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策墨林诺们罕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生平若干问题考
李志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甘肃 合作 747000)
［关键词］ 二世策墨林;摄政;清代西藏;呼图克图;活佛转世
［摘 要］ 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在清代西藏地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相关研究中对其坐床、族属、是否到过北京以及他的封号都有不同说法。资料表明，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于嘉庆五年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选为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臣的转世灵童，非以往所说的在乾隆年间认定;他是卓尼杨土司所属藏族无疑，而非有些资料所说的回族;阿旺降白楚臣嘉措的职衔全称“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诺们罕”，清廷始终未赏给他呼图克图职衔。他的名号有“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和“达尔汗”。他一生从未到过北京。
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
)，也称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
)或策墨林诺们罕① 策墨林是“南杰策墨林(
)”的简称，寺院名，由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建于1825年，道光皇帝御书“法云广荫”匾额，寺院建成后寺名也成为活佛世系名，其前世阿旺楚臣也惯称“第一世策墨林活佛”。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著《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7—1710页。 (
)，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
)长达26年② 1819—1844年在任。相关研究中另有24年、25年两种说法，实际上从1819年初任职算起，至1844年被免职，有26个年头，下文提及的新资料中，策墨林诺们罕自己也称任职26年。 ，又兼任十世达赖喇嘛正经师(
)、第73任甘丹赤巴(
)，位高权重，是清代西藏史上的风云人物。1844年他因驻藏大臣琦善等人屡次参奏而被革职，1845年被流放黑龙江，史称“策墨林诺们罕事件”。事件之后，清廷颁布了《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削弱摄政职权，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影响极为深远。
近年来，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实训基地遍地开花，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策墨林诺们罕事件与之后颁布的《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一直以来都是清代藏族史研究的热点问题① 有关该事件的研究，参见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铃木中正著，钟美珠译《关于1844年的拉萨政变》，载《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顾祖成《论二世策墨林诺们罕阿旺绛白楚臣事件》，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张庆有《琦善与诺们罕事件》，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李晨升《策墨林诺们罕事件考证》，载《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王晓云《二世策墨林活佛任摄政前后的藏内吏治积弊》，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周伟洲《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0—841页;曾国庆、黄维忠《清代藏族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263页，等等。 。事件之外，也有学者关注他的生平问题。周学军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考证出策墨林诺们罕逝于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享年 69 岁(1792—1860 年)［1］。卢永林、杨世宏利用藏文史书《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及《安多政教史》的有关记载考证出策墨林诺们罕确实圆寂于新疆土尔扈特部［2］。虽然有关策墨林诺们罕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其坐床时间、族属、封号、是否到过北京等四个问题学界仍然说法不一，未有定论。本文通过梳理藏汉文史料，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考证以上四个问题。
