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潜藏的原型象征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士德论文,原型论文,象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歌德的伟大悲剧《浮士德》是近代欧洲时代精神发展史的缩影，是欧洲历史变迁的一面三棱镜。歌德在直接描写浮士德一生的发展过程的同时，还凭借一个潜藏的原型象征体系来反映现实。这个原型象征体系就是以中古浮士德传说为中心凝聚希伯莱神话和希腊神话的意象群。这个原型结构包括原型性主题、原型性叙述和原型性意象。歌德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激活古老的原型，围绕悲剧的主题对原型进行创造性的变形与组合，赋予原型新的意义，实现古老原型的近代价值转换。凭借原型所负载的欧洲历史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浮士德》超越作家个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得以用集体的讯息结合力反映现实；超越反映现实的时空限制而再现过去和瞩望未来。这成为《浮士德》具有白矮星似的凝重质量和永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一、生命的金树：原型性主题
《浮士德》问世一百五十余年来，“浮学”著作汗牛充栋，有关悲剧主题的诠释也人言言殊，聚讼纷纭。其中，有的研究者脱离悲剧的实际内容，试图将悲剧的主题归结为某种抽象的、外加的思想和观念。这种研究方法与当年歌德的见解相悖。1827年5月6日，正当《浮士德》第二部创作的后期阶段，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阐明了自己对《浮士德》主题的观点。他说，“德国人确是一些古怪的人儿！他们到处寻求深奥的思想和观念”，“他们跑来问我，究竟我在《浮士德》里想要体现什么观念，仿佛以为我自己知道而且能够说得出来似的！从天堂经过世界而到地狱，这勉强可算得有点意义吧，但这不是观念，而是情节的进程。此外，魔鬼赌输了，而一个一直在艰苦的迷误中不断向更完善境界努力前进的人终于得救，这诚然是个有效的，能说明许多事理的思想，但这不是全剧尤其是各个场幕所依据的观念。如果我把在《浮士德》里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生活，能用贯串始终的观念这样一条唯一的细线串在一起，倒真是一件绝妙的玩意儿哩！”歌德继续说：“总而言之，作为诗人，我的作风不是企图要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我把一些印象接受到心里，而这些印象是感性的、生动的、可爱的、千姿百态的，正如一种活跃的想象力所提供给我的那样；作为诗人，我所作的事不过是用艺术方式把这样的直观和印象在心里融会贯通起来，加以提高，然后用生动的描写表现出来，使别人听到或读到我描写的东西时获得与我同样的印象。”①歌德这段重要谈话实际上阐明了确定《浮士德》主题所应遵循的美学方法。其一，歌德反对用德国唯心主义思辩哲学从观念到观念的方法，将《浮士德》的主题归结为某种外加的抽象观念；其二，歌德坚持了从生活和物质出发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在创作中，作家形成的关于作品的主导观念是和对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印象水乳交融的。而且，这种主导观念归根结底是作家用艺术思维和艺术方式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因此，《浮士德》的主题应包含在一个能将全剧生动可爱、千姿百态的具体内容加以“融会贯通”和“提高”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形象中。
准此，我认为《浮士德》涵盖全剧的主题是“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②。这是一个概括全剧内容的闪耀着感性诗意光辉的形象，又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所作的理性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对悲剧的主题作进一步的抽象与概括，指出《浮士德》是时代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一生的自强不息的努力代表了文艺复兴后三百年间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精神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硕果就是“生命金树”价值体系的确立。
