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北宁之役史料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宁论文,概说论文,史料论文,中法论文,之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83年岁末，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在占领越南南圻和中圻广大地区后，大举进攻越南北圻。12月中旬，法军从盘踞的河内向西北沿红河上溯，攻击以黑旗军为主体、清军（包括桂军和滇军两部分）及越军联合守备的山西省城，进逼中国的云南边境。这一仗，史学界大多称之为中法战争的开端。3个月后，经过休整、增援后的法军又出兵进攻河内东北的重镇北宁，逼近中国的广西边界。于是，震惊中外的北宁之役爆发了。
北宁之役发生于1884年3月8～12日，守城部队（主要是桂军）兵败如山倒，北宁落入敌手。法军长驱直入，越南陆路东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屏蔽广西的战略要地日益萎缩，清廷盛怒之下改组了军机处，前线军事将领或被革职拿问，或仰药自尽。可以说，北宁之役是中法开战以来清军损失最惨重的战役，它对整个中法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战役，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相当薄弱。其原因是作战双方没有留下相应的史料吗？否。单就已经刊布的中方史料而言，其数量并不少，只是研究者因重视程度不够而未注意发掘使用罢了。至于法方的原始档案材料，因其未曾公布，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都很少见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与中法战争的其他战役相比，有关北宁之役的中外史料相当丰富。兹试概述中国方面直接反映该役的文献资料，同时介绍笔者有幸率先阅及的法方史料，以期引起史学界对北宁之役研究的关注。
一、中方史料
关于北宁之役的中方史料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记述重点在于北宁城失陷当天的战事，而此前北宁外围的战斗情况则语焉不详；二是这些史料主要集中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下称《中法战争资料》）第2册和第5册中，利用十分方便。
按照史料的性质划分，中文史料又可分为禀文和奏折两类。其中，前者是来自战斗前线的基本材料，属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后者是综合各方之言后作出的总结性报告，从全局角度叙述北宁失守过程，宏观性较强。
1.禀告文书
北宁是法军从越南北圻进入广西的交通要道，故此重镇成了桂军花大气力设防之区。中法战争爆发前，应越南政府之邀出关的桂军最高统帅是广西巡抚徐延旭，他把大本营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谅山，在此遥控北宁前线军事。北宁前线桂军分左、右两路，分别由广西提督黄桂兰和候补道员赵沃统领。黄、赵关系不睦，故在联名向主帅徐延旭报告战况的同时往往各自打小报告。而黄桂兰与两广总督张树声是儿女亲家，关键时刻黄还会与张通信。同时，战前赶到的黑旗军自然也要报告参战及见闻。还有，桂抚、粤督派出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战场动态等等，都是直接反映北宁之役的第一手史料。
表中前5个文件，是桂军将领和黑旗军首领向北宁之役总指挥徐延旭报告军情的，可谓出自当事人之手笔。其中，在郎甲设局采办军粮的张秉铨于北宁失陷当天戌刻（晚上7～9时）写此报告时，得到的消息尚不详细、确切。因为郎甲位于北宁前线与徐延旭驻地谅山之间，近在咫尺，传递便捷，这份报告应该是徐延旭知道法军攻打北宁城的首则快讯，只是文中未曾言及北宁落入敌手。
翌日申刻（下午3～5时），溃逃出北宁的桂军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赵沃到达富木圩后联名写给徐延旭的报告，是第一篇来自前线最直接的战务报告。该报告成文于两统领仓皇逃命、喘息未定之时，行文简略。故当他们分别撤至远离战场的安全地带后，各自又写了一份报告。
刘永福给徐延旭的报告，是另一位前敌统帅的见闻。报告中叙述刚到北宁的黑旗军英勇抗敌，直到桂军溃败之后才被迫撤离战场。
在两广总督张树声收到的两份报告中，凌兆熊的报告是他在中越边境所搜集到的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参加北宁之役的败卒，许多内幕是黄桂兰和赵沃的报告所未言及者。而黄桂兰写给张树声的报告，则是他看到徐延旭向朝廷上奏北宁溃败折中有损于己的言行而喊冤申辩，内容与3月16日他写给徐延旭的报告基本相同。
根据后来几位边疆大吏的奏折，他们获悉北宁战况的途径尚有许多“探报”，只是这些口头和书面的“探报”或未传世、或尚未被人发现罢了。
2.重要奏折
在迄今发现有关北宁之役的奏折中，上奏者均未直接到北宁前线指挥作战，这是清朝文书制度中规定达不到某一职级不能迳向朝廷上书建言之故。而这些奏折中所说诸多情况又与前线军官的说法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说法另有根据，故仍应视为第一手资料。这些奏折主要有：
