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犹如一阵阵强大的冲击波，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海外华侨社会中，他们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对当时华侨居多的欧、美、亚三大洲华侨开展的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活动加以探讨。
一、关注时局 阻止签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为主要战场，英、法、俄协约国男丁大多征召入伍，伤亡惨重，前后方劳动力极为匮乏。因此，这些国家便大肆在华招募华工，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据初步统计，大战期间被招募到欧洲战场的华工约20多万人，其中在法国境内的华工，“统而计之，不下五万人”。而这些华工又多系山东籍，“反日侵略尤力”。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华工陆续回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当地，他们是欧洲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国内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批有志救国的青年来到欧洲，云集法国，他们与当地华侨及国内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批旅欧华工和中国留学生，民族意识浓厚，思想敏锐，斗争坚决，成为欧洲华人声援五四运动的基础。
1919年初，旅居英、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及某些中国政界人物联合组织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简称和平促进会），将“增进中华民国国际地位，抵御强权侵犯”作为宗旨之一，并“发表本会对于中国外交问题之主张”。该会成立不久，适逢巴黎和会召开，遂组织旅欧华人积极开展爱国活动，以壮中国声势。当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抵达巴黎后，和平促进会组织留学生和华侨多人到其下榻处请愿，虽被拒绝接见，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5月9日，和平促进会召开国耻纪念会，与会500多人，其中有不少欧美各界名人。 来到欧洲的华侨革命家陈友仁在会上用英文进行演讲，措词激烈，“对于中日间利害关系，言之极为详尽”。留学生代表郑毓秀也发表演说，大呼：“协约胜利，吾人失败”，“和约自达和平之前途，乃遗吾人以黑暗之前途！此等条件，吾人誓不能签字。”（注：有关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参见李宗侗：《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383页。）这次大会进一步激起了旅欧华人的爱国热忱。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实际上成为五四运动期间欧洲华人开展爱国活动的领导组织。
欧洲华侨和留学生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及中国国内的动向，尤其关注和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议案。当他们得知和会讨论由日本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及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后的消息后，顿时掀起波澜。6 月27日，即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在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负责人的率领下，30多名华工和留学生奔赴巴黎西郊，包围了避居在这里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邸圣克卢，逼迫他表示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与此同时，万余名旅法华工群情激愤地举行集会，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拒绝出席第二天的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他们警告中国代表，若在和约上签字，就像北京学生声讨卖国贼一样对待之。为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6月28日，旅法华工和留学生共3万多人奔走呼吁，并分别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不准他们出门。愤怒的侨众向中国代表团提出警告和威胁，如果他们有违众意，胆敢出去签约，“当捕杀之”。（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5—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生，第827页。）他们预备“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注：《时事新报》1919年7月6日。）旅法华人这种爱国举动，对于中国代表团是个很大的威慑力量，使他们未敢轻易签字。据李宗侗回忆说，6月28日一清早，共有学生华工40 多人包围了圣克卢陆征祥的寓邸，陆的汽车已停在门口。大家推举和平促进会的负责人李圣章为代表进屋见陆。见面后，李问陆是否在和约上签字。陆答不一定不签字。李一边拍口袋一边激愤地说，你要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亦不能宽恕你。室外的华工带枪者也大有人在，准备在陆上车时击其车胎。“陆征祥看见局势危险亦就不敢再到凡尔塞去签字，当天的晚报登出中国代表团在签字时缺席”。（注：李宗侗：《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第42页。）李宗侗是和平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拒约活动，这位当事者记述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有关欧洲华侨和留学生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爱国义举，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顾维钧说，会议期间，“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6月27日晚，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某从陆征祥住处返回市里时，路过一所医院的花园时受到中国学生和华侨商人的袭击，“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 —207页。）顾维钧这些记述，如实地反映了巴黎和会期间旅欧华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阻止中国代表与会签约的坚决性，并采取了必要手段。
