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业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动因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阈来看，所有的传播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受制于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制约力量，这种制约力量或有形或无形地在媒介运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出版业变迁的深层动因为何？中国出版业的转型进程与国家发展、改革、转型的步伐具有何种内在的契合？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中国出版业的变迁置于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进行考察。
一、当代中国出版业变迁的若干阶段和重要转折点
任何社会转型、制度变迁都有其历史逻辑起点，当代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同样离不开其历史逻辑起点。简单地说，这种历史逻辑起点就是1978年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累积下来的“制度性的遗产”。因此，如果以历史主义的分析视角来考察1949年之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这一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事业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有一个对出版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短暂时期，这一时期部分出版机构存在企业化的初步尝试）；1978年之后中国出版业进入一个由单一的事业发展模式向多元化运作模式转换的阶段，而出版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导向的影响，也开始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转型。
如果要对1949—2009年60年的中国出版发展史作进一步的分期，那么，可将60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细分为四个阶段：（1）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出版业发展阶段，时间为1949年10月至1956年；（2）从1956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的出版业发展阶段，这十年中，中国出版业总体上得以稳步发展，获得一个重要的积聚时间；（3）“文革”时期的中国出版业，这一阶段总体上处于一个停滞、衰退状态（在“文革”后期出版业有所恢复）；（4）自“文革”结束、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之后至1992年的出版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为中国当代出版业的增量改革（规模扩张）、初步市场化的阶段；（5）从1992年至今的出版业发展阶段，中国出版业加快了其市场化步伐，并且以市场化为基础开始其产业化进程，同时中国出版业由数量增长型向结构调整与提升内涵的方向转变。
自1949年之后，1956年、1978年、1992年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点（“拐点”），是若干个前后阶段的基本分界点。之所以将这些年份视为中国出版业变迁中的重要拐点，主要是基于三点：
（一）从数量变迁来看，中国出版机构数量、图书品种、图书销售数量等主要行业指标的变迁验证了拐点的存在。以1956年、1978年、1992年为拐点，在此前后，中国出版业在生产机构数量、出版物数量、出版物发行数量等方面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见图1、图2、图3）。
注：此处销售数据为图书纯销售数据，是指向读者直接销售的图书以及直接向国外出口的图书（不包括书店系统内批发）。
（二）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看，在上述年份前后，中国国民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均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这必然影响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例如，1992年的两个重大事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该年年初，邓小平发表旨在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南方谈话，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此次会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目标，并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载入党章。
（三）从行业政策和产业实践来看，上述年份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再以1992年为例，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一个“阶段性转移”的过程。这种“阶段性转移”包括了发展模式、经营意识和产品、受众观念等层面的转变。
历经60载的风雨砥砺，尤其是在经历了1978年之后最近30年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渐进、深入的转型过程之后，中国出版业基本处于另一个市场机制、产业体系初步建立的拐点之上。既往岁月的变迁形成了今日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定位、行业格局与产业实力，为中国出版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当代中国出版业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动因
中国出版业自1978年以来所经历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重构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替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体现了多种动力因素相互交织、融合的特点。具体来说，来自国家权力意志、意识形态演进、市场经济发展等主要层面的驱动力，规定了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基本轨迹，即以国家权力主导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为主。国家权力在中国出版业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由于出版业界（变迁主体）对于制度重构的路径、效益有了更为明确的预期与理解，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呈现出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与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
（一）当代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基础性动力机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而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两条基本路径。1949—2009年这60年是一个蕴意广阔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这一时段中，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呈现以下脉络：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这一系列的变迁可以1978年为一个基本的分界点。在1978年之后的最近3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广泛的变革：在这30年中，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形成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实现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公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实现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内在的根本动因，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由“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线索直接推动着中国出版业复苏、迅速增长，从意识形态型媒介转向产业经营型媒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出版业作为产业的发展历史；如果没有中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活跃的必要经济环境，中国出版业则难以获得增长的市场平台。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出版业演进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内在动因在当代中国出版业的转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在中国出版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出版业改革、转型的重要“路径依赖”。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会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其结果既可能进入良性制度变迁的境界，也可能沿着一种错误的路径下滑，进而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制度状态之中。作为新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市场化成为贯穿当代出版业发展、转型的一条主线。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主要通过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政治变迁的逻辑主线体现）决定了中国出版业转型的路径依赖，即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导向。