以上4通奏折中，从时间上看，徐延旭上奏时有可能已读到了黄桂兰等人初期的报告，但其内容与黄桂兰等人的报告不完全契合，这是徐氏有其他消息来源之故，这有折中“连日据探报”一语为证。正因为徐奏与黄桂兰等人的报告不尽吻合，才有后来黄桂兰向张树声解释一番之举。
岑毓英是在山西之役结束后带领滇军出关的，他是中法战争期间深入越境官阶最高的人，在关外西线扎防。对于东线北宁战事，岑毓英除从桂军将领黄桂兰和赵沃来函中获悉外，还有他派去援救（尚未抵达北宁即陷）的滇军将领吴永安（记名提督衔）的禀报这一来源。
身居广东省城的张树声，主要依据徐延旭的汇报上奏，故行文与徐奏大致相仿。
徐延旭因北宁兵败遭革职拿问，广西巡抚由出身淮军的署湖南巡抚潘鼎新接任。潘出关后奉命调查、参办北宁偾事各员，故有是折。
除上述报告和奏折外，主动要求赴越参加抗法斗争的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所写的《请缨日记》和刘永福晚年口述并由其家庭教师黄海安记录整理而成的《刘永福历史草》，也有关于北宁之役的片断，同样是今人研究北宁之役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3.中文史料丰富之缘由
从以上罗列可以看出，直接反映北宁之役的中文史料相当丰富，这在中法战争其他战役是不多见的。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与此前的山西之役不同，北宁之役的主要参加者是清朝正规部队，这支来自广西的官军在北宁前线分为左、右两路，各路统领境遇不同，复杂的人际关系促使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反映情况。
(2)中越边界的封疆大吏或在衙署遥控指挥，或亲自出关抗法，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上奏清朝最高统治当局，大大丰富了北宁之役的史料。
(3)各级官员向前线派出谍报人员，这些人在战场附近活动，观察军事动态，搜集军事情报，不时报告上司，这些报告成了今人认识北宁之役的重要史料。
二、法方史料
中方史料丰富，是相对于其他战役的中方史料而言。而记录北宁作战的法方史料，还要比中方史料丰富得多。
法国方面有关北宁之役的史料，主要保存于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6和BB-4 1957两卷中。这些史料的撰稿人，既有该役的最高指挥官，又有中下层军官；其形式，既有简短精悍的电报，又有篇幅较长的战务报告，还有各兵种、各所属部队的行军日记。这些文件内容丰富，相互补充，对人们认识该役的内幕极有裨益。
1.电报
中法战争期间，法国的电讯事业已广泛使用于军事活动中，即时人所谓“洋人用电线以通军报，相隔虽远，瞬息可达。”（注：《中法战争资料》第4册，第642页。）法方直接反映北宁作战进展的电报有：
上表中前3封电报均于同一天发自海防，电文却不是在同一天拟定：第一封是3月9日拟于顺城府（海阳省属），报告3月8日和9日两天法军进军及作战、伤亡情况；第二封没有标明起草的地点，电文较短，内容是报告法军进入北宁城的时间；第三封是3月12日拟于Phong-Hao（丰和？），报告12日当天的战况。
3月15日的电文是13日拟于北宁，报告法军在北宁之役中伤亡的具体名单及其职级。
3月22日的电报，是报告清军战败撤出北宁时与法军交锋的情况，其电文是17日在北宁拟定后送往河内发出的。
此外，还有数份米乐为参加此役的法军中下级官兵请功、报告清军逃跑方向等的电报，这些电报对了解是役进展的作用相对间接，故未列入上表之中。
2.战务报告
电报虽具有传递信息迅速、快捷的特点，但因其篇幅有限，述事状物简略扼要。故欲知北宁之役的详细进程与经过，更应阅读如下战斗报告：
上表中的3份报告，最重要的是米乐的报告。作为北宁之役的法方总指挥，米乐对该役的战斗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中所附的3幅地图，对今人了解北宁附近的地理概貌、防御工事以及法军的进军路线、作战经过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莫列波约的报告，侧重于法方参战部队中的一部分——东京小舰队的进军与作战过程。尼格里的报告，严格地说不是专门的作战报告，而是他离开部队前往河内前写给孤拔的信中谈及他所领导的部队如何勇敢，可补米乐报告中的某些不足。
3.作战日志
记述北宁之役最大量的原始史料，是法军各参战部队留下的行军、作战日志。其数量之多，记录之详，令人叹为观止。
现存法国档案表明，法国军队有用文字记录部队行动的习惯，并形成制度。这是清军所没有的。把这些各部队逐日记录的详细资料与上述电报、报告汇合起来，北宁之役的内情便十分清晰、明了。
三、双方史料的长短优劣
从以上各表即可看出中法双方记载北宁之役的史料在形式方面有许多不同，下面再从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去分析其特点。
1.记录方法有异