这个主题在悲剧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人类自然生命的发轫和浮士德自然生命的变形。歌德塑造了荷蒙库路斯的形象来象征人类自然生命的发轫，“人造人”在海神节狂欢中获得灵肉统一的真实的自然生命，并将经过一系列变形进化成人。与此相应，浮士德则饮用女巫的药酒获得第二次青春生命，并以此为起点走上人生的新旅程。因此，荣格称《浮士德》为“浮士德变形记”③这一层面是人类生命力不可毁灭的坚韧性和蓬勃力量的颂歌。第二层面是浮士社会生命价值的创造。浮士德为了战胜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环境，摆脱法国革命后的精神危机而投身时代洪流，经历小世界和大世界，永不停滞，自强不息，不断走出迷误，最后在为人类和社会进行创造性活动中，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这一层面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坚持了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人生价值。第三层面是浮士德神圣生命的升华。天使从恶魔手中拯救了浮士德不朽之灵，将他导引向天堂，扬弃其杂质，使其以纯洁之姿开始神圣生命。这一层面用资产阶级理性宗教观点给浮士德的人生价值罩上神圣的光环。正如荣格所说，《浮士德》的结尾是“一个指出通往最高意义之路的精神仪式”④。当然，浮士德人生的“最高意义”只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人生意义。
自然生命的发轫与变形，社会生命价值的创造和神圣生命的升华熔铸为“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的主题。
然而，“生命金树”主题或全剧的主导意象，其意义并不止于此。和全书的“树崇拜”相联系，这个主题是一个原型性主题，还具有一个潜藏在深层的 原型象征语义系统。
《浮士德》全剧中有一个“树崇拜”的原始文化积淀层。悲剧第二部第三幕第三场海伦殒灭后，合唱队第一部（树精）这样唱道：“我们在这无数树枝飘摇震动的萧萧声中，或则戏触、或则轻诱而将生命之泉从根部引向枝头；”树上的果实养育人类，“他们在我们周围鞠躬，仿佛叩拜原始的神灵。”这正好揭示了人类用树来象征自己的自然生命和人生价值的古老根源，将读者的想象和思绪引向“生命金树”的原始意蕴。
原始人的收获和生活与树有很大关系，因此，原始民俗中有“树崇拜”。这种风俗流传于后世就是《浮士德》所描写的：人们在养育自己的树周围鞠躬，仿佛叩拜原始的神明。树崇拜风俗凝结在欧洲和世界各古代民族的神话中。北欧和北美神话讲述人是树的后裔，罗马的主神朱比特和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被供奉的像都作树形。在此基础上出现“世界生命树”(world life trees)，例如北欧神话中的“伊格德拉西”(Yggdrasil)被崇奉为司理命运与智慧的神树。而基督教《圣经·创世纪》则有人类的智慧树与生命树。⑤
《浮士德》的“生命的金树”就是产生在“树崇拜”原始文化积淀层的一个古老原型，它直接来源于《圣经·创世纪》，并在内涵上与《圣经》哲学及其近代诠释相承接。《创世纪》说，上帝从空虚混浊中创造天地，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并把菜蔬和树上所结的果子赐给人作食物。上帝将最早有灵的活人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园中有为人提供食物的果树，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后来，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违背上帝的旨意，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了智慧，象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因此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防止人采摘生命树的果子吃，象神一样得到永生，上帝将人驱逐出伊甸园，并设置四面转动喷发火焰的剑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这个故事在神话外衣下包含深刻哲理，其感性形式中的理性积淀，构成西方人宗教心理结构中的观念。《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中，梅非斯特改装为浮士德向前来求教的学生谈话。当他说出“理论全是灰色，只有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这句包含着全剧主题的名言后，紧接着把《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中，蛇引诱夏娃吃智慧树之果时所说的“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一语题写在学生的纪念册上，并且对学生说：“去遵从这句古语和我蛇婶的教导，将来你会因你能如上帝而烦恼！”（第118-119页）在这里，梅非斯特揭示了智慧之果的二重性象征含义：它既使人类摆脱混沌未开的蒙昧状态，能知道善恶；又使人类由于产生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而面临更多的“烦恼”。而且，在人类知识积累所构成的精神客体中，脱离实际的“灰色”和“理论”与五彩斑斓的长青的生命金树是对立的。这说明，《浮士德》“只有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的主题虽是针对文艺复兴后三百年间欧洲社会生活而提炼出来的，但其原型确乎出自《圣经·创世纪》中的“生命树”。
