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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文艺史，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两幅景观：一幅是由数量极多的平平之作走出的“文质推移，与时俱化”、与历史同步或准同步的大体呈上升线的景观；另一幅是数量极少呈时空随机分布、艺术成就难分高下的天才的或里程碑式的文艺作品所呈观的类似等高线的景致。前者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依附性。后者既有与世推移的历史性因素，更包含了彼此不可替代、各有奇绝的审美等值性、等效性。不论有多长的时间跨度，多大的空间尺度，它们一样的魅力永在，难分轩轾。这种奇异的风景线既与孔德、斯宾塞直线式进步历史观不相一致，也同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观难以协调。它们几乎成了历史发展中的非发展因素，非历史因素。我们觉得除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这种非历史因素、非发展因素之外，似乎在广泛的文化领域也都存在一定非发展因素、非历史因素。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探得它的成因，将会有益于包括文学艺术史在内的文化、历史哲学的研究。
关于文学艺术史中的等高线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作者杜撰。在麦基编《思想家》里，有英国作家兼哲学家莫尔多赫的谈话涉及了这一问题。他说：“柏拉图不仅是西方哲学之父，而且也是西方最好的哲学家。当然，哲学方法改变了，但我们并没有把柏拉图抛在后边；也就是说，哲学没有像科学那样取得进步。当然文学也没有取得进步，没有人超过荷马。但是文学没有延续的任务，从这点意义上它不是一种‘工作’。”等高线类的作品不是“工作”而是杰出创造，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是非延续性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美学家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也谈到了文学艺术发展的非继承性：“和西西弗斯相反，创造者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别人停止的地方起步的。无限确实是不能被征服的，因此哪怕当他身负重荷到达顶峰时，也会发现还有其他更高的山需要去攀登。然而别的人将会接替这个任务，创造者是相反的西西弗斯，他不得不永远地攀登、攀登、再攀登。无限不仅是指时间上的，而且也是指目标本身。这个向上攀登的比喻在科学领域是容易被理解的，它多少具有一种直线的联系：比如说，没有毕达哥拉斯，可能就不会有欧几里得；没有欧几里得就不会有伽俐略；没有伽俐略可能就不会有爱因斯坦。”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递进性我们也曾论及。关于文学艺术阿瑞提则认为并不采取连续发展的模式。他接着说：“但在某些领域，像文学和艺术领域看不出那种直线性发展。比如说一个莎士比亚并不是要以有一个但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发展似乎要比规范的发展具有更多的附加的内容。但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者为人类的经验增添了附带的景致，因此即使这个比喻从字面看——也就是从几何学上看——是不准确的。”文学艺术在式样、数量、手法方面的由简而繁，由少而多的变化表现出历史继承性，表现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步或准同步性。但是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伟大作品则走的是一条非历史之路。固然荷马不可超越，但其后的但丁也不可超越，虽然他们的作品同时包含着彼此不如之处。王羲之的字是高峰，尽可临摹、习练，但总有些中国文论称道的法外的神、妙、至精至微而学不来之处，因此无法超越。但这并不影响颜真卿、怀素也是高峰，同样有不可超越处，且有为王羲之所不可超越处。完全可以说他们在挥洒间独有胜境，各领风骚。屈原李白是中国浪漫诗人的双子星座，屈原炙人的悲恸浸着典雅的浪漫，李白的疏狂调和着飘逸无邪的神思，一样令人动容，却是两样意味。《红楼梦》给人的是空灵无尽的意蕴，大笔写意，境生象外，《安娜·卡列尼娜》，犹如西方现实主义绘画，满幅油彩，向人们全方位展现声色、血肉、纹理、连毛发在阳光下闪动的细微，心灵欲念的每一幽渺，都极力铺陈、尽数呈现。读之，耳目不可暇接，心灵连续不断的受纳，身心如酒神似地投进了它的艺术世界。真如“庄子文字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它们激起的是两种审美心态，人们需要浓烈，人们也需要清醇。也许文艺史家会把荷马史诗放在文学史显赫地位，但就艺术魅力而言，李清照只有九十七个字的《声声慢》丝毫不让巨著伊利亚特、奥德赛，贝多芬的交响曲无异是世界音乐史的重镇，二泉映月不过是音乐小品，一只二胡的倾诉，不及第九交响乐配器繁复、结构宏大，气势磅礴，若仅就艺术生命而言，它们却一样的辉煌不朽。“山”不在高低大小，有魅力则灵。
