的组织与计划”的专门报告。一个跨大西洋的来自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祝贺电话录音也在现场播放。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今后迫切需要改革三个问题，即：第一，战时科学需要一个更强大、更简单、更密切的中央管理，由充分了解战时内阁和当前战略的积极的科学工作者控制。第二，需要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参加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三，需要低端用户和低级科学工作者之间观点的直接交换[34]。总之，需要从各个层面加强对科学的管理和控制。对于这次会议，《自然》杂志不仅从会议内容及主持者等方面进行了预告[35]，在1月31日会议结束后，还在最近的一期杂志上以“科学的计划化”为题，对会议情况作了详细报道，言辞之间对计划派的支持展露无遗[34]。除了为计划派的宣传提供一个舆论平台，《自然》杂志本身也组织科学家讨论相关问题。
1940年底，《自然》杂志发起科学家讨论“科学、计划与自由”的话题，希望部分科学家“以切身的经历对伟大的自由遗产和完整的思想所面临的威胁进行预见”[36]自1941年一月起，以“科学与政府”和“科学的文化意义”为题，相关科学家来信陆续被刊出。最早的一组文章出自M·波兰尼和应用科学家R.H.F.芬莱之手，后者精通化学工程，拥有数项专利。波兰尼的文章以“科学的文化意义”为题提出：“科学的社会控制”已被证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短语。科学追求真理的文化传统不能被抛弃[37]。芬莱则以切身经历指出科学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扩大其控制的必要性，“一百年的时间，使由科学方法指引的工程和化学事业取得成功，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不仅控制我们的工厂，而且逐步扩展到所有其职权范围的活动——效率和经济是其发展的目标。”同时，他也将如何实现科学控制的问题提了出来：“代替党的政府，我们需要科学的政府。因此，科学可以证明人类的统一，引导一个世界和平的时代。个人健康和幸福也将由科学原理的应用而得到保障。但怎样才能获得科学的控制？”在二月份，杂志继续刊登了著名胚胎学家C.H.沃丁顿(C.H.Waddington)(11)和皇家学会会员——生理学家威格尔斯沃思(V.B.Wigglesworth)的一组针锋相对的文章，沃丁顿指出，他并不否认科学方法的伦理价值，也不反对对“科学应用于过于狭隘的范围”的指责。但我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科学工作者也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只能争取更低程度地参与这种关系，但却不能完全置身度外[37]。威格尔斯沃思则指出，目前的吁求——科学执政的权利，难道不是对自由的威胁吗？如果当前这种对科学的信仰拥有法律效律，意见的自由必然灭亡，真理也将被束缚。登在3月8日的是土壤物理学家查尔兹(E.C.Childs)和哲学家奥托·布鲁(Otto Blüh)题为“科学与政府”的文章，同期中，《自然》杂志还对前一阶段的各方意见进行了一个总结。查尔兹虽然表示赞成波兰尼的观点，但他探讨的主要是如何实现科学控制的问题，指出了在科学控制领域运用科学方法存在的诸多困境。布鲁则支持威格尔斯沃思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计划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具有联系的，他问道：“难道除了成为政治家之外科学人士就没有更好的路了吗？”虽然在第二次和第四次的刊文前杂志都刊登了一则声明表明自己只充当完全的组织者[38]，但在《自然》的总结中，它还是表明了立场：“目前观点的多样性恰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仍需研究；科学代表着真理的探索是大家的共识，但研究环境已经改变，现代的大多研究需要合作完成；国家贡献研究资金，但不能因而危害科学人员追求和传授真理；科学的社会关系客观存在，科学家参与国家管理是必要的”[39]。由此可见，此时《自然》对计划派的支持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之后，这一话题仍被继续，J.A.克劳瑟(J.A.Crowther)，L.彭德里德(Loughnan Pendred)，J.B.S.霍尔丹(J.B.S.Haldane)等参与了讨论，克劳瑟批判《自然》的文章——《科学、政治与政府》中设想科研一般由国家控制的观点，是比任何其他讨论都更危险的。他同时质疑现代唯物主义，因为由此而产生的科学功利目的一旦成功，一切进展都将逐渐停止[38]。彭德里德则认为，科学家比其他一般人员更有能力管理好社会事务，因为他们可以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输入[40]。J.B.S.霍尔丹指出，战前的英国科学也并非拥有真正的独立，它很大程度上由财富男女的意愿所决定，“科学不能独立，因为不存在真空，彻底的知识分子尊严是很难存在的，除非那些幸运者，他们的意见正好和他们的统治者不谋而合”。《自然》组织的这个讨论在科学家的选择上应该是有一定标准的，他们中有纯科学研究者，也有应用科学中的佼佼者，甚至还包括一位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哲学家。
相关科学家的信息可见以下汇总表(表3)。
自然杂志组织的这次讨论主要探讨的是科学家要不要参与政府管理、如何参与政府管理以及要不要对科学进行国家控制的问题。这只是论战的一角。事实上，支持计划派的不仅只是一个《自然》杂志，还有相当部分的自然科学杂志[33]，只是没有哪一个能够产生如《自然》一样的世界影响。
(2)著名学者和政府的介入