歌德的同时代人黑格尔对《圣经·创世纪》这段神话的哲理内涵作了精微的阐发，他指出，“这个神话的内容形成了宗教信仰的理论基础，即是关于人的原始罪恶及人有赖于神力的解救之必要的学说。”“这个神话亦牵涉到知识的起源与意义的问题。”“上帝把人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去了，藉此阻止他吃那生命之树。这话的真义乃在于指出就人的自然方面而言，他确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有死的，但就其有知而言，他却是无限的。”⑥黑格尔的理解代表了十九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理性宗教思潮对《圣经》的批判性诠释。可以认为，歌德正是以这种富于时代精神的理解来激活“生命树”古老原型，并将它融合在《浮士德》的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中，使它获得新的形式和语义。
《浮士德》“生命金树”的主题展开在主人公的生命旅程中，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就是黑格尔所说人的生命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恒长矛盾。这一矛盾是《圣经》“生命树”原型所潜含的。在这方面，《浮士德》使读者与原始和古代世界的形象和主题相遇，产生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使悲剧的主题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与此同时，创作过程中时代精神的照耀，作家审美情感的渗入，题材的制约，又使“生命树”原型具有了时代性、特殊性和私人性。第一，按照《圣经》神话，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脱离了人类的原始素朴的和谐境界，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自身感性与理性、本能与文化的分裂和冲突。亚当和夏娃没有摘食生命树之果，因此，人的个体生命的一次性和有限性与生命的无限性本质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遂成为恒长矛盾。《浮士德》主题包容“生命树”原型所潜含的这些哲理，但又是在新的历史基地上提出问题的。十八、九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逐步确立，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开始暴露，欧洲社会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产生精神危机。为了回答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困惑，歌德高唱：“只有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由于两个世纪之交各种现实矛盾的参与，悲剧的这一主题比其原型显得更深沉，而且染上了歌德特有的历史乐观主义色彩。第二，歌德提出了富于时代特征的解决矛盾的思路。“生命树”原型所潜含的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生命本质无限性的矛盾，适应悲剧的艺术构思被多侧面展开。在悲剧第二部中，狂欢节上，化装的古希腊神话三位命运女神揭示了生命的矛盾。她们在纺织无限的生命线，分配生命线，决定生命线的长短。人的生命一旦结束，造物主就将生命线绞取去，织进历史的织物。女神们手中纺着的生命线是无限的，但每一根生命线又是“非常纤细”的，有限度和随时可能断的。这深刻揭示出个体生命可能具有的偶然性和荒诞性一面。但《浮士德》主题的深刻之处就在于通过浮士德的人生旅程表明，个体纤细、有限、偶然和荒诞的生命同时又可能是坚韧、无限、必然和充满意义的生命。这里转化的枢机在于：其一，人的生命线非常纤细，但人能思想和进行创造性实践，因此，人能超越自己有限的自然存在。浮士德形象一开始就深刻地展示出生命的内在矛盾。浮士德在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环境中，在牢笼似的书斋里消磨了半辈子狭隘的浮生，一旦苏醒，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脆弱、有限的“微虫”。可是，无限追求的本性仍在他胸中鼓荡，正如《天上序曲》中梅非斯特所说：“远近的一切，什么也不能／满足他那无限的雄心勃勃。”（第20页）有限生命的无限追求使他“自觉渺小而又伟大”（第42页）。经过痛苦的求索，浮士德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出路：“投身到时间的洪涛之中”，“大丈夫唯有活动不息。”（第103页）最后，在带领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实现了有限生命与无限追求的统一：“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永世永劫不会消逝。”（第706页）其二，个我生命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人类的认识能力却是无限的。梅非斯特对浮士德挑战的内容之一就是断言人生有涯，知无涯，人无法认识世界整体，他说，“从睡进摇篮以至于入土，无人能将这团旧酵消化！”浮士德却充满信心地应战：“但我要试试！”（第105页）他之所以敢于应战，就是坚信人类能接近“永恒的真理之镜”（第41页），因为个体的人能“争取戴上人类的冠冕”（第106页），“将我的小我扩充为人类的大我”（第104页）。
