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城镇化具有二元格局的特征。一方面是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农村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镇化以城市化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农村城镇化仍将是中国城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因而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将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东省是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而珠江三角洲是该试验区的核心部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该区农村地区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属全国农村地区最高之列，与此相适应，该区农村城镇化水平较高。本文主要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近年来的有关资料，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范围界定
农村城镇化一般指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在我国，县作为基层的一个行政单元，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它管辖着该县域范围内的乡村及城镇，而且无论是县域城市，还是其它城镇都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把整个县域范围作为农村地区是可行的。此外，我国的市辖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一般其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与城市都有很大差别，而与县域范围的镇有着相似之处，且它也包括较大范围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整县改市的情况下，市辖镇更是与县域范围内的镇相差无几。因此有理由认为可把市辖镇地区的城镇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一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市镇发展较快，新建市大多是由整县改市甚至是由小城镇发展而来的，如东莞、中山、深圳、珠海等属此列，它们的市辖镇地区与县域地区差别不大。因此，我们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另一部分是市辖镇地区的城镇化。本文珠江三角洲地区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不包括龙门县）、肇庆（仅包括市区及高要、四会、广宁三县），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即指上述地区县域范围及市辖镇范围的城镇化。
二、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发展较快，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是全国最高地区之一
如何正确计算和反映我国城镇人口及城镇化水平，历来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由于现阶段我国对城镇人口的确定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因而给城镇人口的统计带来了很大困难。长期以来，我们把居委会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显然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珠江三角洲是不适用的。在此，我们采用周志刚的城镇化调整模式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人口进行调整。这种模式是以市镇非农业人口为基础来计算城镇人口，当一区域市镇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0%时，以其总人口计入城镇人口，当其比重＜70%时，用其非农业人口除以70%，然后计入城镇人口[（1）]。据此，计算出199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镇人口总数达385.85万，农村城镇化水平达到30.51%，分别比广东全省的19.29%和全国的18.45%高出11.22和12.05个百分点，是全国农村城镇化水平最高地区之一。（如表1）
表一 1993年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水平（调整后）
地区 镇人口（万） 总人口（万） 城镇化水平（%）
广州 86.08
305.89
28.14
深圳 22.1739.15
56.63
珠海 12.4 37.08
33.44
佛山 80.03
239.76
33.38
江门 36.34
275.45
13.19
东莞 48.2138.92
34.70
中山 22.14
104.29
21.23
惠州 51.43
169.65
30.31
肇庆 27.06
114.85
23.56
合计385.85 1425.04
30.51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口统计年鉴》1994年版。
（二）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但存在区域差异
我们把本区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分为1982－1989年和1990－1993年两个阶段，比较这两个阶段城镇化水平增长情况（如表2）。
表2 1982-1989，1990-1993年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1)《广东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2)《广东省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从表2可知，在1982－1989年和1990－1993年两个阶段，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均提高很快，但也有差异。1982－1989年共7年间，本区镇人口从1982年的130.01万增加到1989年的289.36万人，增加了159.35万人，年增长率为12.11%。相应地，农村城镇化率提高了10.44个百分点，年递增率为11.69%。而1990－1993年的3年间，本区镇人口增加了83.17万，年增长率为8.43%。比前一阶段少3.6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了8.38个百分点，年均递增率为11.29%，比前一阶段少0.40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1982－1989年间是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时期，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城镇化水平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本区虽然是广东省乃至全国农村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区内仍存在一定差异（如表3）
表3 1990—1993年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及发展速率对比
地区
城镇化水平（%） 1990－1993年均
1990 1993
递增率（%）
广州 22.5428.14 7.60
深圳 43.3456.63 9.32
珠海 25.3433.44 9.69
佛山 26.4533.38 8.07
江门 10.3513.19 8.42
东莞 25.7534.7010.45
中山 16.1421.23 9.56
惠州 23.2530.31 9.24
肇庆 18.3523.56 8.69
资料来源：（1）《广东省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2）《广东省人口统计年鉴》1994年版。
从表3可知，1990年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除江门、中山、肇庆三地区外，其他地区均高于20%，其中尤以深圳为最高，达43.34%，佛山、东莞、珠海也处于较高水平。到1993年珠江三角洲各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平均有较大提高，其中以深圳、东莞、珠海提高幅度最大。从农村城镇化水平增长速率看，其差异不是很大，最高与最低差2.85个百分点。到1993年，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已达30.51%，其中深圳已达56.63%，这说明深圳大部分农村人口集中于城镇进行非农活动，城乡一体化已初步形成。除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等地外，其它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上，但与深圳的差距较大。本区江门农村城镇化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水平出现较大地区差异主要有以下原因：农村城镇化水平以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域为高而其它地区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大城市和特区城市经济辐射影响大，经济水平较高，因而其农村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其次，这些大城市和特区城市所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较好，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因而能吸引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这样势必大大影响其农村城镇化水平。而其它地区显然没有以上两种优势。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在市辖镇地区与县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如表4）。