在《自然》有组织的集中讨论之外，资料显示，当时还有相当部分的学者参与了这场争论，其中不乏著名者，地域也不仅限于欧洲，而是包括了世界的很多地方，特别是美国。爱因斯坦在1940年即发表《自由与科学》一文，对科学的功利目标和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发表看法。他指出，大家应该有两点共识，“一是，为维持全部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资料应当由总劳动量中尽可能少的部分来生产。二是，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固然是美满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得到满足，人还必须有可能根据他们个人的特点和能力来发展他们理智上的和艺术上的才能”[41]。爱因斯坦认为，基于这样的共识，科学不能是完全功利的。科学的发展需要两种自由，外在的自由——自由发表关于知识的意见而不遭受危险或损害，拥有从事个人活动的时间，以及内心的自由——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哈耶克也专门撰写《计划、科学和自由》一文，将他在经济领域的观点延伸到科学领域，并对计划派的观点进行点名批驳。他认为，布莱克特认为的“计划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克服竞争的结果”是一种狭隘的用法，计划在中央指示的意义上实际是一个低效系统。经济计划，是“科学受挫”的真正原因。对于J.G.克罗瑟认为“科学保护一个上升阶级对它自身有益”，他尖锐地批评：按此逻辑，“所有被纳粹迫害的科学家在后来纳粹上台时都应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纳粹当时不正是一个‘上升的阶级’？”[42]
在二战期间，计划派的支持阵容相对于自由派来说要大得多，不仅如哈耶克文章中提到的，“上百科学人员攻击竞争和资本主义，却很少发现有人批评限制主义和主义政策”[42]，而且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分部在1941年9月召开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大会”也显示，这一时期，计划派还拥有强大的政府支持，参会人员除科学家之外，也有不少政客，科学与政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联合[43]。会上，西班牙政府首脑J.内吉林(J.Negrin)提出政治家和科学联合对和平的重要性，拥有众多头衔的罗德·海利(Lord Hailey)(12)则研究未来如何做好殖民地科学的管理[44]。而加拿大皇家医师和外科学院院长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表示，如果美国和阵营中的大学掌握所有问题的信息，他们将接过应用研究的旗帜。牛津大学的D.P.赖利(D.P.Riley)则谈及建立国际科研计划及科学计划咨询中对年轻人的培养问题。A.V.希尔对建议和咨询机构中不提倡研究的现状提出质疑，并提出政府中的科学家也应该给予研究的权利。贝尔纳则提出了一个实现科学计划管理的理论路径。会上还讨论了英国和苏联的纯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认为在苏联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不明显的，而在英国则有明显横沟，他们讨论了消除这种横沟的具体措施”[43]。总之，这次会议成为计划派与政府官僚共同商讨如何将计划进一步推向深入的一个缩影。
当然，在这场辩论中，也不乏处于中间地带的科学家，比如马克斯·波恩(Max Born)，他在回复波兰尼的邀请时即说：“你知道我赞同很多你们的观点，特别是纯科学的重要性，或者我宁愿说，科学的哲学基础和他们对人类一般思想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我仍然不愿加入你们的协会，我看不到任何协会存在的迫切需要。……我毫不担心英国会扼死研究自由，也不完全赞同协会的五个标准。……为什么那些资助的人不能有一些类似控制或至少是建议的权利”[25]？
这一阶段论辩中双方的核心观点，我们大概可以借用当时我国化学家吴学周的总结，吴学周在他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所拟的《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中指出：“考一国之科学研究是否需要整个的计划与组织，(Nature上)各方意见不一。兹为便于讨论计，仅举其二极端者说明之[45]：
(A)以为一国之科学研究(尤以纯粹科学之研究为然)，不可有整个的计划与严明之组织，而应随研究者之兴趣，自由进展者。其所持理由；以为于计划及组织时，吾人必有其预定之目的及范围，以为组织之对象。例如普通所取者，或以应用为目的，或以科门为范围。然而纯粹科学者之研究，大都以追求真理及为研究而研究之意志动机，初未能预期其应用或预定其范围。然而其所得之结果，往往为整个科学发展中未可或缺之因素，或为某项工业应用上另辟蹊径之关键。……今若仅以应用为目的而作科学研究之整个计划与严明组织，则纯粹科学之研究，必受限制。非特科学学术不能发展，即远大之科学应用，亦无由产生也。
(B)以为科学研究，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严明组织者。(而尤以纯粹科学之研究为然)。其所持理由：以为科学研究乃全人类共有之事业，而科学应用更为全国民应有之义务。故科学研究者应密切联络，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而且国家以有限之人力及物力用于科学研究。吾人应与妥为计划，毋使枉费，而使之集中于最能解决迫切需要之问题。全国学者分工合作，努力以赴。如是则科学与应用之发展，方得达其最高之速度与效率”[45][46]。
吴学周的综述无疑使用了他自己的语言，似乎也加进了一些个人的理解。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论辩双方围绕着要不要计划实际上进行了多个子问题的讨论，如科学可不可以功利？科学家应该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要不要参加国家管理？科学家应该以何种方式担负起社会责任等等。随着论战的推进，变化悄悄地出现了。
(3)论辩双方观点的调和