原始人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产生了“树崇拜”；《圣经》的“生命树”概括了人类生命的基本矛盾和宗教解决方式；而《浮士德》则力图找到解决矛盾的现实生活出路。扬弃其杂质，浮士德的人生之旅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就是：在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在个体与族类相统一的世代延续的认识活动中，人的“生命的金树长青”。这样，《浮士德》的主题来自于原始——古代文化积淀层的“生命树”原型，又赋予了原型新的象征语义。
二、“浮士德曲线”：原型性叙述
浮士德迷宫似的人生旅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对这个圆圈的叙述，使悲剧的情节线呈现为一条“浮士德曲线”。
在全剧的总纲《天上序曲》中，在欧洲产生精神危机的背景下，围绕浮士德博士，梅非斯特发出了人生虚无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天主冷峻应战，胸有成竹：“好吧，那就交给了你！去勾引这个灵魂脱离本源，你抓得住他，那就让你带他一同走你的路线，将来你总要承认而感到羞辱：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第21页）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人，神性因此是人的本源。天主将浮士德的人生道路概括为脱离和返回本源的“圆圈”。这也是歌德人生观的形象化体现。青年歌德在构想自己“独有的宗教”时，就曾指出，上帝和神性是人的本源，“整个创造的行程在现在和过去都不过是背离本源和向之复归”⑦。后来，歌德又曾指出，“能把自己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接起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⑧。可见，“浮士德曲线”是歌德人生哲学和长期人生经验的概括。
“浮士德曲线”的大圆圈，又由五个小圆圈组成。第一个小圆圈是知识悲剧所引发的浮士德的人生危机，第二个小圆圈是爱情悲剧，第三个小圆圈是政治悲剧，第四个小圆圈是美的悲剧，第五个小圆圈是事业的悲剧。五个小圆圈都有苦闷、追求、欢乐、迷误、痛苦、悲剧、死亡、新生和再追求诸环节。正如浮士德所说：“安逸和痛苦”，“厌烦和成功”“互相循环交替”（第103页）。而每一循环都将浮士德的人生追求提高一步，所以，歌德曾指出：“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⑨浮士德灵魂的救赎与《天上序曲》中天主的预言相照应，完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大圆圈。
浮士德叙述曲线也有其神话原型，悲剧对此有所暗示。按照第一个赌赛中天主的允诺，梅非斯特变形为一只黑犬接近浮士德，以便勾引他的灵魂。郊游归来，浮士德和瓦格纳在暮霭中看到了这条黑犬。浮士德说：“你瞧，它正兜着螺旋形大圈”，“画着魔圈，准备跟我们结交。”（第69、70页）这个螺旋形魔圈象征着浮士德的人生之旅，引导读者去沉思“魔圈”的深层意味。
天主这样解释他对恶魔的允诺：“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他们往往喜爱绝对的安闲；因此我要给他们来个同伴，刺激之，鼓舞之，干他恶魔的活动。”（第22页）也就是说，人要摆脱血滞心枯的忧态，往往少不了恶魔象征的否定精神的刺激和鼓舞；“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但总会由迷混不清进入澄明的境域，因此，在否定性精神作用下形成的螺旋形上升圆圈是人生发展的必然轨迹。而在西方文化中，《圣经》神话最早概括了这种必然轨迹，由此形成的圆圈形叙述模式正是浮士德叙述曲线的原型。
“圆圈”本是原始和古代文化中最基本的原型现象之一。美国文学理论家威尔赖特指出：“在伟大的原型性象征中最富于哲学意义的也许就是圆圈及其最常见的意指性具象——轮子。从最初有记载的时代起，圆圈就被普遍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简单的形式完整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赫拉克利特的金言所道出的原因：‘在圆圈中开端和结尾是同一的’”。(11)似乎可以说，在“圆圈”的感性形式中有着原始人和希腊人世界观的理性积淀。从原始神话和希腊理性精神中汲取了营养的《圣经》则主要用圆形叙述来处理作为基督教神学中心的人神关系。基督教认为，《旧约》是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新约》则是通过耶稣基督而与信者另立的新约。