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尤其是旅欧华人同胞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直接施加压力的特殊作用，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未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从中表现了旅欧同胞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众所周知，国内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六三”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这无疑对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起着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但国内各界对远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的举动毕竟是鞭长莫及，旅欧华人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做出的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壮举，对于拒约的胜利，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两年后，国民党要人张继在谈论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的原因时说：“其力乃在巴黎之华工及学生。”（注：《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6日。转引自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383页。）
巴黎和会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也非常关注和会的动向，特别留心和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国代表的举动。1919年2月初，中、日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发生争执， 日本公使遂向中国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妄图迫其就范。2月8日，美国最大的华侨社团之一中华会馆召开会议，议决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到底；致电在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请转各国代表，主持公道：致电北京政府，此次不可受其恐吓，稍为退让，再贻国耻。在此期间，美国旧金山华侨组织中国外交后援会，该会撰写印刷山东在中国的地位，中国人坚决保卫山东的决心，及其与东亚和平的关系等内容的信函，分别“函告美国政界要人及国会议员。该函发出一千余份。其用心实较国内为尤甚也。”（注：《民国日报》1919年6月20日。 ）檀香山华侨联合总会钟宇、唐雄等致电国内上海各界说：“窃自武人乱法以来，黎民迭遭痛苦，国脉摇动，外侮纷来，卖国之夫，继之而起，遂使强邻肆虐，夺我山东。此言者痛心，闻者指发。况去国万里眷念宗邦之侨旅乎？”通电表示，应趁此次和会之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不可失去“稍纵即逝之会。”（注：《民国日报》1919年6月18日。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内忧外患的关切之情。
当然，与身临其境的欧洲华侨及国内同胞相比，美洲华侨消息没有他们灵通，因而美洲华侨通过各渠道了解来自巴黎和会的消息。当受中国政府委派到巴黎协助中国专使参加和会工作的旧国会参议院议员朱念袒，5月10日由法国乘船渡过大西洋抵达美国， 登陆后由东至西经过美国大陆时，各地华侨热情接待，“争欲听取和会消息”。在纽约、旧金山，应华侨之邀，朱念袒多次演讲，报告会议情况。“到场听演者”，“有唏嘘泣下者”，有“痛心切齿于谋我之”。船经檀香山仅停4 小时，应华侨的恳切邀请，朱念袒两次登陆演说；未听到演说者又登船要求朱为他们通报情况，朱遂在船上又演说两次。外国“船主亦极赞华人之用心国事，非曩年比也”。（注：《美洲华侨之关心和约》，《民国日报》1919年6月20日。）
巴黎和会不顾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抗议，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美国华侨得知消息后深感失望。7月， 旧金山中华会馆、同源会、耶教联会等华侨社团，分别致电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各国代表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力争，反对和会决定。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9月到旧金山演讲时，中华会馆议决，派麦纳律师为代表， 届时向总统质询。
美洲华侨虽未能直接躬身于五四运动的行列，但他们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上述一些爱国活动，体现了他们对国事的关心，其爱国精神同样难能可贵。
二、函电交驰 抵制日货
亚洲，尤其东南亚，是华侨最密集的地区。据统计，20世纪初期，全世界华侨总数约631万多人， 其中东南亚（当时习惯称南洋）华侨约近420万人，他们大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 并有着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海外策源地和有力的支持者。五四运动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不甘后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
思想敏锐的日本留学生和华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随即掀起了声援活动。5月7日，千余名留日学生和华侨排成两列长队分头向各国驻日使馆进发，他们高举着写有“五七国耻纪念”、“直接收回青岛”、“打破军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等大字白布标语。队伍在进行途中，遭到日本军警的阻拦干涉，随即发生冲突。游行队伍不畏强暴，继续前进，将呼吁收回山东主权及国际友人主持正义的宣言书呈递给美、英、法、俄等十几个国家的驻日公使馆。之后，游行队伍向既定的日比谷公园集中集会时，遭到日本军警的野蛮镇压，有数十人受伤或被逮捕。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驻日使馆代办庄景珂、留日学生监督江庸，表现恶劣，不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引起东京华侨的愤怒，他们特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庄、江撤职。旅日同胞在东南亚地区最早响应和支持国内五四运动，起到了带头作用。此举引起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扩大了运动的影响。
与此同时，南洋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及国内各界，愤怒谴责卖国贼，支持学生的爱国义举。荷属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华侨丘燮亭等，于5月20 日致电北京政府说：“闻北京爱国热忱激发，欢欣无既”，“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存亡，速筹最后对待方法”；“北京学生为国除奸，海外闻之不胜钦佩”，“恳乞毅力坚持。海外华侨愿为祖国之后盾。”（注：《晨报》1919年6月13日； 《民国日报》6月29日。 ）表达了印尼华侨对国内爱国运动的“欢欣”和“钦佩”的心情，阐明了山东问题的利害关系，表明了自己“愿为祖国后盾”的态度和决心。