一、关于策墨林诺们罕的转世身份
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
，1721—1791年)，出生于多麦卓尼地区的达勿地方(今甘肃卓尼县洮砚乡下达勿村)，幼年在擦道寺(
)出家，后在卓尼禅定寺跟随佛学大师扎巴谢珠(
，1675—1748年)学习因明、般若。1743年抵达拉萨，在色拉寺麦扎仓擦道康村学习，175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拉仁巴格西学位。1760年任上密院翁泽，1761年升为上密院堪布，1762年又升任夏孜曲结。1763年抵达北京，主持雍和宫法务。1777年，时任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圆寂，乾隆皇帝任命阿旺楚臣为摄政，赴藏协助年幼的第八世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他还于1778—1785年任第61任甘丹赤巴。1786年，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在京圆寂，临终之前向乾隆皇帝推荐召阿旺楚臣进京，接掌札萨克大喇嘛印信。1790年，藏中事务纷繁复杂，乾隆感到新任摄政难以处理，又将年近七旬的阿旺楚臣再次派往西藏出任摄政。阿旺楚臣抵藏后殚精竭虑，力挽狂澜，为驱逐廓尔喀袭扰西藏奠定了基础。1791 年 3 月 27 日，阿旺楚臣在拉萨圆寂［3］303—1125。
阿旺楚臣圆寂不久，乾隆皇帝于五月初六日“赏银五百两作好事”。现有史料对乾隆皇帝是否同意寻找阿旺楚臣呼毕勒罕存在抵牾之处。新出的藏文史料《策墨林第一任摄政阿旺楚臣传》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十日，收到了乾隆皇帝为致祭阿旺楚臣颁赐的铃杵、摇鼓、嘎巴拉数珠和赏银五百两。皇帝降旨曰:“吾之萨玛第巴克什圆寂，朕心深为悯恻。但此间各寺(指雍和宫等北京诸藏传佛教寺庙——引者注)均念诵经典，发放布施。萨玛第巴克什之徒众毋庸过于担心，当为尔师早日转世勤做法事。赐予强佐强巴多丹札萨克印信，自后尔当管理萨玛第巴克什拉章内外事务，及所属庄园属民，尤其要为呼毕勒罕早日出世多做努力。”② 参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策墨林第一任摄政阿旺楚臣传》(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6—1097页。此处藏文与《清代藏事辑要》第248—249页收录的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庚辰乾隆皇帝敕谕内容一致，应属可信。
现存几份档案资料则表明，乾隆起初并不同意为阿旺楚臣寻找呼毕勒罕，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则档案载:
阿旺楚尔提穆止系西藏寻常喇嘛，因其熟习经典唤至京，朕(指乾隆皇帝——引者注)加恩封为禅师堪布。两次派往前藏帮同达赖喇嘛办事，非如素有根基之呼图克图可比，何得有呼毕勒罕之事?此皆该喇嘛徒众藉称伊师转世，可以照旧掌管财物。著传谕和琳，如达赖喇嘛及伊徒众不向和琳提及此事竟可置之不论，惟庙宇无人管束拣择一人作为堪布，令其掌管等因。钦此。③ 参见台湾故宫博物院藏《道光朝宫中档案奏折》，文献编号405007967，附件三《奏报谋求喇嘛阿旺楚尔提穆徒众谋求转世情形片》，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此处乾隆皇帝对阿旺楚臣的转世事宜持消极态度①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六月“和珅为诵经赏银不必记档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毋庸转世事致驻藏大臣和琳咨”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驻藏大臣和琳等奏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圆寂后不许转世其印缴回”两件档案可为旁证。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492页。 ，指示“如达赖喇嘛及伊徒众不向和琳提及此事竟可置之不论”，但是并未指示若达赖喇嘛和其徒众提出转世事宜该如何处理。实则八世达赖喇嘛自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便为祈请阿旺楚臣早日转世举行了广大的法事活动［3］1095。他还专门为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圆寂并及早寻访转世灵童上书乾隆皇帝［4］730。这表明第八世达赖喇嘛希望阿旺楚臣尽快转世。阿旺楚臣的徒众更不待言，自然希望能早日寻得其转世灵童。
或许正因达赖喇嘛及阿旺楚臣徒众的积极态度，乾隆皇帝最终改变了主意，准予寻找阿旺楚臣转世灵童。但阿旺楚臣的转世灵童得以认定，已是嘉庆五年(1800年)的事，《八世达赖喇嘛传》中收录了藏历铁狗年(1800年)嘉庆皇帝准予认定萨玛第巴克什诺们罕转世灵童的圣旨:
大皇帝谕旨:
至此，朝廷仍未同意赏给策墨林诺们罕呼图克图职衔。但是由于藏中称阿旺降白楚臣为呼图克图由来已久，朝廷对此未予深究，如道光十六年正月，“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罕呼图克图强佐根敦珀勒杰请安并进哈达等。”［4］614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罕呼图克图强佐嘉木巴勒拉布杰请安并恭进佛尊奏书”［4］625。
萨玛第巴克什诺们罕，在藏办事仰体父皇之心意，勤勉效力。故诺们罕圆寂之后，为建灵塔特赐护乐鼗鼓、念珠等，并赐有准予认定灵童之圣旨。据称诺们罕之转世灵童在卓尼和理塘二地访得二人。按照惯例，在北京进行金瓶掣签已认定卓尼之灵童。目前，彼及经师强巴顿丹已在藏，可到彼处进行迎请。届时噶伦、札萨献贺礼哈达。［5］
新发现的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十八日致道光皇帝呈文印证了以上记载，文内称:“至小僧(指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引者注)于嘉庆五年(1800年)由雍和宫金瓶掣签转世，六年(1801年)赴藏学经”［6］。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初六日，驻藏大臣玉麟等奏请由策墨林诺们罕“接办商上事务”的奏折中出现了“查有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呼毕勒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的表述［7］2005，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道光二年(1822年)颁给策墨林诺们罕的敕谕中，均称其为“萨玛第巴克什的转世(
)”［8］。藏历金龙年(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策墨林诺们罕有一道专门谢恩的奏稿，感谢文殊大皇帝“确认小僧阿旺降白楚臣为萨玛第巴克什之转世活佛等高厚洪恩”［7］2013。
以上资料说明，阿旺楚臣圆寂后，乾隆皇帝并未立即同意其转世。直到嘉庆五年，朝廷才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掣定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为阿旺楚臣转世，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于嘉庆六年赴藏学经。道光元年(1821年)，在其就任摄政之后不久，朝廷又专门降旨确认了他的转世身份。
二、关于策墨林诺们罕的族属
在关于策墨林诺们罕的相关研究中，出现了他是回族的说法。台湾学者庄吉发探讨了策墨林诺们罕的族属。他认为“清代肃州、西宁等处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官方文书多写成‘番回’字样，这种‘番回’又称‘狗西番’，他们是土司百姓，被称为‘番子’，因他们不吃猪肉，所以又叫‘回番’。诺们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是甘肃洮州人，就是杨土司所属的‘回番’”［9］。赖惠敏分析，“诺们罕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籍隶甘肃洮州，系杨土司所属回番，俗姓马家，来藏在下色拉、买巴寺② 此处应是误解，实际麦巴扎仓(
，下部扎仓)是色拉寺(
)最大的扎仓，清代资料中有时候也写作“买巴寺”或“下色拉买巴寺”。赖惠敏认为色拉寺和买巴寺是不同的寺院，并得出策墨林诺们罕是在买巴寺而非色拉寺出家的结论，误也。 学经，在其前辈建修之寿宁寺内居住，统归买巴寺堪布管辖，与该寺堪布洮州喇嘛根登楚称同籍交好。他以回民的身份获得清廷转世认证，应该是同乡洮州喇嘛根登楚称报请之故。”［10］李鹏年称策墨林诺们罕“原籍甘肃省洮州，系杨土司所属回族俗家，本姓马。”［11］金雷亦认为其“原籍甘肃省洮州卓尼杨土司所属回族俗家”［12］。嘉古·桑杰指出，“有人认为绛白慈成嘉措的家族系杨土司所属回族俗家，实为错误。”［13］但未作进一步考证。
检诸资料，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丙午琦善的一份奏折中有:“驻藏大臣琦善等奏，拟定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以一介回番，受两朝豢养，乃自甘堕落，负恩昧良，与改桑拉木结等狼狈为奸，腥膻是逐”［14］438之语，所谓策墨林诺们罕是回族的说法或滥觞于此。但此处所谓“一介回番”，明显是带有歧视性的泛称，据此判定诺们罕为回族恐难成立。
以上判定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为回族的学者，似乎并未注意藏文资料的记载。《安多政教史》载策墨林诺们罕“是卓尼多(
)塔木克嘉措(
)之子，生于水鼠年(1792年)，由于具有公认的呼图克图行止，被确定为擦道诺们罕(
)的呼毕勒罕。”① 参见智观巴·贡去乎旦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0页;此外，东嘎·洛桑赤列著《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383页)、洛桑群觉著《色拉寺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0—534页)、恰日巴洛桑朗杰著《历代甘丹赤巴略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等藏文资料中也未提到策墨林诺们罕出身回族一事。 《安多政教史》成书于藏历木牛年(1865年)，作者与策墨林诺们罕为同时代人物，属当代人记当代事，应属可信。此处“卓尼多”即现卓尼县城所在地，历来为卓尼杨土司衙门驻地，当地居民为杨土司的亲信藏族部落。