因此，《圣经》哲学的核心是人神关系。而“摩西五经”中的《创世纪》开宗明义记述了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在恶魔引诱下犯了“原罪”，从此人与上帝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但人相信基督就可以与上帝和好。全部《圣经》实质上就是人背离上帝又返回上帝怀抱的过程的论证和描述，构成《圣经》圆形叙述的总体构架。在这个构架下又有许多小圆圈，《约伯记》即其中之一。雄大的哲理诗剧《约伯记》写正直信神的善人约伯受到神的严酷考验，历经磨难，但对耶和华仍然虔诚不悔，最后耶和华加倍偿还他失去的一切。这表现了具体而微的《圣经》精神和圆形叙述。与一切宗教一样，基督教所崇奉的神是人创造的幻影，神性是人性的异化。因此，人——神宗教关系只不过是人——人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颠倒和虚幻的反映。可以说，《圣经》圆形叙述颠倒和虚幻化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人生辩证发展过程的朴素理解和乐观主义信念。因其是一种颠倒的人生观，故被教会歪曲地当作基督教神学的根基；又因其包含有合理的历史内容而为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利用。
《浮士德·天上序曲》是全剧的主脑，天主与恶魔围绕浮士德的赌赛，其构思显由《约伯记》脱胎。天主同意让梅非斯特诱惑浮士德脱离本源，最终又经过救赎让浮士德之灵返回本源。这又与《旧约·创世纪》“失乐园”神话一脉相通。
“浮士德曲线”以《圣经》的图形叙述为原型，但却包蕴着十八、九世纪之交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人生追求的历史内容。其一，在《圣经》圆形叙述中，人生辩证法是潜在和晦暗的，而“浮士德曲线”则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制高点上，表现了人的觉醒与堕落、肯定与否定、善与恶、迷混与澄明、神力与魔力、人性与神性、感性与理性、理智与情欲、本质与现象、一瞬与永恒、历史与现象、现实与未来的对立统一和推移转化，揭示出浮士德螺旋形上升的人生道路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源泉，从哲理上概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欧洲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人生追求。其二，浮士德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是两个灵魂同居于胸中，又竭力要分道扬镳，情欲与理性对立统一的螺旋形发展圆圈。歌德用浮士德个人精神发展史的圆圈来再现欧洲时代精神发展史。在悲剧中，代表欧洲时代精神的自然科学唯物论、启蒙主义和理性宗教思潮，构成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式发展过程。唯其如此，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其发展轨迹也必呈现为“圆圈”。歌德就曾希望由德国古典哲学来完成欧洲近代哲学的“圆圈”(12)。在歌德完成《浮士德》第一卷的同时，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亦指出，真理既不在其开端也不在单纯的结论，终点是开端的实现，真理是对立面的统一与“圆圈”式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看作真理，是唯心主义，但他关于真理“圆圈”式发展的思想包蕴丰富的辩证法。由此可见，“浮士德曲线”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在其感性形式下有着三百年间欧洲时代精神的氤氲化生和凝结沉淀。这与《圣经》圆形叙述表达的古代初民朴素的人生观自不可同日而语。
“浮士德曲线”以《圣经》圆形叙述为原型，又超越了原型。
三、水与火：原型性意象
水与火是构成《浮士德》悲剧的世界图景和文化背景的两个主要原型性意象。在悲剧中，水以及相关的海洋、源泉的意象共出现约17次，火的意象共出现约31次。
歌德让浮士德在全宇宙的宏观背景下登场，从“小世界”进入“大世界”，进而探索宇宙的核心，追寻人生的极境。因此，歌德在《舞台序幕》中就表示要“驱遣四大”即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来揭示宇宙“整体的庄严”，从而为浮士德的实践活动提供一幅世界图景。这是一幅泛神论外衣下的朴素唯物论的世界图景。歌德表面上袭用了《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督教观念，但他理解的“上帝”其实就是“创造一切，哺育一切”的大自然本身。而地灵则是大自然生命力的化身，他象浪潮般翻腾，狂风般飘飏，“在轰轰的时间织机之旁／织造神的有生命的衣裳。”上帝和地灵只是大自然创造活动的人格化和诗意形象。悲剧表明，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才是世界的本原，它们的自身运动创造了大自然，水与火的交融产生生命，生命经过漫长的变形，进化成人。在内外矛盾的摧动下，人在自强不息的实践活动中，走过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形人生旅程，创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生命价值，使生命的金树长青。这就是《浮士德》提供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世界图景。
