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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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投资在中国工业部门中的比重和贡献

1988年以前,外商投资在工业中的比重并不很高,除1985年外,其余年份外商投资在工业部门中的比重都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即便是1985年也只达到37.6%,而房地产、公用设施及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当大,这可以从表1中得到反映。

表1 1984~1988外商协议金额的部门结构(百万美元)

部 门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4~1988

总金额

2875 6333 2834 3709 529721048

工业 496 2384 785 1776 4022 9463

房地产、公用设施和服务业 1017 2271 1617 1471 530 6906

建筑业 78 133

53

55 119 436

商业、饮食业 230 527 100

29

64 950

农、林、渔业

79 126

62 125 209 601

通信业 84 106

33

16

91 331

其他 891 797 184

237 262 2361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表1显示,1984~1988年5年间,大约仅有45%的外商投资协议金额投向工业部门,但从1988年开始,外商投资方向发生明显变化。1988年国家确定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扩大了沿海开放地区,进一步完善了外商投资环境,加上港台投资因两岸关系松动出现热潮,这些因素促使外商对工业投资,特别是出口加工工业投资大量增加。

80年代末期以后,外商投资的工业项目迅速增加,到90年代初期已占支配地位。1991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企业项目12978个, 其中工业类项目11632个,占总项目数的89.6%;协议外资金额96.23亿美元,占协议总金额的80.3%。可见,到90年代初期,工业部门外商投资已占绝对优势。从1992~1994年情况看,工业类外商投资仍然占明显优势,但也呈现投资领域多元化现象。

表21992~1994年外商投资分部门结构(百万美元)

1992 1993 1994

部 门 项目数 协议金额 项目数 协议金额 项目数 协议金额

工业 3360332667 /

51173

3322843899

建筑业 1125 1839 /3878

1531 2394

交通运输业 470 1543 /1490

474 2030

商业饮食业 1505 1444 /4607

3117 3922

房地产、公用事业

453618080 /

43771

518023862

农业

1017 678 /1192

1062 972

其他

1508 3414 /5244

2957 5602

总数 4876458124 /

11436

4754982680

资料来源:有关部委统计资料

表2显示,1992年工业项目数占全年外商投资项目数的79%, 工业项目的协议外商投资金额占全年各部门外商投资协议总金额的56.2%。1993年项目数的结构状况虽然缺乏,但仍可从协议外资金额中看出投资分布情况。 该年工业仍是最大投资部门, 工业占所有外资协议金额的45.9%。到1994年,工业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的69.9%,工业项目的外资协议金额占外资协议总金额的53.1%。到1994年底,累计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为206096家,累计开业企业达到90748家。 在已开业的企业中,大约有70%分布于工业部门。其中分布在制造业部门占多数,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可以从“三资企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反映出来。

从表3可以看出, 工业部门中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很快,从1990年只占2.1%上升到1994年占12%。 而在这4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6 倍, 而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增长近14倍,可见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长对国内工业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表3 工业部门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

1990 1991 19921993 1994

全国工业总产值(亿元) 23924.4

28248.0 37065.7 52692.062113

外商企业总产值(亿元) 498

1370 2070 5796 7543.6

外商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

2.14.8 5.6

11 12

资料来源:分别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有关部委统计资料中加工整理。

如果从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几个经济特区情况看,外商投资企业推动工业增长的贡献和比重就更大。1993年沿海16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完成工业产值453.4亿元,比上年增长84%,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为306.1亿元,占67.5%。深圳、珠海、汕头、 厦门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靠外商投资企业推动的。到199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的69%,在珠海占57%,在厦门占61%,即便在天津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也已占到15%。到1994年,这一比重在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又有提高,江苏省已占20%,北京市占24%,厦门市占70%,福建省占44.8%,可见,三资企业在一些省市和特区,已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

二、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加工业的形成

东南沿海的工业外商投资大多数投向于出口导向加工业和加工装配行业,这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迅速扩大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反映出来。

表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增长及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从表4看出,从1993年起,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出口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超过四分之一,在进口方面,则大有接近半数的趋势。1994年,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60.8%是通过三资企业实现的。

据中国海关统计,在1994年三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中,扣除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203亿美元,经营性进出口顺差20.7 亿美元, 比1993年的0.4亿美元,有大幅度的增长。1994 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制成品出口320.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92.5%, 占全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32.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32.8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 38.3%,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41.5%。

出口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多集中在沿海地区,1994年沿海12个省市三资企业出口336.6亿美元,占全国三资企业自营出口总额的97 %。出口超过10亿美元的沿海省市为广东、福建、上海、江苏、辽宁、山东、浙江、天津。其中广东省出口98.4亿美元,占三资企业出口总额的57.2%,中西部地区18个省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只有10.5亿美元,仅占三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 进料加工出口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1994年进料加工出口305.8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8%,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