（二）当代中国出版业变迁中的政治动力因素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市场机制一旦运行，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推动着社会的结构转型，其社会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转型期，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也在发生嬗变，这些变化，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发生的，市场经济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需求以强大的渗透力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对大众传媒的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力在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起步、深入发展的全过程中都体现了较强的国家推动力，在制度安排、结构调整、利益分配、角色重塑等方面，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业的作用显著，形成了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政府推进型模式（与社会演进型相对）占主导的突出特征。
具体就出版业而言，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演进对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发展影响重大。英国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的观点可以很好地阐释国家政策和期刊业转型间的关系：“政策变迁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文化产业。政策既是对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状况的回应，也是结果。政策也是引发和（或）抑制文化产业转型的基本因素。”① 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走向为当代中国出版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机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意志在出版业的运作、转型中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此点通过1978年以后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体现。
中国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进程打破了出版业的思想禁锢，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逐步解禁、开放，中国出版业得以从原有的狭隘政治理念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三、政治经济语境下中国出版业转型的主要层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经济领域中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而且全面影响、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这一变革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崭新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对发展滞后的中国出版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出版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同质单一性的、封闭或半封闭的行业格局，朝着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异质多元化的、开放的业态格局转型。如何（重新）定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哪里？成为出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今日的中国出版界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运行机制转变，这为当代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六个层面：
（一）关于出版产品的观念转型
出版物的双重属性得到确认，即承认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关于出版物商品性的讨论，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持续至今，其中不仅有针对大众出版物的商品性、盈利属性进行的探讨，也有针对学术出版物是否具有商品性开展的争论。
（二）关于出版的社会功能的观念转型
在对出版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上，不再片面、单一地强调出版物、出版机构的舆论宣传功能，而对出版的社会功能进行全面理解：出版物、出版机构不仅具有单一的宣传功能，而且兼具传递与交流信息，传播和积累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丰富公众文化生活，参与、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等多样化的职能。
（三）关于出版业发展宗旨的观念转型
当代中国出版业被要求坚持“二为”方针，即秉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一主流的行业发展宗旨，取代了过去被扭曲、狭隘理解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在强调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同时，突出了服务公众在出版业发展宗旨中的重要地位。出版业突破了以往围绕政治运动运作的狭窄空间，从以行政为主导逐步向以市场为主导转变，出版业结构的变化趋向于更加适应受众、市场的需要。出版传媒作为信息组织的属性得以凸显，经营型出版传媒的盈利属性得到承认，出版业内部兼容了公益事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内容产业等多种角色，出版业整体的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特点。
（四）关于出版组织的观念转型
出版组织可以被视作生产精神产品、文化商品的企业，这一价值观念突破的关键意义在于：只有在出版组织可以被赋予企业属性，其市场主体地位得以重塑之后，才可能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定数量、规模的出版企业的集合——出版产业。出版业的产业化有两个重要前提，即企业化、市场化。当然，这一观念的转型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其间有对出版机构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认识作为过渡。
（五）关于出版市场的观念转型
从以往讳于提及市场，到主动了解、适应、融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出版业的市场观念在不断演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业自办发行的兴起、积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融资上市等举措，皆可归入市场化行为之列，而这些市场化实践以出版业的市场观念为思想基础，又推动着出版业市场观念不断提升。
（六）关于出版人角色的观念转型
从以往的政治家、出版家角色占主导地位，到出版家、出版商的角色逐渐凸现，是出版人（尤指出版机构主持者）所经历的重要角色变迁。而且事实已经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版家与专家、学者、政治家、出版商的角色是可以重叠的。
1978年之后开启的出版业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的渐进步伐，使得中国出版业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现有的行业格局。当前，中国出版业所面临的新现象、新问题，也大多与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我们必须承认，通过渐进、柔性的方式，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属性和产业地位已经确立，而且，中国出版业的产业格局还将继续经历深层次的重构。
注释：
① ［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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