第二部第二幕，歌德驰骋幻想，让浮士德回到古希腊神话世界，同时也就展示了水与火意象的原型——希腊神话和哲学。
水是维系原始人生命的元素，火给原始人带来光和热，因此，将水和火神圣化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重要内容。反映在神话中，于是有希腊的海神和火神。而首先从原始神话和宗教观念中分化出的古希腊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学派，提出气、水、火、土四种基本元素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的思想。其中，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宇宙是空气、土和水的循环，而水是万物的本质。另一位爱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火是世界生成的原动力。《浮士德》的世界图景正是以希腊神话和自然哲学为原型的。在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阿那克萨戈拉强调火也能创造生命，但美人鸟们唱出：“没有水也就没有幸福！”（第470页）泰勒斯高呼：“万物都是由水生成！万物都是靠水维持！海洋呀，请你永远统治！”（第575页）海妖普洛透斯则称海为“生命的水”（第526页）。在海神节狂欢盛会上，当荷蒙库路斯的自然生命发轫时，全体同唱出高昂的诗句：“欢呼四大，地水火风！”（第528页）托出了悲剧壮丽的自然条件。
当然，按照梅非斯特的说法，“在神话学上也可以来个变通”（第499页）悲剧对希腊神话和哲学原型都作了“变通”即重塑。其一，歌德将希腊自然哲学与十九世纪初地质学中关于地质形成理论的争论相联结，让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分别代表水成说和火成说，展开饶有兴味的争论。其二，歌德本人虽倾向于水成说，但并不抹煞火成说，而是在地质形成问题上将水的渐进性作用与火的爆发性作用统一起来，既肯定地震之神塞斯摩斯在造山运动中的震撼摇动之力，又肯定大自然用水流“有规则地创造一切万象”（第490页）。其三，进一步，歌德认为水与火的交融才能产生生命。他让荷蒙库路斯前往海神节狂欢盛会去寻找生命的存在之处。“人造人”的爱与美的魅力吸引下，在海神之女伽拉忒亚的贝车上撞破自己的瓶子，流溢出的火与海水交融，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开始了自然生命的发轫。要之，在地质形成和生命发生问题上，悲剧在诗意的水与火意象包裹下的是有机论的自然科学思想，高于希腊自然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牛顿时代的机械论。
但是，水与火的意象在《浮士德》中不光是构成宇宙本原的自然元素，它们与歌德的理性宗教思想相结合而具有社会属性，成为浮士德人生之旅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化背景。
整部《浮士德》是借助基督教“灵魂救赎”的观念和意象来结撰的。浮士德的一生经历了自然生命的变形，社会生命价值的创造和神圣生命的升华，走完了脱离本源（神性）又返回本源的圆圈。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生命复苏后欣喜的道出的“人们向往生命的溪流，人们向往生命的源泉”，并不仅是指孕育人自然生命的大自然的溪流和源泉，而且是暗示“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圣经·箴言》，第14章）。这一点在全剧结尾时被揭示得更加清楚。当天使接引浮士德的灵魂升入天界时，撒玛利亚妇人正是凭着耶稣赐予的“永远澄清、滔滔漫漫、流过整个世界各处的／那是纯洁丰满的泉源”，祈愿圣母俯允格蕾辛救济浮士德的。这种具有神性的水的源从而成为人的神圣生命之源”，“涌流不息，直到永生”（《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它象征上帝所代表的“善”和“天国之爱”，实质上象征启蒙主义的人生价值。用神水所升华的露沐浴，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使浮士德在爱情悲剧中饱受恐怖的惊魂得到安抚，忘却过去的痛苦，洗涤罪过”(13)。同样，火这种自然现象也被赋予神性。浮士德用象征基督教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圣之火威胁梅非斯特；天使也使用这种“超越恶魔的天火”、“神圣的热火”、“爱火”和“欢喜之火”烧灼恶魔，拯救了浮士德之灵。
