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区演化的型式及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型式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 （1999）03－0041－05
“社区”一词最早于1887 年由德国社会学家F ·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在《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Society ）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后人又完善归纳出构成社区的七大要素：①人口，②地域，③经济，④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⑤共同的文化制度，⑥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7）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1]。以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给社区下的定义。其实，由于学科的不同和人们说明问题的取向不同，社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含有“社区是一个区域性的社会”这一基本内涵，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村社区是村庄，再扩大点是乡，还有集镇或乡镇，有时也扩大到县城。通常以村民的最大聚居点为中心，并由这个中心辐射到社区边缘。中国农村社区是具有一定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功能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社会单元。在中国，农村社区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聚居的地方，除进行经济活动外，也进行政治、文教、风俗与社会活动[2]。
1 中国农村社区演化的型式
1.1 社区空心化型式
随着中国农村社区总人口的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农业生产率又不能提高很多，故不能使从事农业的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与其它部门相比，更显出农业部门的低收入。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中青年劳动力，向集镇或城市转移，从事非农业生产。据调查，山东省沂南县1995年外出劳动力80 336人，其中男性占80%，青壮年占70.1%；沂水县外出劳动力79 531人，其中男性占65%，青壮年占65.1%；山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当年转移劳动力中，男性占80.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86%，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以及一些家庭往城镇迁移，使许多农村社区出现空心化现象。对山东省沂南县和沂水县的5个村庄调查表明， 外出劳动力一般占总劳动力的30%左右（表1）。
表1 五村庄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
调查村庄 总劳动力(人) 外出劳动力(人) 外出劳动力比重(%)
沂南县司马店子村 388 152 39.17
沂南县刘家坪村436 124 28.44
沂南县东铁峪村500 136 27.20
沂水县院庄村 350 105 30.00
沂水县耿家峪村120
48 40.00
1.2 社区兼并型式
村庄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型式：（1）扩张式兼并， 主要是指一些经济强村或强企业出于扩大规模，加快发展的需要而兼并其周边的弱村、穷村。其典型有龙口市前宋村，该村1994年已拥有15 个企业， 职工12 000名，其中10 000多名为外来打工人员。从1994年起前宋村先后兼并了周边的3个村，614户，2 006口人。（2）扶贫式兼并，主要是指有组织地将一些地处边远山区、生活生产条件恶劣、脱贫致富无望的弱村、小村，合并到城市郊区或本乡镇的富村、大村。淄博市博山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区近郊乡镇企业发达，边远山区则极端贫困。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底，该区已有22个富村、强村兼并了24个山区弱村、小村，转移人口近6 000人。（3）联合式兼并，是在村与村之间原有社区组织和管理体制暂时不变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和村镇建设上采取合同契约或其他方式进行合作，使人口逐渐向中心村或强企业驻地集中。莱州市神堂镇丁家村，靠发展乡镇企业致富，为进一步扩张发展，他们与邻近的贾家村等15个村紧密联合，吸收了这些村的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使人口和土地逐渐集中。到1995 年， 丁家村人口已由过去的600 人发展到3500多人，人均收入达4 600元，建立了6km[2]的工业园区， 丁家村也由过去的小村庄变成现在的小城镇。
1.3 社区工业化、城镇化型式
此型式出现于哪些村庄聚集比较集中，规模比较大，历史沿革也比较长久，社区文化同质性较强，村组织比较完善，较容易达成集体共识的村庄，社区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绝大多数成员从事非农产业。此类社区经济发展迅速，社区成员的参与程度高，社区凝聚力强，对周围的农村社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河南省南街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05户， 3 130口人（1995年），2 000亩耕地，总面积不过1.786km[2]，年产值高达12亿。全村26个工业企业，13 000名职工，其中12 000多名是外村职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70多人。从生活方式上看，他们与城市人一样，实行上下班制和公休假日。少数从事农业劳动的农业工人，业已向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告别，完全是机械化操作的现代化管理，而且一律实行工资制。单元式的居民住宅楼，已成为南街人生活方式由传统小农式向现代化转变的明显标志[3]。
1.4 工业化社区经济扩张型式
此类型兴起于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发生了工业化过程与自然城镇化过程同步的现象，是当前农村社区经济最发达的一种形式。此类社区党政企三位一体，一个村社区即为一个经济组织，已形成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经济结构，工业产值和非农产值已占社区全部产值的绝大多数。农业已不是主导产业，村域内的农业转向规模化经营。依靠雄厚的财力支持，在村域外发展农业，有的在边远地区投资，兴办自己的“农业村”[4]。 像广东省深圳市的万丰村就是此类型。该村有村民2 035人，外商来料加工企业发展到100多家，来万丰村就业的外地工人、农民、技术人员达5万多人； 万丰（集团）公司在深圳参股3家国营企业，在海南、中山、惠州、东莞都有注册的公司； 另外在云南、 甘肃也有投资。 许多原村民现在都成了外地企业的老板。 1995年，万丰村基建投资达1亿元，建成了大洋、万丈浦、 清湖工业区。厂房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各项配套设施齐全，并及时投入生产，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1.5 区域联合型式
把相临的若干村庄联合起来，形成松散型的经济联合体。联合后，取消原村支部，保留村委会，成立联合支部和居委会。联合支部和居委会对各村行使规划、协调、管理职能，成员由镇委镇政府委派。联合后的集体资产权属仍归各村，债权债务及各种承包关系不变，帐目由居委会统一管理，各村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但重大事宜如土地开发、住房建设、公益事业、机械调配、农田基本建设等，则由联合支部和居委会统一规划管理，统筹安排实施。山东省威海市小岔河、项家庄、杜家、曲家四个邻近的村庄，已联合组建了前兴居委会。
2 中国农村社区演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2.1 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
社区内成员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使社区具有内在的向心力，同时这种向心力凝聚成的行为规范[5]，以及社区特有的文化、 生活方式和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是将社区成员凝结为一体的粘合剂，社区成员一般不会脱离社区，即使因种种原因而脱离，也总有一种依恋情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以及“叶落归根”等就是这种情结的写照。而共同利益和向心力强度决定了社区的特定地理区域。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和地缘联系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宗族关系具有超越社区时间限制的凝聚力。农民文化的基本特征如乏力感、平均主义、保守和集体主义影响着农民的行为。农民的乏力导致了他们的不努力行事；在平均主义下，个人才能保持自己所得的财富份额；保守的心理使农民不愿轻易地更新；集体主义使农民遵守集团的规矩和维护集团的利益，社区成员的一致性较强[6]。社区向心力强， 社区变化很小。
到了近代，农村的商品化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村经济的封闭状态，血缘地缘关系弱化，行政和业缘关系加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社区成员的利益也发生分化。社区成员的共同经济利益是较为一致的，为增加个人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所以要发展社区经济。一般而言，在当今中国农村社区，经济发展迅速，社区成员安居乐业，社区的凝聚力就强。
2.2 社区外部的吸引力