我们曾肯定这种相互不可取代的作品既有与社会文明演进、生产发展相关的一面，又有与社会总体上升线无关的主要一面，因此画出了一条等高线，一条缺少连续性，不具有历史发展性的等高线。关键是这种既有关又无关的机理是什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非连续性，非历史发展性。“创造的根源正在于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可以用复杂的神经具有无限组合的能力来给予解释。按维柯的术语，可以解释为这是一个趋于无限的有限中枢所具有的机能。”阿瑞提的主张与我们的先天才能论颇为类似。有人曾发出诘难：天才既然是造成文艺等高线的决定因素，根据生物学，这类天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应呈大体均匀的方式出现。因此天才之作也当在文学艺术史中有均匀分布。但考察文艺史，纪念碑式作家作品却是以极不均匀的方式出现的。欧洲中世纪几乎是一个沉寂的漫长黑夜，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竟是群星闪烁。元明清是中国戏剧小说宏篇巨制的高峰，《红楼梦》可说是最后华彩。此后两三百年，堪称伟大作家殊少，够得上伟大作品的几稀矣！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长篇创作是五四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五花八门的作品大量涌现，但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轰动效应者多多，历史效应者殊少；有才气的作品很多，大气恢宏汪洋恣肆者几无。中国封建时期是世界诗歌持久繁盛的奇绩，近数百年欧洲是音乐天才持续出现的显例，因此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与才能关涉甚少，而社会环境、文化土壤是伟大作家作品产生的主要条件。如说“遗传学仅仅是提供了极其微小的可能”，“在文化积累能提供进行综合的各种必要因素——物质的和观念的——之前不可能产生发明或发现，当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以及正常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适宜的必要材料时，就一定会产生发明或发现。”看来要阐释等高线作品产生的机理，必然要遇上哲学—社会学、文化艺术学的难题，并要求对此做出一定的回答：人与环境的关系及二者发生学问题。到底人是环境的产物，还是环境由人创造的？文化造就了伟大人物，还是伟大人物创造了文化？
动物，包括高等动物，仅仅受自然进化规律的制约，然而当自然演进到一定阶段，产生了一种不仅具有一般高等动物具有的原欲系统、情绪系统而且还具有较动物完备得多的理性系统的生物性的“人”。我们所说的理性包括左脑分析理性，右脑直觉（创造性）理性以及模仿、学习、记忆、语言符号能力。这样，生物性的“人”就可以在内在需要推动下运用脑——手系统去改造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这似乎表明人与社会、文化同步产生，即在创造第二自然的同时，生物性的“人”初步演进为社会人。从此人不仅与自然共生，且与文化共生，既遵循生物进化路线，又创造并遵循社会文化进化路线。当然，人既创造了文化，文化便取得了它的自性，成了一个与人相对峙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存在，并通过主体——人的反馈机制而作用、影响人。因此在人
文化双向作用模式下，人类获得了体外遗传机制。“文化以心理学为起点和终点。它从心理学开始，因为它需要有人的基本神经装备，它以心理学的结束，因为它作为更大的结构力与心理动力对个人产生着影响。然而，它又具备有具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过程。”阿瑞提也认为人的先天脑生理生化结构系统是文化发生学的因，第一推动力。
自有万有的统一是世所公认的法则。那么社会人没有产生以前，作为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产生之后，社会人与其生存环境——自然、社会文化也是共生的一体两面。人类遗传基因的形成，先天结构的出现，都是自然与生物体相统一的结果，这个结果必然蕴有这种统一。也就是说基因、静态先天结构之中包含了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统一的动态编程，也就是说遗传“预设”，先验地规定了人的先天潜能所要求的一种除原生态自然之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条件。换言之，基因既形成于自然中的环境与生物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便自然地在其中编制了新的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法则。因此，当我们说到天赋、才能，尤其是天才的能量时，从来都不认为它们可以无待而创生，而是隐含着它们所要求的从最坏到最好的环境条件的预设。犹如说一粒种子，必然包含了对土壤、肥料、空气、阳光、温湿度等因素在其中。这是基因的一体两面性，因此当我们说文化艺术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人，在人的创造性，高峰式文学艺术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天才的创造，并非是说任意创造，天马行空的绝对意志自由，而是说天才、创造力与环境、材料的统一，而是说自然的伟大创生法则相互作用法则在人的核心处以新的形式复现。