2016年9月19日，笔者就策墨林诺们罕的族属问题，在兰州石佛沟灵岩禅寺采访了《策墨林摄政传略》的作者阿旺索巴嘉措先生。
时域波形是观测导航信号标称失真细节特征的最佳评估手段，通过接收信号波形分析可以有效、快捷地判断信号失真类型并计算失真参数.卫星导航信号到达接收系统后，虽然信号功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仍然不能解除噪声对时域波形的影响.假设空间噪声为高斯白噪声，民用导航信号具有严格的周期性，在获得基带信号波形后，将多个伪码周期信号进行累加平均运算，令累加次数为N，民用信号功率增加为N2倍，噪声功率上升为N倍，可得累加平均后基带信号信噪比提升分贝数为：
阿旺索巴嘉措答:我没听过这种说法，但我认为他不可能是回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出生在卓尼城内的皂日(
)家族② 皂日家族也称“皂日掌尕(
)”，系土司衙门附近的支系部落，属卓尼杨土司下属“十六掌尕”中的内十二掌尕，担任首领者为土司亲信。参见洲塔著《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1页。 ，即现在卓尼县府所在地柳林镇的唐尕川村。这一地区的藏族，历来是维护土司统治的核心力量，从没听过历史上该地有回族居住。二是像策墨林活佛这样的大活佛，一般不太可能从回族中认定。不过策墨林诺们罕俗姓马，为什么姓马我也说不上，卓尼的藏族一般都有汉姓③ 卓尼一带藏族采纳汉姓的历史非常久远，例如当地赵、包二姓。藏族使用汉姓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杨土司家族则于明正德年间由皇帝赐姓“杨”。洮州麻奴寺藏族僧纲家族，至迟在嘉庆年间就以“马”为姓氏，沿用至今。及至今日，卓尼及周边地区仍有马姓藏族。 ，马姓藏族在卓尼也为数不少。④ 根据2016年9月19日对阿旺索巴嘉措的访谈整理。访谈地点:兰州市灵岩禅寺。
综上，我们认为策墨林诺们罕为杨土司所属藏族。之所以被称“番回”，进而被一些研究者写成“回族”，或许与其家族汉姓马氏有关。卓尼历史上属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管辖，马姓是洮州回族大姓，当地人有“十个回民九姓马，见了回民叫马爷”的说法。笔者在卓尼调查期间发现，及至今日，当地人一旦听到某人姓马，便会推断其为回族。很可能昔日的办案人员也是据姓氏误判其为“一介回番”，乃至日后以讹传讹，得出其为回族的结论。
三、关于策墨林诺们罕的封号
(一)策墨林诺们罕所获封号始末
相关研究中对策墨林诺们罕的封号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存在错讹之处。本部分根据其所得封号之时间先后进行考证。
策墨林诺们罕的封号需从其上一辈阿旺楚臣说起。阿旺楚臣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西藏抵达北京，任雍和宫堪布。乾隆三十年(1765年)九月庚子，他被加封诺们罕⑤ 诺们罕为蒙语“nomun xan”音译，藏语作“曲结(
)”，意为法王或法主。 名号。
又谕:雍和宫之堪布喇嘛阿旺楚勒提木，系统领四寨桑，教习大众之大喇嘛。因其教导有方，加恩赏给诺们汗名号，著该院照库伦诺们汗例，铸给银印。⑥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45，乾隆三十年九月庚子条。
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阿旺楚臣的名号有了变化，史料中写作“额尔德尼诺们罕”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八年八月甲子条。“额尔德尼”乃蒙语“珍宝”之意。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颁发的任命策墨林诺们罕掌办商上事务的蒙、满、藏三种文字的敕书原件，他的封号蒙文作“erdemtü”，音近“额尔德们图”，藏语为“
”，音近“额尔德们图”。该词在蒙语和满语中均为“知识”之意。参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 年版，图版57—1、2、3、4。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阿旺楚臣获得了“衍宗禅师”名号。
谕:诺们汗阿旺楚勒提木，人谨慎，勤于经卷，于藏内噶勒丹锡哷图② 噶勒丹即蒙古语中对藏语“甘丹”(
)的音译，指甘丹寺。“锡哷图”为蒙语“siregetü”音译，意为“首席喇嘛”，即藏语赤巴(驩T，意为法台)，合起来是“甘丹寺法台”之意，是对曾担任过甘丹寺赤巴的高僧之尊称。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应是在出任第61任甘丹赤巴后获得了该封号。 坐床时，帮助达赖喇嘛办事，广敷黄教，多历年所。著管理札萨克大喇嘛印务，封为敷教萨玛第巴克什。所有应给敕印，交理藩院照例给予。钦此。旋赏给衍宗禅师名号。给予敕书银印。③ 萨玛第为梵文“Samadhi”音译，禅定之意;巴克什为蒙语“baysi”音译，与藏语喇嘛(
，上师)意思相近，此封号与汉语封号“衍宗禅师”相对应。参见(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以上便是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获得的所有名号。据考证，他担任摄政期间所用印章为“阐明圣教额尔德尼诺们罕之印”［15］。道光二年(1822年)，这些封号均由第二世策墨林继承。