表4 本区市辖镇地区及县域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比较
市辖镇地区
县域地区
地区 镇规模
非农人口镇规模 非农人口
（人）
比重（%）
（人） 比重（%）
广州 47999 37.06 7212 23.10
深圳 17143 34.19
珠海 9143 75.64 33173 25.3
佛山 32871 52.56 6785 38.75
江门 38218 57.04 5108 33.85
东莞 38604 18.22
中山 39564 15.5
惠州 14618 18.1 29125 23.43
肇庆 34766 32.09 16054 17.6
从表4可知，从镇的规模来看，市辖镇比县辖镇的人口规模大得多，平均每镇多14，082人，是县辖镇人口规模的1.87倍。从非农人口比重看，虽然市辖镇比县辖镇平均高出10.82个百分点，但从市辖镇内部来看，也存在非农人口比重较低的情况，如东莞、中山、惠州三个辖镇的非农人口比重不仅远低于其市辖镇的平均水平，而且也比县域辖镇的非农人口比重低得多。尤其是惠州的市辖镇的非农人口比重反而低于其县域辖镇非农人口比重5.33个百分点，说明这三地区市辖镇地区与县域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相比，没有很大的优势。当然珠江三角洲其他六地区的市辖镇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比其县域的要高。如果剔除上述三地区，本区市辖镇地区的非农人口比重要比县域镇地区的高近20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东莞、中山、惠州三地区的市辖镇农村城镇化水平不高（在此以非农人口比重作参考），其主要原因是东莞、中山是近年由整县改市而来的，因而实际上与县没有多大区别。而惠州的市辖镇是由于其市区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了本属县的镇，因而其市辖镇与县域镇没有多大区别。从整体来讲，市辖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县域镇的高，这主要是由于市辖镇地区经济较发达，受其城市的辐射影响强烈，人口倾向于向城市边缘地带聚集，因而镇的人口规模较大，非农人口比重也较高。而对于县域地区来说则没有这样的优越条件。
3.农村城镇体系已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很快，特别是县辖镇的数量增长迅猛。1979年珠江三角洲仅有40个镇，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仅县辖镇就有364个。到1993年底为止，珠江三角洲共有416个镇，是1979年的10.4倍。其中人口规模在5万以上的有23个，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镇有5个，3－5万的有18个，3万以下的有375个。农村城镇星罗棋布，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体系。本区农村城镇密度平均每千平方公里达12个。其中尤以广州、珠海最为密集。广州地区有城镇81个，每千平方公里达15个，珠海地区有城镇20个，每千平方公里有城镇14个。总体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数量较多、密度较大，但规模不大。在县域地区城镇的首位度不高。
三、农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原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其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及其在城镇的聚集是本区农村城镇化的
基本条件
按照世界上城镇化的一般理论及其实践，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特别是城镇化的初中级阶段，城镇化更是与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优势以及国家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外资涌入，使得本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本区农村经济的主体。到1993年，本区乡镇企业单位数已发展到148万个，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646.4亿元，总产值1，463.8亿元，占当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80%。当年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0，272元。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本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非农化。1982年至1990年，本区农村劳动力年均转移率达3.5%，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23万人。1993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9.2%，该年转移农业劳动力37万余人。这些转移了职业的劳动力大部分为乡镇企业所吸收。但由于目前户籍制度的弊端没有被消除，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进行地域身份转变。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城镇，而居住地或户口仍在农村，即所谓的人户分离状况。1990年珠江三角洲是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人户分离人口达298万人，其中大约有110万人是在农村城镇[（2）]。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更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此外，还有大量未统计到的省外劳工。由于这部分人口从就业与生活方式看，与城镇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把这部分人口归为城镇人口，这样就将大大提高按统计计算出来的农村城镇化水平。这部分人口是本区城镇的潜在人口，当条件一旦具备，实现了就业，生活方式、地域以及身份完全转化后，就会大大提高现有的农村城镇化水平。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加速了农村城镇化。
城镇是二、三产业的聚集地，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珠江三角洲凭借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侨乡的优越条件，充分利用了国内和国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在业人口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1982年，珠江三角洲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2.31%，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为15.72%和11.97%。到1993年，本区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9.57%，下降了22.7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到30.38%，上升了14.66个百分点，劳动力产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本区农村城镇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在此，我们运用产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化关系指标D和E来衡量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3）]。根据D、E两个的公式，计算可得D＝0.91，E＝1.95。
D＝一定时期内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百分点／同一时期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百分点
E＝城镇化水平增长率／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增长率
这说明本区在1982－1993年间，当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农村城镇化率相应上升0.91个百分点；当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增长1%时，农村城镇化率相应增长1.95%。很显然，本区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变化对农村城镇化有较大影响。
（三）人口迁移及行政区划的变更是农村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直接影响因素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迁移和城镇行政区划的影响。由于农村城镇一般是从规模较小的集镇建制而来的，其人口规模小，因而自然增长量极少。因此本区农村城镇化主要受人口迁移和城镇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