因此，当我们强调遗传、天赋、创造力、天才也不过是在一个特殊领域——人的内部世界、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揭示宇宙阴阳互根的原则。但前苏联学者极力主张劳动创造了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如果对环境有积极反作用，人的这种主动性也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由此推演出一套文艺理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文艺是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物性格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典型人物则是典型环境的产物。这种将人的所有自然性、天赋能力、天然主动性、伟大创造力全部掏空的社会学理论在我们的文艺理论领域流行了许多年，影响深广。前苏联学者还拿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为佐证为依据。如引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引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又“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还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如果单从上面的引述看，很容易得出生产力、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最基本、最根本、最原始又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与力量，它们在社会的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网络中起着初始的、基元的作用。其中生产力又是基本的基本、根本的根本。著名的普列汉诺夫则将此归成公式予以表达：“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众所周知的‘基础’对同样众所周知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东西：
（1）生产力的状况；
（2）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社会关系；
（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4）部分地由经济直接决定，部分地由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
（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是在我们面前展现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所发动、统摄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动态图式。甚至斯大林与前苏联学者将这一社会历史图式进一步精致化、规范化、教义化，将人类生活表述为一道严格精确的方程式，一则环环相扣的客观规律，裹挟一切的铁的必然性，人的意愿、思想、决策、行为、创造，都成为方程式的中间步骤，被生产力、生产关系初始因所决定、被铁的必然性所驱遣的因子。于是人便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举落的一颗棋子，成了历史铁律鞭策的陀螺。人们虽然逃离了神意宿命论又掉进了物的宿命论，为物所役使。我们曾在八五年《文艺心理学》教材中，在普氏（1）之前加上“具有内在需要的人类主体”字样，并说明各条间存在着多因多相的复杂作用关系，意谓人类的需要系统是社会历史的总动力源，文化艺术的总动力源，并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成因。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显然不可能是无因之果，无中有的自生物。我们的这一认识既有遗传学、脑科学的根据，还有古今中外大量思想家论述的支持，更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证的导引。请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非常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类基本需要视为人类生产、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与动力，隐含着需要是生产工具、生产力产生的动力的论断。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等。”吃、喝、住、穿这几乎是弗洛伊德本我，现代生物学所指的先天本能，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它安放在一个历史哲学的框架之内。