1941年可以说是论战的一个高潮阶段，此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虽然辩论仍在继续，却明显出现了一些融合之势。1945年5月，贝克的《科学与计划的国家》出版，书中，贝克提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概念，进一步明确自由派所反对的是中央计划。贝克还对自由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即自由地成为一个研究工作者、自由地联系、自由地调查、自由地演说和出版。他指出，科学家的责任有：保护科学声望不受毁坏，创造各阶层适合的人进入专业科学之门的便利，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言论自由，为极权国家的同事们的利益服务等[47]，这些主张已经超出了科学自由协会成立之初五条信仰的要求，从中我们并不难发现功利的踪影。而在此前，贝克甚至还明确提出，对于技术研究进行计划，可能还是必要的[25]。协会两位主要领导者1946年发表在《自然》上介绍科学自由运动的文章更指出“协会从未否认在现代科学中许多复杂问题的探讨中组织和有指导的团队工作的必要性，当然，在应用科学和工业中也一样，但是，保持在这两个领域相当程度的自由是值得要的”[33]。语气极为缓和。波兰尼在后来的陈述中其实也不止一次运用了计划方所坚持的逻辑。如波兰尼在解决“科学惟有在自由之中方能繁荣昌盛”和“科学是系统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时，即这样解释：“科学家使独自自由创造的知识正好是科学系统中的一部分，正是科学家相互配合的过程——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路线，以求符合科学家同侪此前的研究成果”[48]。这种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正是贝尔纳所大力强调的。在1946年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波兰尼也相信，科学首先为人类福利服务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纯为追求真理的科学要重获原先所享有的尊重几乎不再有希望[49]。
计划派的早期著作主要是论证科学的社会关系和计划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和J.G.克劳瑟(J.G.Crowther)的《科学的社会关系》(1940)，L.霍本(L.Hogben)的《国民的科学》(1938)等。随着辩论的展开，他们也开始注意针对自由派所提出的质疑，对“计划并不妨碍自由”进行论证。如贝尔纳1941年开始写作的《必然之自由》，虽然仍继续坚持计划科学的主张，但也开始关注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两面性。而且，即使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贝尔纳也十分关注反对派所坚持的科学的自由问题。他指出，“并不是说理论可以按照订单创立出来，建立新理论仍然将是思想家个人的最无法预料的特权之一”[21]。1945年底他再次谈到，“确实，在战时，所有国家有义务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放在一起，而对应用科学计划的批评也因而经常直指这种努力”[50]。他很自然地运用了自由派所运用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概念，而且似乎与贝克所坚持的纯科学不可计划而应用科学可以计划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一文中，他进一步引用恩格斯的话间接的表明了自己对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互动关系的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1]。这虽然是反驳自由派的观点，但却已完全走进了自由派最初的逻辑。
4 转折与尾声
论战在大战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令自由派称奇的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4.1 论辩双方地位的转换
在战争结束之前，科学自由协会所获的支持非常有限，其成员传播思想的一个主要途径是自印备忘录，部分发表的文章主要刊登在偏社会科学类的杂志上。随着战事临近结束，以及苏联李森科事件的爆发(13)，论战双方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这种变化在两个顶级的自然科学杂志上即可窥出端倪。1945年之前，《自然》杂志始终没有对科学自由协会进行介绍。《科学》(Science)杂志稍有不同，1944年它刊登了哈佛大学教授布里奇曼(Bridgman)的专题文章，文中不仅详细刊登了协会的五个信仰，介绍协会的功能，也介绍了双方争论的概况[52]。有意思的是，其后不久，一个关于“科学中的自由”(Freedom in Science)的讨论即出现在杂志的同一卷中，斯坦福大学西利·罗斯(Sydney Rossy)认为，对英国科学自由协会的思想施以广泛的公众同情完全没有必要；原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鲍克(Bart J.Bok)则提出，“不可避免地，未来若干年科学的计划和合作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不会容忍对纯科学的打击……但要美国科学界抱成团来保卫科学自由，我看还没有必要”[53]。在此期间，科学自由协会可能还被美国民众怀疑为是一个政治性组织，以致坦斯利和贝克在《科学》上以协会名称为题登出一则声明，称协会包括从保守到社会主义各种政见者。不过此声明仅寥寥数字，可见《科学》没有给协会留下充分的辩解空间[54]。到了1946年，《自然》突然以三页的篇幅，刊登了贝克和坦斯利的文章，不仅详细刊登了协会的五条信仰，还使贝克对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促进会等组织的一肚子怨气一并得到了宣泄[33]。《自然》还在这一年登出了一份类似于结束论战的总结，其中明确提出，我们认为正是贝尔纳坚持政治可以侵入科学的观点，这是一种必须被中止的态度。虽然《自然》仍同意有意识的计划，并力图用和缓的语气评价贝尔纳的观点，但同时也强调必须警惕政治的介入，甚至建议英国科学促进会与科学自由协会合作，还对既往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不合作态度表示明显的歉意，逆转的态度十分明显[55]。