以上说明,在外商投资最为密集的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出口导向加工业的发展,它充分利用了沿海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供给优势,迅速发展起“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加工业,从而利用了我国的要素禀赋优势。这种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我国过去几十年以内向经济为主的模式,即完全依靠国内交换和内需增长拉动的方式有了很大区别,它使国内外资源都得到利用,通过国际交换得到比较利益。

三、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

由于我国的贸易开放是在国内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渐进式推动的,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市场还处在一定程度的保护之下,特别是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和新式消费品,在一个时期内采取了高关税或进口许可证的贸易措施对进口实行限制。在这种贸易政策下,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政策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80年代以来,通过吸引国外大企业来华投资,使这些企业的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我国轿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特别是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电梯、计算机、通信器材、食品、数控机床、仪器仪表和医疗器械等工业,在制造、工艺技术方面在较短时间内上了一个台阶,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提高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特别明显的是汽车工业、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工业,目前国内主要的厂家都是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其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还有部分出口,但这些产品往往内需强劲,出口比重较低。在轿车工业中,德国大众公司、美国的克莱斯勒、法国标致、日本丰田、美国通用汽车、日本铃木、美国福特等大公司都在中国建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国轿车工业技术的提高,基本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技术转移的结果。在彩色电视机工业中,日本松下、夏普、日立、三洋以及韩国金星等大公司都在中国建立彩色显象管或整机厂的生产线,向中国转移了彩色电视机的生产技术。在电子工业中,大量大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使我国电子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品种、档次、质量大有改观,有的产品成为替代进口产品,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也有一部分产品直接外销,开拓了新的国际市场。在电子产品工业中,凡属组装和装配生产线的企业,多属于出口导向加工装配业;凡属于制造业生产线,其产品主要内销,形成进口替代工业。

从一些典型调查中发现,拥有先进技术的进口替代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有积极作用。例如,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美资企业中,美商在向中方提供技术方面比较慷慨。成都中美合资川石克里斯坦森公司的美方投资者根据合同随时不断向中方提供最新研制出的钻头模具。天津奥的斯公司成立7年来,已完成一期新产品技术改造, 实现了电梯产品全系列微机控制和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美国跨国企业普遍认为职工素质是提高企业经营水平的主要因素,他们重视职工培训工作,许多企业已将定期考试、定期培训作为制度严格执行。

汽车工业的技术转移是最明显的。改革前几十年,中国是以建设和发展载货汽车为主,基本没有轿车工业。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了从制造载货汽车为主向生产轿车为主的战略转移,相应地从德、美、法、日等国引进了轿车技术,在生产布局上做了“三大、三小、两微”的安排(即解放、东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航天、航空)分别按年产30万、15万、10万辆的规模进行生产。为此引进了国外技术数百项,其中整车制造技术均具有国际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水平,个别车型具有90年代初的水平,还有近百种汽车主要总成和部件制造技术和几十种先进工艺装备技术,从而改变了汽车产品和生产技术的落后状况。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累计生产了各型汽车743.5万辆, 是改革开放前30年汽车总产量的5.3倍,1993年汽车产量达到129.6万辆,是1978年汽车产量的8.7倍,其中轿车产量达到22.9万辆,是1978 年轿车产量的87倍。汽车工业已成为最大的进口替代产业。

从未来发展趋势,轿车工业将仍然是进口替代的发展趋向。1994年初,中国政府颁发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指出到2000年汽车总产量要满足国内市场90%以上的需要,轿车产量要达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并基本满足进入家庭的需求。要实现这一目标,与国际先进生产企业的合资建设是一条主要途径。这说明,在本世纪,甚至在下世纪头10年中,我国汽车工业都仍将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这种情况在其他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品生产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四、对两种工业发展模式的评介及外资政策的结论

在70年代前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扩大工业品出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70年代后,随着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品出口已具有规模,这种情形即被确认为是有效的发展战略,习惯上称为“出口导向型增长”,而鼓励出口的一揽子政策则具有“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性质。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在下述世界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原油、初级产品供应紧张,造成60年代末价格部分上涨,到1973年,由于欧佩克原油价格翻了两番,形成价格全面上涨趋势。发达国家在能源、初级产品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劳力不足和劳务费用不断上升的压力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对初级产品及廉价的劳动密集产品的进口诱导,刺激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初级产品和石油价格不断下跌,而美国在80年代初实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了美元的高汇率和高利率。结果,韩国、台湾省等非产油、非初级产品出口地区利用油价和初级产品下跌及汇率调整的有利时机,不断扩大工业品的出口比率。产油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也出于对原油和初级产品出口将趋向萎缩的长期预期,而强调工业品出口导向策略,由于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增长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出口导向战略受到较多赞誉。

对出口导向战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要作具体分析,既不可轻视别人的经验,也不应盲目推崇。