近代中国在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这在近代中外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李鸿章哀叹“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第34页。），便是明证。此外，当时清军在军事管理、战争辅助手段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翻开中法战争时期的清朝文献，清军并没有一份逐日记录的完整的军事档案；而法军在这方面却已制度化，各种原始记录十分翔实、细致。清军对战事的描述，主要靠前线高级指挥官的报告和一些“探员”的汇报，往往掺入人为的主观因素，有很大的局限性；法方却以来自中下层军官的记录为基础，丰富多彩，比较客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电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电报线的敷设远未能及越南战场上，国内情报传递也主要靠驿站完成，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北宁失守前半个月的1884年2月27日，徐延旭从越南谅山上奏“北宁守御尚可无虞”云云，24天之后，该折才于3月21日送达北京，（注：《中法战争资料》第5册，第284页。）这时北宁陷落已有9天之久。就是在谅山，徐延旭接到黄桂兰等从北宁前线发送过来的“飞报”也需3天时间。（注：徐延旭在另一通奏折中说，1884年3月14日他上奏一折后，才知道法军于3月11日从六头江等地向北宁大举进攻。——见《中法战争资料》第5册，第293页。）难怪清廷怒不可遏：“徐延旭发此折时，北宁业已失守两日，该抚竟未得信，其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注：《中法战争资料》第5册，第294页。）落后的通讯方式使北宁前线清军无法及时与最高统帅联络。法军却在北宁附近的海防与河内等地设有电报发射基地，使远在欧洲的法国最高统治当局能及时了解前线战况，并发布相应的命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战争，今人看到的档案材料自然不同。
2.详略差异较大
无论是清军将领的报告还是那些信息耳目的汇报，都把着重点放在1884年3月12日北宁陷落这一天的战事上，此前的战斗或略而不提，或一笔带过，好像这些战事无足轻重似的；而法方的记载则十分详细、具体，例如3月8日的扶朗之战，中文史料语焉不详，法方则对其前后经过、参战部队、战术的运用等有着生动、翔实的记录。（注：参见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6，第222页；BB-4 1957，第138、163、207页等等。）
清军将领对扶朗之战虽然述之欠详，但毕竟还是提到了。而3月8日这天发生的其他战事，清军将领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似乎这些战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据法方记载，这一天法军先后攻下清军的Naou、Yen-Dinh、Do-Son3个工事。就拿清军将领述之较详的3月12日的战事来说，其挂一漏万也十分明显，法方记载当天有名的Trong-Son和Keroi两场大仗，在中文档案中就是找不到。正因为清军缄口不提这些战事，上述用法文记录越音书写的地名无法准确译出，真是一大憾事。
简略、含糊是北宁之役中文资料的一大特点，从这些资料中，今人很难知道清军怎样备战迎敌、挖了多少地营、防御战线的东西南北各达何方，连就北宁守军的确切数字也无法说得清，简直不可思议。与法军各部队、各兵种整整有条的记录相比，令人心情沉痛，不禁要问：当年我们的军队到底是怎样打的仗？
3.可信程度不同
法军有这样的习惯：每打完一仗，战地最高指挥官都要向顶头上司提交一份长篇作战总结报告。海军少将孤拔所写山西之役的报告、海军少将利士比(Lespès,Sèbastein Nicolas Joachin)所写基隆之役报告，均长达数十页，图文并茂，洋洋大观。（注：分别载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8和BB-4 1959两卷。）相比之下，陆军中将米乐所写北宁之役的报告仅有7页（见前表），且其开头用部分篇幅阐述法军攻打北宁的战略计划及其制订的根据，故全文用来叙述战斗经过的并不很多。这样，了解北宁之役的全程，需要阅读各参战部队保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作战日志等。这些日志记录很有规则，其中越南的山川河流名称，是法军通过当地越南人确认，并经过翻译人员核对后书写的。法军还有用地图配合文字表述战事的喜好，这些地图往往是运用近代测绘技术，经过精心观测，然后按严格的尺寸比例绘制的。如北宁外围Trong-Son至Yen-Dinh这段路的全景图和半圆形立体图，是法方测绘人员在刚占领的堡垒内用望远镜轮流观察，将观察到的情况标在测定地图上，并根据当地越南人和翻译员提供的情况核查其位置和名称，最后才由绘图员把它绘制成图。（注：法国海军部档案BB-4 1957，第140页。）这样的地图虽不能说十分精确，但对了解战斗进程确实很有帮助，至少比清军将领单纯的文字叙述强。
尽管法方关于北宁之役进程的记载比较分散，但并不显得凌乱，特别是多种记录之间少有自相矛盾这一点，与清朝军官的记述颇有差别。清军将领往往因自己的利害关系、派别观念所累而意气用事，如谁先撤出北宁城，两路统领各有说法，互相攻讦。又如黑旗军在北宁之役中表现如何，中文档案也说法不一，互相矛盾。（注：参阅拙作《试论刘永福在北宁之役中的表现》，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孰是孰非，需要史学工作者深入考证，才能放心使用这些史料。
倘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中法双方史料之别尚可总结出若干条来。限于篇幅，其余恕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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