科学工作者协会对科学自由协会的态度也在战末被突破。首先是和自由协会同处一地的科学工作者协会曼彻斯特分会，提出同意科学自由协会的观点[25]。更大的转变则让自由派都感觉出乎意料，1945年12月由科学促进会科学的社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分部组织举行的一场讨论计划研究和纯科学与社会需要的会议上，波兰尼原本以为会议会以压倒多数赞成计划化，却不想报告人和听众一致赞成纯科学的传统地位，支持其为自身的理由而进行自由的探求，以至波兰尼本人也认为该会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56]。
此后，波兰尼获得到处演讲的机会，包括在BBC上发表意见。而计划派的各种机会则逐渐减少，甚至苏联科学院周年庆典，英国8位科学界代表的应邀出席也在最后时刻遭到政府的阻止[57]，贝尔纳更在1949年因为在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上批评了英美科学研究工作的好战倾向，被宣布开除出英国科学促进会[58]。
4.2 尾声
战后，双方并没有停止与论战相关的工作，几位主要参与者甚至彻底偏离原来的自然科学研究方向，转向科学哲学、科学学或科学与社会方向，研究科学技术史成为一些人的共同特征，计划派则相对更为突出。贝尔纳在战后完成了一直以来计划完成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初版于1954年)，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叙述，按照贝尔纳本人的说法，他所要讨论的是科学可作为的六个方面，即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构成我们诸信仰和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以及科学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它的主旨即在于“试图叙述和解释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中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关系，而最后的目的则是要阐明因科学冲击社会而引起的若干主要问题”[59]。贝尔纳的陈述说明，在战后，他对科学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但他并没有改变科学应该计划发展的观点，他以法拉第的计划研究，说明国家计划的可行性，并指出，“纯科学这一理想——为真理而寻求真理——实在是一种社会态度的有意识的陈说，而这一态度已阻碍科学发展不少了，并促使科学沦入蒙昧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掌中。……应该永远记着，科学的种种指示被人遵循时，科学才算完整。科学不仅是思考上的事而已，它还要让思考不断地投入实践，并不断地靠实践来更新。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不能脱离技术来研究”[59]。这部大部头的书事实上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下称《功能》)的补充，《功能》一定程度上侧重于揭示社会对科学的诉求，以说明科学可以有的作为，而《历史上的科学》则着重于考察科学对社会所造成的若干影响。它同样获得了较广泛的关注，被译成多国文字，并且出版后几年内即被译成中文。也有数人写该书的书评，但相关书评与十多年前《功能》的书评大相径庭，多为批判的态度[60－62]。此前贝尔纳还出版了一个文集——《必然之自由》(Freedom of Necessity)，他将40年AI写作成的文章分成人与世界、科学的意义、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艺术、科学的组织、经济与政治中的科学、原子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几个部分收入其中，实际上是对自我思想体系的一次重新整理。其中紧密结合时代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包括对科学所引发的危机的检讨。对本身思想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也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表达[63]。然而书评却不多，可见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在40年代末，贝尔纳完全是一个过气的明星。当然，除这两部著作以外，贝尔纳还撰写了如《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工业》、《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没有战争的世界》等。另外较为突出的是J.G.克劳瑟，在《科学的社会关系》之后，他完成了二十多部与科技史相关的著作，如《苏联科学》、《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科学简史》、《二十世纪的发明与发现》、《弗兰西斯·培根——第一个科学政治家》、《科学上的美国著名人物》等，其中《苏联科学》在1936年出版，1937年即被译成中文，成为我国科学家了解苏联科学的主要依据之一(14)[64]。