城市是从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地域，这些产业的收入都比农业高，同时，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多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这些对农村社区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迁移，就是城市吸引力作用的表现之一（表2）。城市的辐射作用， 通过交通运输网络、通讯网络而得以发挥，物流、信息流通过这些网络而传递，从而改变着农村社区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传统中国农村社区的向心力被弱化，从而演化为现代社区。随着社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通通讯条件得以改善，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加强烈地影响着农村居民，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趋同于城市居民。特别是对高收入的预期，将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表2 几个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状况（70年代）
国 家城市人口增长率(%)由于迁移所增加的比重(%)
阿根廷 2.0 35
巴 西 4.5 36
印 度 3.8 45
印度尼西亚4.7 49
尼日利亚 7.0 64
斯里兰卡 4.3 61
泰国
5.3 45
资料来源：K·纽兰，《城市限制：城市人口增长限制的出现》， 世界观察报告第38期。
2.3 社区的发展——拉力与阻力
中国农村社区是由人口、经济、环境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的，要素之间若能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则对农村社区演化是极大的拉力，反之，若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则会成为社区演化的阻碍力量。
社区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达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持续、稳定、健康发展[7]。
社区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社区状况制约了该社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和方式。首先，农村经济发展本身是社区性的，是适应该社区并在该社区中发育成形的。其次，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相应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交通、环境、人口、教育水平等是制约该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
社区发展也要与社会发展相协调。首先，社区发展对人口控制起到积极的作用，表现在：①随着社区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改变了原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了生育需求；②社区医疗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死亡率，减少生育行为；③社区教育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接受新观念的机会，间接作用于生育行为；④妇女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减少生育；⑤社区发展减少了个人及家庭的各种风险，推动了人口控制。其次，社区推行社会保障有独特的优势：它考虑到了农村“叶落归根”的传统，使老年人可以生活在原来的社会环境中；社区保障建立在家庭保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社区的支持推进保障，如通过家庭、朋友、邻居的网络，通过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发展老年保障事业，在社区中形成一种尊老敬老的风气[8]。
2.4 非农化的推动
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社区演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人口的集聚，加速了农村社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积累了社区建设资金，促进了农村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二，扩大了社区同更大地域的各种相互联系，增多了联系内容（物资、信息、金融和人员）和形式，使社区的发展同外界的联系愈来愈密切相关，而社区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因此也发生巨大变化，改变了农民生活方式，带来现代文化和工业文明。第三，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农村经济的单一结构和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单一模式，使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开放合理，将中国农村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变为多样的、以从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社区成员职业结构，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水平大为提高。1978—1993年间，我国农村工业企业职工人数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1995年，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乡村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已达到47.1%。
3 中国农村社区演化调控措施
3.1 控制社区人口数量，提高社区人口素质
中国农村社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才能缓解人口再生产的恶性循环，才能减轻对农村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增加教育投入，通过普教、职教、业余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营造一个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合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社区环境。
3.2 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大部分农村社区成员生活水平与国外许多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所以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需要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来改变不利的处境。只有当成员认识到社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时，才能产生维护社区文明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自觉和热忱。大力倡导志愿精神，为使社区得到改善与发展而自发地参与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成员的公域意识，并自愿地投入、参与到民间中介组织和团体的自组织中去，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社区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成员生活安乐祥和的地方。
3.3 理顺社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合理控制社区人口规模，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或异地转移，优化农村就业结构，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转变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传统经营模式。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减少资源的占用与消耗。控制环境污染，实施水污染、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要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和高科技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4 解决乡镇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乡镇企业既是农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空间。目前，乡镇企业面临规模小、效益差、技术落后、布局分散、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今后要做好产权改革与联合兼并工作，与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联合，进行技术改造，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以及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提高企业科技和管理水平，建设乡镇企业小区，使乡镇企业适当集中，提高积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也便于污染集中治理，促进城镇化进程。
收稿日期：1999—01—25；修订日期：199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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