谕:文干等奏请赏给达赖喇嘛正师傅名号敕印一折。从前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提木，曾蒙恩赏敕书印信，现在阿旺扎木巴勒错齐木办事公正，吁恳将萨玛第巴克什旧号作为本身名号，并将从前所缴旧印仍行赏还。著照所请，将从前所缴萨玛第巴克什旧印仍行赏还，以示鼓励。寻由礼部奏请将库贮乾隆五十一年铸给前辈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提木之衍宗禅师银印，仍行赏还，并行文四川总督派委便员赴部祗领。得旨:“依议。”④ 参见张其勤原稿《清代藏事辑要》，第395页。但《清宣宗实录》将此事记在九月戊子条下:“将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作为阿旺札木巴勒粗勒齐木本身之号，其从前所缴萨玛第巴克什名号旧印，仍行赏给。”比《清代藏事辑要》所载早两天。
通过对于物性的重新审视，可以让我们与材料保持一种空间距离，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中不再只是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思考物性时我们会感到眼前之物亦是对话者，自有沟通能力，它们是会“说话”的存在之物。当我们与它们同处一室的时候，从属关系消失了，因为沟通，也因为互动，材料不再是“言听计从”的臣仆，而是可变的、有生命的对象。只有体会到这种发生学意义的关系，自我才可能是自明的自我，材料才是可以生成的材料，艺术创作才能达于澄明之境。
这条史料反映，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阿旺楚臣圆寂之后，他的印信被收缴，直到道光二年，其封号、印信才为第二世策墨林活佛继承。
除继承第一世策墨林活佛的上述名号外，第二世策墨林活佛又多次获得封赏，名号一再提升。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月壬戌，为弘扬他担任十世达赖喇嘛正经师的功绩，策墨林诺们罕的封号内又增加了“翊教”二字。
谕内阁:前据隆文等奏，请鼓励达赖喇嘛正副师傅一摺，当交理藩院议奏。兹据查明，该达赖喇嘛正师傅萨玛第巴克什，前已得旨衍宗禅师名号，著再加恩于原得衍宗禅师名号内赏加翊教二字。⑤ 参见《清宜宗实录》卷253，道光十四年六月壬戎条。
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总额持续不断增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二维码支付市场的爆发加快了电脑到手机的消费者的迁移速度,预计2018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总额,超过150万亿元，增至171.5万亿元,增长率为68.0%。
后来因在波密战争中立功，他又被加封两次。第一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加“达尔汗”名号。
一稿多投是一篇文章同时往多个期刊投稿，造成两个或多个期刊同时发表一篇同样的文章，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其变种是，将题目和内容作了极少的修改，发表在不同的期刊，该行为也属一稿多投的范畴。
一般而言，学习动力决定了一个学生能走多远，学习意愿强的中职生无疑是会在专业课上下功夫，然而对于包括语文在内的公共基础课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习动力，毕竟职业教育是面向市场需求的，这类人文素养教育在他们心中无法和处于核心主线地位的职业教育相比。
道光十六年七月癸卯，谕:理藩院议奏文蔚等奏，剿办博窝(波密——引者注)贼匪勤奋之萨玛第巴克什，奏请鼓励一折。此次萨玛第巴克什剿办贼匪，接济兵粮等项，颇为出力，著加恩在伊额尔德蒙诺们罕名号上，尚加达尔汗名号，以示鼓励。［14］410
第二次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原得“衍宗翊教禅师”名号内又加“靖远”二字。
谕内阁:关圣保等奏，请将督办军务无误之达赖喇嘛正师傅等，量加鼓励等语。此次剿办博窝番贼，调派番土征防各兵、催运粮饷、拨派乌拉运送军火等项，俱系该达赖喇嘛正师傅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一手督办，毫无贻误。除将禅师旧号准其作为本身名号外，著加恩于原得“衍宗翊教禅师”名号内，赏加靖远二字。并赏给蟒缎二匹、大缎一匹。乍丫大呼图克图图布丹济木吹济加木参，调派土兵，捐助军需，亦属急公出力，加恩赏给敕书，以示鼓励。⑥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317道光十四年六月壬戎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戊申条载，策墨林诺们罕又因在抗击森巴侵略中有功，封号再次提升:“以剿办番夷，捐资助赏，加班禅额尔德尼宣化绥疆封号，萨玛第巴克什懋功封号。”① 参见《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条。西藏档案馆所藏的一则藏文资料显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十五日，驻藏大臣将此册封决定传达给了班禅和策墨林诺们罕。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4—925页。 于原有名号内再加“懋功”二字。
清朝政府明确规定了藏传佛教高僧的职衔和名号区别:
笔者问:我看到有些研究者认为二世策墨林是卓尼城内的回族，您听过这种说法吗?