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明确论述了性本能与社会关系问题。前苏联学者却隔断、否定这种实际联系，将人突兀地拖进自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之网，于是人类生活便被生产力这个自动而永动之物的铁的必然性所决定、支配。如果将马恩著作全面考察、前后互参，那么当时肯定的“具有内在需要的人类主体是社会历史动力系统的核心，人不仅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动力，也是精神生活的动力，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的观点便非我们的杜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我们可以不问，但社会生活的起点是人，终点是人，核心是人。人类接过自在的生物进化律并将它变为不断自觉争取需要的满足与幸福的社会历史文明进化规”的观点便不是向壁虚构。按前一种解释人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动的社会历史运动链条上的一个物件，按后一种解释人的主动性、创造力便在主客互根的模式中显现出来，按前一种解释，人、社会、文化艺术都是劳动创造之物，被生产力、生产关系所决定，文学艺术也轻而易举地成了在最终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决定物，成了经济的影子，随其俯仰而俯仰。类似的一以贯之的公式群镶嵌在流行的文艺理论教本，按后一种解释，劳动不是无因自生物，则是人类脑——手的操作（请参考《资本论》第一卷）。因此要用人的生理心理解决它的发生学问题，不能将文学艺术视做劳动的创造，相反其根源在人的大脑，在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便不再是社会一切之根、之源、之始，它们都应当从人的内在需要，从人的生存欲念、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解释。且人又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与体现，因此社会不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永动机，而是人物的永机动。在这一框架中的文学艺术成了人的审美需要的对象和审美能力的创造物，文学艺术理论不再是役于物的哲学的转换生成物、文学艺术也不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形象展示图，未来旨归的生动路标。伟大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成，以及受肉体组成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原著是明摆着的，学术研究历来是多视角的。但不同解释却给文化艺术研究带来很大差别。根据马恩著作全面互参作后一种解释，人便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因素，是物质、精神生产力中具有创造力的主动因素，最早的文化、第一件生产工具、最初的非自然的生存环境、劳动都是人的创造或行为。文化、生产工具、环境一经产生便有它们内在规定性，通过对主体的作用而成了更新层次文化、工具环境产生的客体因素。这样，我们便走出了文化—→人、环境—→人、经济—→人的单向的倒因为果的客体客观决定论，确立起人类主体自然客体—→人类主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人脑文化、艺术的双向往复作用模式，确立起主客体客观决定论。由此可以肯定文化艺术的产生发展是双因论的，文化艺术应当是人与文化、人与环境的函数，而等高线式的文学艺术主要仰赖于人的伟大天赋。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的才能有等级差别，文化也有其发生、发展、鼎盛、衰落的不同阶段，两者的随机相互作用自然有很多情况，大才、天才与最具活力的文化、环境相遇高峰式作品产生的几率便会极大增强。
根据研究，如下社会环境、文化状态对天才潜能的发挥最具积极意义。首先是社会文化开创时期或某一文化模式上升、全盛时期，社会文化因子有相当大的重组可塑性，往往有不朽的开山之作，及撼世力作出现。文学发轫期的荷马史诗，诗骚，它们是立于文学源头的巍峨山峰，其影响历千年而不衰。柏拉图之后的哲学是对柏拉图的阐释，中国哲学又何尝不是对孔子、老庄的阐释。五千字的道德经至今难以超越，梁漱溟先生说，宗教“自一面言之，有不能不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者；另一面……有其自身的发展，非机械地一切在被限定着。古印度佛教就出现了圆满的出世法，如我夙昔所指出，正是人类未来文明的一种早熟品。”可以说老庄哲学与印度神秘主义哲学筑成了人类精神的不朽殿堂。为当代量子物理学提供思想基础。哥本哈根学派的波尔悬挂太极图是意味深长的。如果高峰主要或仅仅决定于环境、文化，按进化的历史观，老庄之学与印度学早该被后人超越才是。请问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因素能揭示这沉思与超验的难以超越的奥秘？人体经络学说是中国医学的杰出成果，至今西方分析、实证方法难能入其门径，这又如何凭靠客体客观存在论、环境决定论能够加以解释的呢？文化模式处于上升、鼎盛时期也是英才辈出，百花竞发的局面。诗骚迨至唐宋诗歌长期繁荣即是。如果某种文化模式的上升期与人类生活的经济周期、社会周期吻合，则更适于天才与伟业的出现。诗词到了元明清已步入老境，显出定型凝滞之态，虽不乏著名诗人与诗篇，比之唐宋来已带了山穷水尽的窘迫。原因是历代诗才已将这一模式的潜质几乎多数发掘出来，而走到了“水穷处”。杨振宁博士曾说，他曾看到几乎是同样的天才或有才能的人，有的大获成功，成就斐然，有的则默默无闻。原因在于有的选题在方兴未艾的领域；有的走进了再无一处荒野可供垦殖的地方。五四以来许多新诗人附庸风雅，却只能在律诗绝句中吃力蹒跚，即使有旷世之才自成高格，也只能是古典艺术的夕照。