相对于计划派来说，自由派的情况稍有不同，虽也有一些科学家传记出版，如贝克的《赫胥黎传》、《塔斯利传》等，他们也始终对苏联科学的状况给予极大关注，但总体来说，则更侧重于科学的哲学甚至是心理学的思考。如塔斯利即著有《心理与生活》(Mind and Life)，波兰尼在此后更一直持续这方面的著述，他出版了《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科学与自由》、《科学的自主性》、《科学、信仰与社会》、《学术自由的基础》、《意识的结构》、《科学的共和国》、《认识与存在》、《创造性的想象力》等等，继续探讨科学知识积累的内在结构，维护纯科学研究的自由。相对于前期的工作，波兰尼在此后出版的新作对这一话题并没有太多新的建树，而是常常会回复到原来的主题。他关于科学自由话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刊登于1972年，最终，他也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总结[65]。
话题虽仍在继续，甚至几十年后当时的科学家回忆起那一段历史时仍然记忆犹新，但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其影响与二战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久以后，同样的辩论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贝尔纳和波兰尼们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5 结论
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是从经济领域漫延到科学领域的，它使欧洲一大部分科学家卷入其中，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落后如中国的科学家也感受到了它的激烈。主要的参与者在其有生之年一直持续着这一话题，波兰尼尤其如此，贝尔纳在晚年转向捍卫世界和平之路时，他探讨的主题之一也还是科学家如何才能有效地担负起社会责任，避免科学被用于有害之途。双方关于计划和自由的观点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总体来说，贝尔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学与社会相联系，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由此，科学可以被计划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科学计划与纯科学发展并不矛盾，因为科学与技术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技术需要对科学的推动比任何科学内部需求都更大。苏联科学发展的状况可以证明以上两个方面。同时，科学对社会也具有极大的影响，科学家应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他的这些观点可以从《科学的社会功能》、《必然之自由》以及《历史上的科学》三部著作中印证。波兰尼等则认为，科学发展有其内在的需求，不能完全功利化，对科学研究不加区别地实行中央计划，必将导致纯科学的终结，应用科学也会没有出路。因此，自由是科学研究中知识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围绕着这些观点，两个科学家阵营讨论了科学的社会关系，计划及自由的内涵，科学的概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等等问题。这场争论促生了一些新的学科，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也推进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科学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之中和之后，由于一些前沿科学家的加入，以及外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而迎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正是在这一运动中促生。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社会》和多位争论中科学家的科学史著作产生于同样的环境，方法也并无本质不同。
这场论战本身也极好地说明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论战双方的社会地位在1945年底发生了逆转，无论是科学组织，还是《自然》杂志，其态度一夜间的巨变，似乎不能仅用科学家的觉醒来解释。苏联遗传学和植物育种方面存在的问题给贝尔纳等留下了无法逾越的诟病(15)。原子弹的爆炸，也证明科学不仅仅只有造福人类的正面作用，它的不正当使用，对人类的威胁更是不可估量。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突变。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可能就是——政治的介入。早期计划派的大受欢迎，除时代的需求之外，也和贝尔纳等参与政治，受政府支持有着一定的关系(16)。其在战后变为众矢之的，也应当和政府不无关系。1945年6月英国派出规格极高的代表团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17)，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当二战分晓已见，英国政府则拒绝批准科学家参加苏联科学院年会，即为一证[66]。另外，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在战争结束之初，一直悬于世界之上的红色威胁尘埃落定，两大阵营的对峙基本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中的英国不能再容忍代表社会主义的言论占据主流。关于这一点，《自然》杂志在战后对苏联的介绍由褒扬到贬抑的变化可以明确说明(18)，而自由派反复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计划派的批驳，亦可资旁证。