同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丙辰)，理藩院奏:凡呼图克图、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该呼图克图等除恩封国师、禅师名号者，准其兼受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如蒙谕允，即纂如则例，交该承办司遵照办理。得旨。依议。［14］400
据此规定，“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罕”等职衔，则可以推断出，策墨林诺们罕并未获得过清廷授予的“呼图克图”职衔(详见下文)。另有一点尚需指出，清代史料记载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一般写作“额尔德尼诺们罕”，即大宝法王，但对第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则多写作“额(或厄)尔德蒙额(Erdemungge，意为有才德之人)诺们罕”，不知是否因两词音近而混淆，待考。
综上，策墨林诺们罕的职衔全称为“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额(额尔德尼)诺们罕”，名号则为“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另有达尔汗名号。
(二)策墨林诺们罕并未获得朝廷册封的“呼图克图”职衔
策墨林诺们罕封号之复杂，在清代藏传佛教高僧中极为罕见。但是在众多封号中并未见到有些学者所称的“呼图克图”职衔。呼图克图乃蒙语音译，“最早所表达的意思只是福有，后来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入，逐渐演变成蒙藏佛教高僧职衔”［16］。学界之所以称策墨林诺们罕为“呼图克图”，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混淆了他与另一驻京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② 这里的“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乃指另一驻京呼图克图第五世赛赤阿旺图登丹贝尼玛(
，1846年)，其本寺为青海省尖扎县拉茂德钦寺，因其第一世洛追嘉措(
)曾任甘丹寺第44任赤巴，故其历辈封号中有“噶勒丹锡哷图”字样。陈庆英、李德成二位先生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未予详征。参见陈庆英《雍和宫佛仓简说》，载《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页;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载《中国藏学》2011年第S2期。 ，误认为策墨林诺们罕也有“呼图克图”职衔。“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乃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地位仅次于章嘉呼图克图，该世系的开创者为甘丹寺第44任赤巴洛追嘉措(
，1635—1688年)，故封号中有“噶勒丹锡哷图”字样，学者有可能混淆了该封号与策墨林诺们罕的“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职衔，误认为阿旺降白楚臣嘉措曾获得过清朝封赐的呼图克图职衔。
二是阿旺降白楚臣曾一度擅自在其职衔中填写呼图克图，后虽经裁去，但民间已相沿成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阿旺降白楚臣出任摄政之后不久，驻藏大臣玉麟便奏请赏给商上萨玛第巴克什以呼图克图虚衔准其对“外番”及各寺院使用［4］725。嘉庆帝是否准奏，未见史料明确记载。藏历金蛇年(道光元年)，阿旺降白楚臣在庆贺道光皇帝登基并致祭嘉庆帝受赏谢恩奏书中署名为“小僧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罕呼图克图谨呈”［7］2014。但实际上朝廷并未赏给其呼图克图职衔，此“呼图克图”字样属阿旺降白楚臣“擅行填注”。阿旺降白楚臣解释其原因为:“从前藏中办理商上事务之人，藏中僧俗及各部落人等，均皆俗称为呼图克图，并于咨报驻藏大臣及寄给各部落并各寺院信字内，亦即填写呼图克图字样。是以我萨玛第巴克什从前因相沿日久糊涂，竟自缮写填入。”［7］2016道光一朝，先后有两任驻藏大臣奏请为策墨林诺们罕加封呼图克图职衔，最终都未获批准，但是朝廷同意民间可按惯例称其为呼图克图。
一是源于《清代藏事辑要》的一条记载:
这里明确提到对他“并未加封呼图克图”，因此在公文内不可私自添加这一职衔。不到一年之后，这一议题又被提上日程。
道光六年正月丁未又谕:“松廷等奏，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从前藏中俗称为呼图克图。近因裁去，各外番及各寺院喇嘛等，未免心存轻慢。请赏给呼图克图虚衔，以资弹压等语。萨玛第巴克什，从前既未加赏呼图克图字样，一切奏牍，及咨报驻藏大臣文内，即不应率行书写。至于各外番、及各寺院喇嘛等，向既有此称谓，自可随俗从宜，不必禁止。此时亦无庸赏给虚衔也。将此谕令知之。②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94，道光六年正月丁未条。
试验于4月23日种植，覆膜前结合整地施入农家肥30 000 kg/hm2、马铃薯专用肥1 500 kg/hm2、尿素300 kg/hm2。
驻藏大臣认为，策墨林诺们罕从前藏中俗称为呼图克图，现在裁去，会对其权威造成影响，请求赏给呼图克图虚衔。朝廷指出，对于藏中俗称“自可随俗从宜，不必禁止”，但是公文中却不可“率行书写”，拒绝了加赏请求。三年之后，理藩院又提出将策墨林诺们罕定为“扎多尔呼图克图”③ 此处“扎多尔”似为“擦道”之异译，因藏文史料习惯称其为“擦道诺们罕”或“擦道赤钦”。 :
道光九年八月丁丑，谕:理藩院等奏，请将萨玛第巴克什定为扎多尔呼图克图。查该萨玛第巴克什前曾充派达赖喇嘛正师傅，并赏给印敕，是以叠沛恩施，今复吁恳赏加呼图克图名号，实属过当，且呼图克图名号向无奏请赏加之事，著照理藩院所议，惠显等奏请赏加名号之处，不准行。［14］398
寻访中，印象深刻的有：利丰雅高的VOCs催化燃烧装置，通过微负压原理吸收在印刷过程中产生的VOCs，集中起来后通过催化燃烧的方式进行处理；盛通则是在原材料的采购上进行选择，将环保从源头做起。新星在生产橡皮布时，用延压法代替涂布，实现了橡皮布制造过程的零排放等等。