第一,从理论上说,出口导向增长对小国与大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是小国,那么劳动力要素的增长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和贸易的变化不会影响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出口扩大,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会缩减,进口需求增加,这样进出口贸易都得到扩大。但如果是大国,情形则不同。大国的出口量增加,在需求不变情况下,会造成劳动密集产品价格下跌,从而使贸易条件恶化。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就要用更多数量的产品去交换别国产品,结果出口扩张型增长给大国带来的经济福利的增加会小于小国,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会被贸易条件恶化所抵销。

第二,从实践上看,即使在工业品出口迅速扩大的国家,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类型也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它们对不同出口商品的鼓励政策不同。例如在工业品中,加工食品和电子元器件,它们的技术水平或资本密集程度差别很大,即使是同一电子元器件,不同的加工装配阶段,其技术水平或资本密集程度差别也很大,而且贸易形态也不同,各种政策措施对不同的商品、产业所带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从出口产品的内容差别上可以看出政策措施的差别,从这个差异中又可以看出出口导向战略的不同类型。就拿台湾省和韩国来讲,70年代和80年代同样都是出口导向战略,但鼓励政策不同,出口产品结构不同,因此类型也不同。

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了出口导向加工业,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但从目前这些出口导向加工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和贸易形态来看,显然还处在出口导向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进料加工出口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所以加工生产线的资本技术构成比较低,技术转移的效果不会太好。从加工生产线所加工装配的产品和加工装配本身的技术阶段来看,也都不是技术密集型的,而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附加值都很低。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出口305.8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8%, 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加工业偏于进料加工,而进料额为280.8亿美元, 为加工贸易出口额的92%,增值幅度很小,说明企业基本是以赚取加工费为主,靠劳动要素获取报酬,资本和技术要素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既不可过低估计这种出口导向加工业的意义,也不可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应积极研究如何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朝更高阶段发展,同时要研究如何克服劳动密集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

在介绍进口替代战略时,不少文献对它持否定看法,而且援引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例子,认为它们是在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遭受挫折后才能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从而从失误中走出迷途而找到正确的方向,并由此对进口替代战略持基本否定看法。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一些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中吸收外商投资并发展进口替代产业的政策就成为疑问,因此需要认真分析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

对进口替代战略持否定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国内市场保护,不利于自由贸易,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源丰富,资本和技术要素缺乏,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乃是扬短避长,不利于本国优势发挥。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片面性。

首先,并不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不成功。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少都是小国小区,缺乏国内或区内市场的回旋余地,因此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遇到市场约束问题,不得不转向出口导向,但一些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不仅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在工业化后又扩大了出口。如巴西,它既采取吸引外资,又实行国内市场保护,吸引外商投资于政府优先扶持的产业部门。1946~1964年间是巴西的进口替代发展时期,通过吸收外商投资,使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后向产业部门被迅速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了交通和电气设备、化学、冶金以及机械等部门的发展。随着工业的成长和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从6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经济就进入了外向推动阶段。1965~1980年,巴西制造业的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9.5%,整个80年代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也达9%。 巴西的出口业绩一方面归功于政府采取有利于贸易的汇率及出口政策,另一方面也应归功于进口替代战略奠定的生产结构技术密集化的基础,它使巴西工业中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部门的比较优势得以提高。

其次,对大国来说,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有利于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由于大国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能力的加强会减少这方面进口,从而使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价格因需求减少而下跌。当进口的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价格下跌时,意味着本国出口的劳动密集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可比以前换回更多数量的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从而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好转。总之,大国进口替代型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福利水平也会比小国更大。这是因为,大国不仅得到了本国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且还得到国际贸易条件改善的好处,从整个社会收益来看,在生产和贸易的大国中发生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显然比小国有更大好处。

以上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说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借鉴的经验。从中国情况看,与巴西相似的地方是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比巴西要大得多。换句话说,劳动力要素的资源禀赋在配置比例中必然占更大的权重。因此,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既有借鉴巴西经验的条件,又有不能照搬其做法的限制因素。我们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工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步,就会出现大国出口扩张型增长中所出现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和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从而不利于增进我国的社会经济福利。而且,由于工业的资本技术构成低,也不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所以,我们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工业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产业,通过引进外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使我国工业的资本技术从低构成向高构成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改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增进社会经济福利。在发展过程中,出口导向加工业也要从低技术阶段向较高技术阶段过渡,进口替代产业也要向出口替代产业过渡,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发展中完善自己并走完否定自己的历史过程,最终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成长。

结论是明显的:在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出口导向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这两种模式要兼容并包,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因此,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也是既欢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投资,更欢迎有更多资本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进口替代型工业投资,两者不可偏废,应当让它们都得到充分发展。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工业化的进程以及资源禀赋有很大差别,两种发展模式在我国都可找到适合发展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帮助不同类型的外商资本找到适合它们各自发展的投资区位,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这是我们的利用外资政策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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