与此相对，地火风水四大元素到了象征“恶”的梅非斯特手中，就变为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地震、火灾、暴风和巨浪。所以，梅非斯特狂妄声称：“四大都跟我们结成一帮：结果总是归于毁灭。”（第704页）水与火的意象在这里又具有“恶”的意义，象征人生的虚无。在这个意义上，火是梅非斯特毁灭人类的特殊武器（第83页），是恶魔的伴友和元素，所以浮士德咒骂梅非斯特是“粪与火所生的杂种！”（第218页）但浮士德身上有时也有这种邪恶之火，这就是他产生邪念时的“欲火”（第185页）。与天使的天火相对照，梅非斯特最关心的是地狱烈火（第496页），他将善良的包喀斯老夫妇投入到烈火地狱（第691页）。这时的“火”，是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的掠夺手段的象征。
很显然，《浮士德》以《圣经》中的生命源泉和三位一体的圣火为原型，赋予水与火的意象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水与火的原始意象打上时代阶级的烙印，构成悲剧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背景。
总之，以希腊和《圣经》神话为原型，《浮士德》有一个潜藏的原型象征体系：生命的金树是原型性主导意象，确立了创造生命价值的启蒙思想主题，象征人对生命之迹的无尽探寻；浮士德曲线是原型性叙述，是主人公生命之旅的轨迹，象征人生的辩证历程；水与火是原型性意象，构成了生命发生和主人公生命活动绚丽壮阔的本原和背景，象征人对宇宙和生命起源认识的形上追求。
歌德把浮士德创造人生价值的势力看作文化史上人类探索生命意义的永恒努力的继续，因此，他必然返本溯源，从“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中汲取神话原型，以一个原型象征结构为中介来塑造人物，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
神话是原始思维、原始经验和集体表象的结晶，存留在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意义世界即波普所谓“世界3”中。借助神话原型，歌德实现了艺术思维中的自我超越。他超越了艺术认知和表现中的个体性，成为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集体性人物”，在《浮士德》中道出了千万人的声音。借助原型，他还超越了直接性，以原型为中介去间接的扩大和加深对欧洲精神发展史的认识和概括，借助原型象征所特具的联想群而在审美过程中对读者生成《浮士德》苍茫的历史感，使人感受到《浮士德》白矮星似的凝重质量。
然而，歌德的独到之处与其说是激话和利用了原型，不如说是重塑了原型。神话原型作为“世界3”的组成部分以感性形式积淀着历经社会变迁而沉静不波的、相对稳定的文化质素，但作为自在和给定的语义体系又具有抑制作家创造性艺术思维的惯性作用，成为作家既可利用，又必须重新超越、扬弃和重塑的东西。歌德用十八、九世纪之交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和自然科学新成就扬弃和重塑神话原型，使其意义缩小、扩大和转移，并且将它们融合到《浮士德》完整独特的艺术构思中，成为天衣无缝的有机体，而毫无牵强附会和支离破碎之感。
还应该看到，以神话原型为中介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一方面固然拓宽和延展了《浮士德》的视界，加强了它的普遍性、共通性和可交流性；另方面却带来悲剧对欧洲历史认识和表现的直接性被原型象征的多义性、模糊性和间接性所吞没的隐患。这也就是人们在阅读《浮士德》时经常感到艰深晦涩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引自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19-120页。
②《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18页。本文以下有关《浮士德》的引文均出自该译本，只注明页码。
③④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第175页；第79页。
⑤本段据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出馆，第231-232页。
⑥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99、101页。
⑦《歌德自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60页。
⑧《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页。
⑨(12)《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44页；第185页。
⑩加拿大著名文论学弗莱(Frey)认为《圣经》包含U形原型叙述（参见《神话——原型批评》，第386页），我则以为《圣经》采用的是圆圈形原型叙述模式。
(11)威尔赖特：《隐喻与真实》，引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9页。
(13)《浮士德》钱译本第297页注释④指出，忘川之水指希腊神话中的冥府河。而这种水的涤罪功能当是歌德根据基督教观念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