暹罗（即泰国）学界、商界、工界华侨代表暹罗三百万侨众致电徐世昌，指出：“大学校学生仗义击贼，凡有血气，罔不同情。乃卖国贼党竟欲淫威是逞，处以极刑。试问学生可杀国尽可杀乎？今虽得先生俯顺舆情，概行释放，然庆父不除鲁难未己。务请将卖国贼罪魁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一面电饬欧和会专使据理力争，务达直接收回青岛目的而后己。不然，恐国人仍不为先生恕也”。（注：暹罗华侨之卫国声，《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电文词语严正， 毫不留情地抨击卖国贼，也间接地谴责了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的镇压。
新加坡国民制宪倡导分会的华侨，得知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本会同人开会讨论，到者三千余人，皆泣血际词，一致表决除电专使坚持由德直接交还外，特电达请转全国报界誓死力争。”（注：《大公报》1919年5月11日。）5月下旬，以马来亚槟榔屿原同盟会南洋支部负责人、侨商吴世荣为首的47人，联名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电文说，“京津学生，爱国心切，致有举动”，“深望当局，为国矜才，俯首舆情，量子省释”。随后，当地华侨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愤怒的侨众袭击了当地的日本商店，马路上的东洋车也被游行者焚毁。连续数天的骚动，致使商店歇业、工人停工、交通瘫痪。马来亚雪兰莪24校的华侨学生也致电国内华侨学生会，表示：“誓杀章曹及其余卖国贼，取消密约，提倡国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注：《民国日报》1919年5月29日。）
此外，南洋华侨公团致电国内云：“山东问题，关系吾国生死存亡，尤望全国一致力争。”归国的华侨学生也为声援五四运动，分别致电北京国务院、广东军政府、英公使转各国公使、巴黎中国公使转中国和会代表等。
东南亚各地华侨函电交驰，形成一股声援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的强大舆论力量。据报道，至5月下旬， “世界各部华人拍发之电报现仍有数百封到巴黎中国代表总部，请中国代表切勿签押条约”。（注：《晨报》1919年5月25日。）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等，是侵略中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又贪婪地想代替德国谋取中国山东的权益，遂成为五四运动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对象，因而也成为东南亚华侨反帝斗争的矛头所向。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福建等地学生南渡新加坡，在华侨中发动抵制日货。受此影响，到6月中旬， 新加坡马来亚许多华侨商店停止出售日货，车马舟船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不少华侨商店将日货抛掷街头销毁，继而有些日本商人经营的商店也被捣毁。华侨的排日情绪不断高涨，并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演成流血事件。因抵制日货，不少日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马来亚吉隆坡工商界华侨公开抵制日货，华侨商店不进日货，不卖日货；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搬运工人不装卸日货。华侨的爱国活动，遭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
以抵制日货形式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在印尼的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垅等地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巴城的30多名侨商联名通告当地的几家日本银行，今后不接受他们的期票，要求提兑现款。泗水的华侨为抵制日货组成了“铁血团”、“救亡团”等组织，在当地侨报《泗滨日报》刊登抵制日货的公告。至8月， 三宝垅的侨商与日本的贸易大部分中断。
菲律宾华侨的抵制日货活动也不甘落后。先是当地侨报不断发表号召抵制日货的文章和社论，继之华侨学生多次集会发动抵货运动，得到侨商的支持和响应。
自5月下旬，原暹罗同盟会负责人、侨商萧佛成， 在其主办的《华暹新报》上连续发表鼓吹抵制日货及国内惩罚卖国贼、收回青岛的消息。6月4日，该报发表了题为《根本的救国方法》的社论，提出拥护国会；运动军队，使他们不做政府的鹰犬；暗杀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进口日货等主张。6月中旬，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 暹罗华侨不顾当地政府的警告，开始了实际的抵制日货活动。他们组织了“三十二人通讯社”、“青年爱国党”等团体，以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发动抵制日货活动。于是华商不与日商做生意，华侨顾客自觉地不买日货。至8月， 暹罗的日货转入额仅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但华侨的抵制日货活动，遭到暹罗政府的干涉甚至镇压，如8月12日，200余名华侨药品商集会、决定抵制日货时，会议组织者、《华暹新报》编辑许超然被暹罗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8月以后，暹罗华侨抵制日货活动被迫中止。 （注：以上介绍南洋华侨抵制日货情况参见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9页。）
抵制日货，作为华侨声援和配合五四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之一，矛头是直接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其鲜明的反帝性质不言而喻。在抵制日货斗争中，许多侨商不顾自己蒙受经济损失，积极支持和参加抵货斗争，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
东南亚华侨还开展了其他形式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1919年7 月19至21日，英国殖民当局为签订对德条约举行庆祝活动，马来亚各地华侨一致拒绝参加。吉隆坡工商界侨胞不挂旗，并统一行动，在傍晚5 点钟关闭门窗，熄灭灯火，造成市区一片黑暗。8月4日，美国驻菲律宾当局召开庆祝大战胜利及《巴黎和约》签订大会。华侨各团体拒绝参加会议，以表示他们对巴黎和会中几个胜利大国牺牲中国、偏袒日本行径的愤慨。中华总商会致函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哈里森，表示“因山东问题，不愿参加欧战胜利的庆祝”。华侨学生联合作出决议，表示“强烈地反对和平条约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日本取得对山东省胶州半岛的控制，并成为该半岛的所有者。有鉴于此，为了忠于我们的国家，我们拒绝参与在胜利的幌子下而举办的庆祝活动。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活动恰好就是一种挫折和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的直接亵渎。”（注：转引自黄滋生、何思兵著：《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这充分反映了马来亚、菲律宾华侨的爱国觉悟。
三、影响广泛 承前启后