两组患者麻醉效果如表1所示,观察组产妇的痛觉恢复时间等综合麻醉效果要好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性较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清廷虽然对阿旺降白楚臣“叠次加赏”，但始终未赏给其“呼图克图”职衔。呼图克图职衔虽高，但仅在理藩院登记的呼图克图就多达百名以上，阿旺降白楚臣兼摄政、甘丹赤巴、达赖喇嘛经师三职于一身，在西藏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地位之尊崇远非一般呼图克图可比。朝廷之所以一再拒绝授予其呼图克图职衔，似是有意压制，防止其职权过于膨胀。策墨林世系成为担任过西藏摄政的“四大林”活佛中唯一没有获得清廷所封呼图克图职衔的世系④ 另外的丹杰林第穆世系、功德林济咙世系、锡德林热振世系均有呼图克图名号。参见喜饶尼玛、叶小琴著《拉萨“四大林”辨析》，载《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
四、关于策墨林诺们罕是否到过北京
顾祖成先生称策墨林诺们罕“曾赴京在雍和宫传经”［17］。央珍也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他曾在雍和宫传经，担任雍和宫堪布一职，不久又至藏担任甘丹寺第73任赤巴”［18］。但是笔者在新发现的策墨林诺们罕致道光帝呈文和《清实录》《安多政教史》及有关档案等藏汉文资料中都未见到他曾到过北京并在雍和宫传经的记载。我们推测学者之所以认为策墨林诺们罕曾到过北京，应该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道光五年三月戊申，又谕:“松廷等奏，误将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添写呼图克图字样，查明更正，自请交部议处。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前因充当达赖喇嘛正师傅，曾经赏给衍宗禅师名号，并未加封呼图克图。乃于咨行驻藏大臣文内，率写呼图克图字样。该大臣等未即详查驳斥，率于奏摺内添写。现据松廷等自行查明更正。所有松廷、保昌自请议处之处，著加恩改为交部察议。①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80，道光五年三月戊申条。
至是理藩院遵旨议覆:“臣院议得，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额尔德蒙诺们罕阿旺扎木巴勒错勒齐木，本系不入档册一微末喇嘛。自伊前辈起，历受三朝重恩，在雍和宫传经，旋命赴藏坐宗喀巴床，派充达赖喇嘛师傅，并敕封诺们罕萨玛第巴克什，递加‘衍宗、翊教、靖远、懋功’字样，给予敕印，又加赏达尔汗名号，屡颁御书匾额以荣之”。⑤ 参见张其勤原稿《清代藏事辑要》，吴丰培增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413页。笔者根据文字内容对引文标点稍有改动。
这里的历受三朝重恩，是指第一世策墨林受到乾隆朝册封，第二世策墨林诺们罕则受到嘉庆、道光两朝重恩，叠加即为“三朝重恩”。以上史料中“在雍和宫传经”者，指的是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后面的“坐宗喀巴床”“充达赖喇嘛师傅”，则属阿旺楚臣和阿旺降白楚臣嘉措共有的事功。但从“旋命赴藏”一词看来，也应指阿旺楚臣。因为他是奉乾隆皇帝之命，于1777年从北京赴藏任摄政，并于1778—1785年任第61任甘丹赤巴。他的封号有“额尔德尼诺们罕萨玛第巴克什”“衍宗禅师”。第二世策墨林继承了阿旺楚臣的封号，又因功加赏“翊教”“靖远”“懋功”字样，并赏“达尔汗”名号。以上记载将两辈策墨林活佛的事功混在一起，研究者很可能据此得出阿旺降白楚臣嘉措曾在雍和宫传经的结论。
非生长季自然覆盖物主要为凋落物与积雪。凋落物\积雪是否存在及其厚度对土壤温度高低及变化程度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低温的冬季。凋落物或积雪能够改变（增加）所覆盖土壤的温度，从而对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产生影响。例如较厚的覆盖层能够隔离表层土壤与低温空气，降低土壤冻结的强度及冻结的深度，这种环境会有利于反硝化作用[41，34]。据报道冬季放牧会减少土壤调落物覆盖，从而导致冻融期草地N2O排放显著降低[15]。
二是混淆了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与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清宣宗实录》中有三条关于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的记载:
道光七年丁亥二月辛亥:“又谕:理藩院奏，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之哷毕勒罕呈请住京。尚属伊之至诚，著照所请，准其留京住宏仁寺，勤习经艺。该哷毕勒罕前世留住闲散喇嘛三人，著支给十分徒众钱粮。”
以上5大类因子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人为因子尽管作用很大，但是自然因子也有其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如生物因子中的昆虫授粉作用，可使虫媒花植物在广阔的地域范围中传粉，开花，结实；又如风媒花植物是借助气候因子——风为动力来传授花粉的，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等都是靠风来传粉的。可见自然因子威力之大，绝非人为因子所能代替。
道光九年十二月丙寅:“命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之哷毕勒罕在紫禁城内骑马”。
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己酉:“召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等于勤政殿。”
在乡镇中心幼儿园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有活力和有梦想的年轻人，且以女教师居多。虽然这给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朝气，但由于相关制度过于繁琐，对教师工作的考核不够客观，严重束缚了教师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展。因为教师一切教育的出发点都要遵循繁琐的规章制度进行按部就班的教学，使教师在面临相对繁重的幼儿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不断考虑规章制度的条框，没有从教师对待幼儿教育工作的责任心、工作态度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等方面综合考量教师的实际工作，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显得过于死板、缺乏灵活性。