按照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人口迁移的原因是由于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的相互作用。珠江三角洲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也符合这种推拉理论。
珠江三角洲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少。1993年，本区共有耕地1，081万亩，农业人口为1，166.48万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0.93亩，农业劳动力为404.8万，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2.67亩，按目前农业发展水平，每个农村劳动力可担负5亩的耕地，则本区只需农业劳动力216.2万人，将有188.6万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镇建设，乡镇企业、交通、水利及住宅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占用了较多的耕地。据1980年1993年资料统计，本区13年间减少耕地697.7万亩，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30.2%。因而人地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再加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这使得珠江三角洲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矛盾更为突出。这是本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巨大推力。
由于本区具有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位置，又是著名的侨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本区很多优惠的政策，因而大量外资被引进。据统计，1982－1993年本区共引进外资127.88亿美元。仅1993年，签订利用外资的协议（合同）9，493宗，占全省的81.96%，实际利用外资39.23亿美元，占全省的61.52%而这些外资的引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劳动力容量大。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这是本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巨大拉力。在推拉力的相互作用下，本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当然，以上仅分析了本区人口迁移推拉因素中最主要的内容。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因而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过程中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村人口迁入城镇有着严格的限制政策，只有极少数符合政策的农村人口才能迁入城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有所放松。特别是1984年国家允许自理口粮的农民进入城镇落户，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1982－1990年，珠江三角洲的人口迁移量中，本区人口迁移量占73.01%，其中农村人口占75%，迁往农村城镇的占56.8%。因此可知，珠江三角洲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迁移是本区人口迁移的主体。
城镇行政区划的变动以及设镇标准的不同，对农村城镇化影响尤为明显。1984年以前，国家对设镇的标准较高，城镇发展缓慢。1984年国家放宽了设镇标准，城镇数量在几年之内迅猛增加。此外1984年起实行整县改市，以镇管村的行政体制的变更也大大加快了农村城镇化。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珠江三角洲建制镇数量仅45个，镇人口仅130.01万，到1993年，建制镇已发展到416个，增长了13.9倍，镇人口达385.85万，增长了1.97倍。建制镇数量的增加及镇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镇行政区划变动及设镇标准降低的结果。
四、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发展前景
珠江三角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会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因而本区农村城镇化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农村城镇化水平将大幅度提高
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其发展潜力较大。乡镇企业已具一定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乡镇企业将向规模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逐渐减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断增长，经济效益将大大提高。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将会拿出更多资金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因而城镇将向更高层次发展。近年来，农村城镇建设发展较快，公用事业与基础设施已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有些卫星城镇的用水、用电、电信等方面已与城市没有差别，有些方面还要好于城市。再者，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城镇所具有的地价低、环境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依然存在，因此农村城镇仍将是外商投资的理想区位，这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建立的模型，认为人均GNP为800美元的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应为60%左右[（4）]。珠江三角洲地区1990年人均GNP已超过800美元，但其城镇化率仅为44.4%，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今后本区城镇化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发展。但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目前对迁入大城市的人口仍控制较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走发展中小城市的城镇化道路。而农村一些条件较好的城镇最有可能发展成中小城市，农村城镇将是发展的重点。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化将以农村城镇化为其重点。按照钱纳里模型及本区实际情况，据估计，到2010年，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
（二）城乡一体化是本区发展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化是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下进行的。目前乡镇企业存在着“遍地开花”的分散局面，仍以“三来一补”的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这些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今后应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开发高、精、尖新产品，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快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只有实现农村工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工业化。也只有实现农村工业化，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应与本区城市群带的建设相协调，通过城市群带的建设推动农村城镇化。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大小建制镇416个，但其规模一般较小，不能适应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带的建设。今后应努力发展条件较好，且处于枢纽位置的城镇，逐步使其达到中等城市规模，这样既能带动农村城镇的发展，又能进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带，最终，本区城乡一体化必将形成。
注释：
（1） 周志刚，“中国80年代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调整与分析”，《中国城镇区域比较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2） 钟逢干，“强外向型经济区域珠江三角洲人口城镇化分析”，《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2期。
（3） 陈卫民，“中国80年代城镇化速度与劳动力产业转移速度的比较研究”，《人口研究》，1993年第1期。
（4） 钱纳里，《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