这场争论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于科学的认识，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被广泛接受，尽管从其诞生时起即反对之声不断，但运用科学为现实服务，却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无论是发达者还是落后者，世界各国都或深或浅地走上了计划科学之路。
这场争论也难以得出定论，形式上似乎以自由派的胜利而终结，但实质上则是科学的社会功能意识被世界的接受和各国对计划措施的采用。美国政府在战后不久批准了V.Bush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以支持基础研究，这项支持波兰尼等所称纯科学研究的工作，恰恰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正如贝尔纳最初的建议。中国的科学家也在1942年试图借用布哈林和贝尔纳的方法，计划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46]。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李约瑟，甚至在1945年为中国政府炮制了一份科学发展规划，从机构整治、经费支持、人才培养、科技奖励等多个方面为中国战后科学发展指路[67]。同样的争论还在4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以及21世纪初的中国被重复，后来历次讨论的内容，没有一次能够超出本次的范围。也许，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观念上改变世界如是者，无出其右。
收稿日期：2011－11－28；修回日期：2012－03－09
注释：
①2003年12月18日和2004年11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连续刊出两集《中国之声》，报导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改革情况，第二集则重点讨论中国的科学发展规划。同时期，国内的报纸杂志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科技中国》、《新闻周刊》以及新浪、新华网等网站也纷纷报导，一时间形成了讨论的热潮。
②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在伦敦召开。
③现代研究贝－波之争的学者以波兰尼的文章为依据，指出布哈林曾亲口告诉他社会主义的科学无需对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加以区分，并据此判断共产主义者否认科学的纯粹与应用之别，似乎不足为据。
④当时的英国政府和媒体对布哈林的到来十分紧张，代表团被拒绝听会，甚至代表们发回苏联的电报也被监视。
⑤关于本次会议在科学史上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已有共识。李约瑟曾回忆：盖森(实即为赫森)论文吹起了一声号角，是科学史上真正具有巨大影响的“外在论”的宣言书。与科学史过去的“内史”研究相区别，科学史的“外史”研究，或者说科学史的社会研究，正是在这次大会以后才开始展开的。
⑥贝尔纳说，继续对贝克所提出的术语的争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笔墨。
⑦波兰尼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一次他在苏联与布哈林的对话中，布哈林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区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这很可能是在一定语境下的对话，但波兰尼却把它看作是代表计划派的主张。
⑧根据William Mcgucken论文中的数据整理。
⑨根据William Mcgucken论文中的数据整理。
⑩William Mcgucken认为Nature拒绝刊登代表协会观点的文章，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事实上Nature在1941年2月即刊登了波兰尼的文章《科学的文化意义》，在Nature组织的关于“科学与政府”的讨论中也不乏反计划的观点，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Nature都没有刊登代表协会核心观点的五项原则，直到战后。
(11)他也是贝尔纳和李约瑟等的好友。
(12)罗德·海利是一位贵族和英属印度的管理者，拥有众多勋章，如Order of Merit,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等，他同时是英国枢密院的成员。
(13)李森科在1935年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40年代初起，其反对者开始遭遇噩运，苏联内部科学与政治的纠葛虽然在社会主义阵营仍然是完全正面的宣传，但其发生之初即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广泛关注，自由派科学家可谓这一群体的代表，李森科事件一度曾为波兰尼和贝克等用来攻击计划派的有力武器。波兰尼《科学的自主性》和贝克《计划的国家》中都详述了该事件。
(14)据藩菽介绍，他写作《苏联的科学》一文主要参考克劳瑟的著作。
(15)李森科主义的问题，在1942年即被波兰尼拿来说明计划之不可行，其他如贝克等也在论证中将其作为重要论据，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自然》杂志在1945年的总结中也表示赞同。
(16)贝尔纳在战时是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曾在诺曼底登陆等事件中崭露头角。
(17)本次会议英国派出了包括皇家学会、各类学会和大学的27人代表团，贝尔纳、布莱克特，赫胥黎等均名列其中。
(18)《自然》杂志在1931年以后大量增加对苏联经济、科技等状况的正面介绍，1945年后这种介绍锐减，大多变为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