以上关于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的史料曾被误植于阿旺降白楚臣头上［19］。以上史料中的“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均非阿旺降白楚臣嘉措，而是指出自青海尖扎县拉茂德钦寺的第五世赛赤阿旺图登丹贝尼玛。前已述及，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从未获得过“呼图克图”名号，且清廷专门规定，禁止官方文件中称他为“呼图克图”。
史料中提及阿旺降白楚臣嘉措有两次赴京打算，但最终都未能成行。一次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作为巴雅尔堪布准备赴京祝贺嘉庆皇帝六十大寿，但适逢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圆寂，策墨林诺们罕继任摄政，故未能前往北京［7］2005—2009。另一次是道光十年(1830年)，策墨林诺们罕请求驻藏大臣惠显等代为奏请朝廷，准许其赴京恭祝皇帝“五旬万寿”。噶厦发出告示，对摄政赴京祝寿之事作了周密安排［7］2018。但皇帝认为“道途遥远，达赖喇嘛年甫一十五岁，该萨玛第巴克什系办理商上事务之人，未便令其离藏，著该大臣等传知该萨玛第巴克什，明岁毋庸来京。将此谕令知之。”［7］2017—2018由此可见，策墨林诺们罕一生并未到过北京，更谈不上在雍和宫传经。
本研究结果和其他有关研究结果有些不一致[2]，这可能和本研究样本所在地区有关系,在江西,男女教师的角色职责差异较小,男女教师有着相同的自我发展的社会需求,也同样承受着来自于家庭、职业的压力,因而健康水平相当。但由于男女间不同的身心特点和承担不同社会分工所致：女性在个性方面则相对比较敏感、细腻，承担家庭更多繁杂的琐事。男特级教师更具有自信和果断的性格,若走向极端,便有可能使其变得偏执,更具有敌意。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圆寂后，乾隆皇帝并没立即同意其转世。鉴于他崇高的政教地位，卓尼禅定寺率先寻得了其转世灵童，并于嘉庆五年在雍和宫通过“金瓶掣签”得到确认。2．策墨林诺们罕系藏族无疑，学界误认为他是回族，可能与其汉姓“马”有关。3．策墨林诺们罕并未获得清廷封赏的呼图克图职衔，学界之所以称其为呼图克图，一是将其与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混淆，二是阿旺降白楚臣一度在职衔中擅自填注呼图克图，西藏僧俗对此相沿成习，朝廷对民间称其呼图克图随俗从宜，未予禁止。4．策墨林诺们罕并未到过北京。学界之所以认为他曾到过北京，一是因为《清实录》中将第一、第二两世策墨林活佛的事功混在了一起，学者未能予以分辨;二是将他与名号颇为相似的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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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ife of 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Vjam Dpal Tshum Khrim Rgya Mtsho
Li Zhi－ming
(Center for Culture Studies in He－tao－min Region，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ezuo，Gansu 747000，China)
Keywords: Tshe Smon Gling Sku Pheng Gnyis Pa;Regent;Tibetan in the Qing dynasty;Hutuktu;Reincarnation System
Abstract: Tshe smon gling sku pheng gnyis pa ngag dbang vjam dpal tshum khrim rgya mtsho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rsons in the Tibetan history of Qing dynasty，and who received much attentions from scholars．In the related research，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when he was selected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first Tshe Smon Gling Ngag Dbang Tshum Khrim，his clan，his travel to Beijing，and his title given by Qing court．In fact，he was selected as the reincarnation in 1800;he was a clan member of Tibetan chieftain Zhuoni Yang．Therefore，he was not a Hui as mentioned in some materials．However，the Qing court has never rewarded him with the title of Hutuktu．He has never been to Beijing in his life as well．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9)03－0070－09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本文系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岷州藏传佛教寺院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A－1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志明(1986—)，藏族，甘肃卓尼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明清藏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尹欣桐］
［责任校对:王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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