阿瑞提还认为，“一个不公正、受限制、充满着惩罚或压迫的社会对创造力实际是一种刺激”，“伟大的罗马政治家与哲学家波伊修斯是在囚禁中写出名著《哲学的慰藉》”，“监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来说是太熟悉了。而放逐则被强加到西塞罗、奥维德、但丁和马克思——以及又是我们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这些伟大人物的头上。”《史记·太史公序》云“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讲的也是天才成长与逆境的关系。当代著名学者吕淑湘先生在其所译《文明与野蛮》重印后记中说：“极端的例子是为了某一种‘真理’而虐害无辜，像本出书第二十章里关于一七三七年瑞士的一个法庭迫害被诬为女巫的妇女的记事。前后半年里边，她经受种种酷刑——拿有钉的铁领套住她的脖子吊起来；拿热水烫；放在拉肢机上拉；用绳子把她吊起来，在底下挂上二百斤重的石头；用嫩树枝抽打——终于死在狗洞式的囚室里。这样的悲剧在欧洲继续到十八世纪，在我们这里则继续到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惨剧大概还要过些时才能看到详尽而翔实的记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部分人是别有用心，一部分人是不敢不跟着闹，可也有一部分人真是 坚决保卫他所认识的‘真理’的，令人叹息的正是这个。自然，中国的情形跟欧洲不完全相同，中国不曾有过那至高无上的教会，可是曾经有过至高无上的礼教，至今余威未息，还有因为妻子连生两个女儿而逼她自尽的事情。此外，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都曾经有过包括从皇帝到流氓头子的大大小小的君权，也还没有完全绝迹。我希望有心人把中国历史上由这些权威造成的种种惨无人道的事情汇集成书，使广大读者触目惊心，相约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出现。”动荡的十年是文学艺术高品位的矿藏，相信有不为一时轰动效应痴醉迷狂，不为商业效应而颠之倒之的大手笔将那一段非理性的日子写成令一切丑陋恶浊战栗的作品！
研究者还肯定宽松的环境、宽容的政策，有利于天才的成长。“必须要在许多水平上采取宽容态度。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必须对不同的观念、信仰、习惯、生活方式——无论是体现出原本的还是体现出歧义的——倾向给予认真考虑。”人类生活不仅是已然，更是未然，将然，应然。除了继承，更包括突破传统越出常规，进行全新综合，因此具有越轨思维、越轨想象的创造力是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保护的。进化论面世的艰难，印象派遭致的诟病，《尤利西斯》屡遭禁绝，帕斯捷尔纳克受冷遇，都表明一种超稳态的守成观念与兼容并包的襟怀其作用是不同的。
两种或多种文化矛盾互补，相互碰撞的情势是天才施展才能树立丰碑的绝对时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由于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相互结合极大地激发了成批天才巨大能量而形成的。未来会出现东西文化多种形式交流渗透的格局，必将有大才之人为人类开拓出文化艺术的新疆土。生物遗传工程将带来魔幻般的结果，东西汇通是天才与亿万人进行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艺术的基因工程，它将带来又一次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
以上情况并不能证明条件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正确，从而肯定高峰作品的产生是由于环境的主导的决定作用所致，也不为高尔顿绝对天才论帮忙，以及天才是魔法师：却有力地证明了偏于主体、天赋才能的两因论。如前所述，基因是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就要带有相互作用的两方的痕迹，具有与它们的关系的同构性。人的一生的生理心理复制，既有生命体自身的程序，同时包含了时刻不能或缺的环境编程，环境编程是相当宽泛的，包括从最好到最坏的可能条件，表现出这一程序的极大适应性、灵活性。如果程序规定得极其严格，要求范围极窄，人类便很难繁衍生息。但并不能因此说环境给了人以生命、以生理心理结构，以生老病死规律、以生命复制的全过程。群体进化表明，群体基因既有共同性又表现出个体差异性。其中包含了才能的类型与才能的等级，能力为人人基因所共有，天才则为少数人所秉持。这就是为什么同处可提供具有丰富重组可能的因子的客观环境下，只有天才才有卓尔不群的成就。