如前所述，五四运动期间，海外华侨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声援活动。这些构成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其作用和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展的大量声援活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内的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广泛和深入。华侨的声援活动打击了卖国贼，对北洋政府也是个有力的促动。与此同时，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扩大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世界上的影响，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使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其中华侨的大量反帝活动，直接和间接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卑鄙行径，因而具有更直接、更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坚决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言而喻，广大华侨在扩大五四运动的国际影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中，华侨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清主次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在各侨居地，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华侨开展的爱国活动大多遭到干涉和镇压，有的蒙受经济损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甚至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华侨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及其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其精神更加难能可贵，他们为五四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同国内学生引发五四运动一样，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学生，在广大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下午，欧美留学生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议决如下三条：1.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秉公办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2.致电巴黎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3.5 月7日下午以中国全体留学生名义，赴英美两国使馆， 要求两公使转达本国政府及人民，对于中国在和会上请维持公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注：《欧美留学生对于外交之决议》，《晨报》1919年5月5日。）随后，欧美留学生代表又呈递英美法意四国公使书，其中鲜明提出：“战时日本所要求之条约应完全取消”；要求“将德国前有之山东权利及日本在山东所有增加权利交还中国。”（注：《欧美留学生代表递交英美法意四公使书》，《晨报》1919年5月9日。）与此同时，中国留日学生也分别致电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美英法意等国代表、上海和平会转全国各界、山东三千万同胞等，强烈呼吁国际联盟“贯彻正义人道以抑制日本，使青岛直接还我，以免乱源”。（注：《晨报》1919年5月11日。 ）五四运动在国内刚刚爆发，欧美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首先作出反应，无疑对华侨社会起着影响和带动作用。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当地华侨的关系密切，有少数人一身二任，既是留学生，也是华侨，他们登高一呼，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响应。但是，他们势孤力单，力量和影响有限，其爱国活动必须得到广大侨众的支持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期间，海外留学生开展的爱国活动正是得到广大华侨的支持和配合，才使得这些活动在海外形成了一股有声有势的爱国浪潮。如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陈孟钊所说：“巴黎阻约运动，非仅为学生运动，实结合侨众合力组成之运动。”（注：台湾《传记文学》第8卷第6期，第43页。）
与五四运动在国内发展相似，这场爱国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成为一场较为广泛的侨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除留学生和华侨学生带头响应外，此前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华侨革命党人，如马来亚的吴世荣、暹罗的萧佛成等；处在侨居国社会下层的广大华工；各界各业的商界华侨；报刊新闻界的华侨等等，都参加了这场运动。另外，各地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在欧洲，华侨直接参加拒约斗争；东南亚华侨则采取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形式；美洲华侨则表现密切关注巴黎和会动向，并采取了相应的声援活动。
（三）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是近现代华侨爱国运动史的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曾掀起过以支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两次轰轰烈烈的爱国高潮。前者是以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后者是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华侨声援五四运动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爱国活动。它在规模和声势上虽然远远比不上这两次爱国高潮，但它比支援辛亥革命增加了鲜明的反帝、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特色，表明华侨爱国运动的发展和进步；它的一些爱国活动，如抵制日货、争取国际援华等，后来则成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抗战时期华侨的抵制日货及争取国际援华等活动，都有广泛深入的发展，但前者对后者毕竟起到了借鉴和奠基的作用。
总之，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无论是对五四运动本身，还是在近现代华侨爱国运动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运动，国内各界、各阶层都以各种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这场运动之中，这在有关五四运动史的大量著述中，均有深入论述。但大多数论著对华侨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鲜有论及，这是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缺憾，也是应该弥补上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