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这个双向性也是先天预设的，遗传天赋的。不能因为某种较佳环境激发了天才的潜能使天才得以复现，便说环境时势造天才、文化造成了文艺等高线。而是作为整体生命基因的一分的天才基因对环境的规定中的最佳或较佳条件的出现，且与天才基因相契合，天才方得以复现。这便使人想起一种观点，说人的性格、才能、思想、心理全部为环境所决定，全部是文化的产物，把文学艺术完全看成是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是一种违背宇宙对立统一法则的哲学。把人视作一个被动受纳器，信息中转站，或者把人看成天生的空壳、集装箱。价值取向、审美尺度、艺术才能、创作个性，都是通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渠道由外界灌注、输入到作家艺术家头脑之中的。在他们那里，环境文化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唯独不问社会环境，文化从哪里来。不然便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陷入了无结果的无限循环之中。从前是上帝主宰一切，却又需信徒努力行善方能拿到天堂入场券，今天是铁的必然性主宰人生，却又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这主观能动性又是铁的必然性、社会规律性、最终是经济的起落赋予的。循环往复，颠来倒去，落到循环论证里去了。这是由于理论家们对自然科学、生物进化、遗传基因不屑一顾的结果。“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这番话揭示了自然与社会深刻内在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内在联系、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深刻内在联系，天才与“等高线”的深刻内在联系；找到了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天然过程，找到了生物与人类的因果关系，找到了生产工具，文化发生学的生物机理，找到了文学艺术的生理心理动力系统，找到了等高线作品产生的天赋原因。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秉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又说：“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看来认真的学术研究应当循此继进，找到自然人与社会人之桥，而不是隔断他们，把社会人的形成派给了不知其所由来的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找到自然人的开放性、主动性、找到自然人的天赋创造力，从而探明向社会人、向社会转化生成生理、路线；生物性的自然人在先，是因，社会人在后，是果。我们正是在这种转化生成的框架中寻求等高线一类作品产生机理的。尽管如此，也还是没有说清如下问题：同是天才，为什么科学家成果可被超越，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递进性，文学艺术平平之作发展模式与科学类似，有继承性。而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们彼此也许有年代、地域、样式等种种不同，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对社会环境、文化状态、政治倾向进而对经济的某种依赖，但它们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纵然有刚柔、虚实、浓淡的不同，却没有高下之分；它们艺术生命的独特性构成了它们彼此不可超越、替代的不可比性。原因在于科学成果可以形式化、量化，因而可被师学继承，等高线一类作品有可师学的一面，更有不可量化师学的一面，其因在于天纵之才的艺术才能是不可师学的。现代脑科学告诉我们，大脑既有标准程序，又有非标准程序。标准的可被量化，非标准的则不能被量化。非标准程序是人脑非常古老的深层结构功能。心灵中的这种不可道不可名的因素与环境、文化之不可道不可名的因素相作用便产生了文学艺术不可被超越的不可言论的魅力。
在人类生存的时间跨度内，人的遗传基因不可能有所增减或重新排列，因此在这个相对“短”的时限之内，天才创造力的非标准程序成了人的内在稳定因素。这种稳定性的外化便产生了人类历史中的非历史性存在：等高线式的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领域中的一些非历史性现象。当然这些非历史性因素常常同历史性因素结合在一起。文学艺术等高线是人类中那些天纵之才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人心中最高级的稳定因素之一所创造的历史中最高层次的稳定景观了。人脑是客观存在，天才也是客观存在，它能做些什么是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紧密相关的。在脑还没有走上新的进化路线或达到新的进化水平之时，文艺等高线都不能被突破，不能被超越。
责任编辑注：刘文波同志的《文艺随机性琐议》之一、之二、之三，请见本专题1995年第11期12页、20页、27页。